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的昆山南高铁站，陆陆续续有一批拎着大行李箱的年轻人下车，这群人乘坐同一趟列车，下车后又来到同一个地方——柏庐南路，他们都是来昆山找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
　　在柏庐南路，“劳务中介一条街”聚集着许多年轻的打工人，有的在室内咨询登记，有的提着行李等厂车，有的迷茫地看着招工广告、店面招牌——这显然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眼神，时不时有中介往他怀里塞几张招工海报。每天上午，柏庐南路都是最热闹的时候。
　　昆山，连续16年稳坐中国GDP百强县之首。2010年到2019年，昆山第二产业增加值从1345.9亿元增加到2072.49亿元，这其中，制造业占据绝对优势。而这庞大的数字，是无数个外来务工者支撑起来的，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务工者也跟着订单周期来来往往，聚聚散散。

　　昆山的发展吸引着他们，许多务工者都想留下来，但即便制度性阻碍越来越少，成为新市民的道路上也还有一些非制度性障碍。
　　这些阻碍，据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发布的《新市民的工作世界白皮书（2019）》分析，一部分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自身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但更大程度上的原因是公共服务的供给方较少考慮这一群体的需求。为此，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院长褚荣伟提出“新市民经济”的概念，即围绕新市民，创新产品或服务模式，构建基于这个人群的市场生态，以及实现各相关利益方（政府部门、企业、消费组织、非赢利性组织等）的资源配置方式，最终创造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过程。
　　以市场化手段促进市民化，或成破除制度性障碍之外，促进外来务工者市民化的有效手段之一。

流水线工人

　　张石是昆山某电子厂员工，该厂主要加工手机，最大客户是苹果。工厂实行两班倒制度，每月轮换一次。这个月张石分配到晚班。
　　每天傍晚18：00起床吃晚饭，19：00坐上班车。19：55进厂，换上静电鞋，过安检。20：00流水线开机，质检员张石开始工作，将某款苹果手机从流水线上取下，放入机器，点击电脑上的“start”按钮，等到变成绿色显示通过，再放回流水线。如此重复至凌晨00：30，吃第二顿饭，05：30完成300多台的工作量，坐着等早上7：00吃早饭，8：00下班，回宿舍。

　　对于新市民融入流入地这些非制度性的障碍，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发展下，催生了市场化的解决方案，变化首先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中介环节。

　　休息时间大多就是玩手机，下班了也许和其他工人在小超市门口蹭网玩游戏，玩累了回宿舍睡觉，18：00再艰难爬起来去上班……
　　在昆山世硕、联滔、富士康、立讯、仁宝这些制造业大厂里，数十万名年轻的产业工人日复一日地过着这样的生活。
　　昆山的制造业出口导向明显，很多工业企业生产具有短周期特征，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一般仅为接到订单后的三到五个月，对这些企业而言，保持相对固定的劳动力规模并不适应订单式的生产模式，而以订单为周期灵活地招聘短期工人，更能在保持供货能力的同时节省劳动力成本。
　　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分析，持续的短周期劳动需求也吸引来了大批量的产业工人，他们会跟着工价走，频频更换工作。因此，针对此类人群的就业咨询服务需求旺盛，这才有了劳务中介一条街和劳务派遣公司的发展壮大。对于初来乍到的求职者，在就业过程中被骗，劳动者收入被中介和劳务派遣公司“吃差价”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因素也进一步对外来务工者就业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外来务工者作为城市‘新人’，要融入城市，必然要满足几个方面的条件。首先，要获得稳定的、能够维持城市生活的收入，这就要求他们拥有可以提供这样收入的工作;其次，要在城市获得稳定且有能力支付的住所;第三，能够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第四，在心理预期、消费方式等方面能够适应农村生活、打工生活到城市生活的转变。”褚荣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如果找工作碰壁或者被骗，会大大降低他们对城市的信任感及融入城市的意愿。
　　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奚军表示，外来务工者作为城市外来人，从农村直接来到城市，中间缺少对城市社会的认知过程，社交链路很短。对城市生活必要的知识、技能储备不足，以及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带来的不安全感，都成为其市民化的阻碍。
　　因此，这些人亟需就业指导等落脚城市后的一系列后续服务。对于新市民融入流入地这些非制度性的障碍，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发展下，催生了市场化的解决方案，变化首先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中介环节。

服务经纪人

　　经纪人康姐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印有7400元的工资结算单和一段“晚安寄语”：“努力不是为了要超越别人，是给自己一个交代。成功靠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脚踏实地的努力！”
　　这是作为经纪人每天睡前最后一项工作任务。做经纪人第六年，这个微信ID叫康姐的“90后”打工妹，每天从早到晚都会不间断与群里的“会员”保持联系，询问他们午饭吃了什么，工资领到多少，工作遇到不顺心要开导他们，对于又要换工作的“弟弟”们要劝他们脚踏实地工作，时间久了，知心姐姐已经把那些励志语录倒背如流。 　　“我的打工网”作为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平台，采用经纪人模式为外来务工者提供服务。本刊记者走进“我的打工网”昆山博悦集散中心的大厅，看到许多务工者正与经纪人交流。据经纪中心运营负责人余星介绍，在该中心，每天有140多位经纪人“坐堂”，求职旺季时大厅里每天塞满了求职人员。
　　经纪人服务就是帮助这些外来务工者摆脱初来乍到的迷惘，“哪怕只有1%的人留下来，也是很大的比例了。”奚军说。
　　在昆山实现积分落户，其实门槛并不算高。均价一万多的房价，积分落户标准是大专学历加社保。“我的打工网”公司里，有十几名经纪人已经实现了从外来务工者到新市民的“跃迁”。
　　经纪人大部分从务工者中来，其提成是以服务的会员在岗时长计算，大部分经纪人周薪达到2000至4000元，绩效最高的经纪人周薪能到1万元左右——相对于经纪人群体普遍中专以上的学历来说，这是一份很有吸引力的薪酬。
　　康姐2016年来到昆山，流水线上干过，也被骗过，如今夫妻俩已经攒钱在昆山交了40万首付买了房，她经常用自己的故事激励新来昆山的“弟弟”们，“只要脚踏实地，就能在这里落脚”。
　　在昆山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帮助下，经纪人模式发展得相当成功，这种模式带动昆山勞动中介行业整体发生改变，甚至也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上工厂、劳务派遣公司、劳动中介和劳动者等四方力量的对比格局。

从月薪到周薪

　　十万工人同时下班，人流如潮水般涌出工厂大门，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唯有壮观可以形容。
　　这样令人震撼的景象，每天晚上八点左右，在昆山按时上演。下班工人浩浩荡荡走在去宿舍的路上，夜幕降临，很快他们又纷纷出现在夜市一条街和工友或女友吃饭、唱歌，进入了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刻。

　　这里的工人每月到手工资6000元左右，工厂包吃包住，到手工资几乎可以全部化作消费娱乐。对这群人来说，最快融入城市的方式就是消费。

　　在这里你能看到AJ鞋从1到5的各种配色款式，你也能看到工人在淘宝上买1600元的品牌风衣。这里的工人每月到手工资6000元左右，工厂包吃包住，到手工资几乎可以全部化作消费娱乐。
　　对这群人来说，最快融入城市的方式就是消费。
　　奚军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故乡土地的联系并不紧密，同样在互联网时代成长，他们的消费需求和城里青年差别不大。然而普遍缺乏健康的财务规划能力和储蓄习惯，影响了他们融入城市的实际经济能力。
　　短期工的工作性质也决定了务工者未必一年到头有工作。挣到钱后他们有的会休息一段时间，要么四处旅游，要么回老家，娱乐、交通花掉工资的大部分，还有人干一天玩三天。一部分工人在发薪日之后一周内就花光所有工资，多数人2到3周花光，后续靠花呗、京东白条、信用卡等渠道透支，一部分人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
　　中国社科院“新市民研究课题组”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该群体总体而言储蓄较少。个人储蓄低于1000元的样本占35.8%;23.9%的被调查者没有储蓄计划;样本中有负债的被调查者占53.4%，平均负债金额约13600元，几乎达到平均月工资的三倍左右。“新市民研究课题组”由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负责，该团队对昆山外来务工者群体进行了长期调研。
　　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分析，财务规划能力对融入城市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外来务工者要实现融入城市的目标，需要在城市购置较多耐用消费品，甚至住房。这些购置需要较大资金数额，当财务规划能力不足时，他们很难存够购置耐用品的资金。而在城市没有耐用品的积累，又降低他们融入城市的预期，使他们越发没有储蓄的动力。
　　针对储蓄习惯的培养，“我的打工网”创始人团队开创了“周薪薪”这种发薪方式。
　　“周薪薪”是将企业原本按月发放的薪资拆分成5次发放，包含每周一次固定额度的预支工资，以及在企业月薪发放日发放的剩余工资。
　　若一个工人当月工资应为 5000 元，在“周薪薪”模式下，如果每周打卡天数达到6天，则他每周可以拿到600元，月底发薪日拿到剩余的 2600元。
　　这种薪酬发放方式，既保证了务工者能维持日常消费，又有效地约束他们的冲动消费和报复性消费，让他们的消费变得相对稳定，有利于储蓄习惯的养成。
　　我打科技集团董事长兼CEO邱俊炜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周薪薪”让许多原本的月光族、负债族变得每月有结余，耐用消费品也逐渐进入他们的消费视野。
　　“事实上，月薪制对于外来务工人群里是有损社交性的。飞快花完工资后，他们就都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很自卑，不能在城市建立社交关系。而周月薪合并制能够让他们有钱出门社交，有助于他们融入城市生活。”邱俊炜说。

未来可期

　　有了储蓄，一部分外来务工者就有了购置车、房等固定资产的规划，让这部分外来人口对未来生活形成较稳定的预期，市民化的意愿随之强化。
　　研究新市民，昆山城南的蝶湖湾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观测点。蝶湖湾是住有约8000户家庭的高楼社区，住户大部分是外来新市民，年龄在25-35岁，多数已婚有孩，主要从事正式工、小店老板、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工作，收入较稳定，家庭月收入1.5万元左右，足以支撑日常开销和孩子养育。这些家庭已经通过储蓄和耐用品消费，实现了较深程度的融入城市。
　　在日本，作为国家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新市民市场早早被发掘。
　　日本第一大人力资源公司Recruit成立于1960年，此时日本城市化刚好到达60%。Recruit从大学生求职纸媒起家，围绕着大学生到城市求学找工作、到婚恋交友、房产汽车、教育培训等展开超长产业链的布局。目前旗下子公司近200家，市值目前约3000亿日元。

　　如今，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加速阶段。“新市民作为追求性价比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潜能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褚荣伟说。
　　比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依然是新市民社会融合的难点。由于没有本地户口，新市民的孩子上不了本地公立幼儿园和幼托机构，能让孩子享受和本地市民一样的教育成为他们的迫切需求。因为看病麻烦（医院就诊时间与上班时间冲突）、看病贵等原因，许多外来务工者对待疾病的态度多是拖着，或者自己买药。
　　有眼光的企业瞄准这些市场缺口，精准对标。
　　比如，“爱乐分”创办的普惠性幼托园，学费每月 999元，餐费日结，教职工自身也多是新市民。
　　“青桔诊所”提出“100元内把一个小病看好”。为了更方便打工者就诊，“青桔”在新市民工作的工厂附近设点，甚至与工厂合作直接开设驻厂诊所，诊所开具的病假证明得到工厂认可。“青桔”在事实上成为工人宿舍区的社区医院，还起到了为公立医院分诊的作用。
　　帮助外来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相关服务的产业链在不断延伸。积分落户最低需要大专学历，学历培训服务要跟上;买车前要考驾照，就得有配合工厂作息的驾校;有点积蓄但还不够买房，长租公寓恰好满足这部分人群需要。
　　“新市民经济系统中的创新应该是开辟式创新，通过最低的成本打造最好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追求高效率的创新。”褚荣伟说，“市场化为新市民群体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商业模式有效缓解了政府为新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压力，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其积极作用，对这些商业模式给予更多鼓励、帮助和扶持，在行政审批、资质审核的程序上进行优化，在保证服务安全和品质的基础上，尽量降低准入门槛。”
　　“以市场化促市民化，是互联网 城市化的新开篇。”褚荣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