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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红利曾经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经济格局面临着东西不平衡加剧的风险。本文主要讨论后人口红利时期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对如何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避免“梅佐乔诺陷阱”及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梅佐乔诺陷阱”；户籍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4-0064-02
在联合国2010年发表的世界各国生育率数据中，中国以1.4的生育率被划为低生育国家行列。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中国在2000年后的15年内，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逐年减少甚至停止， 65岁以上人口比重由之前的6.8%大幅度提高到9.6%。届时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即使期间有较大政策干预，该形势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逆转。
迄今为止，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高劳动人口比例为空前丰富的生产资料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持，伴随着国人较高的储蓄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行之后的十多年，由于受人口发展的惯性因素影响，老龄人口抚养系数（简称老年系数）较低，为期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了26.8%的贡献。然而随着老龄人口的大量增加和15～64岁人口基数的萎缩， 中国的老年系数到2015年左右将停止下降并逐年提高，这意味着人口构成的逆转将一步步吞噬之前获得的人口红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指出， 在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一个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剩余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转折点，同时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被迫转变为现代增长方式的转折点，这就是著名的“刘易斯拐点”。
2000年后，由于逼近“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出现了所谓的用工荒，造成沿海地区大量实体经济蒙受重大损失，与之伴随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被逐渐挤占，并成为通货膨胀的推手之一。之后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一揽子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更加快了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步伐。如何在“刘易斯拐点”这个重要时期接过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大旗，避免走入“梅佐乔诺陷阱”，同时推进城镇化进程，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构建“第二梯队”，抓住东部转型机遇
中国一直以来以制造业大国的身份享受着人口红利带来的竞争优势。但是受人口红利期基本结束、“刘易斯拐点”到来使得劳动力短缺以及工筹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生产成本快速上涨，廉价劳动力输出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之所以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还保持着优势，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人员成本的上涨速度，且有着规模化效益及政策红利的勉力支撑。可是制造业向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转移的趋势已相当明显。
为应对生产的跨国转移，我国必须在产业转型的同时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保持在制造业上的优势。相对于东部地区的转型压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阶段，比较优势还将在中西部地区存在较长的时间。所以，通过采用合理的政策引导和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发挥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和市场优势，吸引现有制造业将其外移趋势转变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以保持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总体稳定，可以为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和中西部地区加速发展争取宝贵的战略转移期。所以，充分利用东西部差异构建制造业“第二梯队”，或许是中国经济软着陆后再次爬升的重要发动机之一。
二、警惕“梅佐乔诺陷阱”，控制大规模转移支付
在建设“第二梯队”时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梅佐乔诺陷阱”。“梅佐乔诺陷阱”是指类似意大利南北部和东西德这种发展程度上有很大差距，并且长期以来没有明显缩小的经济现象。欧洲的两个“梅佐乔诺”有着一些共同点，一方面，他们都有来自中央政府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尽管获得转移支付的一方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具有可持续向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过当的干预使这些地区逐渐形成不能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的经济增长模方式和产业结构，最终导致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
我国的中西部与东部不平衡问题与意大利的情形类似，2008年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为18524元和15951元，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虽经多年西部大开发但差距依然巨大。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地区间的资源结构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本要素，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具有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所以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由于东西部地区的特点将长期存在，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减少不必要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切忌生搬硬套和揠苗助长，从而避免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中遭遇“梅佐乔诺陷阱”。
从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一方面，劳动力没有随着工业配置格局变化而变化。从2003年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增速都超过了东部地区，但是劳动力依然在向东转移。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迅速上升，现在已高于东部水平。中西部的崛起并未依靠自身优势，而是依托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资本大规模的投入，这样的工业化加速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特征。如不能够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中西部的发展有很大的风险走入“梅佐乔诺陷阱”的死胡同中。所以，我国应当吸取欧洲国家的教训，让中西部的发展不要急于跨入资本密集的轨道，而是暂时回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来，依靠成熟有效的实际经验，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并追赶东部地区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激发二次人口红利
避免落入“梅佐乔诺陷阱”，中西部势必要把劳动力留在本地，需要容纳更多的农民工进行本地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最直接的激励政策就是对目前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近年来，我国不少不少地方都尝试过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提高准入门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类是降低准入门槛扩大服务目标。大部分一线城市属于前一种模式，但是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突破。值得借鉴的是属于第二类方式的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该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获得了大量的非农劳动力，并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将这些红利人口留在了本地。接着通过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逐渐地改变这些新市民的消费模式，反过来推动了本地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水平，获得了不错的二次人口红利。 借鉴成功的户籍改革经验有助于在后人口红利时代，提高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能力，但是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本市户籍的农民，无法吸引更多外地务工人员。就目前来看，我国有大量的农民工家庭选择异地就业和居住，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将本地和外地割裂对待势必无法达到改革目的。二是允许进城农民在三年内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权这一规定成为鸡肋。首先三年的时间并不能解除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其次，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扩大，并且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农业现代化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农村已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享受到城镇化成果的农民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回流。由于以上原因，可以说重庆的进展是在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取得的，更大意义上是对改革道路的探索，而并非取得了可复制的成果。
归根结底，无论对于东部还是中西部的地区来说，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式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因地制宜，立足本区域实际，不搞一刀切，允许最大限度适应本地区情况的制度的存在，形成改革的多样性，才是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取得更大成功的关键。中西部地区应把握东部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用好手中的比较优势，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接过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接力棒，继续保持我国制造业大国的优势地位，消化城镇化带来的二次人口红利。通过进一步汲取东部地区发展经验，结合国情避免走入“梅佐乔诺陷阱”，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出发推动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以适应中国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发展，为取得和使用好二次人口红利打好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方莉.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与人口红利的变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2] D·盖尔·约翰逊著，林毅夫、赵耀辉编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蔡昉.超越人口红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彭文生.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罗纳德·科斯.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6]王清.利益分化与制度变迁：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梅佐乔诺陷阱”；户籍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4-0064-02
在联合国2010年发表的世界各国生育率数据中，中国以1.4的生育率被划为低生育国家行列。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中国在2000年后的15年内，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逐年减少甚至停止， 65岁以上人口比重由之前的6.8%大幅度提高到9.6%。届时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即使期间有较大政策干预，该形势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逆转。
迄今为止，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高劳动人口比例为空前丰富的生产资料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持，伴随着国人较高的储蓄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行之后的十多年，由于受人口发展的惯性因素影响，老龄人口抚养系数（简称老年系数）较低，为期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了26.8%的贡献。然而随着老龄人口的大量增加和15～64岁人口基数的萎缩， 中国的老年系数到2015年左右将停止下降并逐年提高，这意味着人口构成的逆转将一步步吞噬之前获得的人口红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指出， 在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一个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剩余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转折点，同时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被迫转变为现代增长方式的转折点，这就是著名的“刘易斯拐点”。
2000年后，由于逼近“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出现了所谓的用工荒，造成沿海地区大量实体经济蒙受重大损失，与之伴随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被逐渐挤占，并成为通货膨胀的推手之一。之后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一揽子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更加快了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步伐。如何在“刘易斯拐点”这个重要时期接过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大旗，避免走入“梅佐乔诺陷阱”，同时推进城镇化进程，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构建“第二梯队”，抓住东部转型机遇
中国一直以来以制造业大国的身份享受着人口红利带来的竞争优势。但是受人口红利期基本结束、“刘易斯拐点”到来使得劳动力短缺以及工筹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生产成本快速上涨，廉价劳动力输出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之所以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还保持着优势，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人员成本的上涨速度，且有着规模化效益及政策红利的勉力支撑。可是制造业向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转移的趋势已相当明显。
为应对生产的跨国转移，我国必须在产业转型的同时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保持在制造业上的优势。相对于东部地区的转型压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阶段，比较优势还将在中西部地区存在较长的时间。所以，通过采用合理的政策引导和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发挥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和市场优势，吸引现有制造业将其外移趋势转变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以保持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总体稳定，可以为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和中西部地区加速发展争取宝贵的战略转移期。所以，充分利用东西部差异构建制造业“第二梯队”，或许是中国经济软着陆后再次爬升的重要发动机之一。
二、警惕“梅佐乔诺陷阱”，控制大规模转移支付
在建设“第二梯队”时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梅佐乔诺陷阱”。“梅佐乔诺陷阱”是指类似意大利南北部和东西德这种发展程度上有很大差距，并且长期以来没有明显缩小的经济现象。欧洲的两个“梅佐乔诺”有着一些共同点，一方面，他们都有来自中央政府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尽管获得转移支付的一方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具有可持续向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过当的干预使这些地区逐渐形成不能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的经济增长模方式和产业结构，最终导致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
我国的中西部与东部不平衡问题与意大利的情形类似，2008年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为18524元和15951元，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虽经多年西部大开发但差距依然巨大。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地区间的资源结构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本要素，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具有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所以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由于东西部地区的特点将长期存在，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减少不必要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切忌生搬硬套和揠苗助长，从而避免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中遭遇“梅佐乔诺陷阱”。
从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一方面，劳动力没有随着工业配置格局变化而变化。从2003年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增速都超过了东部地区，但是劳动力依然在向东转移。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迅速上升，现在已高于东部水平。中西部的崛起并未依靠自身优势，而是依托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资本大规模的投入，这样的工业化加速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特征。如不能够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中西部的发展有很大的风险走入“梅佐乔诺陷阱”的死胡同中。所以，我国应当吸取欧洲国家的教训，让中西部的发展不要急于跨入资本密集的轨道，而是暂时回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来，依靠成熟有效的实际经验，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并追赶东部地区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激发二次人口红利
避免落入“梅佐乔诺陷阱”，中西部势必要把劳动力留在本地，需要容纳更多的农民工进行本地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最直接的激励政策就是对目前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近年来，我国不少不少地方都尝试过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提高准入门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类是降低准入门槛扩大服务目标。大部分一线城市属于前一种模式，但是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突破。值得借鉴的是属于第二类方式的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该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获得了大量的非农劳动力，并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将这些红利人口留在了本地。接着通过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逐渐地改变这些新市民的消费模式，反过来推动了本地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水平，获得了不错的二次人口红利。 借鉴成功的户籍改革经验有助于在后人口红利时代，提高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能力，但是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本市户籍的农民，无法吸引更多外地务工人员。就目前来看，我国有大量的农民工家庭选择异地就业和居住，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将本地和外地割裂对待势必无法达到改革目的。二是允许进城农民在三年内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权这一规定成为鸡肋。首先三年的时间并不能解除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其次，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扩大，并且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农业现代化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农村已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享受到城镇化成果的农民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回流。由于以上原因，可以说重庆的进展是在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取得的，更大意义上是对改革道路的探索，而并非取得了可复制的成果。
归根结底，无论对于东部还是中西部的地区来说，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式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因地制宜，立足本区域实际，不搞一刀切，允许最大限度适应本地区情况的制度的存在，形成改革的多样性，才是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取得更大成功的关键。中西部地区应把握东部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用好手中的比较优势，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接过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接力棒，继续保持我国制造业大国的优势地位，消化城镇化带来的二次人口红利。通过进一步汲取东部地区发展经验，结合国情避免走入“梅佐乔诺陷阱”，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出发推动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以适应中国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发展，为取得和使用好二次人口红利打好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方莉.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与人口红利的变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2] D·盖尔·约翰逊著，林毅夫、赵耀辉编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蔡昉.超越人口红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彭文生.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罗纳德·科斯.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6]王清.利益分化与制度变迁：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