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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有》是歪打正着的中彩
人物周刊：该如何看待《一无所有》在当年获得的空前推崇？
崔健：那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嘛。当时那个土壤，和人有一样的共性，人们的本性是欣赏能量美。但是中国文化里把这些能量都留给了统治者，你看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总是统治者有超能量，而且无孔不入，秀才总是聪明却无能。一旦人们发现，有个能量和他们是对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种能量最具代表性。可能我当年就是歪打正着，像中彩一样。非要赋予意义，实际上我们代表的就是一个自我能量释放的文化标志。它不单是简单的一首歌或某个人的出现，我觉得当时很多中国人都希望证明自己。释放能量是一种美，它是善意的，不是恶意的。
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很多人就是感受到，我们喜欢这种个人化的风格，我们愿意用这种方式告诉世界我们人性深处的兴奋。这种兴奋包括我们有权利或者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激情。
人物周刊：你为何选择摇滚这种西方的音乐形式，却又大量使用唢呐竹笛这些东方乐器？
崔健：因为我们要弘扬的是自己的人性。当我们要表达自己时，发现西方乐器真的表达不出东方的那种苦涩的情感，这就是中国人的情感。就跟唱歌一样，每种语言都是一种乐器，中国人唱歌就用汉语，西班牙人就会选择弗拉明戈。他们的吉他为什么那样弹，因为他们说话就那样。摇滚为什么英语是最好的，因为每种语言都是有声音特质的。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提供摇滚发展的土壤？
崔健：如果没有商业做圆场的话，确实是这样。不管怎么样，摇滚乐是商业的，它确实具备巨大的商业能量。鼎盛时期，它最高能占到全世界整个唱片销量的76%，相当惊人的一个比例。所以它其实已经变成主流，人的天性和精神世界需要这些东西，摇滚乐应该是主流音乐。在中国也一样。你说你现在搁置它、封杀它，你办不到。你搁置的时间越长，它爆发的点越大，不信你瞧着吧。
人物周刊：你对当下中国摇滚圈生态的认识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为什么会认为现在比你当年刚出道时还要良性？
崔健：那个时候摇滚虽然某种程度上是主流音乐，类似《一无所有》这样的音乐形式，的确已经可以跟现在任何的主流形式去扛衡。但相对而言，它们不是因为政策的开放。那个时候还是很封闭，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一味地表演，那个状态有点像横空出世，而现在，才是拔地生长。当年那个状态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假的，只有拔地生长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现在的摇滚乐好像很受管制，但是它拔地生长，土壤扎实，而且越来越扎实。现在想起来，当年更像是摇滚在中国强行落地。
我是不可取代的
人物周刊：从你的言论中，感觉你似乎从来不担心被更年轻一代的摇滚人所取代？
崔健：这跟取代不取代没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很多地方被取代了。你比如市场的关注点早就转移到别的人身上了，我也不太在意这个。许巍、汪峰在某种程度上都比我们成功，人家谢天笑也干得不错。每个乐队在一个小范围内都是把我取代了，甚至还有人见到我先FUCK一声，完了再跟我说，嘿，你这老头。但我告诉你，我是不可能被取代的，就像你不可能被取代一样，他们也不可能被取代。
我做我的音乐，我带领我的观众从我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去分享我们共同创造的财富，这个就不可取代。任何歌者和歌迷的关系都是这样不可替代，你能替代披头士吗？
人物周刊：这是否就是你的乐队长盛不衰的原动力？
崔健：我觉得任何一个乐队都是长盛不衰的。这事儿永远是公平的，只是你愿不愿意长期放弃和坚持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有太多的问题可以通过摇滚乐去表达，政治、文化，太多太多了。凭什么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体制我就要被扼杀呢？我们的文化怎么可能不出问题？
我觉得中国艺术的生命太脆弱了。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文艺就像美女的屁股一样，别人生气了，往那儿踹一脚；生病了，往那儿打一针；老流氓要掐，也掐在那儿；遇上拍马屁想吹捧你的，也拍那儿。所以这个命运特别悲催。
所以你刚刚说的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惟一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放弃了。当你说真的没办法的时候，那就说明你自己放弃了。
《一块红布》解了我全盘的扣儿
人物周刊：你如何拿捏这种抗争和妥协之间的分寸？
崔健：如果我现在要是撒开地说，我一样还是敏感的。我不知道王朔现在是怎样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知道我自己的内心。我总是能碰到那个临界线，有时是真急：你再封杀我算了！但你周围有一帮人在工作，在靠着你，你不能那样。而且我还是相信，或者说乐观的一面，我就觉得年轻人会起来。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和成长，一定会打破很多东西，让我意想不到的东西。而且现在上网看，言论确实是相对宽松、自由多了，能看到很多批判的东西。后来我就觉得要是再过于猛烈的话，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功利色彩在。我就发现有些东西你可以顺其自然。
你坚持做你的音乐，音乐质量就是最好的武器。就像日本人为什么能征服中国市场，靠的不就是质量？质量无国界嘛，没辙！美国也是，你丫有多深的反美情结都不行。像美国电影，他们有研究观看心理和制作的工业，的确离生活非常近，全世界都在看美国电影。日本文化没有中国这么大，可动画片这些文化软实力确实强大。中国其实也可以影响世界，因为中国有很多话题或者主题，都是全人类共通的，所以我现在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认识到一点：中国现在需要特别好的质量。各方面的质量，高质量的牛奶，高质量的房子，高质量的桥，高质量的路，高质量的文化。
人物周刊：在被禁的那些年，你怎样直面内心的怨恨？
崔健：后来我就发现，我让质量说话特别有效。就是我要把演出做得特别好，我要把电影拍得特别好，我要要把歌词写得特别好……这时候就能感觉到力量，而且力量相当大。就算你震撼不了他们，你感化他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物理性的，一种是化学性的，最好的质量是双性的，又有物理性，又有化学性。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中有这样的案例吗？
崔健：《一块红布》吧。就是你从这边听，他会感动；从那边听，也会被震撼。《一块红布》的感动性和震撼性都特别大。我跟你讲，我那么多作品，《一块红布》从来没出过事儿。第一次演唱的时候在工体，我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解了我全盘的扣儿。那天演出有很多人，一个人只能唱一首歌。我唱的时候，拿一块红布，把脸蒙上了。我还在家里试了试，能不能看见这个脚下。那天我旁边很多人看着我说太牛逼了。上场时我都没排练。你要是正儿八经去申请，肯定不会让你唱。因为有一定冒险的成分在，但你就得干。在你不妥协的情况下你做一个举动，很多时候实际上能解了一个全盘的困惑。可能有时候你会错，但是一定不要怕。 人物周刊：《一块红布》在你创作之初，到底是不是一首情歌？
崔健：顾名思义，你看歌词就知道，你不可能只想到性，你也不可能只想到政治。我觉得这个东西，再解释就有点小儿科了。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不管。歌词在那儿呢。
人物周刊：你认为大家对你的作品有误读吗？
崔健：我本身创作的基础提供的想象范围就很大，它都是自然的。我没有专门去写你们想的那件事儿，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也写了很多情歌，可能《花房姑娘》就更像是情歌，大家也没有对这个东西有误解，它就是彻底的情歌。
要有一些艺术家去抵制对文化的摧毁
人物周刊：有人批评今天的你臣服商业，也有人认为你依然拒绝商业，实情是怎样的？
崔健：不是臣服，也不拒绝。其实我很合作的，只不过我合作的形式有个比重的问题：就是当我的艺术和原则都能坚持的情况下，我可以放弃一些东西，但我不可能上来就先放弃这些东西。打个比方，为了我下面的演唱会，我刚才需要配合拍照。要是过去我可能就不拍了，或者说我只给你5分钟时间，但刚才我给他整整拍了40分钟。再比如我的演唱会，全是自己做，全是我自己的作品，而且我们那个包装形象，全都是独控的，没有任何团队在给我们操作，等于是自己宣传自己，不是完全仰着某个经纪人公司，或者某个唱片公司的一大帮人，他们在我们这儿没有话语权。我们为了配合，也是为了宣传演出，所以我应该尊重我们的团队，这么辛苦地去安排。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形式存在，是有它特殊性的。
对我们来说，文化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媒体。这个媒体也有监督意义，甚至有种成人教育的意义。艺术有强大的教育功能，好的艺术，就像每天洗澡，可以不断给你洗礼，对你的身体和灵魂都是有益的。就像理财一样，智慧一样可以被打理，好的艺术一旦出现就会带来这种作用。话语权也是我们多年积累出来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挑战自己，现在也是，我们正在录制未来10年的曲目，所以这10年我们仍然有新的作品。而且我们每次演出都带着百分百的热情，而不是像在今天唱《一无所有》，甚至变成服务性的，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永远有新东西。
人物周刊：从今年开始，观众已经能够在电视综艺节目上看到你。之前你一直抗拒电视，现在你是什么态度？
崔健：这也是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我想了很久，还是打算以后不再做了，因为我觉得掰不过他们。他们不花精力，也可能花了一些相对的精力，我觉得如果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其实能做好。但最起码最近一个都没有。他们有很好的意愿，但是没有彻底执行的能力。
但是像最近有的音乐现场选秀节目，用的是美国或者台湾团队，他们的音响控制都特别好，现场也特别好。要是这样做，就行。因为他们真的花了本钱，正式的乐队、调试员、现场声音都特别好。不过中国的电视太小了，很多人是用手机直接看，所以剪辑出来后，传播效果可能不是最佳。但它的现场是真实的，这是个很大的挑战。这个不是说你一帮人有理想、有资金去开发，现在马上就能做好。要是有一天出现一种耳机，我说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一定要戴这个耳机，你就会理解这个乐队为什么好、那个乐队为什么不好。流行歌为什么没劲，因为它做不出来这种场，你家电视又只有那么大，那你肯定就看长得漂亮的，视觉足够养眼的，肯定就不会在乎声音，所以就造成了音乐被忽视掉。
现在电视的播出团队不行，音响、调试团队要求也不高，最后播出的片子也是剪辑处理过的，只有《中国好声音》是在真唱，真唱才有那种效果。他们的乐队达到的水平挺高，投入也够大，像这种摇滚多的话，就能养活一帮高水平的音乐家，之后就能开始良性竞争了。高水平的音乐家、高水平的调音师、高水平的灯光师、高水平的导演、剪辑，这就是良性竞争的诸多要素。也许将来我会出创意，合作电视摇滚的节目。
人物周刊：听起来你似乎也很理解今天依然猖獗的电视假唱？
崔健：恰恰相反，越是这样，越要限制它。电视台的这种暴利的可能性巨大，它就像定时炸弹，对文化是摧毁性的。这种摧毁性的传播，只有艺术家才能看出来。看出来就应该去限制它，为什么设诺贝尔和平奖啊，因为诺贝尔看到了和平被毁灭的危险性。让小人掌握了工具或者是一个个国家，世界就会被毁掉。只有艺术家能看到这点，小人拿着坏东西去清洗这个国家的灵魂，这就是音乐产业的现状。
这个真不光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一样，极其功利。就让人他妈的觉得，是你这个民族的文化根基深层次的因子是在杜绝冒险精神。他们总是只看冒险失败了会如何，根本就不算这个冒险创造出来的财富价值。这个民族已经没那能力了，快彻底老化了的最大标志就是不相信冒险家。忘了是谁说的，说得特别牛逼，说拿破仑看错了，说中国人不是睡狮是睡牛。因为太远了没看清，不是狮子是头牛。中国需要的是仰望星空的人。
听过《缓冲》这首歌你就明白，你脑子经常会被洗，你的那个冒险精神经常会被打消掉。一种恐惧比疯狂更加强烈，所以我要做的事很多，你们媒体要做的事儿也很多。你们要让你们的国家怎样，后代怎样，决定权都在你们手上。什么叫创造？创造就是从没办法到有办法。
我不相信毒品
人物周刊：能否说说你为何如此注重对身体各方面的保养？
崔健：这个话题可能要上升到更高层次来谈，我觉得就算不是因为表演，保养也是理所应当的。英文有句话叫：Treat your body like a temple。temple中文直译是“庙”，但在英文里其实包括教堂和寺院。“把你的身体看作一个教堂”，你每天都可以去洗礼自己的灵魂，每天都可以像上教堂一样，去处理你自己繁杂的信息。宗教的概念绝对不是我谈论的问题，我谈的只是一个：什么是你的教堂？就是你自己的身体。有首歌叫《Thanks my body》启发了我这样的想法，谢谢自己的身体。我们这么糟践自己，吸毒、喝酒、不睡觉、乱性，你还支撑着我，还在给我信仰，后来我被你感动了。所以我锻炼身体，你会发现，所有健身房的这些人你都喜欢。这些人都是健康的，因此也是自信的。阴谋诡计都是来自不自信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们都应该互相去鼓励彼此的自信心，你会发现，敌人很少。 人物周刊：这其中有一些功利的考虑吗？比如说出于演出的需要。
崔健：我还真不是为了这个，我要真是为了这个，我可能做更多的事儿。我可能打羊胎素，可能还要去整容。从生命体验来说，人们当然愿意看没皱纹的人。从审美上，人都喜欢看帅哥美女，没人愿意看有皱纹的，这就是所谓性感路线。你看韩国市场上成功的，总是走这个路线。它永远包装年轻人，因为卖的就是这东西。
我现在的身体，一刀都没开过。我甚至觉得那个可能会伤害我的身体。我觉得人最好的美容就是健康，让自己实打实地健康，我连化妆都特别烦。你看我上台都不怎么化妆，让灯光配合就完了，少给我打硬光，少打软光。我跟其他化妆演员不一样，所以最自然的东西是最美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运动量还是不够，还太小。
人物周刊：在摇滚圈中你很自律，从来没听说过你碰毒品。
崔健：我觉得我抗拒毒品。其实我也想知道人体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你看我们中国，由于道德的原因，已经屏蔽掉了性。性能量已经被妖魔化了，性在中国的传统教育里是被压抑和边缘的。人家日本就调动得特别好，日本人没有像西方那样强烈的宗教信仰，你看他们民族的能量调动得特别好，某种程度上他们又有自己的特点。一个科学认识自身能量的民族，完了还能调动它，让他们区别于其他民族，同时又想成为一个优越民族，这个产生的能量就特别大。中国现在能量也特别大，因为过去受了二百年欺负，所以所有人都努力工作。跟别的民族比，中国人现在是最有工作热情的，就是属于那种工作勤恳、不停奋斗、渴望成为最好或者想恢复到最好的一个群体，这个能量是正当的，但这个能量会被滥用。
谈论性的时候，其实是诚实和有商业价值的，因为这很诚实。别听他们丫吹牛逼，说什么捍卫毒品的尊严，扯什么淡？他们都是极致的真正道德沦丧的人，他们自己都不信那一套，你看墨西哥现在已经快成毒品国家了，这种失控很可怕。我不相信毒品，我也不相信吸毒者，他们道德沦丧，为了他们自己那种病态的需求出卖所有的利益。如果说为了创作，我还能够接受或者同情，但这个肯定是个错误的方向。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担心，随着年龄增长，生命能量会走下坡路？
崔健：这个我承认。但人的抽象能量是两个方向的，而且是离不开的，两种可能性都有。有可能你体力能量越来越差，但思想能量越来越大。很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晚年释放最大的能量。其实从技术上讲，我现在在舞台上的能量比以前要好，乐队成员都这么说，我现在演出比那个时候放松。就像游泳一样，你说你游泳或者跑步，你训练的不是让你找到怎样有能量，而是找个放松的方法。别人走10米的能量，你可以走100米，这就是能量的科学使用。
只要快乐，就会永远做下去
人物周刊：出道至今二十多年，你始终都活得特别自由。
崔健：谢谢你这么说。我自己满足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我自己从来没有被任何空泛的道德观念限制，我也没有被物质限制，我不需要强迫，我不记恨别人。就包括像李宇春出场费比我们高，像刀郎的市场价值就比我们大，我都很平静。我分得很清楚，谈市场价值，我就不谈艺术价值。人家值这个钱，人家有人看，有人买单，那就是他应得的。我们乐队的人，也经常给流行音乐伴奏，我说你去吧，我还高兴呢，你挣钱挣得多，说明乐队光荣。
人物周刊：再听到“摇滚教父”的称号，你会是什么感受？
崔健：我愧对这个称号，因为我觉得我的作品太少。我出专辑慢，因为我的作品不像那帮人是流水线的。我给自己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要一直提高作品质量，因为我较劲较得太狠，其实我应该放弃一些，我担心有一天我累了的时候，我想做的做不完了。我很怕自己的体力不够，其实制作是个耗费巨大体力的工作。我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制作人，中国优秀的制作人全都做流行音乐去了，做摇滚的都没经验，还特难找。从国外请的话，把声音做得特别漂亮可以，但我发现又失去了我的力量。要找到符合我声音的这个人，特别难。
再过5年，等我再出两张专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我这过程是怎么走来的。我现在正遇到一个过关的点，我也不知道过不过得去，我也就不说这事儿。
人物周刊：在今天，你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崔健：肯定还是自身。这个时候，要挑战的东西很多，你要挑战市场的承受力，你要挑战政策的承受力，你还要挑战这个组织的承受力。对自身的挑战，其实是每天都有的。你会发现，你对乐队的管理，一样非常有挑战性。因为人越多，矛盾也越多。不光是一些名誉上的争风吃醋，同时还有兴趣上的。最后，你还得来个民主集中。应对完这些挑战，你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一个有含金量的话语权，当然也是真正的话语权。无论音乐还是电影，你感到新鲜，你才愿意欣赏。如果他用老崔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又能看见新东西，他肯定才会觉得有意思，才会按照你的预期听下去。送人的永远是送人的，打水的永远是打水的。
人物周刊：所以，你希望自己一直是那个打井的人？
崔健：对，这种东西是我有兴趣的。如果我没有兴趣干这事儿，观众一下就看出来了，我音乐的价值就会跟很多人一样，变成单纯给人服务。其实这种机会有的是，就是别人跟我签约。当年我刚写完《一无所有》，就有人来跟我联系说给我多少多少钱，完了几年出一张唱片。但这有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想透支我的价值，所以我认为自己控制得还挺不错。在有些人眼里我可能有些愚蠢，他们会说为什么你没在最火的时候，挣一大笔钱，完了该歇就歇了。我说我歇什么啊，我工作的意义是为了歇吗？我做音乐的时候，本身就是歇。我自己喜欢，这就是休息，所以我没有假期。我就觉得工作就是很大的乐趣，我很高兴，我也没有那么紧张。有一天我不想干的时候，我就不干了。
（实习记者代双双对本文亦有贡献）
人物周刊：该如何看待《一无所有》在当年获得的空前推崇？
崔健：那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嘛。当时那个土壤，和人有一样的共性，人们的本性是欣赏能量美。但是中国文化里把这些能量都留给了统治者，你看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总是统治者有超能量，而且无孔不入，秀才总是聪明却无能。一旦人们发现，有个能量和他们是对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种能量最具代表性。可能我当年就是歪打正着，像中彩一样。非要赋予意义，实际上我们代表的就是一个自我能量释放的文化标志。它不单是简单的一首歌或某个人的出现，我觉得当时很多中国人都希望证明自己。释放能量是一种美，它是善意的，不是恶意的。
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很多人就是感受到，我们喜欢这种个人化的风格，我们愿意用这种方式告诉世界我们人性深处的兴奋。这种兴奋包括我们有权利或者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激情。
人物周刊：你为何选择摇滚这种西方的音乐形式，却又大量使用唢呐竹笛这些东方乐器？
崔健：因为我们要弘扬的是自己的人性。当我们要表达自己时，发现西方乐器真的表达不出东方的那种苦涩的情感，这就是中国人的情感。就跟唱歌一样，每种语言都是一种乐器，中国人唱歌就用汉语，西班牙人就会选择弗拉明戈。他们的吉他为什么那样弹，因为他们说话就那样。摇滚为什么英语是最好的，因为每种语言都是有声音特质的。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提供摇滚发展的土壤？
崔健：如果没有商业做圆场的话，确实是这样。不管怎么样，摇滚乐是商业的，它确实具备巨大的商业能量。鼎盛时期，它最高能占到全世界整个唱片销量的76%，相当惊人的一个比例。所以它其实已经变成主流，人的天性和精神世界需要这些东西，摇滚乐应该是主流音乐。在中国也一样。你说你现在搁置它、封杀它，你办不到。你搁置的时间越长，它爆发的点越大，不信你瞧着吧。
人物周刊：你对当下中国摇滚圈生态的认识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为什么会认为现在比你当年刚出道时还要良性？
崔健：那个时候摇滚虽然某种程度上是主流音乐，类似《一无所有》这样的音乐形式，的确已经可以跟现在任何的主流形式去扛衡。但相对而言，它们不是因为政策的开放。那个时候还是很封闭，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一味地表演，那个状态有点像横空出世，而现在，才是拔地生长。当年那个状态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假的，只有拔地生长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现在的摇滚乐好像很受管制，但是它拔地生长，土壤扎实，而且越来越扎实。现在想起来，当年更像是摇滚在中国强行落地。
我是不可取代的
人物周刊：从你的言论中，感觉你似乎从来不担心被更年轻一代的摇滚人所取代？
崔健：这跟取代不取代没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很多地方被取代了。你比如市场的关注点早就转移到别的人身上了，我也不太在意这个。许巍、汪峰在某种程度上都比我们成功，人家谢天笑也干得不错。每个乐队在一个小范围内都是把我取代了，甚至还有人见到我先FUCK一声，完了再跟我说，嘿，你这老头。但我告诉你，我是不可能被取代的，就像你不可能被取代一样，他们也不可能被取代。
我做我的音乐，我带领我的观众从我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去分享我们共同创造的财富，这个就不可取代。任何歌者和歌迷的关系都是这样不可替代，你能替代披头士吗？
人物周刊：这是否就是你的乐队长盛不衰的原动力？
崔健：我觉得任何一个乐队都是长盛不衰的。这事儿永远是公平的，只是你愿不愿意长期放弃和坚持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有太多的问题可以通过摇滚乐去表达，政治、文化，太多太多了。凭什么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体制我就要被扼杀呢？我们的文化怎么可能不出问题？
我觉得中国艺术的生命太脆弱了。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文艺就像美女的屁股一样，别人生气了，往那儿踹一脚；生病了，往那儿打一针；老流氓要掐，也掐在那儿；遇上拍马屁想吹捧你的，也拍那儿。所以这个命运特别悲催。
所以你刚刚说的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惟一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放弃了。当你说真的没办法的时候，那就说明你自己放弃了。
《一块红布》解了我全盘的扣儿
人物周刊：你如何拿捏这种抗争和妥协之间的分寸？
崔健：如果我现在要是撒开地说，我一样还是敏感的。我不知道王朔现在是怎样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知道我自己的内心。我总是能碰到那个临界线，有时是真急：你再封杀我算了！但你周围有一帮人在工作，在靠着你，你不能那样。而且我还是相信，或者说乐观的一面，我就觉得年轻人会起来。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和成长，一定会打破很多东西，让我意想不到的东西。而且现在上网看，言论确实是相对宽松、自由多了，能看到很多批判的东西。后来我就觉得要是再过于猛烈的话，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功利色彩在。我就发现有些东西你可以顺其自然。
你坚持做你的音乐，音乐质量就是最好的武器。就像日本人为什么能征服中国市场，靠的不就是质量？质量无国界嘛，没辙！美国也是，你丫有多深的反美情结都不行。像美国电影，他们有研究观看心理和制作的工业，的确离生活非常近，全世界都在看美国电影。日本文化没有中国这么大，可动画片这些文化软实力确实强大。中国其实也可以影响世界，因为中国有很多话题或者主题，都是全人类共通的，所以我现在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认识到一点：中国现在需要特别好的质量。各方面的质量，高质量的牛奶，高质量的房子，高质量的桥，高质量的路，高质量的文化。
人物周刊：在被禁的那些年，你怎样直面内心的怨恨？
崔健：后来我就发现，我让质量说话特别有效。就是我要把演出做得特别好，我要把电影拍得特别好，我要要把歌词写得特别好……这时候就能感觉到力量，而且力量相当大。就算你震撼不了他们，你感化他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物理性的，一种是化学性的，最好的质量是双性的，又有物理性，又有化学性。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中有这样的案例吗？
崔健：《一块红布》吧。就是你从这边听，他会感动；从那边听，也会被震撼。《一块红布》的感动性和震撼性都特别大。我跟你讲，我那么多作品，《一块红布》从来没出过事儿。第一次演唱的时候在工体，我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解了我全盘的扣儿。那天演出有很多人，一个人只能唱一首歌。我唱的时候，拿一块红布，把脸蒙上了。我还在家里试了试，能不能看见这个脚下。那天我旁边很多人看着我说太牛逼了。上场时我都没排练。你要是正儿八经去申请，肯定不会让你唱。因为有一定冒险的成分在，但你就得干。在你不妥协的情况下你做一个举动，很多时候实际上能解了一个全盘的困惑。可能有时候你会错，但是一定不要怕。 人物周刊：《一块红布》在你创作之初，到底是不是一首情歌？
崔健：顾名思义，你看歌词就知道，你不可能只想到性，你也不可能只想到政治。我觉得这个东西，再解释就有点小儿科了。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不管。歌词在那儿呢。
人物周刊：你认为大家对你的作品有误读吗？
崔健：我本身创作的基础提供的想象范围就很大，它都是自然的。我没有专门去写你们想的那件事儿，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也写了很多情歌，可能《花房姑娘》就更像是情歌，大家也没有对这个东西有误解，它就是彻底的情歌。
要有一些艺术家去抵制对文化的摧毁
人物周刊：有人批评今天的你臣服商业，也有人认为你依然拒绝商业，实情是怎样的？
崔健：不是臣服，也不拒绝。其实我很合作的，只不过我合作的形式有个比重的问题：就是当我的艺术和原则都能坚持的情况下，我可以放弃一些东西，但我不可能上来就先放弃这些东西。打个比方，为了我下面的演唱会，我刚才需要配合拍照。要是过去我可能就不拍了，或者说我只给你5分钟时间，但刚才我给他整整拍了40分钟。再比如我的演唱会，全是自己做，全是我自己的作品，而且我们那个包装形象，全都是独控的，没有任何团队在给我们操作，等于是自己宣传自己，不是完全仰着某个经纪人公司，或者某个唱片公司的一大帮人，他们在我们这儿没有话语权。我们为了配合，也是为了宣传演出，所以我应该尊重我们的团队，这么辛苦地去安排。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形式存在，是有它特殊性的。
对我们来说，文化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媒体。这个媒体也有监督意义，甚至有种成人教育的意义。艺术有强大的教育功能，好的艺术，就像每天洗澡，可以不断给你洗礼，对你的身体和灵魂都是有益的。就像理财一样，智慧一样可以被打理，好的艺术一旦出现就会带来这种作用。话语权也是我们多年积累出来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挑战自己，现在也是，我们正在录制未来10年的曲目，所以这10年我们仍然有新的作品。而且我们每次演出都带着百分百的热情，而不是像在今天唱《一无所有》，甚至变成服务性的，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永远有新东西。
人物周刊：从今年开始，观众已经能够在电视综艺节目上看到你。之前你一直抗拒电视，现在你是什么态度？
崔健：这也是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我想了很久，还是打算以后不再做了，因为我觉得掰不过他们。他们不花精力，也可能花了一些相对的精力，我觉得如果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其实能做好。但最起码最近一个都没有。他们有很好的意愿，但是没有彻底执行的能力。
但是像最近有的音乐现场选秀节目，用的是美国或者台湾团队，他们的音响控制都特别好，现场也特别好。要是这样做，就行。因为他们真的花了本钱，正式的乐队、调试员、现场声音都特别好。不过中国的电视太小了，很多人是用手机直接看，所以剪辑出来后，传播效果可能不是最佳。但它的现场是真实的，这是个很大的挑战。这个不是说你一帮人有理想、有资金去开发，现在马上就能做好。要是有一天出现一种耳机，我说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一定要戴这个耳机，你就会理解这个乐队为什么好、那个乐队为什么不好。流行歌为什么没劲，因为它做不出来这种场，你家电视又只有那么大，那你肯定就看长得漂亮的，视觉足够养眼的，肯定就不会在乎声音，所以就造成了音乐被忽视掉。
现在电视的播出团队不行，音响、调试团队要求也不高，最后播出的片子也是剪辑处理过的，只有《中国好声音》是在真唱，真唱才有那种效果。他们的乐队达到的水平挺高，投入也够大，像这种摇滚多的话，就能养活一帮高水平的音乐家，之后就能开始良性竞争了。高水平的音乐家、高水平的调音师、高水平的灯光师、高水平的导演、剪辑，这就是良性竞争的诸多要素。也许将来我会出创意，合作电视摇滚的节目。
人物周刊：听起来你似乎也很理解今天依然猖獗的电视假唱？
崔健：恰恰相反，越是这样，越要限制它。电视台的这种暴利的可能性巨大，它就像定时炸弹，对文化是摧毁性的。这种摧毁性的传播，只有艺术家才能看出来。看出来就应该去限制它，为什么设诺贝尔和平奖啊，因为诺贝尔看到了和平被毁灭的危险性。让小人掌握了工具或者是一个个国家，世界就会被毁掉。只有艺术家能看到这点，小人拿着坏东西去清洗这个国家的灵魂，这就是音乐产业的现状。
这个真不光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一样，极其功利。就让人他妈的觉得，是你这个民族的文化根基深层次的因子是在杜绝冒险精神。他们总是只看冒险失败了会如何，根本就不算这个冒险创造出来的财富价值。这个民族已经没那能力了，快彻底老化了的最大标志就是不相信冒险家。忘了是谁说的，说得特别牛逼，说拿破仑看错了，说中国人不是睡狮是睡牛。因为太远了没看清，不是狮子是头牛。中国需要的是仰望星空的人。
听过《缓冲》这首歌你就明白，你脑子经常会被洗，你的那个冒险精神经常会被打消掉。一种恐惧比疯狂更加强烈，所以我要做的事很多，你们媒体要做的事儿也很多。你们要让你们的国家怎样，后代怎样，决定权都在你们手上。什么叫创造？创造就是从没办法到有办法。
我不相信毒品
人物周刊：能否说说你为何如此注重对身体各方面的保养？
崔健：这个话题可能要上升到更高层次来谈，我觉得就算不是因为表演，保养也是理所应当的。英文有句话叫：Treat your body like a temple。temple中文直译是“庙”，但在英文里其实包括教堂和寺院。“把你的身体看作一个教堂”，你每天都可以去洗礼自己的灵魂，每天都可以像上教堂一样，去处理你自己繁杂的信息。宗教的概念绝对不是我谈论的问题，我谈的只是一个：什么是你的教堂？就是你自己的身体。有首歌叫《Thanks my body》启发了我这样的想法，谢谢自己的身体。我们这么糟践自己，吸毒、喝酒、不睡觉、乱性，你还支撑着我，还在给我信仰，后来我被你感动了。所以我锻炼身体，你会发现，所有健身房的这些人你都喜欢。这些人都是健康的，因此也是自信的。阴谋诡计都是来自不自信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们都应该互相去鼓励彼此的自信心，你会发现，敌人很少。 人物周刊：这其中有一些功利的考虑吗？比如说出于演出的需要。
崔健：我还真不是为了这个，我要真是为了这个，我可能做更多的事儿。我可能打羊胎素，可能还要去整容。从生命体验来说，人们当然愿意看没皱纹的人。从审美上，人都喜欢看帅哥美女，没人愿意看有皱纹的，这就是所谓性感路线。你看韩国市场上成功的，总是走这个路线。它永远包装年轻人，因为卖的就是这东西。
我现在的身体，一刀都没开过。我甚至觉得那个可能会伤害我的身体。我觉得人最好的美容就是健康，让自己实打实地健康，我连化妆都特别烦。你看我上台都不怎么化妆，让灯光配合就完了，少给我打硬光，少打软光。我跟其他化妆演员不一样，所以最自然的东西是最美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运动量还是不够，还太小。
人物周刊：在摇滚圈中你很自律，从来没听说过你碰毒品。
崔健：我觉得我抗拒毒品。其实我也想知道人体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你看我们中国，由于道德的原因，已经屏蔽掉了性。性能量已经被妖魔化了，性在中国的传统教育里是被压抑和边缘的。人家日本就调动得特别好，日本人没有像西方那样强烈的宗教信仰，你看他们民族的能量调动得特别好，某种程度上他们又有自己的特点。一个科学认识自身能量的民族，完了还能调动它，让他们区别于其他民族，同时又想成为一个优越民族，这个产生的能量就特别大。中国现在能量也特别大，因为过去受了二百年欺负，所以所有人都努力工作。跟别的民族比，中国人现在是最有工作热情的，就是属于那种工作勤恳、不停奋斗、渴望成为最好或者想恢复到最好的一个群体，这个能量是正当的，但这个能量会被滥用。
谈论性的时候，其实是诚实和有商业价值的，因为这很诚实。别听他们丫吹牛逼，说什么捍卫毒品的尊严，扯什么淡？他们都是极致的真正道德沦丧的人，他们自己都不信那一套，你看墨西哥现在已经快成毒品国家了，这种失控很可怕。我不相信毒品，我也不相信吸毒者，他们道德沦丧，为了他们自己那种病态的需求出卖所有的利益。如果说为了创作，我还能够接受或者同情，但这个肯定是个错误的方向。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担心，随着年龄增长，生命能量会走下坡路？
崔健：这个我承认。但人的抽象能量是两个方向的，而且是离不开的，两种可能性都有。有可能你体力能量越来越差，但思想能量越来越大。很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晚年释放最大的能量。其实从技术上讲，我现在在舞台上的能量比以前要好，乐队成员都这么说，我现在演出比那个时候放松。就像游泳一样，你说你游泳或者跑步，你训练的不是让你找到怎样有能量，而是找个放松的方法。别人走10米的能量，你可以走100米，这就是能量的科学使用。
只要快乐，就会永远做下去
人物周刊：出道至今二十多年，你始终都活得特别自由。
崔健：谢谢你这么说。我自己满足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我自己从来没有被任何空泛的道德观念限制，我也没有被物质限制，我不需要强迫，我不记恨别人。就包括像李宇春出场费比我们高，像刀郎的市场价值就比我们大，我都很平静。我分得很清楚，谈市场价值，我就不谈艺术价值。人家值这个钱，人家有人看，有人买单，那就是他应得的。我们乐队的人，也经常给流行音乐伴奏，我说你去吧，我还高兴呢，你挣钱挣得多，说明乐队光荣。
人物周刊：再听到“摇滚教父”的称号，你会是什么感受？
崔健：我愧对这个称号，因为我觉得我的作品太少。我出专辑慢，因为我的作品不像那帮人是流水线的。我给自己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要一直提高作品质量，因为我较劲较得太狠，其实我应该放弃一些，我担心有一天我累了的时候，我想做的做不完了。我很怕自己的体力不够，其实制作是个耗费巨大体力的工作。我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制作人，中国优秀的制作人全都做流行音乐去了，做摇滚的都没经验，还特难找。从国外请的话，把声音做得特别漂亮可以，但我发现又失去了我的力量。要找到符合我声音的这个人，特别难。
再过5年，等我再出两张专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我这过程是怎么走来的。我现在正遇到一个过关的点，我也不知道过不过得去，我也就不说这事儿。
人物周刊：在今天，你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崔健：肯定还是自身。这个时候，要挑战的东西很多，你要挑战市场的承受力，你要挑战政策的承受力，你还要挑战这个组织的承受力。对自身的挑战，其实是每天都有的。你会发现，你对乐队的管理，一样非常有挑战性。因为人越多，矛盾也越多。不光是一些名誉上的争风吃醋，同时还有兴趣上的。最后，你还得来个民主集中。应对完这些挑战，你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一个有含金量的话语权，当然也是真正的话语权。无论音乐还是电影，你感到新鲜，你才愿意欣赏。如果他用老崔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又能看见新东西，他肯定才会觉得有意思，才会按照你的预期听下去。送人的永远是送人的，打水的永远是打水的。
人物周刊：所以，你希望自己一直是那个打井的人？
崔健：对，这种东西是我有兴趣的。如果我没有兴趣干这事儿，观众一下就看出来了，我音乐的价值就会跟很多人一样，变成单纯给人服务。其实这种机会有的是，就是别人跟我签约。当年我刚写完《一无所有》，就有人来跟我联系说给我多少多少钱，完了几年出一张唱片。但这有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想透支我的价值，所以我认为自己控制得还挺不错。在有些人眼里我可能有些愚蠢，他们会说为什么你没在最火的时候，挣一大笔钱，完了该歇就歇了。我说我歇什么啊，我工作的意义是为了歇吗？我做音乐的时候，本身就是歇。我自己喜欢，这就是休息，所以我没有假期。我就觉得工作就是很大的乐趣，我很高兴，我也没有那么紧张。有一天我不想干的时候，我就不干了。
（实习记者代双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