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是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扭转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退缩局面,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当日军向华北、华中地区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勇敢地挺进敌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侧后严重打击敌人,形成敌进、友退、我进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从战略上看,这是八路军实行的是 “敌进我进”的斗争策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把过去集中主要军事力量打击国民党军队的方针,改为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逐渐回师华北,企图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八路军,摧毁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1939年2月,日军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后又实行“囚笼政策”,大肆收编土匪散兵和封建武装,扩大伪军和伪组织,发展特务网,在我抗日根据地及其周围地区大肆修筑铁路、公路及其据点,对我抗日根据地加强了“扫荡”、封锁和蚕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1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更是扬言“要在四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将其主力集中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周围(1941年为侵华日军总兵力的75%,1942年为63%)。
　　日军的疯狂“扫荡”、封锁和蚕食,使我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武装工作队,深人敌占区,打击日伪军,配合根据地内军民粉碎敌之“扫荡”、打破敌之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1940年4月21日,刘伯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他指出,“现在对囚笼政策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敌人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实行三光政策,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已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敌到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使得你不得安宁”。1940年12月,刘伯承对“敌进我进”方针作了具体说明,“如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小部分部队应积极消灭敌人,主力应迂回或转移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并趁敌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各自不同情况,普遍地实行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1942年1月,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必须打“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前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10月,毛泽东指示晋绥分局代书记林枫“与周甘(周士第、甘泗淇)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11月,中共晋绥分局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认真贯彻这一指示,要求全区军民向敌人展开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挤地盘的斗争。与此同时,山东根据地军民提出了“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回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有力地打击敌人的蚕食。随后,华中新四军也以“敌进我进”的方针,进行反蚕食和反伪化斗争。
　　由此可见,“敌进我进”的方针,是在同敌人“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斗争中提出来的,是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丰富了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对于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完全赞同的,1943年9月,毛泽东对“敌进我进”的方针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对刘伯承说,你那个“敌进我进”的办法好哇,打得日本人没办法。刘伯承回答说,这也是敌人逼出来的。中共中央正式制定的“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就是总结各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而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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