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贞观九年，宰相房玄龄走出长安城外，准备主持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而皇帝李世民也在皇宫内翘首以待，满怀兴奋。因为他们刚刚得知，一位大德，即将携带着真经进入长安。
　　慢着，玄奘不是要到贞观十九年才回来吗？没错，此时的玄奘，还在印度的那烂陀寺进修，忙于写毕业论文。这位进入长安的大德，不是玄奘；他带的真经也不是佛经，而是圣经。
　　此人叫阿罗本，来自叙利亚。他隶属于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派。这个教派创始人叫聂斯托利，因为教义与主流解释不符，被开革出教。他一气之下远走中东，创立了亚叙教会，在中东传教。到了阿罗本这一代，他们终于把目光投向了丝绸之路的尽头，希望让上帝的荣光降临在那一片广袤的东方土地上。
　　阿罗本向李世民进献了圣经和圣像，讲述了上帝创造天地、人类原罪、耶稣降世等故事。李世民听没听懂，不知道，不过他态度不错，准许阿罗本留在长安翻译经典。三年以后，阿罗本将一部分圣经译成了中文。李世民看过以后，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便下诏正式准许传教，并在义宁坊划出一片地来，兴建了一座教堂—这是中国有记载的第一座教堂，距离耶稣出世已经过去了六百三十八年—称为波斯寺，后又改名叫大秦寺，除了阿罗本以外共有信徒二十一人。
　　阿罗本深知，在中国传教，不适应于当地文化是不成的。聂斯托利这个名字太拗口了，不利于传播。他或者他的弟子就着手进行了一次汉化，将该教派译成了景教。景者，日光也，光明之谓。教士从此称为景僧，圣经亦被称为景经。
　　当时的大唐长安，海纳百川，对于宗教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无论佛、道、景乃至祆教、摩尼教，都可以布教设寺，各展所长。在这种风气鼓励之下，景教在大唐的发展非常迅猛，信众极多，在长安以及其他城市也扩张迅速。阿罗本擅长走政府路线，到了唐高宗时，他已经贵为镇国大法主。
　　到了唐玄宗时，景教对汉化的态度更加柔软。李隆基没事就叫景僧们来兴庆宫布道、做礼拜。景僧们投李报桃，将教堂里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供人礼拜，算是别开了法门—要知道，在后世天主教再入中国时，关于信徒是否可以祭拜祖先，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安史之乱中，郭子仪的帐下，就有一位景教徒，名叫伊斯，在平乱中立下大功，被赐紫衣袈裟。他得势后，景教有了更大发展。到了建中二年，伊斯决定在大秦寺的院中立下一块石碑，在碑文里对景教传播事业做一个阶段性总结，命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这个总结是一位叫景净的波斯人写的，他世居长安，中文好得不像话。他在碑文中讲述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比如创造天地、伊甸园、亚当夏娃的原罪道成肉身等等，以及传入中国的艰辛历程。最难得的是，他用的还是骈文，骈六丽，如盛唐煌煌气象。
　　比如他写上帝创世：“常然真寂，先先而旡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抠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阿罗诃就是耶和华，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读道经。
　　可惜这是景教在中土最后的辉煌了，后来唐武宗灭佛，殃及池鱼，景教也随之式微。此后传到北方，在游牧民族中得以生存，称“也里可温”，已不复当年的荣光。
　　至于这块石碑，随着景教的覆没而变得默默无闻。一直到了明天启三年才在西安金胜寺出土。当时西方已经有了利玛窦等人在朝中任职，他们拿到碑文拓片，发现里面教义和圣经惊人地相符，几乎不敢相信。若无此碑流传，他们还不知道，原来传教士早在唐代就已涉足中土。
　　此碑如今保存在西安，有兴趣的人可以前往一观，一睹盛唐海纳百川的宗教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