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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在踏进20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面对无情的历史，人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慈禧太后殚精竭虑，强撑危局，力图振兴雪耻，到头来却凄凉退场，落了个祸国殃民的骂名？而维多利亚女王安心担当“虚君”的角色，很少干预国家大政，却被英国人由衷地尊敬和怀念，连她的名字也成为繁荣富足的象征？
权欲面前，人人一样
慈禧太后一直以权欲熏心、穷奢极欲的形象招致骂名。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同一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这两个女人的专制欲望并无本质不同。
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淡泊宁静、甘当幕后英雄的形象。事实上维多利亚是个复杂的人物。她有时温柔善良，有时强硬冷酷；有时顺应时代潮流，有时顽固地与之对抗；对内尽量保持慈善大度，对外却贪得无厌支持殖民扩张……特别是当她坐稳王位后，一有机会便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
1868年到1874年被维多利亚女王称为“骚乱不安”的几年。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而首相格莱斯顿的上台，更把已经风声鹤唳的维多利亚女王逼向绝境。他居然准备接受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入阁。这个家伙是个狂热的共和主义鼓吹者，要求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维多利亚女王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个反对自己的敌人进入内阁呢？而格莱斯顿也不愿意做出让步，双方僵持了近一个月。有人出来劝导维多利亚女王说，如果她一意孤行，很可能会导致一场政局危机，那时维多利亚女王将成为全国舆论攻击的焦点。维多利亞女王这才不得不退让，讨价还价地对格莱斯顿说：“像狄尔克这样的人，只能从低级职位干起。”狄尔克最终担任了外交大臣助理之职。
格莱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接踵而至，维多利亚女王如坐针毡，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的后尘，被赶下那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个一向倔强的女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格莱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桌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烧掉这些文件。但形势再明显不过：要么签字，那她所醉心的君权依然可以得到有限度的保留；假如一意孤行拒绝签字，那么将面临激怒民众并被掀下宝座的巨大风险。
在无奈的一声哀叹之中，她终于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维多利亚女王心中的积郁忧愤之情，在格莱斯顿在新一轮的大选中败下阵来时才稍稍得以舒展。离开内阁那天，格莱斯顿前来拜别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格莱斯顿先生，我想你现在总该休息一下了吧！”
女王能否无法无天
为什么慈禧太后专权得以成功，而同样身为一国之主的维多利亚却不得不放弃王权？从慈禧和维多利亚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可见端倪。
在1882年3月2日的英国温莎车站，维多利亚女王刚下火车，正准备上马车，一个年轻人突然在几米远的地方举枪向她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个男孩条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伞打向他的胳膊。子弹打偏了，凶手束手就擒。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40年中，第七次遭遇枪击事件。对于凶手，法庭最终以精神错乱为由进行轻判。为避免因对女王犯罪而判决过重，1842年英国甚至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七年或监禁，同时服三年以下苦役。对于这样的结果，女王非常生气，然而在法律面前无可奈何。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身着重囚罪衣的太监寇连材正准备接受极刑。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头颅乱滚。至于寇连材的死因，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帝师翁同稣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连材者，戮于市。或日盗库，或日上封事。未得其详。”瞧，连时任吏部尚书的翁同稣也“未得其详”，足见寇连材死得多么神秘，更死得多么轻巧。
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在慈禧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位置。皇权的专断决定了其合法的伤害权、抢劫权。慈禧太后一生两次发动政变，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始终可以将大清皇权紧握在手，缘由何在？梁启超在其《论正统》中早已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历代最高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专制制度到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慈禧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达47年之久，并非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之途之所以南辕北辙，区别不在于个人，关键是她们背后的制度文化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不同的制度路径衍生出她们不同的权力观念，从而导致中英迥异的国运拐点。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女王与内阁的反复磨合，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形——维多利亚女王安心于担当“虚君”的角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生涯中，虽然她的政治权力愈来愈少，但她作为英国象征的政治价值却越来越大，维多利亚也因威望日炽而成为国民信仰的支柱，赢得了她在英国历史上的不朽和荣光。
吊诡的是，慈禧太后生前对维多利亚女王这种“统而不治”的看法也是五味杂陈。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官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做主。”
慈禧太后的这段话说明，她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只是不愿意承受相应的代价，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监督和限制而已。这就为大清的未来打上了一个死结。
编辑/冰如
权欲面前，人人一样
慈禧太后一直以权欲熏心、穷奢极欲的形象招致骂名。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同一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这两个女人的专制欲望并无本质不同。
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淡泊宁静、甘当幕后英雄的形象。事实上维多利亚是个复杂的人物。她有时温柔善良，有时强硬冷酷；有时顺应时代潮流，有时顽固地与之对抗；对内尽量保持慈善大度，对外却贪得无厌支持殖民扩张……特别是当她坐稳王位后，一有机会便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
1868年到1874年被维多利亚女王称为“骚乱不安”的几年。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而首相格莱斯顿的上台，更把已经风声鹤唳的维多利亚女王逼向绝境。他居然准备接受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入阁。这个家伙是个狂热的共和主义鼓吹者，要求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维多利亚女王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个反对自己的敌人进入内阁呢？而格莱斯顿也不愿意做出让步，双方僵持了近一个月。有人出来劝导维多利亚女王说，如果她一意孤行，很可能会导致一场政局危机，那时维多利亚女王将成为全国舆论攻击的焦点。维多利亞女王这才不得不退让，讨价还价地对格莱斯顿说：“像狄尔克这样的人，只能从低级职位干起。”狄尔克最终担任了外交大臣助理之职。
格莱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接踵而至，维多利亚女王如坐针毡，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的后尘，被赶下那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个一向倔强的女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格莱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桌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烧掉这些文件。但形势再明显不过：要么签字，那她所醉心的君权依然可以得到有限度的保留；假如一意孤行拒绝签字，那么将面临激怒民众并被掀下宝座的巨大风险。
在无奈的一声哀叹之中，她终于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维多利亚女王心中的积郁忧愤之情，在格莱斯顿在新一轮的大选中败下阵来时才稍稍得以舒展。离开内阁那天，格莱斯顿前来拜别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格莱斯顿先生，我想你现在总该休息一下了吧！”
女王能否无法无天
为什么慈禧太后专权得以成功，而同样身为一国之主的维多利亚却不得不放弃王权？从慈禧和维多利亚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可见端倪。
在1882年3月2日的英国温莎车站，维多利亚女王刚下火车，正准备上马车，一个年轻人突然在几米远的地方举枪向她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个男孩条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伞打向他的胳膊。子弹打偏了，凶手束手就擒。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40年中，第七次遭遇枪击事件。对于凶手，法庭最终以精神错乱为由进行轻判。为避免因对女王犯罪而判决过重，1842年英国甚至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七年或监禁，同时服三年以下苦役。对于这样的结果，女王非常生气，然而在法律面前无可奈何。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身着重囚罪衣的太监寇连材正准备接受极刑。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头颅乱滚。至于寇连材的死因，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帝师翁同稣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连材者，戮于市。或日盗库，或日上封事。未得其详。”瞧，连时任吏部尚书的翁同稣也“未得其详”，足见寇连材死得多么神秘，更死得多么轻巧。
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在慈禧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位置。皇权的专断决定了其合法的伤害权、抢劫权。慈禧太后一生两次发动政变，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始终可以将大清皇权紧握在手，缘由何在？梁启超在其《论正统》中早已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历代最高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专制制度到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慈禧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达47年之久，并非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之途之所以南辕北辙，区别不在于个人，关键是她们背后的制度文化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不同的制度路径衍生出她们不同的权力观念，从而导致中英迥异的国运拐点。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女王与内阁的反复磨合，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形——维多利亚女王安心于担当“虚君”的角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生涯中，虽然她的政治权力愈来愈少，但她作为英国象征的政治价值却越来越大，维多利亚也因威望日炽而成为国民信仰的支柱，赢得了她在英国历史上的不朽和荣光。
吊诡的是，慈禧太后生前对维多利亚女王这种“统而不治”的看法也是五味杂陈。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官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做主。”
慈禧太后的这段话说明，她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只是不愿意承受相应的代价，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监督和限制而已。这就为大清的未来打上了一个死结。
编辑/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