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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川上眉山的甲午战争题材小说《大村少尉》为例，分析小说人物在甲午战争前后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转换，明确其加害者的身份，认为既不存在完全脱离时代社会状况的“平民”，也不存在所谓的“平民无罪”论。
关键词：川上眉山 甲午战争 “平民无罪论”
回顾战争，常会出现一个加害者与受害者的问题。侵略战争的发动国中，统治者往往被视为战争中的加害者，而被统治者则被强调为战争的受害者。这种“平民无罪论”最终为侵略战争的发动国伪装成战争的受害者，进而在舆论上逃避战争的责任创造了条件。那么，在侵略战争的发动国中是否真的可以进行清晰、明确的二元切分，并冠上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身分呢？
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深，文坛也随之出现了一批描绘悲惨严酷的社会现实，反映资本主义社会诸矛盾的文学作品。其中，“以作者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观作标尺，以观念先行批判充满矛盾的社会的小说作品称为‘观念小说’”。[3]（197）川上眉山是其代表作家之一。这类小说不仅映射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反应了身为日本人的作者立场，为我们观察当时的日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小说《大村少尉》发表于1896年，正值甲午战争结束后一年。全书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以毕业于海军军校的青年军官大村楠雄少尉的口吻讲述了他在甲午战争前、中、后的经历。上篇回忆了中日甲午战争前，大村楠雄父亲所在的巡洋舰亩傍号在回航途中失踪、大村楠雄的成长、毕业后成为松岛号回航员从法国接回松岛号;中篇主要描写战争期间的交战，大村楠雄的好友坚田战死;下篇则主要讲述战后以大村楠雄本应迎娶的坚田妹妹——操子为代表的坚田遗族的悲惨结局。本文以这部作品为例，分析其中战争的加害者与受害者身份，明确两者的密切性，明确甲午战争中日本整体上的加害者身分及其战争责任。
一.甲午战前的日本社会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欧洲势力逐渐侵入，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开始走向解体。在此背景下，日本作为亚洲内部的中华帝国挑战者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强敌北洋水师，深感海军劣势的明治政府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公债，购入新舰增强海军。[2]（5）
《大村少尉》中的亩傍号便是新购入的一艘旗舰，主人公大村楠雄的父亲是这艘巡洋舰的回航委员长，负责将该舰从产地法国开回日本。小说中详细描述并赞美了亩傍号的先进配置，称其为“伟大①的铁甲舰”[1]（307）。明治政府为了能与北洋水师匹敌，极力购入当时的先进装备，而日本全国上下，也对该舰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当时的各大报纸竞相报道，军校的师生们总是围在大村楠雄周围打探最新消息，海军省则早早地派遣欢迎委员赴横滨，迫切地等待该舰到港。但亩傍号却迟迟未归，甚至有传闻该舰已经沉没。此时，舆论对待海军和亩傍号回航员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他们痛斥海军的无能，浪费国家钱财，“终究配不上太多的信任”[1]（312），并称其遇难是“自作自受，没必要太过计较”。[1]（312）
亩傍号失踪前人们的赞美与失踪后的侮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更为讽刺的是明治政府在获得法国保险公司几乎与亩傍号造价相当的赔偿后舆论的态度。人们的注意转向了利用赔偿金订购的千代田号，认为“社会并没有承受任何损失，真是太幸运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整个社会洋溢着这种喜悦之声，回航员淹死这种小事就如同游戏一般，何足挂齿”。[1]（321）战争前的日本社会对于强力的军事装备有着狂热的渴望，当这种渴望无法被满足时，即便是军人，也会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而只要能满足这种渴望，死一些人又何足挂齿。自此，被统治者成了鞭策统治者前进的推手，成为了比战争执行者——军人更为狂热的加害者。
二.从亩傍号的受害者转变为战争中的加害者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指出：“在他们（日本人）②看来，如果受到侮辱、毁谤或失败而没有报复，没有消除这些侮辱、诽谤和失败，那么世界就不会太平”[4]（195），日本人对一雪前恥有着近乎不要命的执着。作为亩傍号的受害者之一大村少佐的遗族，大村楠雄将其父及其他回航员的死称为“犬死”。为了一雪这种失败之恥，也为了消除舆论对自己父亲的侮辱、诽谤，他与同是亩傍号受害者遗族的好友坚田一同选择了为国献身以偿父过。小说中道：“就是在那时，我下定了战死的决心。今后一旦有机会，我会完美地达成报国的义务，以光荣的战死来偿还父亲的过失。”[1]（319）大村楠雄将此事告诉坚田，又和母亲商量，二人纷纷赞同。母亲还留着眼泪褒奖大村楠雄的一片孝心，嘱咐他“献上自己的生命”。[1]（319-320）后来，坚田转学学习了水雷术。对此大村楠雄回忆道：“他一定是认为要达到建立丰功洗雪父亲污名的目的，学习水雷术比学习航海术更为有利才转的学”。[1]（319-320）
两人至此，完成了从亩傍号受害者到后来战争中加害者的转变，但促成这一转变的除了洗刷污名的心理动机外，还可以看出有天皇的作用。当大村楠雄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时，所有的报纸都聚焦这一盛况，先前对其父亲冷嘲热讽的各大报纸不知大村楠雄的遗孤身份，纷纷给与赞美之辞。但大村楠雄却对这些赞美嗤之以鼻，认为“这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比社会的赞扬更不可靠了”[1]（324），只有皇室的恩泽令其“报国之心油然而生，如喷涌的泉水一般在心中激荡，不禁哽咽。无论世间如何冷遇，作为大村少佐的儿子就应该履行帝国军人的义务，以期回报陛下恩德的万分之一，为国尽绵薄之力”。[1]（325）在对于社会冷暖的愤恨和对天皇恩德的感激中决定投身战争、为国捐躯的两人，在此后的甲午战争中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战争狂热。
小说中篇开头描写了甲午战争第一战——丰岛海战。其中水雷长将击沉清政府向英国租用的商船高升号的机会给予坚田，而他却出现了失误，这件事使堅田愤欲自杀。事后，听说消息的大村楠雄来看望坚田。当着他的面，坚田表达了沉痛与愤恨，“仿佛下了沉痛的决意，偷偷地等待某个时机，希望早日牺牲殉国，来慰藉心中的烦闷”。[1]（361）这次的失败促使坚田采取了更为冒险的战争行动，即悄悄前往威海卫，击沉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或镇远号，但这最终使他死在了那里。 《大村少尉》中的叙述者——大村楠雄曾在军校的毕业演讲之时就以北洋水师为假想敌，论述日本应如何发展军事力量。坚田战死后他不只一次地对其表示羡慕，认为“坚田的死期是如此的绚烂，是帝国军人的荣誉”。[1]（368）战后在医院养伤时又对坚田妹妹说：“我十分羡慕你的兄长，坚田的死真的是千载难逢的光荣之死。和我相比，他是多么的幸福啊。”[1]（293）
大村楠雄对战争的狂热还表现在他对战争和其他战友牺牲的看法、以及不顾一切地希望参与到战争中去的行动中表达出来。丰岛海战前夕，当朝鲜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时，他便认为这是一展宏图、弘扬帝国国威的机会。黄海海战前，日本联合舰队得到北洋水师消息前往袭击时，他又感其荣幸，连呼“太荣幸了”“这是何等的好运”。[1]（377）对于同舰一个贵族出生的候补生仙石的战死，他的评价则是：“光荣地掷身殉职的伟勋则更光辉耀眼”。[1]（387）
甲午战后，医院刚养好伤，大村楠雄便急不可耐地想要再次冲向战场。他拜托前来探望的军舰炮术长，希望参与行动。但一连4天都没有回信时，他抱怨炮术长的无情。而得知自己能参加行动后，他便抛妻弃母，称：“为了国家，无暇顾及一身的私情”[1]（298）毅然前往战场。行动归来后，面对自己本应迎娶的操子丧命之事，他又辩解：“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定下婚约给自己制造后顾之忧。”[1]（408）最后，在面对干涉还辽的三国时，他立誓五年之内“以血将其拿下……必须建立更多的镇守府，也必须建造更多的军舰，待万事俱备之后，便是我们军人以命拼死，为国战斗的时候了”。[1]（432-433）
三.从战争中的加害者沦落为受害者
《大村少尉》中的受害者，有因准备战争而受害的，有因执行战争而受害的，也有因支持战争而受害的。
亩傍号回航员一行便是准备战争受害者的代表。亩傍号一行在海上遇到了台风，最后沉没。小说中描写了一行人的悲惨结局：遇难的船员们趴在退潮后才露出水面的礁石上，向着不敢靠近的过路渔民疯狂叫骂，呼喊营救，“当时那哀怨的喊叫声仿佛亡灵森森的哭喊响彻天地，沁入双耳，其可怕、凄惨令人无法用言语来形容。”[1]（354）而四五日后，渔民再次经过那儿，只见海波浩渺，几十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回航员一行悲惨的受害者结局，却在他们前往交接亩傍号成为加害者之时便早已注定。“实际上政府的人为了让船速更快，在下订单的时候提了许多不合理的要求。亩傍号是粗制滥造的军舰，一旦遇上风浪便会有倾覆的危险”。[1]（347）此处也可以看出，甲午战前日本对提高军事实力的迫切需求。
大村楠雄和其好友坚田既是战争准备的受害者，也是战争执行的受害者，两人均在亩傍号失踪事件中失去了父亲，其中坚田在后来的战争中失去了生命，而大村楠雄不仅在战争中失去了坚田这个知心朋友，又在战后失去了爱人操子。在小说的最后即将前往欧洲交接富士八岛战列舰时，大村楠雄只能哀叹道：“啊，此行我还能与谁手挽着手，还能与谁共诉往昔的志愿，来消解这满心的悲凉呢？”[1]（437）。虽然大村楠雄此时还在作为战争的加害者在行动，但从其内心的悲凉仍然可以一窥战争给他带来的伤害。
另外，《大村少尉》中还塑造了佐藤等为代表的日本海军形象，他们开战前为战争而痴狂，甚至主动挑衅战争。坚田前往威海卫计划袭击北洋水师旗舰的行动中，当发现疑似定远号的舰船时，他们“心中的热血在欢呼雀跃”。[1]（369）而当发现疑似定远号的舰船其实是一艘美国军舰时，心潮涌动转变成了愤怒，称“只要在敌人领海上就一律不容饶恕”。[1]（370）后来的黄海海战前，日本海军在发现北洋水师精锐时，他们又难掩心中的激动与兴奋，夸示“至少要击碎击沉八艘，再活捉四五艘，不然都称不上胜利”。[1]（381）这么说的是大村楠雄的军校同学佐藤，小说中描写了他与家中老母和刚过门没多久的妻子分别，最后战死沙场。佐藤的形象反映了被征入伍的普通日本男性的状况：他们被迫与家人分别，是战争的受害者，但他们在战场上的狂热，无不显示着他们加害者的身份，最后他们英勇战死，带着加害者的身份最终成为了战争的受害者。小说中大村楠雄也为他们总结道：“那些人尽数与父母兄弟分别，将妻子儿女抛在身后，为了国家而抛弃生命。他们在战死前毫无悲哀之色，丝毫不忘为国尽忠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帝国军人的素养如此高尚”。[1]（397）
以佐藤为代表的日本男性成为了战争的执行者，而以坚田妹妹操子为代表的日本女性并没有远战争，他们成为了战争中的支持者，为战争的进行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坚田操子第一次登场便是作为海军医院的护士，照顾受伤的大村楠雄，而大村楠雄本人也多次对她表示感谢。从养伤的海军医院出院时，他便称能恢复到再次出征的程度，完全是她的功劳。出征离别时，大村楠雄回忆道：“那份谢意无以言表，有多少次我夜半梦醒，独自一人面对快要熄灭的灯火流下感谢的眼泪”。[1]（400-401）之后，操子为了避开“后见（当军人牺牲后负责照顾其遗族）”佐伯为了自己的仕途強迫她嫁给财政局60岁的高等文官，偷偷离开东京后，她也是前往野战医院工作，最后死于传染病，成为战争的受害者，但这传染病正是来源于她自己照顾的军人患者。
甲午战争时的日本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其中个人的加害与受害者角色可以相互转变，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加害者和受害者。但作为一个整体，其加害者属性依然是第一性的。
二战后日本一直强调其受害者的立场，在国际舆论上通过“卖惨”的方式博取同情，淡化其加害者的身份。我们可以对他们战争中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成为受害者的背后有其曾作为加害者的深层原因。既不存在完全脱离当时社会状况的“平民”，也不存在所谓的“平民无罪”论。
参考文献
[1]川上亮.眉山全集[M].東京：春陽堂，1909.
[2]小笠原幹夫.増補版えがかれた日清戦争～文学と歴史学のはざまで～[M].岡山：西日本法規出版，1998.
[3]叶渭渠.日本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南星越（译）.菊与刀[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
注 释
①小说引文均为本文作者翻译。
②括号内文字为本文作者添加。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川上眉山 甲午战争 “平民无罪论”
回顾战争，常会出现一个加害者与受害者的问题。侵略战争的发动国中，统治者往往被视为战争中的加害者，而被统治者则被强调为战争的受害者。这种“平民无罪论”最终为侵略战争的发动国伪装成战争的受害者，进而在舆论上逃避战争的责任创造了条件。那么，在侵略战争的发动国中是否真的可以进行清晰、明确的二元切分，并冠上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身分呢？
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深，文坛也随之出现了一批描绘悲惨严酷的社会现实，反映资本主义社会诸矛盾的文学作品。其中，“以作者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观作标尺，以观念先行批判充满矛盾的社会的小说作品称为‘观念小说’”。[3]（197）川上眉山是其代表作家之一。这类小说不仅映射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反应了身为日本人的作者立场，为我们观察当时的日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小说《大村少尉》发表于1896年，正值甲午战争结束后一年。全书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以毕业于海军军校的青年军官大村楠雄少尉的口吻讲述了他在甲午战争前、中、后的经历。上篇回忆了中日甲午战争前，大村楠雄父亲所在的巡洋舰亩傍号在回航途中失踪、大村楠雄的成长、毕业后成为松岛号回航员从法国接回松岛号;中篇主要描写战争期间的交战，大村楠雄的好友坚田战死;下篇则主要讲述战后以大村楠雄本应迎娶的坚田妹妹——操子为代表的坚田遗族的悲惨结局。本文以这部作品为例，分析其中战争的加害者与受害者身份，明确两者的密切性，明确甲午战争中日本整体上的加害者身分及其战争责任。
一.甲午战前的日本社会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欧洲势力逐渐侵入，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开始走向解体。在此背景下，日本作为亚洲内部的中华帝国挑战者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强敌北洋水师，深感海军劣势的明治政府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公债，购入新舰增强海军。[2]（5）
《大村少尉》中的亩傍号便是新购入的一艘旗舰，主人公大村楠雄的父亲是这艘巡洋舰的回航委员长，负责将该舰从产地法国开回日本。小说中详细描述并赞美了亩傍号的先进配置，称其为“伟大①的铁甲舰”[1]（307）。明治政府为了能与北洋水师匹敌，极力购入当时的先进装备，而日本全国上下，也对该舰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当时的各大报纸竞相报道，军校的师生们总是围在大村楠雄周围打探最新消息，海军省则早早地派遣欢迎委员赴横滨，迫切地等待该舰到港。但亩傍号却迟迟未归，甚至有传闻该舰已经沉没。此时，舆论对待海军和亩傍号回航员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他们痛斥海军的无能，浪费国家钱财，“终究配不上太多的信任”[1]（312），并称其遇难是“自作自受，没必要太过计较”。[1]（312）
亩傍号失踪前人们的赞美与失踪后的侮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更为讽刺的是明治政府在获得法国保险公司几乎与亩傍号造价相当的赔偿后舆论的态度。人们的注意转向了利用赔偿金订购的千代田号，认为“社会并没有承受任何损失，真是太幸运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整个社会洋溢着这种喜悦之声，回航员淹死这种小事就如同游戏一般，何足挂齿”。[1]（321）战争前的日本社会对于强力的军事装备有着狂热的渴望，当这种渴望无法被满足时，即便是军人，也会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而只要能满足这种渴望，死一些人又何足挂齿。自此，被统治者成了鞭策统治者前进的推手，成为了比战争执行者——军人更为狂热的加害者。
二.从亩傍号的受害者转变为战争中的加害者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指出：“在他们（日本人）②看来，如果受到侮辱、毁谤或失败而没有报复，没有消除这些侮辱、诽谤和失败，那么世界就不会太平”[4]（195），日本人对一雪前恥有着近乎不要命的执着。作为亩傍号的受害者之一大村少佐的遗族，大村楠雄将其父及其他回航员的死称为“犬死”。为了一雪这种失败之恥，也为了消除舆论对自己父亲的侮辱、诽谤，他与同是亩傍号受害者遗族的好友坚田一同选择了为国献身以偿父过。小说中道：“就是在那时，我下定了战死的决心。今后一旦有机会，我会完美地达成报国的义务，以光荣的战死来偿还父亲的过失。”[1]（319）大村楠雄将此事告诉坚田，又和母亲商量，二人纷纷赞同。母亲还留着眼泪褒奖大村楠雄的一片孝心，嘱咐他“献上自己的生命”。[1]（319-320）后来，坚田转学学习了水雷术。对此大村楠雄回忆道：“他一定是认为要达到建立丰功洗雪父亲污名的目的，学习水雷术比学习航海术更为有利才转的学”。[1]（319-320）
两人至此，完成了从亩傍号受害者到后来战争中加害者的转变，但促成这一转变的除了洗刷污名的心理动机外，还可以看出有天皇的作用。当大村楠雄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时，所有的报纸都聚焦这一盛况，先前对其父亲冷嘲热讽的各大报纸不知大村楠雄的遗孤身份，纷纷给与赞美之辞。但大村楠雄却对这些赞美嗤之以鼻，认为“这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比社会的赞扬更不可靠了”[1]（324），只有皇室的恩泽令其“报国之心油然而生，如喷涌的泉水一般在心中激荡，不禁哽咽。无论世间如何冷遇，作为大村少佐的儿子就应该履行帝国军人的义务，以期回报陛下恩德的万分之一，为国尽绵薄之力”。[1]（325）在对于社会冷暖的愤恨和对天皇恩德的感激中决定投身战争、为国捐躯的两人，在此后的甲午战争中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战争狂热。
小说中篇开头描写了甲午战争第一战——丰岛海战。其中水雷长将击沉清政府向英国租用的商船高升号的机会给予坚田，而他却出现了失误，这件事使堅田愤欲自杀。事后，听说消息的大村楠雄来看望坚田。当着他的面，坚田表达了沉痛与愤恨，“仿佛下了沉痛的决意，偷偷地等待某个时机，希望早日牺牲殉国，来慰藉心中的烦闷”。[1]（361）这次的失败促使坚田采取了更为冒险的战争行动，即悄悄前往威海卫，击沉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或镇远号，但这最终使他死在了那里。 《大村少尉》中的叙述者——大村楠雄曾在军校的毕业演讲之时就以北洋水师为假想敌，论述日本应如何发展军事力量。坚田战死后他不只一次地对其表示羡慕，认为“坚田的死期是如此的绚烂，是帝国军人的荣誉”。[1]（368）战后在医院养伤时又对坚田妹妹说：“我十分羡慕你的兄长，坚田的死真的是千载难逢的光荣之死。和我相比，他是多么的幸福啊。”[1]（293）
大村楠雄对战争的狂热还表现在他对战争和其他战友牺牲的看法、以及不顾一切地希望参与到战争中去的行动中表达出来。丰岛海战前夕，当朝鲜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时，他便认为这是一展宏图、弘扬帝国国威的机会。黄海海战前，日本联合舰队得到北洋水师消息前往袭击时，他又感其荣幸，连呼“太荣幸了”“这是何等的好运”。[1]（377）对于同舰一个贵族出生的候补生仙石的战死，他的评价则是：“光荣地掷身殉职的伟勋则更光辉耀眼”。[1]（387）
甲午战后，医院刚养好伤，大村楠雄便急不可耐地想要再次冲向战场。他拜托前来探望的军舰炮术长，希望参与行动。但一连4天都没有回信时，他抱怨炮术长的无情。而得知自己能参加行动后，他便抛妻弃母，称：“为了国家，无暇顾及一身的私情”[1]（298）毅然前往战场。行动归来后，面对自己本应迎娶的操子丧命之事，他又辩解：“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定下婚约给自己制造后顾之忧。”[1]（408）最后，在面对干涉还辽的三国时，他立誓五年之内“以血将其拿下……必须建立更多的镇守府，也必须建造更多的军舰，待万事俱备之后，便是我们军人以命拼死，为国战斗的时候了”。[1]（432-433）
三.从战争中的加害者沦落为受害者
《大村少尉》中的受害者，有因准备战争而受害的，有因执行战争而受害的，也有因支持战争而受害的。
亩傍号回航员一行便是准备战争受害者的代表。亩傍号一行在海上遇到了台风，最后沉没。小说中描写了一行人的悲惨结局：遇难的船员们趴在退潮后才露出水面的礁石上，向着不敢靠近的过路渔民疯狂叫骂，呼喊营救，“当时那哀怨的喊叫声仿佛亡灵森森的哭喊响彻天地，沁入双耳，其可怕、凄惨令人无法用言语来形容。”[1]（354）而四五日后，渔民再次经过那儿，只见海波浩渺，几十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回航员一行悲惨的受害者结局，却在他们前往交接亩傍号成为加害者之时便早已注定。“实际上政府的人为了让船速更快，在下订单的时候提了许多不合理的要求。亩傍号是粗制滥造的军舰，一旦遇上风浪便会有倾覆的危险”。[1]（347）此处也可以看出，甲午战前日本对提高军事实力的迫切需求。
大村楠雄和其好友坚田既是战争准备的受害者，也是战争执行的受害者，两人均在亩傍号失踪事件中失去了父亲，其中坚田在后来的战争中失去了生命，而大村楠雄不仅在战争中失去了坚田这个知心朋友，又在战后失去了爱人操子。在小说的最后即将前往欧洲交接富士八岛战列舰时，大村楠雄只能哀叹道：“啊，此行我还能与谁手挽着手，还能与谁共诉往昔的志愿，来消解这满心的悲凉呢？”[1]（437）。虽然大村楠雄此时还在作为战争的加害者在行动，但从其内心的悲凉仍然可以一窥战争给他带来的伤害。
另外，《大村少尉》中还塑造了佐藤等为代表的日本海军形象，他们开战前为战争而痴狂，甚至主动挑衅战争。坚田前往威海卫计划袭击北洋水师旗舰的行动中，当发现疑似定远号的舰船时，他们“心中的热血在欢呼雀跃”。[1]（369）而当发现疑似定远号的舰船其实是一艘美国军舰时，心潮涌动转变成了愤怒，称“只要在敌人领海上就一律不容饶恕”。[1]（370）后来的黄海海战前，日本海军在发现北洋水师精锐时，他们又难掩心中的激动与兴奋，夸示“至少要击碎击沉八艘，再活捉四五艘，不然都称不上胜利”。[1]（381）这么说的是大村楠雄的军校同学佐藤，小说中描写了他与家中老母和刚过门没多久的妻子分别，最后战死沙场。佐藤的形象反映了被征入伍的普通日本男性的状况：他们被迫与家人分别，是战争的受害者，但他们在战场上的狂热，无不显示着他们加害者的身份，最后他们英勇战死，带着加害者的身份最终成为了战争的受害者。小说中大村楠雄也为他们总结道：“那些人尽数与父母兄弟分别，将妻子儿女抛在身后，为了国家而抛弃生命。他们在战死前毫无悲哀之色，丝毫不忘为国尽忠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帝国军人的素养如此高尚”。[1]（397）
以佐藤为代表的日本男性成为了战争的执行者，而以坚田妹妹操子为代表的日本女性并没有远战争，他们成为了战争中的支持者，为战争的进行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坚田操子第一次登场便是作为海军医院的护士，照顾受伤的大村楠雄，而大村楠雄本人也多次对她表示感谢。从养伤的海军医院出院时，他便称能恢复到再次出征的程度，完全是她的功劳。出征离别时，大村楠雄回忆道：“那份谢意无以言表，有多少次我夜半梦醒，独自一人面对快要熄灭的灯火流下感谢的眼泪”。[1]（400-401）之后，操子为了避开“后见（当军人牺牲后负责照顾其遗族）”佐伯为了自己的仕途強迫她嫁给财政局60岁的高等文官，偷偷离开东京后，她也是前往野战医院工作，最后死于传染病，成为战争的受害者，但这传染病正是来源于她自己照顾的军人患者。
甲午战争时的日本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其中个人的加害与受害者角色可以相互转变，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加害者和受害者。但作为一个整体，其加害者属性依然是第一性的。
二战后日本一直强调其受害者的立场，在国际舆论上通过“卖惨”的方式博取同情，淡化其加害者的身份。我们可以对他们战争中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成为受害者的背后有其曾作为加害者的深层原因。既不存在完全脱离当时社会状况的“平民”，也不存在所谓的“平民无罪”论。
参考文献
[1]川上亮.眉山全集[M].東京：春陽堂，1909.
[2]小笠原幹夫.増補版えがかれた日清戦争～文学と歴史学のはざまで～[M].岡山：西日本法規出版，1998.
[3]叶渭渠.日本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南星越（译）.菊与刀[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
注 释
①小说引文均为本文作者翻译。
②括号内文字为本文作者添加。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