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沈家本
　　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陈寅恪
　　枕碧楼,中国近代法学大家沈家本的藏书楼。记得,我第一次获悉枕碧楼,得益于拜读田涛先生《枕碧楼印象》一文。在文中,田先生用略带伤感的笔调,回忆儿时记忆中的枕碧楼:“楼为两层,坐北朝南,面对一片低矮院落,可谓览尽人间烟火。楼的北面是护城河,每到春天,河畔垂柳依依,两岸芳草萋萋,满布疮痍的城垣,几近坍塌的宣武门城头的危楼,果然是一派碧色伤心。”二十余年后,经过一段人生沧桑的田先生回到北京,他发现:“隔于内外城之间的高大城墙早已拆除了,宣武门的城楼也已不知去向,曾经有过游鱼和蝌蚪的护城河也不见了踪影,不见了垂柳和芳草,代之而来的一排排丑陋至极而又毫无生气的灰色的十几层的大板楼。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刻经院也荡然无存,新修的水泥路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着铁灰色的光。”——曾经是文人聚集的北京宣武门南,已经变幻了时空。但有幸,枕碧楼还在,依然躲藏在宣武门南上斜街那片破落的平房之中。
　　枕碧楼的印象也就这般沉淀在我的脑海中,我心想,有朝一日,定当寻访。
　　作为一位从南方来北京“游学”的学子,北京的民俗文化似乎对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每当节庆时日,总想去看看胡同,逛逛庙会,而现代化的大街高楼,则实在显得乏味。今年春节,我有幸得以“留京”,寻访枕碧楼自然是机会到了。
　　大年初四,在王煦贤弟的陪伴下,我寻访了枕碧楼。王贤弟是地道的“老北京”,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民俗,他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我每次出去“感受”北京民风习俗,都得益于他高品位的导游。
　　枕碧楼在宣武门外的上斜街金井胡同一号,说实话,如果没有门口的两块牌子,大概没几个人会在意这座宅院,因为它和胡同里其他院子没啥大的差别。一块牌子上写着:“沈家本故居。”另一块牌子写着:“沈家本(一八四○—— 一九一三),浙江归安(今吴兴)人。清朝光緒年间进士,历任刑部左侍郎、大理寺正卿、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职,是清末修订法律的主持人和代表者。他对中国古代法学予以总结和评判,同时也引进近代西方法律理念,制定符合时代精神的法制,对于近代中国法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撰写的书稿《沈寄先生遗书》,成为研究我国古代法律的重要文献。‘枕碧楼’是故居中的藏书楼,藏书五万余卷。一九九○年,沈家本故居被列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沈家本这个名字,对法律界人来说,应该不会陌生,但对法律界以外的人来说,知之者恐怕不多。作为中国近代法学大家,他对于清末立法的改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中国法学,特别是传统法学的研究,从这点讲,他是国人应该记住的历史人物。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沈家本回到北京,任刑部大员。也就是在这一年,沈家本买下了金井胡同破落的吴兴会馆作为自己的宅院,进住后不久,在院中修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楼,取名枕碧楼。沈家本的许多论著,如《枕碧楼偶存稿》、《枕碧楼丛书》等,就是在这里写成的。一九一一年沈家本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两项职务后,便躲进此楼,潜心著述和整理旧作,直到一九一三年病逝。据史料记载,沈家本的宅院坐北朝南,平面呈矩形,共有三进院落。最前面的是高大宽敞的广亮大门,门前设垂花踏步,对面设影壁,门的两侧连接有门房二间和倒座南房六间。第一进院正房为三间穿堂,七檩前出廊两厢房各一间,西耳房三间,东耳房扩展成二层小楼。第二进院为正房五间,东西各三间配房,厢耳房各二间。过二进院门道房,通向最后一进,正面后照房八间,分隔为西五东三两组。总体而言,宅院建筑布局严谨,颇为宽敞实用。
　　我们走进宅院,发现院子里搭建了很多房屋,很拥挤,在房与房之间仅留有容一人通过的窄小过道,显然是个大杂院了,已无多少当年的样子。在院子的入口处我们找到了那座枕碧楼,穿过窄小的过道,从背后的楼梯我们登上了枕碧楼,脚下的木板发出吱吱响声,我忽然想到这已是百余年的老楼了,岁月的沧桑自然也留在它身上。在楼台上,我依稀还可以认出北面那挑出于高处的一角古墙飞檐,也可看到宅第的老门厅、坐南朝北的照墙、楼群,还可看到那些古老的屋柱、精细的刻雕……抚今追昔,似乎能让我们联想到当年沈氏一家老小聚居一堂其乐融融的场景。院子里有棵要两人才可合抱的皂荚树,它默默挺立在那儿,似乎看惯了天上的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和枕碧楼的人来人往、缘聚缘散。
　　在一番的拍照留念之后,我们走出了院子。这时,我想起一个可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这院子最终的命运将会如何?我想,它现在已是保护文物了,应该不会(很快)消失。但望着附近低矮破落的平房,和远处一幢幢有点“嚣张”的高楼大厦,我有点担忧枕碧楼的最终命运,因为“唯物主义”支撑下的现代性力量是强大的,很多传统事物无法与之抵抗。
　　想到这里,不禁想起以前翻阅的沈家本论著,想起他的那种学问,这些将来又会如何呢?毋庸置疑,沈家本在当下法史学术中地位尊崇,有专有名词曰“沈学”或“寄学”,沈氏的论著也不断被人习读、征引。但像他那样的学问功底,问学路数,现在似乎已经很少有人再有了,扩展一点讲,是一种传统学术在现代社会能否、如何存续的问题。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云:“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余英时先生也说乃师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但余英时先生自己也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失去了承载它的社会制度支持,成了“游魂”。我不敢说传统文化的复兴已不可能,但要重建,确实困难重重。
　　提及钱穆先生,不能不提另一位中华文化的象征人物陈寅恪先生,他曾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陈寅恪心中,纠缠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理智上他清醒地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随风逝去,走向歇绝的历史命运,但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文化的深深眷恋,因为他自身即此文化所化之人。所以,有学者认为,陈寅恪一生的学术,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首深情、凄美的挽歌。
　　不可否认,现代(多半也是西式)元素正在融入包括法学在内的现代中国学术之中,讲求科学性、实证性和对现实的功用。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下,社会科学兴起了,大行其道,而传统学术则没落了。法学家苏力曾曰:“中国社会的文科目前处在一个自先秦以来最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基本动力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需求的变化,因为学术最终还是受学术市场特别是社会需求影响的。”〔苏力:《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一卷·序),法律出版社二○○六年版〕
　　是啊!这一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象征着中国传统法学学术的“低矮破落”的枕碧楼,它的命运似乎就是淹没在现代化的城市丛林中了。
　　但在此,我想告诉世人这样一段历史:在古罗马时代晚期,面对社会的物欲横流,人性的堕落,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社会无可救药了,完了,因为“唯物主义”的兴起是谁都无法阻挡的。然而,谁会料到,不久,耶稣基督的产生,随之而来的是中世纪——虽然被很多人描绘成黑暗的,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它是人性光辉的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