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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约成书于清朝顺治年间。它假托明正统至成化年间的背景，叙述了一个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用佛教法力无边、无所不在的因果报应作纽带，旨在维护封建纲常，宣扬因果报应，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此书主要用山东方言写成，人物形形色色，其称谓也不尽相同，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称谓系统。
称谓是人们之间相互称呼的一套名称，是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际关系中身份角色的称呼。它反映着一定社会文化或者语言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结合语料对其称谓统一作初步的分析。
一、排行称谓
排行称谓是《醒世姻缘传》中一大特色。它指能够体现行辈或长幼顺序的一种人际称谓，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中是很常见的。关于“排行”，《汉语大词典》中有这样两种解释：一是指兄弟姐妹依长幼排列的次序。如宋·周辉《清波杂志》：“子弟见父执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礼，呼以排行。”二是指古人起名时用同一个字或者同一偏旁的字表示行辈，如清·顾炎武《日知录·排行》：“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单名以偏旁为排行。”[1]
在《醒世姻缘传》中排行称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名字中体现出同辈之间的关联，进而区分出行辈或长幼顺序[2]。这种排行称谓主要见于人名中，是在命名时用事先确定的排行字来表示辈份。即如果名字取双字，则名中上字或者下字相同；如取单字，则字中一般共用一个偏旁。单字形式如《红楼梦》中的贾代儒、贾代修为“代”字辈，贾敕、贾效、贾敦、贾赦、贾政为“文”字辈，贾珍、贾琏、贾珩、贾琛、贾宝玉等为“玉”字辈。但这种形式在《醒世姻缘传》中没有出现，双字形式的称谓出现频率最高，体现出行辈间用字的联系。例如：[3]
（1）谁想天也不肯负他的美意，二十岁上，便就生了一个儿子……长子八岁，名希白；次子六岁，名希裕。（《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三回）
（2）一个李尚书名字叫是李景让，两个弟弟：一个叫是李景温，一个叫是李景庄。（第三十四回）
（3）薛如卞薛如兼都公服承马，送他姐姐。（第三十七回）
（4）紧邻有个厨子，名唤刘恭……三个儿子大的叫是刘智海，第二的是刘智江，第三的是刘智河。（第五十一回）
（5）谁知好人不长寿，这晁近仁刚刚活到四十九岁，得了个暴病身亡。那晁为仁是他的嫡堂之弟……（第五十一回）
可见，亲兄弟之间名中多同用一字表示辈份和相互之间的关联，如（1）、（2）、（3）、（4）。同时也可看出兄弟间长幼的顺序，如（4）中三兄弟名字中同用一个“智”字表现他们之间的关联，又用“海、江、河”相配，从这三者范围的大小来体现兄弟间的长幼顺序。另外，同宗兄弟也多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之间的“行排”，如（5）中，同祖兄弟名中皆有一个“仁”字。
《醒世姻缘传》中的另一类称谓即用数字来表明排行的称谓。这类称谓直观地把长幼顺序表示了出来。此种用法最早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在唐宋时期，这类称谓已非常多见。如：伟大的诗人李白被称为“李十二”，杜甫被称为“杜二”。这种“姓氏＋序数词”的用法在文中颇为常见，例如：[3]
（1）再说武城县里有一人，姓程，名谟，排行第三，原是市井人氏。弟兄六个，程大程二俱早年亡故，止剩兄弟四人。（第五十一回）
（2）大家告坐席上，俱让狄婆子首坐。他因身上有病，……，崔三姨二席。（第五十四回）
（3）这童一品恐怕别人搀了他的生意，学了他的手段，不肯别招徒弟，从小只带了儿子童有闫帮助。童有闫总里排行叫是童七。（第七十回）
这种称谓简洁通俗地把排行表示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姓氏）＋词头＋序数词”的用法，也是其称谓的一大特点，如：（3）
（1）晁思才道：“这贼老婆！……，我晁老七有本事拿他回来！都在我身上！……”。（第五十三回）
（2）晁思才从二三十步以外看得真切，吆喝一声，说道：“拐带了人的老婆那走！”郭氏说道：“俺家晁老七来了。”（第五十三回）
（3）不料，晁夫人就信以为真，回说：“老七，你终是有年纪老练的人，可不这天爷近来更矮，汤汤儿就是现报。”（第五十四回）
晁思才在家族中排行第七，所以被称为晁老七或老七。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这类排行称谓不仅可以用于自称和面称，如例（1）、（3），也可以用于背称，如例（2）。这种用法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如“老大、老二、孔老二”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排行，《醒世姻缘传》中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排行称谓即“第＋数词＋的”构成词组来称呼他人。例如：[3]
龙氏又跑到薛如兼窗下说道：“呃！第三的，你姐姐休回家来了，你还不出来看看哩（第七十三回）。
“第三的”指称薛如兼，因他在兄妹中排行第三，故被叫做“第三的”。这种用法比较独特，在以前的小说中十分少见。
排行称谓是古代封建宗族制的产物，古代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往往几代人居住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家庭结构，也就产生了“排行”。随着封建宗族制的解体、家族观念的弱化，这种排行现今仅限于兄弟之间，甚至趋于消失。
二、职务、职业称谓
受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官本位观念十分突出，表现在称谓中就会突出“官位”和“职务”，所以汉语称谓中有一大特点就是偏好职务等身份称谓，而且分得比较细，流行称长不称副，或把职业、职称往高处说。《醒世姻缘传》中有关官职的称谓使用非常普遍，多为“姓氏＋官职”的结构。例如：[3]
（1）县官说：“……一个宗举人是他的门人……往往叫人与宗举人寻闹……”（第三十九回）
（2）吴推官问道：“狄经历或是就东，或是就西？不东不西，茫无定位，却是何故？”（第九十一回）
这类官职称谓的普遍使用一方面反映了汉民族文化的特质，即官职文化的早熟与发达，另一方面又从侧面反映出了官职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深入的影响。
另外《醒世姻缘传》中还有一种专有职业称谓，即对称呼对象职业的定位。例如：[3]
（1）小和尚拿着他奶母子的一只鞋，飞也似的跑了来。奶子跻着一只脚，割蹬着赶。晁夫人说：“你是怎么了？”奶子说：“我刚到那里缠缠脚，哥哥拿着我一只鞋跑了来了。”（第三十六回）
（2）新城县里有一个大家，他上世的时候，凡是生下儿女，雇了奶子看养。那大人家深宅大院，如海一般；那奶母抱着娃娃，怎得出到外面？（第三十六回）
（3）任德前禀道：“童银匠的娘子儿，他不知那里打听说太太救了他汉子的打，他敬来替太太磕头，要见太太哩。”（第七十一回）
（4）于是杨太医心内绝不寻源问病，碌碌动只想如此歪念头，正似吊桶般一上一下的思量。（第二回）
这类职业称谓多用于非官职人员，代表了中下层阶级的身份和地位，也多含有地位低下的意味。如（1）、（2）称呼奶娘为奶子，从这两例的描述中可见一个含有责备意味的询问，一个没有自由的“囚禁”，一定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他们下层的社会地位。
语言与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外表，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作为语言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称谓语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醒世姻缘传》中称谓语的使用大致可以分为排行称谓和职务、职业称谓这两种特色称谓，这些称谓反映出封建社会世风浅薄、官官相维、以强凌弱的社会现实，也反映出作者借助文学语言宣扬因果报应，以期人人向善、社会安定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罗竹风.汉语大词典[Z].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2]谢燕琳.《歧路灯》中的排行称谓[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
[3]西周生.醒世姻缘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0.
（王平平，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称谓是人们之间相互称呼的一套名称，是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际关系中身份角色的称呼。它反映着一定社会文化或者语言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结合语料对其称谓统一作初步的分析。
一、排行称谓
排行称谓是《醒世姻缘传》中一大特色。它指能够体现行辈或长幼顺序的一种人际称谓，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中是很常见的。关于“排行”，《汉语大词典》中有这样两种解释：一是指兄弟姐妹依长幼排列的次序。如宋·周辉《清波杂志》：“子弟见父执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礼，呼以排行。”二是指古人起名时用同一个字或者同一偏旁的字表示行辈，如清·顾炎武《日知录·排行》：“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单名以偏旁为排行。”[1]
在《醒世姻缘传》中排行称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名字中体现出同辈之间的关联，进而区分出行辈或长幼顺序[2]。这种排行称谓主要见于人名中，是在命名时用事先确定的排行字来表示辈份。即如果名字取双字，则名中上字或者下字相同；如取单字，则字中一般共用一个偏旁。单字形式如《红楼梦》中的贾代儒、贾代修为“代”字辈，贾敕、贾效、贾敦、贾赦、贾政为“文”字辈，贾珍、贾琏、贾珩、贾琛、贾宝玉等为“玉”字辈。但这种形式在《醒世姻缘传》中没有出现，双字形式的称谓出现频率最高，体现出行辈间用字的联系。例如：[3]
（1）谁想天也不肯负他的美意，二十岁上，便就生了一个儿子……长子八岁，名希白；次子六岁，名希裕。（《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三回）
（2）一个李尚书名字叫是李景让，两个弟弟：一个叫是李景温，一个叫是李景庄。（第三十四回）
（3）薛如卞薛如兼都公服承马，送他姐姐。（第三十七回）
（4）紧邻有个厨子，名唤刘恭……三个儿子大的叫是刘智海，第二的是刘智江，第三的是刘智河。（第五十一回）
（5）谁知好人不长寿，这晁近仁刚刚活到四十九岁，得了个暴病身亡。那晁为仁是他的嫡堂之弟……（第五十一回）
可见，亲兄弟之间名中多同用一字表示辈份和相互之间的关联，如（1）、（2）、（3）、（4）。同时也可看出兄弟间长幼的顺序，如（4）中三兄弟名字中同用一个“智”字表现他们之间的关联，又用“海、江、河”相配，从这三者范围的大小来体现兄弟间的长幼顺序。另外，同宗兄弟也多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之间的“行排”，如（5）中，同祖兄弟名中皆有一个“仁”字。
《醒世姻缘传》中的另一类称谓即用数字来表明排行的称谓。这类称谓直观地把长幼顺序表示了出来。此种用法最早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在唐宋时期，这类称谓已非常多见。如：伟大的诗人李白被称为“李十二”，杜甫被称为“杜二”。这种“姓氏＋序数词”的用法在文中颇为常见，例如：[3]
（1）再说武城县里有一人，姓程，名谟，排行第三，原是市井人氏。弟兄六个，程大程二俱早年亡故，止剩兄弟四人。（第五十一回）
（2）大家告坐席上，俱让狄婆子首坐。他因身上有病，……，崔三姨二席。（第五十四回）
（3）这童一品恐怕别人搀了他的生意，学了他的手段，不肯别招徒弟，从小只带了儿子童有闫帮助。童有闫总里排行叫是童七。（第七十回）
这种称谓简洁通俗地把排行表示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姓氏）＋词头＋序数词”的用法，也是其称谓的一大特点，如：（3）
（1）晁思才道：“这贼老婆！……，我晁老七有本事拿他回来！都在我身上！……”。（第五十三回）
（2）晁思才从二三十步以外看得真切，吆喝一声，说道：“拐带了人的老婆那走！”郭氏说道：“俺家晁老七来了。”（第五十三回）
（3）不料，晁夫人就信以为真，回说：“老七，你终是有年纪老练的人，可不这天爷近来更矮，汤汤儿就是现报。”（第五十四回）
晁思才在家族中排行第七，所以被称为晁老七或老七。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这类排行称谓不仅可以用于自称和面称，如例（1）、（3），也可以用于背称，如例（2）。这种用法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如“老大、老二、孔老二”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排行，《醒世姻缘传》中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排行称谓即“第＋数词＋的”构成词组来称呼他人。例如：[3]
龙氏又跑到薛如兼窗下说道：“呃！第三的，你姐姐休回家来了，你还不出来看看哩（第七十三回）。
“第三的”指称薛如兼，因他在兄妹中排行第三，故被叫做“第三的”。这种用法比较独特，在以前的小说中十分少见。
排行称谓是古代封建宗族制的产物，古代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往往几代人居住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家庭结构，也就产生了“排行”。随着封建宗族制的解体、家族观念的弱化，这种排行现今仅限于兄弟之间，甚至趋于消失。
二、职务、职业称谓
受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官本位观念十分突出，表现在称谓中就会突出“官位”和“职务”，所以汉语称谓中有一大特点就是偏好职务等身份称谓，而且分得比较细，流行称长不称副，或把职业、职称往高处说。《醒世姻缘传》中有关官职的称谓使用非常普遍，多为“姓氏＋官职”的结构。例如：[3]
（1）县官说：“……一个宗举人是他的门人……往往叫人与宗举人寻闹……”（第三十九回）
（2）吴推官问道：“狄经历或是就东，或是就西？不东不西，茫无定位，却是何故？”（第九十一回）
这类官职称谓的普遍使用一方面反映了汉民族文化的特质，即官职文化的早熟与发达，另一方面又从侧面反映出了官职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深入的影响。
另外《醒世姻缘传》中还有一种专有职业称谓，即对称呼对象职业的定位。例如：[3]
（1）小和尚拿着他奶母子的一只鞋，飞也似的跑了来。奶子跻着一只脚，割蹬着赶。晁夫人说：“你是怎么了？”奶子说：“我刚到那里缠缠脚，哥哥拿着我一只鞋跑了来了。”（第三十六回）
（2）新城县里有一个大家，他上世的时候，凡是生下儿女，雇了奶子看养。那大人家深宅大院，如海一般；那奶母抱着娃娃，怎得出到外面？（第三十六回）
（3）任德前禀道：“童银匠的娘子儿，他不知那里打听说太太救了他汉子的打，他敬来替太太磕头，要见太太哩。”（第七十一回）
（4）于是杨太医心内绝不寻源问病，碌碌动只想如此歪念头，正似吊桶般一上一下的思量。（第二回）
这类职业称谓多用于非官职人员，代表了中下层阶级的身份和地位，也多含有地位低下的意味。如（1）、（2）称呼奶娘为奶子，从这两例的描述中可见一个含有责备意味的询问，一个没有自由的“囚禁”，一定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他们下层的社会地位。
语言与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外表，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作为语言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称谓语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醒世姻缘传》中称谓语的使用大致可以分为排行称谓和职务、职业称谓这两种特色称谓，这些称谓反映出封建社会世风浅薄、官官相维、以强凌弱的社会现实，也反映出作者借助文学语言宣扬因果报应，以期人人向善、社会安定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罗竹风.汉语大词典[Z].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2]谢燕琳.《歧路灯》中的排行称谓[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
[3]西周生.醒世姻缘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0.
（王平平，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