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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社会流动的高速发展，加快了农民生活秩序的变迁。基于黔东北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市场发育的驱动下，农民传统的社会互助规范逐渐弱化，农民互助行为的发展性特征开始凸显。研究发现，以农产品商品化、劳动力资本化以及农资服务社会化为核心的市场发育机制共同推动了农民互助行为的变迁，其直接影响在于农民家庭的自主性得以强化，家庭积累能力显著增强。同时，市场发育所形塑的家庭生计模式转变与人口向外流动，不仅打破了村庄社会的封闭性面貌，还强化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价值。由此来看，市场发育驱动下的农民互助行为变迁还具有深远影响，它弱化了村庄内部的联结关系，但强化了农民行动的理性化，加速了家庭的现代转型过程。
关键词：农民互助;市场发育;家庭理性化;家庭的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5-0096-06
一、农民互助研究及思考
农民互助是农耕社会中的重要传统，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农民互助一般可以分为生产性互助和非生产性互助两种基本类型[1]，包含着婚丧礼仪、农业生产、资金融通以及安全防御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学界关于农民互助的研究较为丰富，总体上可以概述出以下三类研究：
一是功能范式下的互助研究，关注的是农民互助的内容、形式及其作用。学者指出，帮工习俗是农业社会广泛存在的生产、生活互助内容[2]，而人情互助是传统仪式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纽带[3]，这类传统的农民互助发挥着教化、规约和维系农村社会秩序的功能[4];也有学者考察了抽象的信任互助[5]及私人关系建构起的交换型互助的内容[6]，这些具有不对等社会交换特征的农民互助，同样具有社会联结的意义[7]。二是结构分析中的互助讨论，考察的是农民互助结构的维系与变迁过程。学者认为，交换道德构成了民间互助稳定的文化基础[8]，而村落互助合作则是社会维系的重要机制[9]，还有学者对村落社会互助行为的构造进行了剖析，解释了当前村庄互助行为异化的社会基础[10]。三是关系视野下的农民互助分析，主要探讨的是农民互助与村庄社会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正是乡村互助新旧变迁的历史演變过程形塑了农民现代的集体主义意识[11]。
既有研究为理解农民互助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丰富了对农村互助变迁的认识，但这些研究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多是在静态的、宏观视角下解读农民互助，忽略了农民互助在社会转型期的变迁特征及意义。其次在研究内容上，既有研究大多将农民互助作为一种客体化对象加以分析，尤其是农民互助变迁的研究忽视了农民在互助行动中的主体性，而农民对自身行动的主动调整对于家庭的现代转型有着重要意义。基于此，以黔东北山区X村的调研经验为基础，从家庭视角切入对农民互助变迁现象进行分析，试图呈现农村家庭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行为选择与动力，探讨互助变迁对整个家庭发展的意义及其对山区村庄社会关系的影响。
2018年4月，笔者一行5人在黔东北仡佬族侗族民族乡X村进行田野考察。X村[根据学术惯例，文中对具体人名、地名进行匿名化处理。]处在平均海拔880米的喀斯特山区，距县城约20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全村由9个自然村寨[自然村寨依地形而起，村寨内居住紧凑，每个寨子平均约20来户，基本为同一姓。]构成，有223户，共905人，主要聚居着仡佬族、侗族人口，农民主要种植水稻和玉米，普遍饲养猪、牛。2000年左右，村中年轻人开始大规模外出广东、浙江等地打工，到2004年，外出打工人口规模达到最高峰，近三四年大部分中年人陆续到建筑工地打工，外出务工的农民家庭年收入一般能达到6-10万，目前在村的人口主要是老年人、学生，中、青年人极少。除了与农户同吃同住，近距离观察农民日常生活与情绪情感表达外，笔者还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涵盖村干部、普通村民和村庄精英等，各类对象累计访谈32人次，访谈内容主要涉及村庄社会历史、农业、乡村治理、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及村庄社会关系等方面;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的调研方法并通过集体研讨，形成了对村庄社会的整体性认识。
二、黔东北地区农民互助的变迁过程及其特征
1.传统互助内容及其社会基础
在X村，两百多户农民分布在从高山坡地到河涧谷地的九个自然村寨中。当出现生活物资紧缺时，寨子内的村民往往互相借用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应急;而在家庭人员精力不足时，农户之间还互相帮忙照看老人和孩子;同时为了完成生产，相邻寨子通常互相借用耕牛、犁具、人力帮忙犁田、插秧和抢收，且在各类红白喜事操办上，主家通常也需要借助大量劳动力帮忙才能完成。比如，住在山顶坡寨的L姓妇女，二三十年前从外村嫁入本村时，她的嫁妆全是靠村里的青壮年轻劳动力帮忙，通过肩挑人扛走山路才得以搬运到新房。诸如此类重大事项的互助需要，也使村民对互助活动参与提出硬性要求，而农民的密切互动交流最终使村庄形成了广泛的人情交往圈。比如，居住在山腰侗寨六十多岁的T某，曾经最多时候走过一百多户人家的人情，几乎与村庄中所有的农户有人情来往。由此可见，传统农民互助活动贯穿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之中，且互助体系又通过广泛的人情交往而得以巩固，呈现出互助范围广且维系机制强的显著特征。
恶劣的自然条件、道路的不通达、村民维持生活的需要，再加上单个家庭能力的普遍不足，使得互助成为当地农民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手段，由此形成村寨中农民互动的重要形式。当地农民常言“大家靠寨子讨生活，凡事不想寨子行不得”，这样的思维“惯习”一直引导着农民的行动，最终形成了强有效的农民互助规范及传统。因此，在如此发达的社会互助体系中，农民结合成一种集体行动单位，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形成了一个自主的社会小世界[12];农民通过发达的互助体系保证家庭基本生活得以维持，同时也在广泛的互助共同体中实现了其自身行动的意义。 2.农民互助的现代变迁及其特征
自农民大规模外出打工开始，农民互助内容发生显著改变。首先是互助范围大为缩小，突出表现为村庄内农民互助空间缩小。传统互助活动的参与规模缩小至相邻两到三个村寨，乃至户邻之间;同时，农民过去形成的紧密互助系统逐渐被分割，结婚和丧事成为农民之间的主要互助事务。其次是互助规范明显弱化。一方面农民互助活动的参与自由度提高，另一方面村民对于不能遵守互助规范的行为表达出了极大的包容度。以X村小寨为例，2018年，寨内农民高某母亲生病去世，高某夫妇从外地返乡办理丧事，丧事前后持续三天，参加帮忙的主要是本寨及相邻村寨的在村劳动力，同寨子中因务工地点太远而来不及赶回帮忙的几户乡邻，最终得到了高家及其他村民的谅解;然而，如果是在十几年前，白事上不参与帮忙的村民，不仅会在村庄获得消极的舆论评价，更会被排斥在村庄交往圈之外。
实际上，在传统互助内容全面简化的同时，农民互助也衍生出了新的内容：
第一，消费借贷成为现今村庄中最为常见的互助内容，这类互助金额数额不大，往往在相对固定的关系圈内发生，周期短且借款频率高。以X村苗寨为例，寨子20多户农户之间，50%以上的农户之间有借贷关系，这类借钱基本用于生活应急消费，比如婴儿奶粉、药、粮食蔬菜等日用品购买等。一般而言，这些借款人除了在村从事农业生产外，其家庭当中还有一定的零工收入，因而具有一定的还款能力。
第二，货币成为最重要的互助媒介。相比传统时期的劳动力、日用品、生产工具等诸多互助媒介，现今农民互助的媒介实现了货币替代。比如，在村中互相帮忙干农活可以获得现金收入，男、女分别按100元每天、80元每天计算报酬;而在无法到场的人情场合，“微信红包”愈发成为农民普遍的参与方式。劳动力价值的精确计算以及人情往来中互助功能的剥离，使得传统农民互助中的捧场、帮忙以及亏欠关系逐渐淡化。
第三，传统互助关系发生转移延伸。农民在向外流动，尤其在务工过程中，互助传统延伸到村庄外部社会。以X村为例，农民外出珠三角地区进厂打工，集中于深圳和东莞等地，这些劳动力进厂的方式主要是依靠亲戚朋友互相介绍，且往往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在外打工生活;其中，坡寨有一位村民，现今35岁，中专肄业后在深圳打工，現在厂工作有十多年，其叔伯兄弟、乡邻皆在其帮忙介绍下进厂，他们都将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到打工地，并租住在同一个区域;在交替上早、中、晚班期间，几家人通常在接送、照看孩子、做饭等事务上互相帮忙。通过农民流动向外延伸的互助关系发展了农民互助传统，它以高度联结的熟人社会信任关系为基础，使得传统的互助关系发生空间转移。
总体上，农民互助行为的现代变迁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互助内容不再是直接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而是指向生活资料的购买力，后者成为实现家庭目标的媒介和手段;二是互助的目标不再是满足家庭的生存维系，而是服务于家庭的积累和发展。比如，在X村香寨，五十多岁的T某为了替女儿筹措资金做生意，在村内借钱，但村民听说是做生意都不愿意借，只有其两个兄弟侄儿才借出一万块钱来，最后他不得不向银行借了三万添给女儿。一般而言，在解决生存问题、办理红白事以及建房等大事上，农民往往通过互相出力、出钱周转帮忙;但生意投资则超出了传统农民互助的范畴，互助不得不依靠更强的社会关系，这就间接促使互助范围缩小至亲缘关系，甚至最终脱离村庄关系。不难发现，在农民互助的转变过程中，农民行动的个体性显著增强，且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更为突出;而在农民互助传统的空间延伸与互助目标转化中，家庭的积累能力得以提升。
三、市场发育：农民互助行为变迁的三重驱动力
农民是村庄互助实践的主体，在农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互助行为变迁是农民行动趋向于理性化的结果。在乡村现代化的经典研究语境中，工业化与生产方式变革直接影响着农村传统生产领域的现代变迁[13];其中，机械化大生产和现代交通运输往往是农村发展转型的主要动力，但由于文化滞后和区位差异，部分农村组织与农民行动基本保持着原有传统与韧性[14]。从调查来看，在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山区农村，经济发展转型是交通现代化过程中市场发育的结果。农民与市场距离的显著缩短，对农业生产、家庭生计模式以及农民社会交往等产生影响，其中，农民互助行为的变迁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与市场深度互动中农民有主体性的互动实践结果。
1.农产品商品化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互助交换的意义即在于维系社会功能的完整。闭塞的山区农村，农民通过劳作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并通过“种养结合”“生产互助”以及发展“庭院经济”的方式，维持着村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稳定格局。
20世纪90年代后期，同全国其他中西部农村相似，西南地区的青年劳动力亦开始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村庄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由此开始;而通村公路的修建和硬化则进一步打破村庄边界，农民的经济活动与外部市场产生更为紧密的关系。比如，X村内每年有200多户农户家养生猪，其中一半运送到村外市场，与此同时，近几年村里还陆续开起了便利商店，兴起了流动小贩的移动货车超市。
归结起来，市场从两个方面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生活。其一，农民生产的剩余农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同时农民有意识地按照市场需求和行情组织生产经营，包括灵活地调整种养规模、种养结构以及采用新的农业技术设备等。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小农逐渐成长为专门的经营大户，其生产交换行为与市场需求紧密联系。其二，农民也可以通过农产品市场满足需要，这得益于道路交通工具、农村市场环境及家庭经济条件的显著改善。在青壮年人口普遍外出打工的情况下，种不动田地及不愿再种田地的农民都可以更为方便地从市场购买到所需粮食和其他商品，这极大撼动了村庄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目标与互助行动的基础。农产品与市场距离改变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农产品市场化带来了农民生产行为的理性化，同时也使消费经济逐渐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 2.劳动力资本化
打工经济兴起之前的黔东北山区农村，农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生，其生产生活軌迹以家庭为核心，以村庄范围为主要边界。村内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几乎都靠农民相互之间的帮工、换工完成;其中，换工遵循着对等交换的原则，而帮工则呈现出不对等的亏欠逻辑。农民通过劳动力互助，实现了互惠交换，同时劳动力的提供与接纳亦存在明显不对等，但二者都实现了村庄社会关系的巩固。
近年来，X村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市场获得劳动力收入。一般而言，农民外出于珠三角进厂打工，每月工资可达六到八千，在本地建筑工地打工，日均工钱至少四百，而在村庄附近帮忙干农活，每天也能拿到八十到一百元的报酬。随着农民进一步走向本地乃至全国劳动力市场，村庄内部互惠与亏欠逻辑下的关系再生产正在发生改变。
劳动力的资本化通过劳动力的异地转移、非农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而充分表达，并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青壮年为主的劳动力较早并较多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实现异地非农就业;第二，以中年为主的劳动力先后进入本地非农劳动力市场;第三，以老年人为主的劳动力通过就近提供劳力而获取报酬。市场充分向农村地区敞开，同时也推动了农村的市场化进程，一方面非农产业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转移，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又给少数村庄留存的边缘劳动力提供了收入机会。农村劳动力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分层，进一步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资本化，而在这一发展趋势下，市场等价交换逐渐取代了传统劳动力互助中的互惠与亏欠。
3.农资服务社会化
在黔东北农村，喀斯特地貌上开垦出来的梯田和坡地，坡度大、地块小、细碎，且土壤涵水、蓄肥性较差，在这一地理环境下，农业机械化操作难度大、成本高，难以大范围推广使用，同时，农业生产还对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提出了更多要求。然而，大量优质劳动力的陆续向外转移使得单个家庭的农业生产难以有效完成，而村庄也难以组织提供有力的农事互助。
实际上在打工经济的背景下，农业生产几乎不再是农民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手段，而成为为家庭提供生活粮食储备和安全感的重要渠道。在村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力需求依然存在的情形下，市场刺激并催生了一批专门组织装备起来的劳力群体。近年来，X村组建起了一支配备有汽车和各种农用机器设备的劳力雇工队，专门在农忙时节帮本村及附近村民犁田、播种和收割，并从中收取费用。一般而言，机械化可以弥补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并提高生产效率，但在当地特殊的地形地貌环境下，机械化操作仍然需要劳动力辅助，人力与机械的合作成为现今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农村向市场逐渐打开的过程中，农资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积极运作，承接并解决了农业生产中诸多家庭一直难以单独解决的问题。
整体而言，交通与运输现代化加强了村庄与外部市场的互倚关系，市场化构成了现代性进村的重要内容。随着市场在农村持续扩张，农民的生活、生产将进一步摆脱原有狭小空间，参与市场的价值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粮食、家庭副产品以及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刺激，农民消费品以及农事生产服务的市场化供给，逐渐打破并替代了农民以紧密互助为基础的自给自足式生产经营模式，农民家庭与市场的结合更为紧密。
四、农民互助行为变迁中的家庭发展秩序与村庄社会关系
农民互助所构筑的集体行动根本上服务于村庄整体生活的需要，它将个人乃至于家庭联结于一个更强大的结构层次中，并在一个相对封闭、静态的村庄环境下协同行动、使用资源以及应对风险，由此形成一种自足、联结紧密而又稳定的村庄秩序。然而，伴随着人口流动和农民与市场的深度互动，农民以及农民家庭的生活目标得以重构，传统村庄互助无法有效满足农民的发展需要，而农民向村庄外部社会获取资源的过程，又形塑了新型的农民互助行为。在农民互助行为变迁过程中，农民的家庭发展愈发理性化，而村庄社会关联则日益松散。
1.市场、互助变迁与家庭发展秩序
相较传统时期，现今村庄农民家庭的生计选择更加多样，而越来越多年青家庭农民行动的自主性得以激发，这意味着互助行为发生的环境以及互助主体已经发生转变。首先，村庄从一个封闭自足的环境向开放的市场环境转变;其次，家庭自身实现了代际继替，大批成长在现代生活世界中的人成为家庭的主体。与此同时，在农村发展转型过程中村庄出现了各种新形式的互助现象，农民当下的互助行为透露着明显的理性化色彩，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对劳动事务及劳动力的价值认知上，还体现在人们对家庭劳动力的理性安排上。人或物的价值、时间或事件的精细化衡量，呈现出以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要素浸入村庄的样态。
在田野调查的经验语境中，现代性进村通过家庭得以延伸，在家庭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通过改造农民生活的道德世界从而改造了家庭和个人”[15]，农村家庭日益退缩至核心家庭层次，家庭私域性越来越明显，并且“农村家庭边界的固化逐步瓦解了村庄内部的公共性，个人乃至家庭逐渐退出村庄公共领域”[16]，表现为个体私人性的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逐渐退出传统的村庄互助体系是家庭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但在中国社会，“家庭并非一个完全‘私’的单位，家庭边界的弹性实际上是随着家庭内需求的转变而发生变化”[17]，因而农民互助的变迁亦与家庭内部需求紧密相关。
伴随着农村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农民获取资源的能力大为增强，基本生存维系不足以支撑家庭的目标，农民家庭发展的功能导向越来越凸显，尤其是年轻家庭，他们对家庭发展压力的感知更为突出，表现在其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和目标期待上。然而，为了扩大家庭积累并完成教育目标，农民愈益依赖于“家庭劳动力的策略化安排和最大化利用”[18]。家庭劳动力陆续离开村庄，快速而又大规模地进入市场并形成有效的家庭分工与联结。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农民互助不仅出现了内容简化与规范弱化，同时产生了空间延伸和形式转变，但也正是在互助行为的变迁过程中，农民家庭的发展能力进一步强化。 从农民互助与实现家庭目标的关系上讲，传统农民互助呈现出一种维持型特征，农民通过互助、协作弥补家庭基本生存能力不足，维持家庭的基本需要，而在互助變迁过程中，农民互助逐渐呈现出一种发展性特征，农民通过互助合作提升家庭积累空间和家庭生活水平。从黔东北的田野考察来看，当地农民互助行为的发展性特征越来越突出。
2.互助行为变迁下的村庄社会关系
农民互助形成并稳固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传统农业社会具有低度流动、稳定、同质、脆弱以及封闭的特点，而互助行动本身是一个社会交往的互动过程。传统农民互助的效用及维系在于，它在村庄当中构筑了一个以强关系为基础的稳定社会支持体系。然而，当农民向外流动且与市场社会产生联系时，农民家庭也将越来越多地建构起新的社会互动形式与关系网络。如此一来，传统农民互助的基础及结构逐渐被打破，传统互助行为形塑的村庄社会关系亦会随之弱化。
格兰洛维特在其研究中指出，弱关系在经济生活中更有优势;而边燕杰则指出，在中国社会，强关系在经济生活中作用更大。显然二人都关注到社会关系嵌入进经济体系中的影响;但其在行动者实现经济目标中发挥的功效及维系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维持的基础往往是规范、价值与情感，而对于后者，纯粹的目的理性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羁绊。由此来看，传统农民互助行为实际上是强关系下的社会关系建构，它依托于互助共同体的生存规范，但当下互助共同体的生存规范已经让位于农民家庭自身的发展秩序，互助在村庄社会的约束力与影响力变弱，传统互助体系形成的社会联结弱化。
务工潮兴起后，对于普通农户而言，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外出务工，中年劳动力农忙以及办理红白事时回村帮忙，年轻人几乎不再参与村庄的公共互助事务，老人、小孩、劳动力贫弱者构成留守在村的主力，家庭成员共同向市场流动愈益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市场化程度更高、村庄流动性更强，农民的发展目标将更为普遍，农民家庭生产、生活实践的理性化将会进一步加强，农民在互助关系的进入和退出上，将呈现出更强的主动性与自由度，那么农民与村庄的互动关系势必将发生转型，这对村庄社会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联结农民的道德、情感关系与规范将进一步弱化，甚至被替代，山区的村庄共同体社会将面临解体，而其社会联结程度将愈益原子化。
五、结语
当传统意义上结构封闭、稳定的村庄逐渐消失且村庄愈发开放、流动，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现代性要素席卷村庄并推动了农民行动的理性化，其生产与生活一体化格局迅速被打破并相互剥离。农民生产能力的提升直接降低了对村庄内部资源的依赖度，从而降低了通过互助实现资源调配和整合的要求。其中，家庭逐渐从村庄集体行动单位中挣脱，农民行动逐渐转变为一种策略性的、基于家庭发展需要的弹性行动。家庭成员在村庄集体行动上的弹性化参与和理性化组织稀释了传统农民互助的社会意义，而家庭参与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则将进一步刺激农民走向市场。市场发育不仅冲破了村庄的封闭性，还充分激发了农民家庭的主体价值。市场通过提供多种获取资源的渠道弱化了农民对于传统农民互助的需求和依赖，同时在市场的激励下，农民开始对家庭行动主动进行策略化地调整，从而形成新的农民互助关系与形式。由此可以认为，农民互助行为模式的建构根本上源于农民家庭的需要。黔东北X村的经验表明，在农民互助行为的变迁中，市场发育弱化了村庄社会关系，但也强化了农民家庭理性，推动了农民家庭转型，为认识农民互助行为变迁提供了具体案例。
农村现代化呈现出必然之势。从现实经验看，现代化实践的路径不是直接对接个人，而是通过家庭的现代化实现的，而农民家庭变迁关乎家庭自身也关乎每个成员，更关乎由家庭单元构成的村庄社会。从这一层面上思考家庭现代化对于农村现代转型的意义在于，家庭发展功能的激活能够提升农民家庭整体的活力，改变农村社区整体贫困面貌，促使贫困地区农村实现自我增能。村庄内部所形成的地缘关系系统仍在一些公共互助事务上发挥作用，但是，随着市场化和家庭理性化的进一步深化，传统农民互助规范将越来越弱，农民家庭之间构筑起的去地缘化社会支持关系将进一步分化村庄的互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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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勤美）
收稿日期：2021-04-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18CZZ037）。
作者简介：
邱 婷，女，湖北黄冈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
关键词：农民互助;市场发育;家庭理性化;家庭的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5-0096-06
一、农民互助研究及思考
农民互助是农耕社会中的重要传统，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农民互助一般可以分为生产性互助和非生产性互助两种基本类型[1]，包含着婚丧礼仪、农业生产、资金融通以及安全防御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学界关于农民互助的研究较为丰富，总体上可以概述出以下三类研究：
一是功能范式下的互助研究，关注的是农民互助的内容、形式及其作用。学者指出，帮工习俗是农业社会广泛存在的生产、生活互助内容[2]，而人情互助是传统仪式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纽带[3]，这类传统的农民互助发挥着教化、规约和维系农村社会秩序的功能[4];也有学者考察了抽象的信任互助[5]及私人关系建构起的交换型互助的内容[6]，这些具有不对等社会交换特征的农民互助，同样具有社会联结的意义[7]。二是结构分析中的互助讨论，考察的是农民互助结构的维系与变迁过程。学者认为，交换道德构成了民间互助稳定的文化基础[8]，而村落互助合作则是社会维系的重要机制[9]，还有学者对村落社会互助行为的构造进行了剖析，解释了当前村庄互助行为异化的社会基础[10]。三是关系视野下的农民互助分析，主要探讨的是农民互助与村庄社会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正是乡村互助新旧变迁的历史演變过程形塑了农民现代的集体主义意识[11]。
既有研究为理解农民互助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丰富了对农村互助变迁的认识，但这些研究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多是在静态的、宏观视角下解读农民互助，忽略了农民互助在社会转型期的变迁特征及意义。其次在研究内容上，既有研究大多将农民互助作为一种客体化对象加以分析，尤其是农民互助变迁的研究忽视了农民在互助行动中的主体性，而农民对自身行动的主动调整对于家庭的现代转型有着重要意义。基于此，以黔东北山区X村的调研经验为基础，从家庭视角切入对农民互助变迁现象进行分析，试图呈现农村家庭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行为选择与动力，探讨互助变迁对整个家庭发展的意义及其对山区村庄社会关系的影响。
2018年4月，笔者一行5人在黔东北仡佬族侗族民族乡X村进行田野考察。X村[根据学术惯例，文中对具体人名、地名进行匿名化处理。]处在平均海拔880米的喀斯特山区，距县城约20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全村由9个自然村寨[自然村寨依地形而起，村寨内居住紧凑，每个寨子平均约20来户，基本为同一姓。]构成，有223户，共905人，主要聚居着仡佬族、侗族人口，农民主要种植水稻和玉米，普遍饲养猪、牛。2000年左右，村中年轻人开始大规模外出广东、浙江等地打工，到2004年，外出打工人口规模达到最高峰，近三四年大部分中年人陆续到建筑工地打工，外出务工的农民家庭年收入一般能达到6-10万，目前在村的人口主要是老年人、学生，中、青年人极少。除了与农户同吃同住，近距离观察农民日常生活与情绪情感表达外，笔者还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涵盖村干部、普通村民和村庄精英等，各类对象累计访谈32人次，访谈内容主要涉及村庄社会历史、农业、乡村治理、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及村庄社会关系等方面;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的调研方法并通过集体研讨，形成了对村庄社会的整体性认识。
二、黔东北地区农民互助的变迁过程及其特征
1.传统互助内容及其社会基础
在X村，两百多户农民分布在从高山坡地到河涧谷地的九个自然村寨中。当出现生活物资紧缺时，寨子内的村民往往互相借用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应急;而在家庭人员精力不足时，农户之间还互相帮忙照看老人和孩子;同时为了完成生产，相邻寨子通常互相借用耕牛、犁具、人力帮忙犁田、插秧和抢收，且在各类红白喜事操办上，主家通常也需要借助大量劳动力帮忙才能完成。比如，住在山顶坡寨的L姓妇女，二三十年前从外村嫁入本村时，她的嫁妆全是靠村里的青壮年轻劳动力帮忙，通过肩挑人扛走山路才得以搬运到新房。诸如此类重大事项的互助需要，也使村民对互助活动参与提出硬性要求，而农民的密切互动交流最终使村庄形成了广泛的人情交往圈。比如，居住在山腰侗寨六十多岁的T某，曾经最多时候走过一百多户人家的人情，几乎与村庄中所有的农户有人情来往。由此可见，传统农民互助活动贯穿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之中，且互助体系又通过广泛的人情交往而得以巩固，呈现出互助范围广且维系机制强的显著特征。
恶劣的自然条件、道路的不通达、村民维持生活的需要，再加上单个家庭能力的普遍不足，使得互助成为当地农民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手段，由此形成村寨中农民互动的重要形式。当地农民常言“大家靠寨子讨生活，凡事不想寨子行不得”，这样的思维“惯习”一直引导着农民的行动，最终形成了强有效的农民互助规范及传统。因此，在如此发达的社会互助体系中，农民结合成一种集体行动单位，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形成了一个自主的社会小世界[12];农民通过发达的互助体系保证家庭基本生活得以维持，同时也在广泛的互助共同体中实现了其自身行动的意义。 2.农民互助的现代变迁及其特征
自农民大规模外出打工开始，农民互助内容发生显著改变。首先是互助范围大为缩小，突出表现为村庄内农民互助空间缩小。传统互助活动的参与规模缩小至相邻两到三个村寨，乃至户邻之间;同时，农民过去形成的紧密互助系统逐渐被分割，结婚和丧事成为农民之间的主要互助事务。其次是互助规范明显弱化。一方面农民互助活动的参与自由度提高，另一方面村民对于不能遵守互助规范的行为表达出了极大的包容度。以X村小寨为例，2018年，寨内农民高某母亲生病去世，高某夫妇从外地返乡办理丧事，丧事前后持续三天，参加帮忙的主要是本寨及相邻村寨的在村劳动力，同寨子中因务工地点太远而来不及赶回帮忙的几户乡邻，最终得到了高家及其他村民的谅解;然而，如果是在十几年前，白事上不参与帮忙的村民，不仅会在村庄获得消极的舆论评价，更会被排斥在村庄交往圈之外。
实际上，在传统互助内容全面简化的同时，农民互助也衍生出了新的内容：
第一，消费借贷成为现今村庄中最为常见的互助内容，这类互助金额数额不大，往往在相对固定的关系圈内发生，周期短且借款频率高。以X村苗寨为例，寨子20多户农户之间，50%以上的农户之间有借贷关系，这类借钱基本用于生活应急消费，比如婴儿奶粉、药、粮食蔬菜等日用品购买等。一般而言，这些借款人除了在村从事农业生产外，其家庭当中还有一定的零工收入，因而具有一定的还款能力。
第二，货币成为最重要的互助媒介。相比传统时期的劳动力、日用品、生产工具等诸多互助媒介，现今农民互助的媒介实现了货币替代。比如，在村中互相帮忙干农活可以获得现金收入，男、女分别按100元每天、80元每天计算报酬;而在无法到场的人情场合，“微信红包”愈发成为农民普遍的参与方式。劳动力价值的精确计算以及人情往来中互助功能的剥离，使得传统农民互助中的捧场、帮忙以及亏欠关系逐渐淡化。
第三，传统互助关系发生转移延伸。农民在向外流动，尤其在务工过程中，互助传统延伸到村庄外部社会。以X村为例，农民外出珠三角地区进厂打工，集中于深圳和东莞等地，这些劳动力进厂的方式主要是依靠亲戚朋友互相介绍，且往往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在外打工生活;其中，坡寨有一位村民，现今35岁，中专肄业后在深圳打工，現在厂工作有十多年，其叔伯兄弟、乡邻皆在其帮忙介绍下进厂，他们都将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到打工地，并租住在同一个区域;在交替上早、中、晚班期间，几家人通常在接送、照看孩子、做饭等事务上互相帮忙。通过农民流动向外延伸的互助关系发展了农民互助传统，它以高度联结的熟人社会信任关系为基础，使得传统的互助关系发生空间转移。
总体上，农民互助行为的现代变迁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互助内容不再是直接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而是指向生活资料的购买力，后者成为实现家庭目标的媒介和手段;二是互助的目标不再是满足家庭的生存维系，而是服务于家庭的积累和发展。比如，在X村香寨，五十多岁的T某为了替女儿筹措资金做生意，在村内借钱，但村民听说是做生意都不愿意借，只有其两个兄弟侄儿才借出一万块钱来，最后他不得不向银行借了三万添给女儿。一般而言，在解决生存问题、办理红白事以及建房等大事上，农民往往通过互相出力、出钱周转帮忙;但生意投资则超出了传统农民互助的范畴，互助不得不依靠更强的社会关系，这就间接促使互助范围缩小至亲缘关系，甚至最终脱离村庄关系。不难发现，在农民互助的转变过程中，农民行动的个体性显著增强，且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更为突出;而在农民互助传统的空间延伸与互助目标转化中，家庭的积累能力得以提升。
三、市场发育：农民互助行为变迁的三重驱动力
农民是村庄互助实践的主体，在农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互助行为变迁是农民行动趋向于理性化的结果。在乡村现代化的经典研究语境中，工业化与生产方式变革直接影响着农村传统生产领域的现代变迁[13];其中，机械化大生产和现代交通运输往往是农村发展转型的主要动力，但由于文化滞后和区位差异，部分农村组织与农民行动基本保持着原有传统与韧性[14]。从调查来看，在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山区农村，经济发展转型是交通现代化过程中市场发育的结果。农民与市场距离的显著缩短，对农业生产、家庭生计模式以及农民社会交往等产生影响，其中，农民互助行为的变迁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与市场深度互动中农民有主体性的互动实践结果。
1.农产品商品化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互助交换的意义即在于维系社会功能的完整。闭塞的山区农村，农民通过劳作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并通过“种养结合”“生产互助”以及发展“庭院经济”的方式，维持着村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稳定格局。
20世纪90年代后期，同全国其他中西部农村相似，西南地区的青年劳动力亦开始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村庄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由此开始;而通村公路的修建和硬化则进一步打破村庄边界，农民的经济活动与外部市场产生更为紧密的关系。比如，X村内每年有200多户农户家养生猪，其中一半运送到村外市场，与此同时，近几年村里还陆续开起了便利商店，兴起了流动小贩的移动货车超市。
归结起来，市场从两个方面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生活。其一，农民生产的剩余农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同时农民有意识地按照市场需求和行情组织生产经营，包括灵活地调整种养规模、种养结构以及采用新的农业技术设备等。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小农逐渐成长为专门的经营大户，其生产交换行为与市场需求紧密联系。其二，农民也可以通过农产品市场满足需要，这得益于道路交通工具、农村市场环境及家庭经济条件的显著改善。在青壮年人口普遍外出打工的情况下，种不动田地及不愿再种田地的农民都可以更为方便地从市场购买到所需粮食和其他商品，这极大撼动了村庄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目标与互助行动的基础。农产品与市场距离改变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农产品市场化带来了农民生产行为的理性化，同时也使消费经济逐渐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 2.劳动力资本化
打工经济兴起之前的黔东北山区农村，农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生，其生产生活軌迹以家庭为核心，以村庄范围为主要边界。村内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几乎都靠农民相互之间的帮工、换工完成;其中，换工遵循着对等交换的原则，而帮工则呈现出不对等的亏欠逻辑。农民通过劳动力互助，实现了互惠交换，同时劳动力的提供与接纳亦存在明显不对等，但二者都实现了村庄社会关系的巩固。
近年来，X村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市场获得劳动力收入。一般而言，农民外出于珠三角进厂打工，每月工资可达六到八千，在本地建筑工地打工，日均工钱至少四百，而在村庄附近帮忙干农活，每天也能拿到八十到一百元的报酬。随着农民进一步走向本地乃至全国劳动力市场，村庄内部互惠与亏欠逻辑下的关系再生产正在发生改变。
劳动力的资本化通过劳动力的异地转移、非农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而充分表达，并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青壮年为主的劳动力较早并较多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实现异地非农就业;第二，以中年为主的劳动力先后进入本地非农劳动力市场;第三，以老年人为主的劳动力通过就近提供劳力而获取报酬。市场充分向农村地区敞开，同时也推动了农村的市场化进程，一方面非农产业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转移，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又给少数村庄留存的边缘劳动力提供了收入机会。农村劳动力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分层，进一步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资本化，而在这一发展趋势下，市场等价交换逐渐取代了传统劳动力互助中的互惠与亏欠。
3.农资服务社会化
在黔东北农村，喀斯特地貌上开垦出来的梯田和坡地，坡度大、地块小、细碎，且土壤涵水、蓄肥性较差，在这一地理环境下，农业机械化操作难度大、成本高，难以大范围推广使用，同时，农业生产还对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提出了更多要求。然而，大量优质劳动力的陆续向外转移使得单个家庭的农业生产难以有效完成，而村庄也难以组织提供有力的农事互助。
实际上在打工经济的背景下，农业生产几乎不再是农民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手段，而成为为家庭提供生活粮食储备和安全感的重要渠道。在村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力需求依然存在的情形下，市场刺激并催生了一批专门组织装备起来的劳力群体。近年来，X村组建起了一支配备有汽车和各种农用机器设备的劳力雇工队，专门在农忙时节帮本村及附近村民犁田、播种和收割，并从中收取费用。一般而言，机械化可以弥补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并提高生产效率，但在当地特殊的地形地貌环境下，机械化操作仍然需要劳动力辅助，人力与机械的合作成为现今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农村向市场逐渐打开的过程中，农资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积极运作，承接并解决了农业生产中诸多家庭一直难以单独解决的问题。
整体而言，交通与运输现代化加强了村庄与外部市场的互倚关系，市场化构成了现代性进村的重要内容。随着市场在农村持续扩张，农民的生活、生产将进一步摆脱原有狭小空间，参与市场的价值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粮食、家庭副产品以及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刺激，农民消费品以及农事生产服务的市场化供给，逐渐打破并替代了农民以紧密互助为基础的自给自足式生产经营模式，农民家庭与市场的结合更为紧密。
四、农民互助行为变迁中的家庭发展秩序与村庄社会关系
农民互助所构筑的集体行动根本上服务于村庄整体生活的需要，它将个人乃至于家庭联结于一个更强大的结构层次中，并在一个相对封闭、静态的村庄环境下协同行动、使用资源以及应对风险，由此形成一种自足、联结紧密而又稳定的村庄秩序。然而，伴随着人口流动和农民与市场的深度互动，农民以及农民家庭的生活目标得以重构，传统村庄互助无法有效满足农民的发展需要，而农民向村庄外部社会获取资源的过程，又形塑了新型的农民互助行为。在农民互助行为变迁过程中，农民的家庭发展愈发理性化，而村庄社会关联则日益松散。
1.市场、互助变迁与家庭发展秩序
相较传统时期，现今村庄农民家庭的生计选择更加多样，而越来越多年青家庭农民行动的自主性得以激发，这意味着互助行为发生的环境以及互助主体已经发生转变。首先，村庄从一个封闭自足的环境向开放的市场环境转变;其次，家庭自身实现了代际继替，大批成长在现代生活世界中的人成为家庭的主体。与此同时，在农村发展转型过程中村庄出现了各种新形式的互助现象，农民当下的互助行为透露着明显的理性化色彩，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对劳动事务及劳动力的价值认知上，还体现在人们对家庭劳动力的理性安排上。人或物的价值、时间或事件的精细化衡量，呈现出以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要素浸入村庄的样态。
在田野调查的经验语境中，现代性进村通过家庭得以延伸，在家庭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通过改造农民生活的道德世界从而改造了家庭和个人”[15]，农村家庭日益退缩至核心家庭层次，家庭私域性越来越明显，并且“农村家庭边界的固化逐步瓦解了村庄内部的公共性，个人乃至家庭逐渐退出村庄公共领域”[16]，表现为个体私人性的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逐渐退出传统的村庄互助体系是家庭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但在中国社会，“家庭并非一个完全‘私’的单位，家庭边界的弹性实际上是随着家庭内需求的转变而发生变化”[17]，因而农民互助的变迁亦与家庭内部需求紧密相关。
伴随着农村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农民获取资源的能力大为增强，基本生存维系不足以支撑家庭的目标，农民家庭发展的功能导向越来越凸显，尤其是年轻家庭，他们对家庭发展压力的感知更为突出，表现在其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和目标期待上。然而，为了扩大家庭积累并完成教育目标，农民愈益依赖于“家庭劳动力的策略化安排和最大化利用”[18]。家庭劳动力陆续离开村庄，快速而又大规模地进入市场并形成有效的家庭分工与联结。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农民互助不仅出现了内容简化与规范弱化，同时产生了空间延伸和形式转变，但也正是在互助行为的变迁过程中，农民家庭的发展能力进一步强化。 从农民互助与实现家庭目标的关系上讲，传统农民互助呈现出一种维持型特征，农民通过互助、协作弥补家庭基本生存能力不足，维持家庭的基本需要，而在互助變迁过程中，农民互助逐渐呈现出一种发展性特征，农民通过互助合作提升家庭积累空间和家庭生活水平。从黔东北的田野考察来看，当地农民互助行为的发展性特征越来越突出。
2.互助行为变迁下的村庄社会关系
农民互助形成并稳固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传统农业社会具有低度流动、稳定、同质、脆弱以及封闭的特点，而互助行动本身是一个社会交往的互动过程。传统农民互助的效用及维系在于，它在村庄当中构筑了一个以强关系为基础的稳定社会支持体系。然而，当农民向外流动且与市场社会产生联系时，农民家庭也将越来越多地建构起新的社会互动形式与关系网络。如此一来，传统农民互助的基础及结构逐渐被打破，传统互助行为形塑的村庄社会关系亦会随之弱化。
格兰洛维特在其研究中指出，弱关系在经济生活中更有优势;而边燕杰则指出，在中国社会，强关系在经济生活中作用更大。显然二人都关注到社会关系嵌入进经济体系中的影响;但其在行动者实现经济目标中发挥的功效及维系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维持的基础往往是规范、价值与情感，而对于后者，纯粹的目的理性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羁绊。由此来看，传统农民互助行为实际上是强关系下的社会关系建构，它依托于互助共同体的生存规范，但当下互助共同体的生存规范已经让位于农民家庭自身的发展秩序，互助在村庄社会的约束力与影响力变弱，传统互助体系形成的社会联结弱化。
务工潮兴起后，对于普通农户而言，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外出务工，中年劳动力农忙以及办理红白事时回村帮忙，年轻人几乎不再参与村庄的公共互助事务，老人、小孩、劳动力贫弱者构成留守在村的主力，家庭成员共同向市场流动愈益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市场化程度更高、村庄流动性更强，农民的发展目标将更为普遍，农民家庭生产、生活实践的理性化将会进一步加强，农民在互助关系的进入和退出上，将呈现出更强的主动性与自由度，那么农民与村庄的互动关系势必将发生转型，这对村庄社会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联结农民的道德、情感关系与规范将进一步弱化，甚至被替代，山区的村庄共同体社会将面临解体，而其社会联结程度将愈益原子化。
五、结语
当传统意义上结构封闭、稳定的村庄逐渐消失且村庄愈发开放、流动，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现代性要素席卷村庄并推动了农民行动的理性化，其生产与生活一体化格局迅速被打破并相互剥离。农民生产能力的提升直接降低了对村庄内部资源的依赖度，从而降低了通过互助实现资源调配和整合的要求。其中，家庭逐渐从村庄集体行动单位中挣脱，农民行动逐渐转变为一种策略性的、基于家庭发展需要的弹性行动。家庭成员在村庄集体行动上的弹性化参与和理性化组织稀释了传统农民互助的社会意义，而家庭参与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则将进一步刺激农民走向市场。市场发育不仅冲破了村庄的封闭性，还充分激发了农民家庭的主体价值。市场通过提供多种获取资源的渠道弱化了农民对于传统农民互助的需求和依赖，同时在市场的激励下，农民开始对家庭行动主动进行策略化地调整，从而形成新的农民互助关系与形式。由此可以认为，农民互助行为模式的建构根本上源于农民家庭的需要。黔东北X村的经验表明，在农民互助行为的变迁中，市场发育弱化了村庄社会关系，但也强化了农民家庭理性，推动了农民家庭转型，为认识农民互助行为变迁提供了具体案例。
农村现代化呈现出必然之势。从现实经验看，现代化实践的路径不是直接对接个人，而是通过家庭的现代化实现的，而农民家庭变迁关乎家庭自身也关乎每个成员，更关乎由家庭单元构成的村庄社会。从这一层面上思考家庭现代化对于农村现代转型的意义在于，家庭发展功能的激活能够提升农民家庭整体的活力，改变农村社区整体贫困面貌，促使贫困地区农村实现自我增能。村庄内部所形成的地缘关系系统仍在一些公共互助事务上发挥作用，但是，随着市场化和家庭理性化的进一步深化，传统农民互助规范将越来越弱，农民家庭之间构筑起的去地缘化社会支持关系将进一步分化村庄的互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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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勤美）
收稿日期：2021-04-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18CZZ037）。
作者简介：
邱 婷，女，湖北黄冈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