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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邓小平是著名的体育爱好者。他一生酷爱体育活动，提倡并积极参加各种不同的体育健身运动。散步、洗冷水浴、登山、游泳、桥牌、足球等体育运动，都是他十分喜爱的项目。在漫长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始终倡导体育运动，且身体力行，参与体育锻炼，铸就了坚实的身体和钢铁般的意志。同时，邓小平也喜欢观看各种体育赛事，对体育有着深刻的见解并指导体育实践，推动了中国体育运动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黄山这一课，说明我是完全合格的”
出生于四川山区的邓小平，从小就养成了登山的习惯。后来，他投身革命，又经常与山岭为伍。广西的将军山、湖南的岳麓山、赣闽边界的武夷山、延水河畔的宝塔山，还有太行山、大别山、紫金山以及四川的峨眉山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为腿部曾骨折过，邓小平开始听从医生的劝告，每天散步以恢复脚力。从此，他逐渐养成了散步的习惯。即使工作繁忙，他也要抽时间出去走走。“文革”中，邓小平曾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劳动。这期间，每天黄昏日落之前，邓小平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他居住的院子散步。他深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红色的沙石地上，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1979年7月11日，75岁高龄的邓小平来到黄山。黄山地势险峻，攀登十分艰难。女儿邓楠指着高耸入云的山峰问：“爸爸，黄山这样高这样险，明天我们能上去吗？”邓小平挥手说：“气可鼓不可泄，明天我们一定要上去。”鉴于当时没有索道和缆车可乘，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对邓小平说：“明日上山，我们已经准备了滑竿。”邓小平当即回答：“我下了决心，要步行上去。”12日清晨，邓小平穿着圆口布鞋，手拄拐杖，精神饱满，沿着陡峭崎岖的山路一步一步攀登而上。随行人员担心他年纪大，体力不支，提议走慢些。他风趣地说：“我比你们有经验，长征时，不少人跑垮了，我越走越有劲。”接着，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步子不要太快。一路上，邓小平精神抖擞，迈着稳健的步伐，一直走在登山队伍的最前面。尤其有趣的是，他这样一位老者，还不时回过头来去嘱咐年轻人要当心。当晚，邓小平住在黄山玉屏楼。经过一夜的休息调整，邓小平很快恢复了体力。第二天早晨，他和随行人员一起踏上百步云梯，健步登上巍峨屹立的光明顶。第三天，他开始攀登西海。西海壮观险峻，山路陡峭，随行人员想搀扶邓小平，他笑着拒绝了。他自己扶着台阶边的铁链，健步攀缘，拾级而上，最终登上峰顶。7月15日，邓小平走下黄山。4天中，他整整步行38公里山路。一到山下，他就自豪而风趣地对大家说：“黄山这一课，说明我是完全合格的。”
晚年，邓小平仍坚持散步。每天清晨散步前，他坚持做自编的健身操，从头到脚都活动到，然后绕自家院子走12圈，风雨无阻，从不“偷工减料”。对于邓小平来说，散步是锻炼，是休息，更是一种思考的过程。正如有人所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邓小平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
“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
除散步和登山之外，邓小平也非常喜欢洗冷水浴和游泳。青年时期的邓小平就养成了洗冷水浴的习惯并坚持到老年。他借此来锻炼意志、增强体质，提高身体对复杂环境和生活条件的适应能力。即使“文革”时在江西，他仍坚持进行冷水浴锻炼。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朗伊时说：“我已经十年没患感冒了，夏天还能到海里游泳。我身体这么好，是因为在战争年代洗冷水澡。冬天北方很冷，我洗澡也是一桶冷水。”
邓小平喜欢游泳，尤其喜欢在大江大海中游泳。从“文革”后复出到1992年最后一次下海游泳，邓小平几乎每年夏季都会到北戴河畅游大海。搏击大风大浪，成了他一生的追求。1983年8月中旬，邓小平在东北视察之后，来到大连棒棰岛休养了6天。在这6天时间里，除了一天因海水油污没有下海外，邓小平每天上午都下海，与风浪为伍。他常对友人说：“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说明我的身体还行。”
当时，浴场上难得见到像他这样高龄的游泳者。船王包玉刚曾设想为邓小平在邓家大院建造一座室内游泳池，免得他旅途劳顿，经受大江大海的风险。但邓小平崇尚自然，将那笔钱用在警卫部队的驻地，建造了一幢三层楼。邓小平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一股气势。”女儿邓林说：“爸爸愿意顶着风、迎着浪钻进水里，勇往直前，游向大海的深处。爸爸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80多岁了，邓小平每次还能在大海中畅游一个小时。有一次值班室通报有雨，可邓小平依然坚持下海。尽管雨点打得睁不开眼睛，他却坚持游完了全程。1992年夏，邓小平再次来到北戴河。这次医生们已经不同意88岁高龄的他再到海里游泳了。但是待了五六天后，邓小平看到别人在海里游泳，禁不住诱惑，向医生们软磨硬泡，最后争取到了下海的机会。这次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游了8次，每次大约45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在大海中游泳。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正应了他曾经说过的———“我百年以后是要归宿于大海的”。
“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
邓小平曾经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呢，说明我脑子还行。”晚年，邓小平更是把打桥牌视为健脑健身的一项重要活动。他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
万里是邓小平最忠实的牌友，周六周日不开会，没有重大外事活动时，无论在邓小平家中，还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对于打牌，两位老人可以说是风雨无阻，牌技也日益精湛。邓小平打桥牌不局限于熟人的范围，他常常喜欢以牌会友，结交新的朋友。1984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休假，听说聂卫平在，便邀他过去打牌，而且指名要和他搭档。自此，聂卫平和邓小平成为牌友。聂卫平回忆说：“做他的对手，想赢他，实在是很困难的，也可以说，你根本打不过他；做他的搭档时，我总是要尽量表现得‘好一些’，也就是要想办法把胜负感调节得好一些。”聂卫平还说：“在牌桌上，老爷子平易近人，和他打牌一点儿也不紧张。既然是比赛，总会有输赢，老爷子当然力争取胜，但输了就输了，谁也不让着他。有时候他出错了牌，别人不客气地批评：你的牌出错了。他会虚心地听取。要是我出错了牌，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指责’。” 邓小平打牌还喜欢和高手打，他说：“打桥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敢于竞争、勇于拼搏的性格。世界著名女桥牌冠军杨小燕，便是他最喜欢的搭档之一。1981年，上海举办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杨小燕任美国队总队长，于3月3日抵达北京。在北京期间，杨小燕提出希望能与邓小平打一次桥牌，以慰平生仰慕之情。邓小平欣然应允。3月4日晚，当安排邓小平与美籍华人翁心梓结对、杨小燕与丁关根搭档时，杨小燕不同意，她和邓小平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不容易，能不能我与您结对？”邓小平笑道：“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艺。”邓小平虽然不是专业选手，但与杨小燕的配合竟然得心应手，不一会儿，对手便败下阵来。这晚，大家牌兴很浓，一直打到很晚。杨小燕后来回忆说：“在中国领导人中，数邓小平先生打牌最认真。我跟他一共打过4次牌。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这在近80岁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邓先生牌品极好，和他打牌，你会觉得他像个祖父一样。”
邓小平不仅酷爱打桥牌，他还是中国桥牌运动的推动者。1978年，几位科技界、教育界的桥牌爱好者写信给邓小平，希望能把桥牌作为正式项目由国家体委统起来。邓小平很快批示：“请体委考虑。”翌年初，国家体委就开始举办桥牌比赛。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自1984年起，中国桥牌协会举办的历届“运筹与健康杯”桥牌比赛，邓小平只要有空就积极参加。为表彰邓小平为桥牌运动作出的努力，中国桥协聘请他为荣誉主席，世界桥联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主席最高荣誉奖”。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世界桥联主席乔斯·达米亚尼专门发来唁电，其中说：“邓先生是著名的桥牌爱好者。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我生平最喜欢看足球”
邓小平不仅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而且也非常喜爱观看各种体育赛事。1979年他访问美国时，美国接待部门知道他喜欢篮球，就特意安排了一场篮球表演。有些比赛，像体操、跳水等项目，邓小平一边看，还一边和场上的裁判一起打分。有一阵中国乒乓球队走下坡路，邓小平很着急，便开玩笑似的埋怨家人：“中国乒乓球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邓小平还喜欢看女排比赛，他觉得看女排比赛，才感到她们为我们中华民族出了口闷气。但与这些体育项目相比，邓小平最喜欢的还是足球。他的子女曾说，父亲生平有三大爱好：一是足球，二是言菊朋的京戏，三是桥牌。
20世纪20年代初，为了探求革命真理，邓小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学习之余，足球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19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他十分想到现场看一场足球赛，却苦于没钱买票而深感懊丧。忽然，一个念头闪过，他脱下外衣，跑进当铺，用当来的钱买门票，看了一场精彩的足球赛。几十年后，他还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得主是乌拉圭，可见他对足球热爱至深！
20世纪50年代初期，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军区政委。他与司令员贺龙是一对超级球迷。当时，他们把新成立不久的中国足球队请来与西南军区队打比赛，而且一赛就是两场，他俩都从头看到尾。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经常到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当时足球比赛少，邓小平连教学比赛也不放过。他常常一个人出现在主席台上，一碟瓜子，一杯茶，一根烟，专心致志地看球赛。一次，先农坛体育场没有比赛，运动员们都在屋里休息，忽然听到外边嚷：“小平同志来了！”大家出去一看，只见邓小平戴着草帽，坐着马扎，一个人正兴致勃勃地坐在球场边看小孩踢球呢。还有一次，邓小平了解到体委科研所保存有1974年德国世界杯的资料片，就很想看。体委派人到邓小平家里去放映，从上午9点看到下午1点，整整4个小时，邓小平坐在那儿纹丝不动，也很少说话。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而他的两次复出，都是在足球场发出的信号。1973年，经周恩来的努力，邓小平回到北京。当尚未安排工作的邓小平出现在先农坛体育场的主席台上看球时，人们知道他在中央担任要职的时候不远了。1977年，邓小平在全国人民的热切期待下再次复出。那年7月30日，邓小平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看台上。当时北京举办“长城杯”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青年队和香港队进入了决赛。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这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是一次纯粹的球迷行为。“那天父亲带着我们去看球，本来是想悄悄坐在主席台末排的。”不料旁边看台的观众发现了他，并飞快地将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全场一万多名观众起立并热烈鼓掌，持续了足有两分多钟。邓小平只好走到主席台的前排，连连向观众们鼓掌致意。
对于中国足球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突破，邓小平也很着急。1989年11月，在一次观看足球赛电视转播时，他说：“我生平最喜欢看足球，看了几十年了就是有股闷气不能出。”邓小平辞去中央领导职务后，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看足球赛。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时，中央电视台连实况带录像一共转播了50多场。邓小平当时86岁了，这位耄耋老人几乎一场没落，白天能看的他看，晚上看不了的他让工作人员给他录下来。录下来以后，还不让别人告诉他结果，他要带着悬念看，真可谓过足了瘾。1994年美国世界杯足球赛时，邓小平已经90岁了。电视实况转播在深夜进行，他让工作人员录下比赛，白天再看。女儿邓林曾回忆说：“他爱看世界杯足球赛和我国女排比赛的电视转播，而且观看时有如亲临现场一样紧张、激动；倘若中国队赢了，他就不仅自己高兴得鼓掌，而且还要家人一起喝彩。”如果要在如此高龄老人中评出世界级的球迷，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球迷大师。
中国球迷和足球队都应该特别感谢邓小平。很多球迷还不知道，第一支国外足球职业俱乐部来华访问就是邓小平亲自拍板的。1964年5月，邓小平和陈毅观看了巴西马杜雷拉队来华的比赛。由于当时中巴没有建交，对方要我们从来没有概念的出场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亲自批准，开创了中国邀请高水平职业足球队的先例。 改革开放后，中国足球队访问美国，本打算从莫斯科走，因为这样虽费时间但可以省钱。当邓小平得知从日本走快，花钱却多时，说：“我们既然访问美国，就应该在美国表现出最好的状态，多花点钱，以最好的状态去比赛。”
中国球迷能够看上完整的足球赛直播，也要感谢邓小平。西班牙世界杯（1982年）预选赛，中国国家队在工人体育馆迎战劲敌阿联酋队，邓小平在办公室通过收听广播了解比赛进展。当中国队刚刚攻入第一个进球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中断解说，插播了一条时事新闻。邓小平大为光火，立刻让秘书给宣传部门打电话，要求在以后的比赛直播中，不得插播新闻。1992年初，中央电视台每晚8时必有滚动的政治新闻。这个时间段雷打不动，谁也无法改变。正好1月份中国国奥队参加奥运会预选赛，中国队对科威特队一战恰恰在晚上7点59分由胡志军打入一球，未等回放，滚动新闻开始了。亿万球迷急得要命，不少球迷纷纷打来电话，请求不要打断实况直播，但这个规矩不是中央台能说了算的。几天后，人们惊喜地发现，可以从头到尾不受干扰地看完比赛了。原来是邓小平委托邓办的同志给中央台打电话，指示今后不要中断足球赛直播。
“我们中国足球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
邓小平关心中国足球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有益的中肯的建议。对于比赛输赢，邓小平分析说：“这个看球呀，不一定进球多就是有水平，不进球也好看。我们虽然输了，但是咱们队员都努力了，都踢得不错，只是水平跟人家不是在一个阶梯上，踢得还是不错嘛！”“心理状态不好，越怕输越输。”“自己没有真本事，靠裁判帮一手，结果自己倒霉，不能进步。”他号召运动员在重大国际比赛中一定“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1977年7月30日，在观看中国青年队同中国香港队的比赛半场休息时，邓小平同国家体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可以派几名裁判去德国学习，要培养国际裁判，提高裁判水平。
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在谈到开辟新行业问题时指出，足球也可以发展，也是一个行业嘛。可以组织一些国际比赛，既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增加了收入。现在的全国足球职业联赛，与邓小平的指导也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成绩辉煌，可是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迟迟冲不出亚洲。为此，邓小平提出：“我们中国足球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要创办足球特区”。小小足球，寄寓着一位伟人的闲情雅趣，也负载着一位伟人热望中国足球事业走出困境的拳拳深情。很快，中国第一个“足球特区”就在大连挂牌。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足协先后派出赴巴西学习的中国青年队、“健力宝”少年队和赴德国学习的中国青年队，学习世界足球强国巴西、德国的先进的足球理念和足球战术，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国外的事实也表明，邓小平的提醒是足球实力提高的真正解决之道。
“要把体育搞起来”
邓小平不仅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热衷观看体育赛事，而且他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对体育工作提出了很多有战略性和创造性的建议，推动了中国体育运动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1952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为体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体育工作的方向和根本任务。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同年，邓小平为西南地区运动会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而后，邓小平又具体指导操办成立了中央体委（即后来的国家体委）。1954年，国家体委酝酿机关编制时，拟成立一个群众体育处，隶属于办公厅。习仲勋在审定编制表时认为规格低了，要独立成处。国家体委遵此意见改后呈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审批。邓小平阅后指示说，不行，不能是处，要成立司。于是国家体委成立了群众体育司。中国老百姓才第一次有了管理自己开展体育运动的政府部门的职能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邓小平就倡导成立各级体育委员会和体育学院，批准扩大优秀运动员队伍，举办全国运动会，筹划兴建体育设施，并经常亲临现场观看体育比赛，为获胜者颁奖。1974年8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时强调：“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
邓小平在一次会见体育方面的外宾时说：“过去我们是‘东亚病夫’，以后要做东亚强人。”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有两个有关体育的重要题词。一是1980年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二是1983年9月15日为第五届全运会题词：“提高水平，为国争光。”这两个题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尤其是把“有体力”列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具体体现了毛泽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之初，体育战线在新形势下要全面走向世界，当时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在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尚被台湾当局占据。当时，台湾当局仍是被承认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如果大陆和台湾都成为国际奥委会成员，势必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如果坚持排除台湾，台湾运动员就失去了参加比赛的机会。这个问题不解决，重返国际奥委会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为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工作。1979年初，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国家体委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构想，解放思想，大胆地提出了解决合法席位的新设想。过去的主张是把台湾当局从国际体育组织中驱逐出去，而根据这一新设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在改名、改旗、改徽之后，继续留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对这个新设想，在国家体委、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中，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力排众议，亲自拍板，同意了国家体委的这个新方案。此后，在同国际奥委会的谈判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问题，邓小平又亲自拍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为我国最后进入国际奥委会铺平了道路。 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研究并最终通过了中国提出的这个方案。这意味着，经过长达21年的斗争，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邓小平的英明决策，是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从此，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开创了新的历史阶段。1982年4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洛杉矶奥运会举办期间，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办完亚运会就要办奥运会”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申办奥运会的国家领导人。1990年7月3日，北京亚运会前夕，邓小平及夫人卓琳、女儿邓榕等一行乘车来到新落成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视察。此前他亲自题写了中心的名称。盛夏的北京，太阳火辣辣的。邓小平等人冒酷暑登上体育场的高架桥，兴致勃勃地边看边问。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你一言我一语地向邓小平介绍奥体中心和亚运村的情况。邓小平对这里的场馆建设非常满意，他特别讲道：“办完亚运会就要办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对振奋民族精神、振兴民族经济都有好处。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是个浪费，就等于浪费一半。”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是超人的。20世纪70年代，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拳王阿里和日本共同社社长杜边孟次时，都曾谈到了中国要申办奥运会的话题。对当时的情景，伍绍祖回忆说：“由于小平的过问，促成了申奥的决策。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深受全国人民拥护的。那次见小平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平同志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那天他一下车，就对我说：‘我这次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视察后，他坚定地说：‘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年轻人总认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小平同志的这些话给当时筹备亚运会的同志极大鼓舞。”
北京亚运会期间，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一盛会，一顶印有中国国旗和奥运五环标志的帽子，他戴了很久。1993年9月23日，北京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10月1日，邓小平对伍绍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但要警惕有人捣鬼。”他告诫说：“西方什么允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投票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可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我们回答没有成功。他说：‘预料中的事，有什么了不起，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正是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才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提出申办奥运会，并最终实现了奥运梦。
“黄山这一课，说明我是完全合格的”
出生于四川山区的邓小平，从小就养成了登山的习惯。后来，他投身革命，又经常与山岭为伍。广西的将军山、湖南的岳麓山、赣闽边界的武夷山、延水河畔的宝塔山，还有太行山、大别山、紫金山以及四川的峨眉山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为腿部曾骨折过，邓小平开始听从医生的劝告，每天散步以恢复脚力。从此，他逐渐养成了散步的习惯。即使工作繁忙，他也要抽时间出去走走。“文革”中，邓小平曾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劳动。这期间，每天黄昏日落之前，邓小平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他居住的院子散步。他深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红色的沙石地上，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1979年7月11日，75岁高龄的邓小平来到黄山。黄山地势险峻，攀登十分艰难。女儿邓楠指着高耸入云的山峰问：“爸爸，黄山这样高这样险，明天我们能上去吗？”邓小平挥手说：“气可鼓不可泄，明天我们一定要上去。”鉴于当时没有索道和缆车可乘，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对邓小平说：“明日上山，我们已经准备了滑竿。”邓小平当即回答：“我下了决心，要步行上去。”12日清晨，邓小平穿着圆口布鞋，手拄拐杖，精神饱满，沿着陡峭崎岖的山路一步一步攀登而上。随行人员担心他年纪大，体力不支，提议走慢些。他风趣地说：“我比你们有经验，长征时，不少人跑垮了，我越走越有劲。”接着，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步子不要太快。一路上，邓小平精神抖擞，迈着稳健的步伐，一直走在登山队伍的最前面。尤其有趣的是，他这样一位老者，还不时回过头来去嘱咐年轻人要当心。当晚，邓小平住在黄山玉屏楼。经过一夜的休息调整，邓小平很快恢复了体力。第二天早晨，他和随行人员一起踏上百步云梯，健步登上巍峨屹立的光明顶。第三天，他开始攀登西海。西海壮观险峻，山路陡峭，随行人员想搀扶邓小平，他笑着拒绝了。他自己扶着台阶边的铁链，健步攀缘，拾级而上，最终登上峰顶。7月15日，邓小平走下黄山。4天中，他整整步行38公里山路。一到山下，他就自豪而风趣地对大家说：“黄山这一课，说明我是完全合格的。”
晚年，邓小平仍坚持散步。每天清晨散步前，他坚持做自编的健身操，从头到脚都活动到，然后绕自家院子走12圈，风雨无阻，从不“偷工减料”。对于邓小平来说，散步是锻炼，是休息，更是一种思考的过程。正如有人所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邓小平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
“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
除散步和登山之外，邓小平也非常喜欢洗冷水浴和游泳。青年时期的邓小平就养成了洗冷水浴的习惯并坚持到老年。他借此来锻炼意志、增强体质，提高身体对复杂环境和生活条件的适应能力。即使“文革”时在江西，他仍坚持进行冷水浴锻炼。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朗伊时说：“我已经十年没患感冒了，夏天还能到海里游泳。我身体这么好，是因为在战争年代洗冷水澡。冬天北方很冷，我洗澡也是一桶冷水。”
邓小平喜欢游泳，尤其喜欢在大江大海中游泳。从“文革”后复出到1992年最后一次下海游泳，邓小平几乎每年夏季都会到北戴河畅游大海。搏击大风大浪，成了他一生的追求。1983年8月中旬，邓小平在东北视察之后，来到大连棒棰岛休养了6天。在这6天时间里，除了一天因海水油污没有下海外，邓小平每天上午都下海，与风浪为伍。他常对友人说：“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说明我的身体还行。”
当时，浴场上难得见到像他这样高龄的游泳者。船王包玉刚曾设想为邓小平在邓家大院建造一座室内游泳池，免得他旅途劳顿，经受大江大海的风险。但邓小平崇尚自然，将那笔钱用在警卫部队的驻地，建造了一幢三层楼。邓小平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一股气势。”女儿邓林说：“爸爸愿意顶着风、迎着浪钻进水里，勇往直前，游向大海的深处。爸爸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80多岁了，邓小平每次还能在大海中畅游一个小时。有一次值班室通报有雨，可邓小平依然坚持下海。尽管雨点打得睁不开眼睛，他却坚持游完了全程。1992年夏，邓小平再次来到北戴河。这次医生们已经不同意88岁高龄的他再到海里游泳了。但是待了五六天后，邓小平看到别人在海里游泳，禁不住诱惑，向医生们软磨硬泡，最后争取到了下海的机会。这次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游了8次，每次大约45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在大海中游泳。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正应了他曾经说过的———“我百年以后是要归宿于大海的”。
“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
邓小平曾经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呢，说明我脑子还行。”晚年，邓小平更是把打桥牌视为健脑健身的一项重要活动。他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
万里是邓小平最忠实的牌友，周六周日不开会，没有重大外事活动时，无论在邓小平家中，还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对于打牌，两位老人可以说是风雨无阻，牌技也日益精湛。邓小平打桥牌不局限于熟人的范围，他常常喜欢以牌会友，结交新的朋友。1984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休假，听说聂卫平在，便邀他过去打牌，而且指名要和他搭档。自此，聂卫平和邓小平成为牌友。聂卫平回忆说：“做他的对手，想赢他，实在是很困难的，也可以说，你根本打不过他；做他的搭档时，我总是要尽量表现得‘好一些’，也就是要想办法把胜负感调节得好一些。”聂卫平还说：“在牌桌上，老爷子平易近人，和他打牌一点儿也不紧张。既然是比赛，总会有输赢，老爷子当然力争取胜，但输了就输了，谁也不让着他。有时候他出错了牌，别人不客气地批评：你的牌出错了。他会虚心地听取。要是我出错了牌，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指责’。” 邓小平打牌还喜欢和高手打，他说：“打桥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敢于竞争、勇于拼搏的性格。世界著名女桥牌冠军杨小燕，便是他最喜欢的搭档之一。1981年，上海举办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杨小燕任美国队总队长，于3月3日抵达北京。在北京期间，杨小燕提出希望能与邓小平打一次桥牌，以慰平生仰慕之情。邓小平欣然应允。3月4日晚，当安排邓小平与美籍华人翁心梓结对、杨小燕与丁关根搭档时，杨小燕不同意，她和邓小平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不容易，能不能我与您结对？”邓小平笑道：“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艺。”邓小平虽然不是专业选手，但与杨小燕的配合竟然得心应手，不一会儿，对手便败下阵来。这晚，大家牌兴很浓，一直打到很晚。杨小燕后来回忆说：“在中国领导人中，数邓小平先生打牌最认真。我跟他一共打过4次牌。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这在近80岁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邓先生牌品极好，和他打牌，你会觉得他像个祖父一样。”
邓小平不仅酷爱打桥牌，他还是中国桥牌运动的推动者。1978年，几位科技界、教育界的桥牌爱好者写信给邓小平，希望能把桥牌作为正式项目由国家体委统起来。邓小平很快批示：“请体委考虑。”翌年初，国家体委就开始举办桥牌比赛。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自1984年起，中国桥牌协会举办的历届“运筹与健康杯”桥牌比赛，邓小平只要有空就积极参加。为表彰邓小平为桥牌运动作出的努力，中国桥协聘请他为荣誉主席，世界桥联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主席最高荣誉奖”。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世界桥联主席乔斯·达米亚尼专门发来唁电，其中说：“邓先生是著名的桥牌爱好者。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我生平最喜欢看足球”
邓小平不仅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而且也非常喜爱观看各种体育赛事。1979年他访问美国时，美国接待部门知道他喜欢篮球，就特意安排了一场篮球表演。有些比赛，像体操、跳水等项目，邓小平一边看，还一边和场上的裁判一起打分。有一阵中国乒乓球队走下坡路，邓小平很着急，便开玩笑似的埋怨家人：“中国乒乓球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邓小平还喜欢看女排比赛，他觉得看女排比赛，才感到她们为我们中华民族出了口闷气。但与这些体育项目相比，邓小平最喜欢的还是足球。他的子女曾说，父亲生平有三大爱好：一是足球，二是言菊朋的京戏，三是桥牌。
20世纪20年代初，为了探求革命真理，邓小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学习之余，足球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19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他十分想到现场看一场足球赛，却苦于没钱买票而深感懊丧。忽然，一个念头闪过，他脱下外衣，跑进当铺，用当来的钱买门票，看了一场精彩的足球赛。几十年后，他还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得主是乌拉圭，可见他对足球热爱至深！
20世纪50年代初期，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军区政委。他与司令员贺龙是一对超级球迷。当时，他们把新成立不久的中国足球队请来与西南军区队打比赛，而且一赛就是两场，他俩都从头看到尾。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经常到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当时足球比赛少，邓小平连教学比赛也不放过。他常常一个人出现在主席台上，一碟瓜子，一杯茶，一根烟，专心致志地看球赛。一次，先农坛体育场没有比赛，运动员们都在屋里休息，忽然听到外边嚷：“小平同志来了！”大家出去一看，只见邓小平戴着草帽，坐着马扎，一个人正兴致勃勃地坐在球场边看小孩踢球呢。还有一次，邓小平了解到体委科研所保存有1974年德国世界杯的资料片，就很想看。体委派人到邓小平家里去放映，从上午9点看到下午1点，整整4个小时，邓小平坐在那儿纹丝不动，也很少说话。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而他的两次复出，都是在足球场发出的信号。1973年，经周恩来的努力，邓小平回到北京。当尚未安排工作的邓小平出现在先农坛体育场的主席台上看球时，人们知道他在中央担任要职的时候不远了。1977年，邓小平在全国人民的热切期待下再次复出。那年7月30日，邓小平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看台上。当时北京举办“长城杯”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青年队和香港队进入了决赛。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这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是一次纯粹的球迷行为。“那天父亲带着我们去看球，本来是想悄悄坐在主席台末排的。”不料旁边看台的观众发现了他，并飞快地将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全场一万多名观众起立并热烈鼓掌，持续了足有两分多钟。邓小平只好走到主席台的前排，连连向观众们鼓掌致意。
对于中国足球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突破，邓小平也很着急。1989年11月，在一次观看足球赛电视转播时，他说：“我生平最喜欢看足球，看了几十年了就是有股闷气不能出。”邓小平辞去中央领导职务后，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看足球赛。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时，中央电视台连实况带录像一共转播了50多场。邓小平当时86岁了，这位耄耋老人几乎一场没落，白天能看的他看，晚上看不了的他让工作人员给他录下来。录下来以后，还不让别人告诉他结果，他要带着悬念看，真可谓过足了瘾。1994年美国世界杯足球赛时，邓小平已经90岁了。电视实况转播在深夜进行，他让工作人员录下比赛，白天再看。女儿邓林曾回忆说：“他爱看世界杯足球赛和我国女排比赛的电视转播，而且观看时有如亲临现场一样紧张、激动；倘若中国队赢了，他就不仅自己高兴得鼓掌，而且还要家人一起喝彩。”如果要在如此高龄老人中评出世界级的球迷，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球迷大师。
中国球迷和足球队都应该特别感谢邓小平。很多球迷还不知道，第一支国外足球职业俱乐部来华访问就是邓小平亲自拍板的。1964年5月，邓小平和陈毅观看了巴西马杜雷拉队来华的比赛。由于当时中巴没有建交，对方要我们从来没有概念的出场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亲自批准，开创了中国邀请高水平职业足球队的先例。 改革开放后，中国足球队访问美国，本打算从莫斯科走，因为这样虽费时间但可以省钱。当邓小平得知从日本走快，花钱却多时，说：“我们既然访问美国，就应该在美国表现出最好的状态，多花点钱，以最好的状态去比赛。”
中国球迷能够看上完整的足球赛直播，也要感谢邓小平。西班牙世界杯（1982年）预选赛，中国国家队在工人体育馆迎战劲敌阿联酋队，邓小平在办公室通过收听广播了解比赛进展。当中国队刚刚攻入第一个进球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中断解说，插播了一条时事新闻。邓小平大为光火，立刻让秘书给宣传部门打电话，要求在以后的比赛直播中，不得插播新闻。1992年初，中央电视台每晚8时必有滚动的政治新闻。这个时间段雷打不动，谁也无法改变。正好1月份中国国奥队参加奥运会预选赛，中国队对科威特队一战恰恰在晚上7点59分由胡志军打入一球，未等回放，滚动新闻开始了。亿万球迷急得要命，不少球迷纷纷打来电话，请求不要打断实况直播，但这个规矩不是中央台能说了算的。几天后，人们惊喜地发现，可以从头到尾不受干扰地看完比赛了。原来是邓小平委托邓办的同志给中央台打电话，指示今后不要中断足球赛直播。
“我们中国足球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
邓小平关心中国足球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有益的中肯的建议。对于比赛输赢，邓小平分析说：“这个看球呀，不一定进球多就是有水平，不进球也好看。我们虽然输了，但是咱们队员都努力了，都踢得不错，只是水平跟人家不是在一个阶梯上，踢得还是不错嘛！”“心理状态不好，越怕输越输。”“自己没有真本事，靠裁判帮一手，结果自己倒霉，不能进步。”他号召运动员在重大国际比赛中一定“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1977年7月30日，在观看中国青年队同中国香港队的比赛半场休息时，邓小平同国家体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可以派几名裁判去德国学习，要培养国际裁判，提高裁判水平。
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在谈到开辟新行业问题时指出，足球也可以发展，也是一个行业嘛。可以组织一些国际比赛，既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增加了收入。现在的全国足球职业联赛，与邓小平的指导也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成绩辉煌，可是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迟迟冲不出亚洲。为此，邓小平提出：“我们中国足球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要创办足球特区”。小小足球，寄寓着一位伟人的闲情雅趣，也负载着一位伟人热望中国足球事业走出困境的拳拳深情。很快，中国第一个“足球特区”就在大连挂牌。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足协先后派出赴巴西学习的中国青年队、“健力宝”少年队和赴德国学习的中国青年队，学习世界足球强国巴西、德国的先进的足球理念和足球战术，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国外的事实也表明，邓小平的提醒是足球实力提高的真正解决之道。
“要把体育搞起来”
邓小平不仅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热衷观看体育赛事，而且他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对体育工作提出了很多有战略性和创造性的建议，推动了中国体育运动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1952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为体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体育工作的方向和根本任务。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同年，邓小平为西南地区运动会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而后，邓小平又具体指导操办成立了中央体委（即后来的国家体委）。1954年，国家体委酝酿机关编制时，拟成立一个群众体育处，隶属于办公厅。习仲勋在审定编制表时认为规格低了，要独立成处。国家体委遵此意见改后呈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审批。邓小平阅后指示说，不行，不能是处，要成立司。于是国家体委成立了群众体育司。中国老百姓才第一次有了管理自己开展体育运动的政府部门的职能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邓小平就倡导成立各级体育委员会和体育学院，批准扩大优秀运动员队伍，举办全国运动会，筹划兴建体育设施，并经常亲临现场观看体育比赛，为获胜者颁奖。1974年8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时强调：“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
邓小平在一次会见体育方面的外宾时说：“过去我们是‘东亚病夫’，以后要做东亚强人。”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有两个有关体育的重要题词。一是1980年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二是1983年9月15日为第五届全运会题词：“提高水平，为国争光。”这两个题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尤其是把“有体力”列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具体体现了毛泽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之初，体育战线在新形势下要全面走向世界，当时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在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尚被台湾当局占据。当时，台湾当局仍是被承认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如果大陆和台湾都成为国际奥委会成员，势必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如果坚持排除台湾，台湾运动员就失去了参加比赛的机会。这个问题不解决，重返国际奥委会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为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工作。1979年初，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国家体委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构想，解放思想，大胆地提出了解决合法席位的新设想。过去的主张是把台湾当局从国际体育组织中驱逐出去，而根据这一新设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在改名、改旗、改徽之后，继续留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对这个新设想，在国家体委、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中，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力排众议，亲自拍板，同意了国家体委的这个新方案。此后，在同国际奥委会的谈判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问题，邓小平又亲自拍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为我国最后进入国际奥委会铺平了道路。 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研究并最终通过了中国提出的这个方案。这意味着，经过长达21年的斗争，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邓小平的英明决策，是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从此，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开创了新的历史阶段。1982年4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洛杉矶奥运会举办期间，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办完亚运会就要办奥运会”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申办奥运会的国家领导人。1990年7月3日，北京亚运会前夕，邓小平及夫人卓琳、女儿邓榕等一行乘车来到新落成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视察。此前他亲自题写了中心的名称。盛夏的北京，太阳火辣辣的。邓小平等人冒酷暑登上体育场的高架桥，兴致勃勃地边看边问。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你一言我一语地向邓小平介绍奥体中心和亚运村的情况。邓小平对这里的场馆建设非常满意，他特别讲道：“办完亚运会就要办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对振奋民族精神、振兴民族经济都有好处。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是个浪费，就等于浪费一半。”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是超人的。20世纪70年代，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拳王阿里和日本共同社社长杜边孟次时，都曾谈到了中国要申办奥运会的话题。对当时的情景，伍绍祖回忆说：“由于小平的过问，促成了申奥的决策。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深受全国人民拥护的。那次见小平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平同志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那天他一下车，就对我说：‘我这次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视察后，他坚定地说：‘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年轻人总认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小平同志的这些话给当时筹备亚运会的同志极大鼓舞。”
北京亚运会期间，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一盛会，一顶印有中国国旗和奥运五环标志的帽子，他戴了很久。1993年9月23日，北京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10月1日，邓小平对伍绍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但要警惕有人捣鬼。”他告诫说：“西方什么允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投票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可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我们回答没有成功。他说：‘预料中的事，有什么了不起，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正是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才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提出申办奥运会，并最终实现了奥运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