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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脱离家庭、解除婚约、退出学校、步入市井；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试图以此通往“一个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
1920年1月20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刊登《工读互助团报告》，介绍了一、二两组的概况。第一组住址在北大附近的骑河楼斗鸡坑7号，共有团员15人。除施存统、傅彬然四人外，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何孟雄、陈公培、张树荣，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张伯根等，均在其中。
第一组分为食堂、洗衣、电影三股，“英算专修馆及石印尚在预备中”。其中食堂股七人，分作两班，早班从上午七点到下午两点，晚班从下午到晚上九点。之所以大大超出王光祈计划的“每日每人作工四小时”，是因为开办之初、事多人少，“暂时重工轻读”。此外，洗衣股有四个人，“每日大概共洗六十件”；另四名成员则打算开办英算专修馆、招生授课，地址借北京大学二院讲堂，“学费每人每月收取二元”。
电影股也有四人，“由食堂、洗衣两股分任之”。每天晚上，他们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电影，其中周一在女子高师，“专招待女宾”；周二、周三在北大，周六周日在北京高师。至于周四周五两天，“尚没有一定的地点”。
第一组共支取开办费用523元；而团员共11人的第二组，则支取了345元。他们分为消费公社、小工艺品、“厨房”、洗衣局四股。其中，“消费公社”实际上是杂货店，“现在只有书报贩卖，其余的营业尚需次第举行”；“小工艺品”是一个小作坊，“有洗发剂、擦牙（作者按：牙刷）、润面膏”；至于“厨房”，指的则是他们承包的法文专修馆学生食堂……
第二组地址在西城翠花街狗尾巴胡同。其成员中，也包括了几名早期共产党人，罗汉、李实、匡互生等等。而各类营业渐渐开张、团员们热烈沸腾地实践“新生活”之际，又一个好消息传来了：法文专修馆的十名学生，“因赴法勤工俭学稍有困难”，决定把国外工读变成国内工读。通过每天给他们送饭的第二组“厨房股”成员，他们提出了申请，成立工读互助团第四小组。
难产的第三组
各类营业渐渐开张之际，并不让人意外地，第三组的成立一再拖延。
如前所述，第三组全部由女性组成。早在构想“菜园子”时期，王光祈就反复强调解放妇女、让她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意义。他说，“若是妇女问题不解决，我们新生活园里一定要充满不快的空气”；他说，新社会渐渐萌芽之际，倘若拒绝妇女的参与，“我恐怕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女同胞都要同声一哭”……
正因此，他物色了张人瑞、田维等女子高师学生，作为第三组联络人（作者按：同期报告人还有“致殊”、“冰如”，或为化名）；他并联系了影响极大的《晨报》，频繁发布招募消息。然而，仅仅从几则广告的变迁，就可以看出第三组成立的艰难。
1月17日，《晨报》以《女子工读互助团快成立》的标题，刊载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宣称，“成立伊始，团员大概只十人至十五人，有志入团者不可不先行向该校发起人接洽，以免额满是遗”。但，仅仅四天之后，因为门可罗雀，“以免额满”的自信，迅速变成了说教、宣传和呼唤。
这一天，第三组联络人撰写了一则热情洋溢的广告，《吾亲爱的姊妹们曷兴乎来》。“姊妹们呀！处黑暗的家庭，受种种的束缚，这岂不是最苦痛的事情么？……”在这样感同身受的诘问后，联络人断言：“……我知道我们女子并非甘心受这种痛苦，没有奋斗的精神，实在没有奋斗的机会罢了！现在女子工读互助团已经成立了，就是吾们女子谋幸福的机会到了！……”
接着，联络人以磅礴的热情，反复呼喊、召唤：“你们要知道，二十世纪的新潮流，就是吾们女子能力发展的时代。十八世纪的旧思想断不容于现在的世界了！姊妹们呀！快快下一个决心……由彻底觉悟造就社会的新生活。这是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快快来罢！欢迎！欢迎！……”
即使如此，此后一个多月，冰如和致殊还是先后发表了两篇令人沮丧的报告。
2月16日，在《第三组的经过》一文中，冰如谈起了招募过程的种种怪现象。她说，经费有了，“现在最困难的就是团员”。一个月来，到女子高师来报名的也有二十多人，“但对于‘工’、‘读’两个字，有点把握的不过两三人”；而其余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子。冰如说：“穷贫的人以为这是个慈善事业，像女子职业学堂。女儿在家里横竖吃白饭，不如送到团里去吃几年饭……岂不是顶好的事吗？”
正因此，这些父母纷纷委托“穿长衫”、识文断字的人送女孩子来报名，“说了许多请求的话，要我们可怜他”。而贫苦女孩子之外，来的还有几个时髦的太太。
这些太太大多受过新式教育。听说工读互助团是“女子解放的先声”、“谋自由独立的好机会”，她们纷纷前来报名。但，“听说要在团里住，洗衣煮饭都要自己做，读书作工都有一定的时间，他就不愿意来了”……
最后，还有一些读过几年学堂、但考不进女子高师的姑娘。冰如说，“（她们）听说团员可到女高师入学，就要来入团，做个晋身的阶级，想得到个‘女学生’的美名”……
招募困难之外，还有社会的阻力。谈到这一点，冰如似乎颇为伤感。她说，因为担心逃婚、离家出走的女成员招惹麻烦，房东们都不愿把房子租给她们；“我们这两个星期内，向女高师附近寻房子。……听说女学生佃，都以为是靠不稳的事，高抬房价，不肯借给我们”……
如果说，冰如还反复强调，“第三组无论如何是要成立的”、“要是有畏心，事事都做不到成功”、“我们是一心一意做下去”……那么，3月24日，致殊发表的《工读互助团第三组情形》，则流露了悲观、忧虑重重的态度。致殊说，“现在房子已经租好了，团员也来了几个，不过当这初办的时候，不免有种怀疑的态度，和研究的性质”；“将来的进行怎样，那也不敢武断”……
各地工读实践
北京工读互助团以喜忧参半、然而清新多于疑虑的节奏进行着。与此同时，各地工读互助实践也风起云涌、席卷一时。
这一年1月6日，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并称为“民初四大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刊载了《工读印刷社征求社员启》。如果说，这个在天津发起，宣称并不是为特别有志的青年设立、“和北京互助团不大一样”的社团，很快销声匿迹的话，那么，2月3日，由恽代英发起、一个名为“武昌工读互助团”团体的出现，则意味着工读互助运动步入了它的极盛阶段。
2月5日，在王光祈母校中国大学，一小群教职员工组建了“中大工读互助团”；2月12日，一个叫“毅士工读互助团”的团体在北京悄然诞生；2月27日，包括蔡元培、王光祈、毛泽东在内，26名发起人出席了上海工读互助团成立大会；3月22日，广东“女子工读互助团”宣告问世。最后，4月8日，在写给邵力子的一封信里，张啸尘也谈到，“扬州八中的学生现在也组成了一个扬州工读互助团”。他说，原本以为他们了解工读趣旨、实行工读主义，但经过调查，一行人很快发现，“他们不过于课余的时候，贩卖面包、果品、书报罢了”……
张啸尘断言，这种不完善的工读互助团，“绝对没有存留的价值”。他为此大声疾呼：“应当快快改组！”……
如果说，张啸尘代表着新知识界审慎、“原教旨”的态度，那么，更加年轻的“第三代人”，则以激扬的情绪、不断欢呼的面容，反复赞叹席卷全国的工读互助运动。这一年春天，在列名上海工读互助团26位发起人后，毛泽东在写给友人的书信里几次谈及，“今日到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如果说，毛泽东的这些话语，让人想起几十年后的“公社”生活、乃至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的话，那么，恽代英的《未来之梦》一文，也让人联想到此后的中国革命，以及长达三十年的中国生活。
这一年春夏，在考察北京工读互助团，并效仿少中，将“互助”、“日新”、“健学”诸社的骨干联合而为利群书社后，恽代英的《未来之梦》一文，不断强调乡村的广阔天地。与王光祈的田园咏叹不同，恽代英说，“在书社以外，我们要在乡村中两三年内另立一个根据地……索性丢了书社，干干净净为他谋个结束，大家用全力到乡村的事业上去，将来再图个卷土重来之计”……
“卷土重来”后，如何实现一个共产自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呢？恽代英回答：必须发起共同生活。他说，未来是如此自由、幸福，但在第一个阶段，“每人必须为团体的工厂、商店、农场、学校或其他事业，作每日六小时的工作……自由工作原是极应该的，但我们不可只注意自己得个极乐的生活便满足了。我们宁可多做点工、多挣点钱，为社会谋别样的福利”……
又何止工读互助团？难道，宗白华宣扬过的走进处女地，不能让人联想到“一穷二白、最新最美”之类的话语吗？难道这些表述，“根据地已得”、“不仰求旧社会”、“团体分散各处”、“帮助全世界的人”……仅仅是一个诗人的澎湃想象，而不能理解为“第三代人”的共同特质吗？
所谓“历史”，它的独特魅力之一正在于此：它不仅是过往时间的现象叙事；在后来、“今天”的表象里，我们总能够找到它曾经美好、仅仅因为岁月变迁而显得无比斑驳的前身与来路。
1920年1月20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刊登《工读互助团报告》，介绍了一、二两组的概况。第一组住址在北大附近的骑河楼斗鸡坑7号，共有团员15人。除施存统、傅彬然四人外，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何孟雄、陈公培、张树荣，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张伯根等，均在其中。
第一组分为食堂、洗衣、电影三股，“英算专修馆及石印尚在预备中”。其中食堂股七人，分作两班，早班从上午七点到下午两点，晚班从下午到晚上九点。之所以大大超出王光祈计划的“每日每人作工四小时”，是因为开办之初、事多人少，“暂时重工轻读”。此外，洗衣股有四个人，“每日大概共洗六十件”；另四名成员则打算开办英算专修馆、招生授课，地址借北京大学二院讲堂，“学费每人每月收取二元”。
电影股也有四人，“由食堂、洗衣两股分任之”。每天晚上，他们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电影，其中周一在女子高师，“专招待女宾”；周二、周三在北大，周六周日在北京高师。至于周四周五两天，“尚没有一定的地点”。
第一组共支取开办费用523元；而团员共11人的第二组，则支取了345元。他们分为消费公社、小工艺品、“厨房”、洗衣局四股。其中，“消费公社”实际上是杂货店，“现在只有书报贩卖，其余的营业尚需次第举行”；“小工艺品”是一个小作坊，“有洗发剂、擦牙（作者按：牙刷）、润面膏”；至于“厨房”，指的则是他们承包的法文专修馆学生食堂……
第二组地址在西城翠花街狗尾巴胡同。其成员中，也包括了几名早期共产党人，罗汉、李实、匡互生等等。而各类营业渐渐开张、团员们热烈沸腾地实践“新生活”之际，又一个好消息传来了：法文专修馆的十名学生，“因赴法勤工俭学稍有困难”，决定把国外工读变成国内工读。通过每天给他们送饭的第二组“厨房股”成员，他们提出了申请，成立工读互助团第四小组。
难产的第三组
各类营业渐渐开张之际，并不让人意外地，第三组的成立一再拖延。
如前所述，第三组全部由女性组成。早在构想“菜园子”时期，王光祈就反复强调解放妇女、让她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意义。他说，“若是妇女问题不解决，我们新生活园里一定要充满不快的空气”；他说，新社会渐渐萌芽之际，倘若拒绝妇女的参与，“我恐怕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女同胞都要同声一哭”……
正因此，他物色了张人瑞、田维等女子高师学生，作为第三组联络人（作者按：同期报告人还有“致殊”、“冰如”，或为化名）；他并联系了影响极大的《晨报》，频繁发布招募消息。然而，仅仅从几则广告的变迁，就可以看出第三组成立的艰难。
1月17日，《晨报》以《女子工读互助团快成立》的标题，刊载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宣称，“成立伊始，团员大概只十人至十五人，有志入团者不可不先行向该校发起人接洽，以免额满是遗”。但，仅仅四天之后，因为门可罗雀，“以免额满”的自信，迅速变成了说教、宣传和呼唤。
这一天，第三组联络人撰写了一则热情洋溢的广告，《吾亲爱的姊妹们曷兴乎来》。“姊妹们呀！处黑暗的家庭，受种种的束缚，这岂不是最苦痛的事情么？……”在这样感同身受的诘问后，联络人断言：“……我知道我们女子并非甘心受这种痛苦，没有奋斗的精神，实在没有奋斗的机会罢了！现在女子工读互助团已经成立了，就是吾们女子谋幸福的机会到了！……”
接着，联络人以磅礴的热情，反复呼喊、召唤：“你们要知道，二十世纪的新潮流，就是吾们女子能力发展的时代。十八世纪的旧思想断不容于现在的世界了！姊妹们呀！快快下一个决心……由彻底觉悟造就社会的新生活。这是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快快来罢！欢迎！欢迎！……”
即使如此，此后一个多月，冰如和致殊还是先后发表了两篇令人沮丧的报告。
2月16日，在《第三组的经过》一文中，冰如谈起了招募过程的种种怪现象。她说，经费有了，“现在最困难的就是团员”。一个月来，到女子高师来报名的也有二十多人，“但对于‘工’、‘读’两个字，有点把握的不过两三人”；而其余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子。冰如说：“穷贫的人以为这是个慈善事业，像女子职业学堂。女儿在家里横竖吃白饭，不如送到团里去吃几年饭……岂不是顶好的事吗？”
正因此，这些父母纷纷委托“穿长衫”、识文断字的人送女孩子来报名，“说了许多请求的话，要我们可怜他”。而贫苦女孩子之外，来的还有几个时髦的太太。
这些太太大多受过新式教育。听说工读互助团是“女子解放的先声”、“谋自由独立的好机会”，她们纷纷前来报名。但，“听说要在团里住，洗衣煮饭都要自己做，读书作工都有一定的时间，他就不愿意来了”……
最后，还有一些读过几年学堂、但考不进女子高师的姑娘。冰如说，“（她们）听说团员可到女高师入学，就要来入团，做个晋身的阶级，想得到个‘女学生’的美名”……
招募困难之外，还有社会的阻力。谈到这一点，冰如似乎颇为伤感。她说，因为担心逃婚、离家出走的女成员招惹麻烦，房东们都不愿把房子租给她们；“我们这两个星期内，向女高师附近寻房子。……听说女学生佃，都以为是靠不稳的事，高抬房价，不肯借给我们”……
如果说，冰如还反复强调，“第三组无论如何是要成立的”、“要是有畏心，事事都做不到成功”、“我们是一心一意做下去”……那么，3月24日，致殊发表的《工读互助团第三组情形》，则流露了悲观、忧虑重重的态度。致殊说，“现在房子已经租好了，团员也来了几个，不过当这初办的时候，不免有种怀疑的态度，和研究的性质”；“将来的进行怎样，那也不敢武断”……
各地工读实践
北京工读互助团以喜忧参半、然而清新多于疑虑的节奏进行着。与此同时，各地工读互助实践也风起云涌、席卷一时。
这一年1月6日，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并称为“民初四大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刊载了《工读印刷社征求社员启》。如果说，这个在天津发起，宣称并不是为特别有志的青年设立、“和北京互助团不大一样”的社团，很快销声匿迹的话，那么，2月3日，由恽代英发起、一个名为“武昌工读互助团”团体的出现，则意味着工读互助运动步入了它的极盛阶段。
2月5日，在王光祈母校中国大学，一小群教职员工组建了“中大工读互助团”；2月12日，一个叫“毅士工读互助团”的团体在北京悄然诞生；2月27日，包括蔡元培、王光祈、毛泽东在内，26名发起人出席了上海工读互助团成立大会；3月22日，广东“女子工读互助团”宣告问世。最后，4月8日，在写给邵力子的一封信里，张啸尘也谈到，“扬州八中的学生现在也组成了一个扬州工读互助团”。他说，原本以为他们了解工读趣旨、实行工读主义，但经过调查，一行人很快发现，“他们不过于课余的时候，贩卖面包、果品、书报罢了”……
张啸尘断言，这种不完善的工读互助团，“绝对没有存留的价值”。他为此大声疾呼：“应当快快改组！”……
如果说，张啸尘代表着新知识界审慎、“原教旨”的态度，那么，更加年轻的“第三代人”，则以激扬的情绪、不断欢呼的面容，反复赞叹席卷全国的工读互助运动。这一年春天，在列名上海工读互助团26位发起人后，毛泽东在写给友人的书信里几次谈及，“今日到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如果说，毛泽东的这些话语，让人想起几十年后的“公社”生活、乃至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的话，那么，恽代英的《未来之梦》一文，也让人联想到此后的中国革命，以及长达三十年的中国生活。
这一年春夏，在考察北京工读互助团，并效仿少中，将“互助”、“日新”、“健学”诸社的骨干联合而为利群书社后，恽代英的《未来之梦》一文，不断强调乡村的广阔天地。与王光祈的田园咏叹不同，恽代英说，“在书社以外，我们要在乡村中两三年内另立一个根据地……索性丢了书社，干干净净为他谋个结束，大家用全力到乡村的事业上去，将来再图个卷土重来之计”……
“卷土重来”后，如何实现一个共产自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呢？恽代英回答：必须发起共同生活。他说，未来是如此自由、幸福，但在第一个阶段，“每人必须为团体的工厂、商店、农场、学校或其他事业，作每日六小时的工作……自由工作原是极应该的，但我们不可只注意自己得个极乐的生活便满足了。我们宁可多做点工、多挣点钱，为社会谋别样的福利”……
又何止工读互助团？难道，宗白华宣扬过的走进处女地，不能让人联想到“一穷二白、最新最美”之类的话语吗？难道这些表述，“根据地已得”、“不仰求旧社会”、“团体分散各处”、“帮助全世界的人”……仅仅是一个诗人的澎湃想象，而不能理解为“第三代人”的共同特质吗？
所谓“历史”，它的独特魅力之一正在于此：它不仅是过往时间的现象叙事；在后来、“今天”的表象里，我们总能够找到它曾经美好、仅仅因为岁月变迁而显得无比斑驳的前身与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