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评论》25周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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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外国文学评论》创刊25周年;本期是总第100期。值此之际,编辑部特刊登自1987年创刊以来“大事记”若干则以示纪念,并借此向曾经为这份刊物付出心血的冯至先生、前任编委们、主编们、编辑们、编务们致意。“大事记”详列25年来本刊人员、专题、学术会议议题、栏目、论文体例、出版方、印刷方、定价、页码、开本的变更,以备作为将来刊物史研究之材料。
其他文献
一般认为,五四时期出现的新诗是受了西方诗歌的影响,但这一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却一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按道理说,这样的影响一定是通过翻译而发生的,但从翻译学和诗学的角度看,却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译本基本上都被译者做了手脚,以至于最终形成的译本并没有体现西方诗歌的诗体特征,而如果西方诗歌的影响就是通过这样的译本来实现的,那么新诗是受西方诗歌影响的定论就值得怀疑了。本文从理念、语言、语体、体裁、诗律和功能六个方面对五四初期的西诗汉译进行梳理和分析,论证当时的翻译决策存在着一系列值得商榷的地方,而正是这些因素,
丽塔·达夫2009年新作《穆拉提克奏鸣曲》是当代美国诗坛难得一见的叙事诗集。该诗集聚焦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生活在欧洲的混血黑人小提琴家布林格托瓦的生活和命运,不但是贯穿达夫作品的"历史情结"的延续,其独特的选题和独具匠心的历史书写策略更是帮助达夫完成了对黑人"世界主义"身份起源问题的探寻。
高句丽瑁璃王的《黄鸟歌》被誉为韩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故又称第一诗歌。此诗是汉诗还是汉译诗至今没有定论。本文从《黄鸟歌》的写作时间与使用的方言词汇进行研究,认为《黄鸟歌》最初应是母语诗歌,后译为汉诗。因为黄鸟一词是东汉末期、三国时期在燕与朝鲜使用的方言词汇,如果原本就是汉诗,那么根据扬雄的《方言》来看,应使用仓庚一词,而不是使用黄鸟一词。
随着美国的西部开发,沙漠在美国文学上的表达从无到有,到了20世纪更成为美国自然写作的主题之一。在玛丽·奥斯汀与爱德华·阿比不同的沙漠写作中,奥斯汀是“不情愿的朝圣者”,阿比则主动去沙漠独居,探寻生存的本质和意义;奥斯汀笔下的沙漠是独立、权威、神秘的女性,阿比的沙漠则是被动的美人,阿比对沙漠拥有强烈的占有欲和征服欲;奥斯汀的沙漠是和谐的生态文化社区,阿比的沙漠则是孤独的阳刚世界。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了推进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发展,梳理已有研究成果,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收录在中国知网(CNKI)77.,~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WebOPAC)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分析。从检索到的文献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划分为孕育、创建和发展3个阶段,归纳了已有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领域和重点内容,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2015年4月11—12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向乐黛云、饶苋子、陈悖、孙景尧、严绍鋈、谢天振、刘象愚、孟华、钱林森等九位学者颁发了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与会代表共同回顾了九位学者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卓越建树,并探讨了本学科前沿领域的新进展及新趋势。
学界在解读庞德《诗章》时往往称之为一部"现代的《神曲》",但是庞德1960年的访谈和达森布罗克最近的研究都否定了这一论断。纵观《中美诗章》及其他部分,庞德堆砌了大量史料讴歌君主制,并频频颂扬墨索里尼,构筑了一条从中美历史到法西斯意大利的通衢。这一格局与14世纪的《神曲》判然有别,却酷似16世纪的《君主论》。马基雅维利当年将此书献给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梅第奇,旨在为巩固意大利专制统治出谋划策。庞德追随马基雅维利,在《诗章》里曲用历史为法西斯"继续革命"理论正名,给墨索里尼呈上一部20世纪的《君主论》。
从波特创作的文化语境来看,大众传媒和"流言"是当时群体价值运转的主要方式,发挥着社会表征和权力实践的功能。本文借助流言理论对波特作品与当时社会话语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波特的作品不仅揭示出大众流言属于"群体性话语建构",还意图通过刻画一个"纯粹真实"的对抗话语空间来超越流言,表现出艺术家对流行社会思潮的反思和批判。
奥登认为,诗人在定位自己的社会位置的时候,一方面要警惕华兹华斯式的"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也要看清雪莱式的"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的局限,妥善处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线。诗人既是生活的人,也是写作的人,他要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类的普遍处境敞开心扉,通过艺术的手段传达他的独特体悟。因此,"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是个安全的位置,能够确保诗人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同时,与时代之种种变迁共命运。
此次大会以“文化转向”作为讨论的主题,是很有意义的。最近这些年,文学理论研究界一直在进行所谓“越界”与“增容”的讨论,从而逐渐走向文化的研究。我认为同处一个时代与学术环境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同样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所以才会提出“文化转向”的同类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