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贾谊传》称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汉书》本传作“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颜师古注云：“属为缀辑之也，言其能为文也。”又：赏识他的河南守吴公也称“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汉书》本传作“颇通诸家之书”。读这些史传记载，自然会认为贾谊学识渊博，有博通诸家之书的知识积累，下笔为文必是自出胸臆，独抒机杼，不存在蹈袭前人或既有己作的情况。其实并非如此，针对以上史料也可以作逆向的理解：正因为贾谊读书范围广博，才使得他在属文的过程中纵横捭阖，既吸收前人创作的素材，又适当做一番“乔装打扮”的工作，而且还不动声色地融入到创作中。其实，贾谊创作中也存在模拟现象，既有对前人创作的模拟，也会模拟己作，只不过要作一番改写的工作。模拟与改写是观察贾谊创作机制很有意思的两种视角，特别适用来分析贾谊的“散落型”作品。所谓“散落型”作品，指的是未见于传世史传但《新书》有载而署名“贾谊”之作，如《惜誓》和《旱云赋》两篇。由于缺乏早期文献史料的“权威性”佐证，此类作品存在真伪性的争议，在文学史里处于缺席的状态。
　　先来谈贾谊创作中的模拟现象，其一是蹈袭前人创作的文句，如《鵩鸟赋》对《鹖冠子》文句的袭用，唐李善注该赋即多引《鹖冠子》。《赋》云：“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善注即引《鹖冠子》云：“斡流迁徙，固无休息。”又《赋》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注引《鹖冠子》云：“祸乎福之所倚，福乎祸之所伏。”也基本是直接袭用。《史记》称提携贾谊的吴公，秦时与李斯同邑且“学事焉”，隐含着贾谊对李斯也应不会陌生，甚至也经吴公而传李斯之学，至少会受到李斯的影响。贾谊创作的《过秦论》，便存在着模拟李斯《谏逐客书》的文句，如云：“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过秦论》作“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数句有很明显的雷同性，只是适当改写。
　　其二是模拟己作中的文句，如《过秦论》和《陈政事疏》之间即存在相互模拟者。《陈政事疏》云：“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讲胡亥不得贤臣辅助，加之秦朝固重刑罚，以致忠言诤臣遭到杀戮，将帝国推向了覆灭。《过秦论》下篇则云：“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可见两者有关秦亡的所述文本高度相合，都谈到了秦政暴虐、秦俗严苛和秦主无辅三种现象。特别是“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句，与《陈政事疏》里的“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句文意相同，只是在句式及表达上出现差异，相互之间存在改写的关系。通过上述诸例，可以看到贾谊既善于模拟化用前人的创作，对于自己创作中的相同情节也会加以改写，以获得新的表达效果。
　　以此反观贾谊“散落型”作品里的《惜誓》和《旱云赋》两篇，或许会有新的体会和认识。《惜誓》载于王逸注本《楚辞》，王逸章句云：“《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由于该篇未见于贾谊本传载录，南朝时流传的《贾谊集》编本今亦不传，无从得知它是否编进过本集里，加之王逸“疑不能明也”的判断，使得该篇是否属贾谊之作存疑至今。《旱云赋》载于《古文苑》，但唐代李善注《文选》及《北堂书钞》均引有残句（署贾谊《旱云赋》），唐前文献中则罕有述及者。《四库全书总目》称《古文苑》“其真伪盖莫得而明也”，又同样未载于本传，真伪性也存疑。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几种文学史，一般对此两篇不作评述，仅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称：“还有《惜誓》一篇，被收在《楚辞》中，或以为贾谊所作，但王逸已经‘疑不能明’。”这两篇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与其真伪性密切相关。揣摩此两作，都存在模拟现象或文本的部分改写，单就此而言是符合贾谊创作特征的。
　　据王逸章句，《惜誓》在汉代存在属贾谊之作的看法。按《四库全书总目》称：“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又《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王逸《楚辞章句》，《楚辞目录》题“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推测西汉刘向辑编《楚辞》所录《惜誓》即题贾谊作，距贾谊之殁不过百余年。北宋洪兴祖补注称贾谊《吊屈原赋》“所贵圣之神德兮”等句与该篇《惜誓》“语意颇同”，但未发表此篇是否属贾谊之作的意见。此后的朱熹、王夫之皆据该篇中存在与《吊屈原赋》相近同的文句，而认为属贾谊所作无疑。朱熹称“意为谊作无疑者”，王夫之称“则其为谊作审矣”。今之研究者则恰相反，据此类文句否定属贾谊之作，如马积高先生称：“此赋绝不可能是贾谊的作品，而当是西汉末期一位被贬谪的失意者所为……作者是有文学修养的，但前段主要模拟《远游》，后段主要模拟《吊屈原赋》，在艺术上缺乏创造性。”《惜誓》对《远游》和《吊屈原赋》虽同是模拟，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模拟《远游》主要是仿写，即模仿《远游》的情节进行新的创作，而使用不同的语句，如《惜誓》“飛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句，《远游》作“风伯为余先驱兮，氛埃辟而清凉”;《惜誓》“苍龙蚴虯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騑”句，《远游》作“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当然也间有相同的语词，如《惜誓》“吸沆瀣以充虚”句，《远游》作“餐六霞而饮沆瀣兮”;《惜誓》“愿从容乎神明”句，《远游》作“保神明之清澄兮”等。模拟《吊屈原赋》则存在两类情况，一类是文句基本相同者，如《惜誓》云：“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吊屈原赋》作“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另一类是语句不同，但句意基本相同，如《惜誓》云：“已矣哉！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后下。”《吊屈原赋》作“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辉而下之”，“鸾凤之高翔”与“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句意相同，“见盛德而后下”与“览德辉而下之”亦相同，只是做了一番改写，将“德辉”改写为“盛德”。《惜誓》“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句，《吊屈原赋》作“横江湖之鳣鱏兮，固将制于蝼蚁”，“为蝼蚁之所裁”与“制于蝼蚁”句意相同，只是加以改写。这表明《惜誓》的作者对《吊屈原赋》的文本非常熟悉，不自觉间便流露出创作思维的趋同性。 　　上述可能就是西汉时期认为《惜誓》乃贾谊之作的主要依据，那为何又“疑不能明”呢？笔者认为可能缘于《惜誓》的用典及思想倾向，与有关对贾谊的固有认知存在距离感，遂有此疑。首先需要明确的事实是，包括刘向、王逸在内的汉人见到的贾谊作品远逾今人，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贾谊五十八篇”和“贾谊赋七篇”都是可以看到的，既然如此却仍对《惜誓》有疑，表明《惜誓》不在“赋七篇”里，更不会在“五十八篇”中。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注“贾谊赋七篇”称“今存《楚辞》载有《惜誓》一篇”，是不够准确的。由于汉代还不存在作品集之编，作家创作的作品只能保存在史传如《史记》、《汉书》、秘阁档案或者秘阁人员整理编订的著述里。《惜誓》著作权的存疑，意味着在汉代当时就是一篇“散落型”的作品，未能编入贾谊的撰述里，而是由刘向编入《楚辞》。《惜誓》所存在的部分文本与《吊屈原赋》的高度相合性，完全使人有理由相信该篇出自贾谊之手。
　　《惜誓》透露出强烈的求仙得道的思想倾向，如“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洪兴祖注云：“言己想得道真。”有人以《惜誓》中的求仙倾向怀疑其非贾谊所作，我以为设想贾谊只有单面的思想倾向是不现实的。贾谊处在人生顺境时，积极用世、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是主流，比如他的《过秦论》，反映他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积极投身于汉朝的政治建设。处在人生逆境时，则又难免悲观绝望的情绪，如创作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
　　回到《惜誓》的求仙得道思想，按照从《吊屈原赋》到《鵩鸟赋》思想情绪的发展轨迹，可能创作于《鵩鸟赋》之后，召回长安之前，即汉文帝六至七年（前174—前173）之间。这恐怕是贾谊一生中最为低沉的时期，其前途无望，自怨自艾，为了排遣缓解心中的苦闷，产生了求仙的思想。《惜誓》里描写的“登苍天而高举兮”，“攀北极而一息兮”，“驰骛于杳冥之中兮”，何尝不是期望超离痛苦、纵情无挂碍的精神写照。
　　《旱云赋》全篇见于《古文苑》，写的是天旱不雨而徒有云布的情形，故篇中有大量描写云之形状变化的语句，如云“遥望白云之蓬勃兮”，“运清浊之澒洞兮，正重沓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或窈窕而四塞兮”等。章樵注即云：“言白云之状变态不常，若将雨而雨终不降。”但这段以白云为物象的细致描写，意味着《旱云赋》开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先河，与《吊屈原赋》、《鵩鸟赋》重在说理、不重体物有着明显的不同，是真正意义上的汉赋创作。书写云之状貌后，接着笔锋一转称“诚若雨而不坠”，“阴阳分而不相得兮”，与全篇起句“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形成呼应。接下来写道“汤风至而合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农夫垂拱而无事兮，释其锄耨而下泪”，对统治者提出“政治失中而违节”的警醒。按《汉书·文帝纪》云：“九年（前171）春，大旱。”疑该赋即为反映此年旱情而作。
　　此赋为贾谊所作的可能性也很大，依据主要有二：其一，《文選》卷二十六潘岳《在怀县作二首》、卷二十七谢朓《敬亭山》诗李善注引及《北堂书钞》所引均署贾谊，所引《旱云赋》疑据自《旧唐志》著录的二卷本《贾谊集》，该集内载有《旱云赋》。其二，篇内存在与《吊屈原赋》相近同的词语，如“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句，《吊屈原赋》作“沕深潜以自珍”，“远浊世而自藏”。
　　元末明初以来，两卷本《贾谊集》散佚不传，陈振孙著录的《贾子》亦不传，传世者为不载赋作的十卷本《新书》，无从在文献层面验证贾谊的著述里是否载有《旱云赋》，遂使该赋成为名副其实的“散落型”作品。结果是这篇在汉赋创作史中很有特点的赋作，被缺席在文学史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