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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现代化，就意味着对传统的超越。那么，文学的现代化自然离不开对传统文学形态的不断扬弃。具体到中国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始终贯穿于整个20世纪，而且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转型，都带来了文学的转型，虽然其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一直朝着民主、自由、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现在普遍的观点都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突飞猛进的质变是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确，当时的一批民族精英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勇敢地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在权衡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利弊后，毅然选择了现代化的方向。这批民族精英之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实在功不可没。
在提及这批民族精英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是自觉地围绕着《新青年》杂志进而从事着建设现代文学的事业的，可以说，《新青年》是他们反对封建文化、建设现代文学的一个阵地。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围绕着《新青年》而团结在一起的这批文化精英作为一个团体，从而来考察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所起的作用。
二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诞生于1915年9月，1917年初由上海迁到北京。迁京后，围绕着《新青年》的一批精英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比如陈独秀、李大钊等等借着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逐步推向高潮。由于《新青年》诞生于反对帝制的浪潮中，而且正值翻译文学兴盛，所以源起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便成了《新青年》同仁们思想的所在之源，并且借此作为发难封建文化的锐利武器。
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里，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率先擂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因此，他希望青年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自身的价值和责任，能够反抗腐朽，包括旧道德，旧文学，从而建设新的文学。同时，他在文中还针对袁世凯政府的倒行逆施疯狂上演的帝制丑剧，以及封建卫道士们为了麻醉人民、拥护帝制、提倡尊孔读经等现象，向广大的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些主张虽然还不够明朗，不够系统，但是从首尾的两个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实际上已有了“民主”和“科学”的应有之义。二者合起来，就是日后家喻户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雏形。文中还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极富鼓动宣传的文字可以说算得上是陈独秀关于思想革新和文化革命的宣言书。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的杰出贡献。除此之外，陈独秀还较早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在同年二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陈独秀把“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并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可以说，陈独秀的主张为文学的发展前景提供了蓝图，并且建构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从而指引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核心人物，如果说他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引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文化精英的加盟，无疑使文学的现代化成为必然，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批人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李大钊作为一名政治家，主要从事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工作，希望为中国的发展指出一条明路来。而且，他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什么是新文学，并且也从新文学的思想实质和理论基础等方面，不断为新文学运动呐喊助威，他说：“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他们，宏浑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运动的土壤根基。”
作为一个教育家，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把北大从“官僚养习所”变成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他于“五四”时期提出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无疑开创了北大“读书”与“救国”并重的传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北大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和革命先驱，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果说这些政治家、教育家只是从口头上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口号的话，那么以胡适、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文学革命主将，则是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自己的创作践行着文学的现代化，并使其一步步走向深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可谓算得上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在文学革命初期，他是以一个先驱者的形象出现的，但后来却又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从文学革命的历史来看，他可算得上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他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可谓震耳发聩。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必须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些实际上是从文学形式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建设理论的。1918年4月，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更明确地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此后，白话文运动由文学改革的范围向整个社会全方位推进也是必然。此外，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上，胡适重视宣扬个人主义，主张采取写实主义。他在1918年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如上观点，由此引发了“五四”后一两年间“问题小说”与“社会问题剧”的创作热潮。而且同时，胡适还在《论新诗》中提倡诗不但要用白话写就，而且还应不拘格律，向自由诗发展。他本人也是此种主张的践行者，其诗集《尝试集》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首部白话诗集，对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作为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最杰出的“双雄”，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影响和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
先说鲁迅。我们知道，文学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创作主体意识的现代化。鲁迅处在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时期，他之所以成为创建现代型文学的主将，并创造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经典，也在于鲁迅能够敏锐地感知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和我国文学演变的趋向，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实现了自我主体意识的现代化，以适应救国救民与文艺变革的需要。具体到思想上，鲁迅与五四前后的文化先驱是一致的，他从西方汲取了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等理念，而且坚定地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并且把现代“科学”和“民主”作为思想战斗的武器。然而，相较于同期的文化精英，鲁迅更有深刻之处。他不仅把“科学”与“民主”精神作为批判封建文化的思想武器，把理性、自由、法制作为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而且以现代理性精神更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灵魂。具体到创作思想上，他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提出了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文学是启蒙的工具，是“改造国民性”的工具，因此他倡导的文学便具有启蒙文学的性质。此后，他所创作的一系列小说、杂文都是以改造国民性、唤醒民众的觉醒为基本出发点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可以视为鲁迅在现代小说领域里的经典，而其散文集《朝花夕拾》、《野草》也更显示了他独特的创造活力。
如果说鲁迅是以丰富的文学创作显示着他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实绩的话，那么周作人则是以其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以及他在文学批评等方面的实绩对新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四时期其它的革命先驱对文学的现代化更多关注的是文学形式的改革问题，然而周作人却有不同的认识，他认为文学革命如果只是致力于文字工具而忽略了思想内容建设，那么便隐伏着潜在的深刻危机。1918年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是“人的文学”，而这种“人的文学”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周作人以“人的文学”为标榜，其目的在于唤起人的觉醒，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学说反对摧残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制度。此后，周作人又于1919年提出了“平民文学”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他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总的说来，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都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并且强调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也是个人的。把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对比起来看，无论是鲁迅把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还是周作人把文学作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都闪现着现实主义的影子。
钱玄同和刘半农算得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者。他们都从变文言文为白话文的角度具体探讨着文学现代化的发展之路。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他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态度很是激烈。刘半农则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等许多建设性意见。他们的种种观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三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许多文化精英和革命先驱在其中都做出大胆的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围绕着《新青年》的一批人更是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上做出了基础性的然而却是关键性的贡献，他们在中西文化比较的立场上，提出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学发展之路和文学创作方法，这一切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影响可谓深远。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所谓现代化，就意味着对传统的超越。那么，文学的现代化自然离不开对传统文学形态的不断扬弃。具体到中国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始终贯穿于整个20世纪，而且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转型，都带来了文学的转型，虽然其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一直朝着民主、自由、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现在普遍的观点都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突飞猛进的质变是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确，当时的一批民族精英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勇敢地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在权衡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利弊后，毅然选择了现代化的方向。这批民族精英之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实在功不可没。
在提及这批民族精英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是自觉地围绕着《新青年》杂志进而从事着建设现代文学的事业的，可以说，《新青年》是他们反对封建文化、建设现代文学的一个阵地。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围绕着《新青年》而团结在一起的这批文化精英作为一个团体，从而来考察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所起的作用。
二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诞生于1915年9月，1917年初由上海迁到北京。迁京后，围绕着《新青年》的一批精英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比如陈独秀、李大钊等等借着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逐步推向高潮。由于《新青年》诞生于反对帝制的浪潮中，而且正值翻译文学兴盛，所以源起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便成了《新青年》同仁们思想的所在之源，并且借此作为发难封建文化的锐利武器。
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里，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率先擂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因此，他希望青年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自身的价值和责任，能够反抗腐朽，包括旧道德，旧文学，从而建设新的文学。同时，他在文中还针对袁世凯政府的倒行逆施疯狂上演的帝制丑剧，以及封建卫道士们为了麻醉人民、拥护帝制、提倡尊孔读经等现象，向广大的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些主张虽然还不够明朗，不够系统，但是从首尾的两个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实际上已有了“民主”和“科学”的应有之义。二者合起来，就是日后家喻户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雏形。文中还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极富鼓动宣传的文字可以说算得上是陈独秀关于思想革新和文化革命的宣言书。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的杰出贡献。除此之外，陈独秀还较早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在同年二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陈独秀把“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并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可以说，陈独秀的主张为文学的发展前景提供了蓝图，并且建构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从而指引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核心人物，如果说他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引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文化精英的加盟，无疑使文学的现代化成为必然，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批人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李大钊作为一名政治家，主要从事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工作，希望为中国的发展指出一条明路来。而且，他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什么是新文学，并且也从新文学的思想实质和理论基础等方面，不断为新文学运动呐喊助威，他说：“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他们，宏浑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运动的土壤根基。”
作为一个教育家，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把北大从“官僚养习所”变成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他于“五四”时期提出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无疑开创了北大“读书”与“救国”并重的传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北大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和革命先驱，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果说这些政治家、教育家只是从口头上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口号的话，那么以胡适、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文学革命主将，则是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自己的创作践行着文学的现代化，并使其一步步走向深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可谓算得上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在文学革命初期，他是以一个先驱者的形象出现的，但后来却又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从文学革命的历史来看，他可算得上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他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可谓震耳发聩。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必须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些实际上是从文学形式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建设理论的。1918年4月，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更明确地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此后，白话文运动由文学改革的范围向整个社会全方位推进也是必然。此外，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上，胡适重视宣扬个人主义，主张采取写实主义。他在1918年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如上观点，由此引发了“五四”后一两年间“问题小说”与“社会问题剧”的创作热潮。而且同时，胡适还在《论新诗》中提倡诗不但要用白话写就，而且还应不拘格律，向自由诗发展。他本人也是此种主张的践行者，其诗集《尝试集》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首部白话诗集，对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作为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最杰出的“双雄”，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影响和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
先说鲁迅。我们知道，文学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创作主体意识的现代化。鲁迅处在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时期，他之所以成为创建现代型文学的主将，并创造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经典，也在于鲁迅能够敏锐地感知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和我国文学演变的趋向，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实现了自我主体意识的现代化，以适应救国救民与文艺变革的需要。具体到思想上，鲁迅与五四前后的文化先驱是一致的，他从西方汲取了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等理念，而且坚定地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并且把现代“科学”和“民主”作为思想战斗的武器。然而，相较于同期的文化精英，鲁迅更有深刻之处。他不仅把“科学”与“民主”精神作为批判封建文化的思想武器，把理性、自由、法制作为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而且以现代理性精神更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灵魂。具体到创作思想上，他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提出了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文学是启蒙的工具，是“改造国民性”的工具，因此他倡导的文学便具有启蒙文学的性质。此后，他所创作的一系列小说、杂文都是以改造国民性、唤醒民众的觉醒为基本出发点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可以视为鲁迅在现代小说领域里的经典，而其散文集《朝花夕拾》、《野草》也更显示了他独特的创造活力。
如果说鲁迅是以丰富的文学创作显示着他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实绩的话，那么周作人则是以其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以及他在文学批评等方面的实绩对新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四时期其它的革命先驱对文学的现代化更多关注的是文学形式的改革问题，然而周作人却有不同的认识，他认为文学革命如果只是致力于文字工具而忽略了思想内容建设，那么便隐伏着潜在的深刻危机。1918年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是“人的文学”，而这种“人的文学”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周作人以“人的文学”为标榜，其目的在于唤起人的觉醒，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学说反对摧残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制度。此后，周作人又于1919年提出了“平民文学”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他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总的说来，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都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并且强调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也是个人的。把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对比起来看，无论是鲁迅把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还是周作人把文学作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都闪现着现实主义的影子。
钱玄同和刘半农算得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者。他们都从变文言文为白话文的角度具体探讨着文学现代化的发展之路。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他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态度很是激烈。刘半农则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等许多建设性意见。他们的种种观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三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许多文化精英和革命先驱在其中都做出大胆的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围绕着《新青年》的一批人更是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上做出了基础性的然而却是关键性的贡献，他们在中西文化比较的立场上，提出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学发展之路和文学创作方法，这一切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影响可谓深远。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