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一体”正“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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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中旬,程锋履新江北区委办公室副主任。
  掌声四起中,有的来自他的竞选对手——江北区委办公室总务科科长李彬。
  两人一路过关斩将。笔试环节,程锋领先;面试环节,李彬占优……直到最后,李彬方以0.39分败北。
  “公选十关,每轮得分都当场公布。”虽竞争失利,但李彬毫无怨气,“选拔流程通透,我输得口服心服。”
  程锋曾任江北区委办公室调研科科长,根据“四项干部监督制度”规定,“领导干部的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提拔任用的,在作出决定前应征求上一级组织部门的意见”,江北区委组织部向市委组织部递交了关于程锋的书面报告。
  得到函复后,程锋才正式走马上任。
  “四项干部监督制度”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浸入重庆选人用人的土壤中。
  
  创新事前报告筑牢选人用人“防火墙”
  
  3月20日,江津区委党校门口,拉起一道警戒线。
  考生跨越警戒线的第一件事,就是交出手机,面试完毕后,方能取回手机,并在专人陪同下离开。
  8点30分,158位考生和125位考官见面,现场抽签:哪些考生由哪些考官面试。考生和考官皆被分为五组,考官由区领导和区级部门、各镇街的“一把手”组成。
  考什么?考官也不知。考题是市委组织部出的,开考时拆封方见庐山面目。
  9点整,第一位考生进入第一考场。
  “你走上正职岗位后,提出一项得到上级批准的新措施,但一些员工因利益受损而反对,副职也有人不配合,你怎么办?”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发问。
  “作为‘一把手’,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半途而废,改革必然触动个别人利益,关系大局发展的好措施必须下决心推行……”考生侃侃而谈。
  三个问题,前两道回答流畅,后一道回答结巴。
  接着,第二位考生入场,回答完毕后,考官宣布第一位考生成绩: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最后得分81.4分。
  为何以这种方式选拔干部?
  “干部提拔任用,过去是部门提人选,常委会讨论通过就行,在这种情况下,初始提名权形同虚设,跑官卖官往往从这里打开缺口。”王银峰说,“为此我们创新了初始提名制度。”
  “除公开面试外,还实行科学考核,奠定初始提名实绩基础;再从工作实绩等四方面优化考核;然后邀请各界代表参与民主测评,并实行‘优秀票和称职票之和未超过80%就一票否决’等三个一票否决制。”王银峰说,将“伯乐相马”变成“赛场选马”,将“内部考察”变成“阳光运作”,有效遏制了跑官要官。
  6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批示,重庆改革干部提拔初始提名制度的做法很好!
  江津经验只是重庆创新落实“四项干部监督制度”的缩影。“在事前报告方面,重庆不仅做到了严格遵守,更进行了多层次的创新。”市委党校教授黄远固说。
  荣昌“两荐两试两差额制度”、万盛“干部调整计划预告制度”等,皆筑起一道道让“猫腻”无处容身的干部任用“防火墙”。
  
  规范事后评议念好选人用人“紧箍咒”
  
  6月4日,2009年度重庆市管干部考核结果揭晓。
  589位市管干部喜上眉梢:被确定为优秀等次,受到市委表彰;32位市管干部如坐针毡:考核排名靠后,将被诫勉谈话。
  在诫勉谈话后,一位德考评分最低的县委书记被“调整”。
  重庆一下成为全国焦点,因为德考一直在中国难有突破。
  “干部出问题,往往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德与才,缺一不可,但相比而言,才不够,可以学;德不行,很难补。”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是党的一贯要求。”许耀桐说,但如何实现以德为先,却是一个让各地政府头疼不已的难题。
  2010年初,突破大戏在重庆拉开帷幕。
  重庆出台了《市管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采用正向测评、反向调查、跟踪记实三法,对市管干部进行德的专项考评。
  正向测评,综合评德:从“用人五湖四海,处事公道正派”、“慎交友、拒红包、不吃请、不说情、不谋私”等六方面细化德的正向测评指标。
  反向调查,十问察德:选择当前社会反响最强烈的十种负面现象为评价指标,向熟悉干部情况的人调查干部是否具有某些负面反映。
  跟踪记实,选用重德:建立德的电子档案,记录干部重要表彰、违规违纪、诫勉谈话等情况,德考在90分以下的一律不予提拔或重用。
  “重慶创新干部考德三法,一改过去德考分不出差别的状况,从制度层面破解了‘考不实’难题。”《人民日报》如此评价——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用近一整版的篇幅隆重报道了重庆干部考德经验。
  “重庆不仅将‘一报告两评议’扩大到每个有干部任免权的单位,更创新了多渠道的干部使用评议机制,充分发挥了干部群众评议的杠杆作用。”许耀桐说。
  “在以前,评议往往就是走过场,因为考核体系没细化,我们打勾画叉往往凭感觉和印象,评议结果难实难真。”市安监局长肖健康说,“现在,我们不得不认真起来。”
  规范和创新“一报告两评议”,让重庆选人用人公信度有了质的飞跃。
  
  加大离任检查炼好选人用人“试金石”
  
  2010年2月2日,农历腊月十九。
  文强走上市五中院被告席,站在他两侧的,是他曾经的手下,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副总队长陈涛。
  文强习惯性地站在最中间。
  三天前,他在看守所里度过了55岁生日。
  腊月十七,以前是他每年最高兴的日子,“临近春节,又过生日,总会有人送红包”。
  1992年,文强调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在此位置上一呆就是16年。
  靠着16年积累,文强成为重庆警界威权极重的人物,也成为下属“拜奉”的对象:收40万元,帮罗力成为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收46.5万元,帮陈涛成为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副总队长……16年受贿近1600万元,六成涉及买官卖官。
  “透过文强案可以看到,很多区县和市级部门‘一把手’,或实质上的‘一把手’,在选人用人中的核心作用,他们表过的态,往往没人敢说不。”黄远固说。
  这些“一把手”在位时,即使有问题,“盖子”也很难揭开。只有他们退位或调离时,人们才敢真实地表达意见——因此离任检查非常必要。
  在“四项干部监督制度”推波助澜下,重庆打响干部离任检查“三必”战。
  “离任必检,各级党委书记本人提拔使用、平级交流、到龄退休前,都要检查其履行干部选拔任用职责情况;检查必严,坚决防止走过场、搞形式;违规必纠,该处分、追究的决不含糊。”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存根说。
  在市委领导的直接推动下,一系列离任检查制度破土而出。
  南岸区推出了“一把手”离任三审制:干部离任要进行经济责任、用人行为、干部人事机构编制三方面审计,违规必纠。
  綦江县推出“一把手”离任举报制:建立“12380”举报电话和网上举报信箱,做到有案必查、查必有果。
  …………
  “各种离任检查创新举措,将‘一把手’的选人用人情况与其自身的进退留转挂起钩来,形成倒逼机制,促使他们慎始慎终,正确行使选人用人权。”黄远固说,这有效解决了“一把手”用人权约束力不强的问题。
  
  严格责任追究架设选人用人“高压线”
  
  5月30日,摄像机成了北碚公选的另一“主角”。
  公选27位干部的面试,在北碚区行政中心举行。六个考场,皆实行全封闭管理,摄像机全程监控:凡发现私接电话者,立即取消资格。
  选手落座后,摄像镜头立即扫过来:试题必须从中组部题库中抽取。
  选手必须回答三个问题,每题回答时间不得超过四分钟——作证者,是一旁的摄像机。
  选手答完后,评委打分由记分员输入电脑,再经监督员、公证员、主考官依次签字。
  每一岗位面试结束后,主考官都会把选手全部召回,当场公布成绩,前三名进入下一轮民主测评。
  整个面试过程的每一细节,都被摄像机一丝不落地捕捉下来。
  “全程录像,旨在探索选人用人全程记实制度,以防以后出现问题时,方便责任追究。”北碚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学建说。
  创新责任追究制度,北碚还建立了实名推荐制——推荐人只需在北碚政府网上下载一张“北碚区处级领导干部人选实名推荐表”,即可举荐干部。
  “方式虽简单,但责任很重,一旦出现失误,推荐人将被追究责任。”李学建说,以前推荐干部一般都是口头推荐,所以推荐人往往漫不经心,实行实名推荐后,大家都变得慎重起来,基本做到了举人唯贤。
  “管理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好制度,如果没有责任监管和惩戒办法跟进,就会流于形式。”黄远固说,“中央出台责任追究办法,就是为了弥补以往干部选任监督制度设计上的缺漏。”
  重庆迅速将责任追究办法落实到干部选用工作中,做到了“三严”。
  “严格记实,从推荐提名到考察酝酿、讨论决定,都要如实记录;严格查核,健全群众举报受理体系,做到有举必受、有案必查;严格追责,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陈存根说。
  在市委精心部署下,责任追究制度创新荡开一池春水。如北碚那样,各种创新举措像雨后春笋般从各区县冒出来,干部“带病提拔”现象迅速改观。
  贯彻和创新“四项干部监督制度”,重庆就这样建立了一套从干部选拔到任用、监督、问责的体系,堵住了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
  
  链接
  
  “四项干部监督制度”是指中央办公厅在2010年4月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及中央组织部同步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等四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面的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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