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巧合，与贵州省毕节市5名流浪男童于路边垃圾箱取暖而中毒身亡的事件发生几乎同时，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一个相关农村教育的论坛上发布《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称，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报告还披露，农村中小学在校生急剧减少。
　　

　　

　　两者引发我们关注同一个焦点：当下全国低龄辍学到了何等程度？

辍学率回升？

　　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近日透露，近4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从2008年辍学生63.3万人，辍学率5.99‰，到2011年辍学生已经达到88.3万人，辍学率8.8‰，这与1997年、1998年、1999年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
　　针对我国农村小学辍学率近十年来有所回升的说法，日前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进入新世纪的10多年以来，虽然辍学率随年份会出现一定的波动，但是都没有高于1%的国家控制线，说明我国小学控辍保学的措施是成功的。特别是近年来小学五年巩固率一直比较稳定，因此并不存在小学辍学率回到十年前的问题。2006年以前使用的辍学率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到学生大规模流动因素，因此国家层面上的统计已不再使用这种计算方法，正转向通过建立电子学籍系统等方式加强对学生就学情况的监控。一些机构和学者之所以会得出小学辍学率回升的统计结果，是因为他们不掌握义务教育整体情况，依然套用原有辍学率计算方法，因此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各地学生的流失情况，得出的全国辍学率数据也不准确。”
　　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大量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带走了部分学生。进入城镇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又形成了另外一个人群：流动儿童。教育部相关人员提到的2006年以前的统计方式，正是指没有考虑流动儿童异地入学，而造成农村入学儿童减少情况的统计方式。按照这样的说法，既未在当地农村小学入学或从农村小学转出的学生，可能随父母去打工城市读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辍学。
　　教育部提到的“流动儿童”概念，看似对“小学辍学率回升”一事给出了合理解释。但值得探讨的是，随家长进城的流动儿童，在父母的打工城市，是否可以顺利入学呢？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密集的大城市，由于政策上的种种限制，很多流动儿童依然面临着入学受阻甚至是无法入学的尴尬境地。按照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农民工子女异地入学必须提供“五证”，即：1、监护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务合同（或营业执照）、2、住房证明（房屋产权证或租房合同）、3、户口本、4、学生父母身份证、5学生学籍证明，到住房所在区（县、市）教育局即可办理手续（注：对于“五证”的具体所指，各地方规定略有不同，以上为最普遍的“五证”概念）。
　　而现实情况是，外来务工人员往往因各种原因，无法凑齐“五证”，导致子女入学受阻。如：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常年居住在工棚里，无法提供租房合同或房屋产权证；再者部分打短工、零工的父母，没有与用人方签订劳动合同等等。以上种种，导致部分流动儿童一旦离开老家的农村小學，即会成为辍学儿童。
　　2011年，北京教育部门依法关停了一批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小学，为避免出现流动儿童因学校关停而辍学，北京市教委特别要求：来自关停学校的学生进入公办学校可以免去“五证”的审核，但事实是，一些公办学校在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时，还是要求其提供“五证”；另外，部分来自关停学校的打工子弟，在入学安置问题上，还遇到了一些诸如接收学校离家较远等问题，公办学校安置上的诸多不便，也是导致部分学生辍学的原因之一。

“两不管”学生

　　为了避免大批打工子弟因学校关停而无学可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提出了三点意见：其一，应重申关停学校学生登记不要“五证”的要求，并严查学校是否严格执行，不能让“五证”成为打工子弟继续求学的拦路虎；其二，应尊重打工子弟的意愿，落实此前推出的如对安置学校不满意，可以申请换校的规定；其三，建立对所有未登记打工子弟的学籍跟踪机制，了解他们的去向，并协商其户籍所在地或新流入地对接解决他们的求学问题。
　　提到学籍跟踪机制，熊丙奇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告诉记者，“教育部门需要通过学籍跟踪制，监督学生转出学校和转入学校进行严格对接，一旦发生对接不当的现象，应严格追究学校责任，以此来杜绝流动儿童的辍学问题。”
　　熊丙奇向记者解释，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对适龄孩子的学籍管理是有明确规定的，包括入学、转出、转入等。一所学校只有拿到另一所学校的转入证明，才能开具转出证明。然而，在现实中，对于这一管理规定，存在执行不严的明显疏漏。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部门缺乏积极性，对于孩子原学籍所在地政府，孩子迁出、不上学，可减少教育经费支出；对于孩子流入地政府，这些学生不来上学，政府也可少承担责任，因此，失学儿童往往就变为“两不管”，由此出现有的学校对学生不来上学不闻不问，有的学生拿到转出证明后，却不去转入学校注册、报到，转入学校也不跟踪，出现义务教育适龄学生辍学现象。这样的情况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一些学校尤为普遍，向当地学校和政府追问这些学生的去向，它们也大多说不清。
　　据了解，近年来电子化的学籍跟踪平台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平台并未被充分利用，在学籍跟踪问题上也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撤点并校后患

　　与城市中随打工父母迁移的流动儿童相比，选择留在农村老家就学的儿童，普遍面临的问题则主要体现在2001年开始施行的撤点并校上。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10省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0.83华里，农村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34.93华里，流失辍学及隐性流失辍学率提高。杨东平认为，大规模的“学校进城”后，农村学校日益荒芜凋敝，农村教育出现了“城挤、乡弱、村空”的危局，过度的学校撤并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 　　熊丙奇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对于撤点并校，应该考虑如何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2001年国务院出台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因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实行适当的撤点并校。而这一决定在执行过程中，却被很多地方政府断章取义，成为了一些地方为节省教育经费支出的一种“裁员手段。”
　　据了解，很多地区所谓的撤点并校，无非是将来自十里八村的孩子们都集中在一所学校里，而这样的学校往往并没有实现想象中教育资源的集约化，让孩子享受到更好的办学条件和学习环境；相反，有时还会因学生的过度集中，导致班级人数过多，出现一个班级七八十人的大班现象，放羊式的教学，使学生们根本无法获得较好的教学条件。
　　“在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有些小学明明生源充足，且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配备齐全，但还是被地方政府强行撤掉。虽然在这过程中，一些家长及教师也曾强烈反对，家长们甚至提出，愿意自己多出钱，让学校继续办下去。但最终，孩子们还是不得不转往离家较远的学校就读。”熊丙奇表示，很多地区在撤点并校后，并没有就孩子上学远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虽然外界普遍认为，孩子们可以住在学校安排的宿舍，不必每天翻山越岭地来上学，但我们并不建议低年级的孩子住校，对于高年级及初中以上的学生，也应该采取自愿住校的原则，为不愿住校的学生上学提供其他可行途径。
　　考虑到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年纪尚小，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不适合寄宿学校的生活，加之一些学校的寄宿条件极差，又无专门的宿管阿姨配备，因此，孩子们在这样的学校中寄宿，实则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2008年12月，在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堆子梁中学女生宿舍中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中，11名小学四年级女生最终因抢救无效而死亡。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恰恰是学校宿舍过于简陋，缺乏起码的冬季采暖措施，且无成年宿管人员照顾学生起居，最终导致孩子们因自行燃煤取暖不当，而引发了惨剧。
　　“我们曾到过陕西某地的一所寄宿学校考察，发现那里的学生宿舍就是一座四面透风的破房子，当时正值冬季，学校为学生们发的被子很薄，没有热水提供，连饭都是冷的。整个宿舍卫生条件极差，晚上又没有执勤的工作人员。孩子们在这样的条件下住宿，不要说发生一氧化碳中毒这样的严重恶性事件，即便是哪个孩子晚上生病，也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照顾和治疗。”采访中，熊丙奇向记者细数一些农村寄宿学校的诸多不妥之处，并表示即使学校宿舍条件过关，也要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实际情况，为不适合住校的学生提供其他选择。
　　“在这方面，浙江德清和辽宁宽甸都做得很好，为不寄宿的孩子，提供上下学校车接送的服务。但这样的的地区目前在全国还是很少，也有一些地区的孩子，通过几个人合伙包黑车的方式，自行解决上学问题。”

从留守到流浪

　　伴隨着凄厉的寒风，贵州省毕节市的5名男孩为了取暖而钻进了路边的垃圾箱，点燃垃圾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而随后的调查中，关于5名男童当中有4名辍学的报道，使令人寒心的现实更加雪上加霜。据了解，5名男童均为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干沟苗寨人，年龄均在10岁左右，其中最年长的13岁，而最小的只有9岁。
　　一位遇难男童的父亲告诉记者，孩子辍学后，老师也曾致电家长，甚至上门动员，要求孩子完成学业。但孩子们均以“成绩不好，不想上学”为借口，拒绝上学。
　　尽管在事发后的第三天，毕节市委、市政府即对事件中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的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当地分管民政及教育的8名官员分别被停职或免职，但回顾事件始末，一些不能回避的事实依旧发人深思。
　　据了解，这5名男童的父亲为3个亲兄弟，陶进友、陶学元和陶元伍三人家中都十分贫困且子女成群。其中陶学元和陶元伍两人常年在深圳“捡垃圾”，只有陶进友在家务农。孩子出事后，毕节市政府将身为人父的两兄弟接回毕节，而在火化仪式结束后，两人很快又返回了打工城市。据孩子们的亲戚透露，这5名男童曾于去年年底就离家出走过，一个多月没有音讯，家人曾到海子街镇等地寻访未果，后来还是民政部门发现了他们并送回擦枪岩村。但孩子们的家人在那次出走之后并没有因此对他们严加管教，以至于今年11月，5个孩子再次出走，并最终酿成惨剧。
　　据了解，在留守儿童的群体中，辍学情况并不少见。究其原因，除撤并校导致的学校减少外，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监管，也是引起孩子学习积极性不高，造成孩子逃课及隐形辍学的原因之一。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留守儿童5800多万人。其中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全都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人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状态。
　　监护人责任的缺位，及一些校方人员在管理方面的放任自流态度，为孩子们逃避学业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一些孩子因此而逃学、辍学，并流入社会靠乞讨、偷窃生存。流浪的生活状态不仅给他们自身带来诸多安全隐患，也为社会增添了不安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