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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座没有几人能翻越的高峰，有人说他很迂腐，有人说他偏执得可爱。但是，把他放在当时中国官场文化与文坛世俗的双重透视内，也许会还原苏东坡的最大特征：缺心眼。
嘉祐元年（1056年），20岁的苏东坡首次出川赴京，参加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既然入围官场了，就得按照官场这一套标准要求自己。可苏东坡太富于诗人气质，还是狂放不羁、大大咧咧，尤其要命的是没有摆正主业与副业的位置。
他一生写过多少作品，谁也不能给个准数，现在能看到的有4200首诗、300多首词、800多封散文式书信。这些作品大多是他从政后创作的。这意味着，他21岁开始为官，到65岁离世，在几经沉浮的宦海中，他几乎每年出手120多件作品，平均每3天一件。加上腹稿、初稿、改稿、另起稿、修订稿，照此算来，他至少每天都得动手写稿。
苏东坡还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益于王僧虔、颜真卿等，从而自成一家。
作为纯粹的文人，这倒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他忘记了自己是官员，忘记了自己处在复杂的官场环境。
尽管，苏东坡吟诗填词并没有影响政务，就是在被贬的许多地方也干出了显著的政绩，深受百姓爱戴。但是，他创作出如此丰硕的作品，弄得民间到处传诵，怎能不令上级和同僚“扎眼”呢？朝中的李定、沈括等在工作上找不出他什么毛病，就拿他这个说事，不断地到皇帝那里弹劾他“不安心做好本职工作”“爱出风头”等。这就够他喝两壶了。
再加上苏东坡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长个心眼，经常不分场合地激情喷涌、无所顾忌，使其他文人特别是文人官员相形见绌，这就有点不知趣了。这里有个传说，版本取于民间，是否真实已经无法考证，但足见苏东坡极好冲动的性格和才华过露的毛病。
一天，苏东坡跑去找王安石玩，直接走进书斋，看到桌上的一张宣纸写着：“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他心想：哪有黄狗卧花心的，不是瞎说嘛。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改成“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一看，苏东坡居然敢改他的诗？顿时咆哮不已。于是，心胸不那么宽广的王安石直接把苏东坡贬到广西合浦去了，苏东坡到了民间才明白，原来“明月”指的是一种鸟，叫“明月鸟”，“黄狗”是虫子，叫“黄狗虫”。
苏东坡本来才学太高、天赋太高、智慧太高，已经够遭人嫉妒了，但他仍然刚直任性，不加约束地把才华暴露在对他本来就不利的环境中，完全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导致被污蔑、被糟蹋、被恶贬。这一切似乎带点宿命的性质，正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身在官场，才高招风;离开官场，想必宽松。否也，只要你还保留“官员身份”，还是由不得你任着性子“显摆”。苏东坡被贬到惠州后，生活的艰辛困苦可想而知，但他以豁达超脱的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这一期间，他的辞章也颇为豪放。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起句就把赤壁怀古之情置于广阔无垠的空间和时间中去，奠定了全诗的豪放基调。接着“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几句，有音响、色彩，势态、气象阔大，笔力飞动，确实是历代豪放词中少有的气魄。
可是，苏东坡万万没想到，京城里许多双幽幽的眼睛还在盯着他呢。一天，他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知枢密院事章悖见了，异常嫉妒，恨恨地说道：“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1097年，朝廷下令贬苏东坡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对此，苏东坡曾经很个性地说过：“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很清楚，不说出来自己不痛快，最终还是说吧，自己痛快要紧。看看这个缺心眼的苏东坡，讲话、做事竟是逆向思维，并且不留任何余地，此乃官场之大忌。这样一来，才华成为他情商的最大短板：缺乏亲和力，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苏东坡恃才傲物，是一个“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你越说好，他越说不好。他评价好与不好的标准就是他脑子里想当然的那“一根筋”。
当王安石推行新政时，他經常在诗歌中讥讽朝政，特别是对王安石的新法很不恭敬，而且上疏反对。一次，他当面指责宋神宗：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吧！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卷入了“乌台诗案”。
看来，行正道、发直言的文人不为民为官，是社会的悲哀，文人太会当官，是文人的悲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值元丰八年， 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终于熬到了王安石下台，轮到了司马光执政。旧党执政后，全面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谁知苏东坡又坚决反对。他虽不赞成王安石那种疾风骤雨式的变革，但也反对把王安石的新政“全盘否定”，主张“参用所长”。这还不算，他甚至质问司马光：从前你任谏官时，因与韩琦在某些事情上意见不合，你也敢同他争辩到底，这事你还曾经亲口向我讲过呢！现在，你自己做了宰相，难道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完吗？
苏东坡就是那种臭脾气，有了话就憋不住， 缺乏玩政治的心机和权术。他如此聪明绝顶的人，竟是个政治白痴，说到底还是书生气作怪。元祐四年三月，他被恼怒的司马光和那帮对他忌恨不已的旧党，又一次贬到杭州。
到任后，他开始整理西湖，那秀美如修眉的苏堤和那虹桥般的仙岛，以点睛之笔顿增西湖之神韵，同时也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
官场失意出诗人，这是一种悖论，也是一种事实。也许苏东坡要感谢那些排挤、诬陷、打击、报复他的人，没有这些政客和文痞，他就不会愤怒，不愤怒他就写不出好诗，没有好诗就不可能流芳百世。但是，他毕竟付出了被流放到蛮荒之地的代价。
苏东坡用诗人天真单纯的思维方式掂量着世间的人与事，他太浪漫，太天真，太容易动情，从不琢磨别人，也不考虑被人算计。
苏东坡频繁地出京城，入京城，忽而黄州，忽而惠州，忽而儋州，郁闷的心灵最后还是安静了下来。临终前，他终于弄清楚了：“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并且将这种体会留给了儿子，在《洗儿》中这样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可惜啊，他此时觉悟已经晚了，“缺心眼”的性格障碍，让他的学费缴得太多了……
（摘自《百家讲坛》）
嘉祐元年（1056年），20岁的苏东坡首次出川赴京，参加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既然入围官场了，就得按照官场这一套标准要求自己。可苏东坡太富于诗人气质，还是狂放不羁、大大咧咧，尤其要命的是没有摆正主业与副业的位置。
他一生写过多少作品，谁也不能给个准数，现在能看到的有4200首诗、300多首词、800多封散文式书信。这些作品大多是他从政后创作的。这意味着，他21岁开始为官，到65岁离世，在几经沉浮的宦海中，他几乎每年出手120多件作品，平均每3天一件。加上腹稿、初稿、改稿、另起稿、修订稿，照此算来，他至少每天都得动手写稿。
苏东坡还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益于王僧虔、颜真卿等，从而自成一家。
作为纯粹的文人，这倒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他忘记了自己是官员，忘记了自己处在复杂的官场环境。
尽管，苏东坡吟诗填词并没有影响政务，就是在被贬的许多地方也干出了显著的政绩，深受百姓爱戴。但是，他创作出如此丰硕的作品，弄得民间到处传诵，怎能不令上级和同僚“扎眼”呢？朝中的李定、沈括等在工作上找不出他什么毛病，就拿他这个说事，不断地到皇帝那里弹劾他“不安心做好本职工作”“爱出风头”等。这就够他喝两壶了。
再加上苏东坡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长个心眼，经常不分场合地激情喷涌、无所顾忌，使其他文人特别是文人官员相形见绌，这就有点不知趣了。这里有个传说，版本取于民间，是否真实已经无法考证，但足见苏东坡极好冲动的性格和才华过露的毛病。
一天，苏东坡跑去找王安石玩，直接走进书斋，看到桌上的一张宣纸写着：“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他心想：哪有黄狗卧花心的，不是瞎说嘛。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改成“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一看，苏东坡居然敢改他的诗？顿时咆哮不已。于是，心胸不那么宽广的王安石直接把苏东坡贬到广西合浦去了，苏东坡到了民间才明白，原来“明月”指的是一种鸟，叫“明月鸟”，“黄狗”是虫子，叫“黄狗虫”。
苏东坡本来才学太高、天赋太高、智慧太高，已经够遭人嫉妒了，但他仍然刚直任性，不加约束地把才华暴露在对他本来就不利的环境中，完全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导致被污蔑、被糟蹋、被恶贬。这一切似乎带点宿命的性质，正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身在官场，才高招风;离开官场，想必宽松。否也，只要你还保留“官员身份”，还是由不得你任着性子“显摆”。苏东坡被贬到惠州后，生活的艰辛困苦可想而知，但他以豁达超脱的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这一期间，他的辞章也颇为豪放。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起句就把赤壁怀古之情置于广阔无垠的空间和时间中去，奠定了全诗的豪放基调。接着“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几句，有音响、色彩，势态、气象阔大，笔力飞动，确实是历代豪放词中少有的气魄。
可是，苏东坡万万没想到，京城里许多双幽幽的眼睛还在盯着他呢。一天，他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知枢密院事章悖见了，异常嫉妒，恨恨地说道：“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1097年，朝廷下令贬苏东坡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对此，苏东坡曾经很个性地说过：“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很清楚，不说出来自己不痛快，最终还是说吧，自己痛快要紧。看看这个缺心眼的苏东坡，讲话、做事竟是逆向思维，并且不留任何余地，此乃官场之大忌。这样一来，才华成为他情商的最大短板：缺乏亲和力，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苏东坡恃才傲物，是一个“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你越说好，他越说不好。他评价好与不好的标准就是他脑子里想当然的那“一根筋”。
当王安石推行新政时，他經常在诗歌中讥讽朝政，特别是对王安石的新法很不恭敬，而且上疏反对。一次，他当面指责宋神宗：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吧！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卷入了“乌台诗案”。
看来，行正道、发直言的文人不为民为官，是社会的悲哀，文人太会当官，是文人的悲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值元丰八年， 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终于熬到了王安石下台，轮到了司马光执政。旧党执政后，全面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谁知苏东坡又坚决反对。他虽不赞成王安石那种疾风骤雨式的变革，但也反对把王安石的新政“全盘否定”，主张“参用所长”。这还不算，他甚至质问司马光：从前你任谏官时，因与韩琦在某些事情上意见不合，你也敢同他争辩到底，这事你还曾经亲口向我讲过呢！现在，你自己做了宰相，难道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完吗？
苏东坡就是那种臭脾气，有了话就憋不住， 缺乏玩政治的心机和权术。他如此聪明绝顶的人，竟是个政治白痴，说到底还是书生气作怪。元祐四年三月，他被恼怒的司马光和那帮对他忌恨不已的旧党，又一次贬到杭州。
到任后，他开始整理西湖，那秀美如修眉的苏堤和那虹桥般的仙岛，以点睛之笔顿增西湖之神韵，同时也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
官场失意出诗人，这是一种悖论，也是一种事实。也许苏东坡要感谢那些排挤、诬陷、打击、报复他的人，没有这些政客和文痞，他就不会愤怒，不愤怒他就写不出好诗，没有好诗就不可能流芳百世。但是，他毕竟付出了被流放到蛮荒之地的代价。
苏东坡用诗人天真单纯的思维方式掂量着世间的人与事，他太浪漫，太天真，太容易动情，从不琢磨别人，也不考虑被人算计。
苏东坡频繁地出京城，入京城，忽而黄州，忽而惠州，忽而儋州，郁闷的心灵最后还是安静了下来。临终前，他终于弄清楚了：“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并且将这种体会留给了儿子，在《洗儿》中这样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可惜啊，他此时觉悟已经晚了，“缺心眼”的性格障碍，让他的学费缴得太多了……
（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