本书借助对史料的实证研究，致力于第一次分不同阶段系统地勾勒金融机构的迁移布局及其后续影响。金融机构不同于其他机构之处在于，金融行业本身的运作方式即具有流动性和远程性，所以其迁移的过程，除了“有形”的人员、设备、设施等的迁移之外，更内在的是“业务重心”的转移，也即金融机构不同于文化机构和工矿企业，有庞大的迁移与“运输”过程，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对金融布局的重新调整。抗战爆发前，主要金融机构，即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集中于以北京和上海等东部地区。抗战爆发后，各类性质与规模不同的金融机构转移的路线、方向、经过、目标也各不相同。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最初主要是向租界内转移，淞沪会战后，国家银行一部分经过国民政府的布局，总体随政府向南京、武汉、重庆方向内迁，另一部分则向香港转移，还有一部分则迁往上海市租界内继续营业；商业银行则大部分留在上海，小部分迁往重庆和香港；原省内的各地方银行大部分则随省政府辗转于省内。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才集中迁往重庆，大部分商业银行也开始往大后方转移，并大力发展在大后方的金融业务。
　　抗战时期，中国的金融中心最终迁移到重庆，整个的金融空间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四行二局”为核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迅速在西南、西北地区敷设和构建金融网络，并大力投资工业、农业等各业，促使大后方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迁，对支持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的，这些金融政策的负面效果，诸如对战后通胀的隐患等，也对西部地区影响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