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在上海投入商业运营后,即主要以娱乐节目吸引听众。1930年代,娱乐节目成为民营广播电台中的主要节目,其不仅播放时间长,且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但一些娱乐节目因“低俗”与“无益”而成为知识精英群体的主要批判对象。知识精英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一方面以“寓教育于娱乐”为方针编排和播出“高尚”的娱乐节目,另一方面又通过强制手段取缔民营广播中“低俗”的娱乐内容与形式,并对娱乐节目的播出时间进行严格限制。政府的管理改变了民营广播中娱乐节目无序发展的乱象,但这种管理造成一定争议,且不符合多数民众仅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在上海投入商业运营后,即主要以娱乐节目吸引听众。1930年代,娱乐节目成为民营广播电台中的主要节目,其不仅播放时间长,且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但一些娱乐节目因“低俗”与“无益”而成为知识精英群体的主要批判对象。知识精英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一方面以“寓教育于娱乐”为方针编排和播出“高尚”的娱乐节目,另一方面又通过强制手段取缔民营广播中“低俗”的娱乐内容与形式,并对娱乐节目的播出时间进行严格限制。政府的管理改变了民营广播中娱乐节目无序发展的乱象,但这种管理造成一定争议,且不符合多数民众仅视广播为娱乐工具的认知。
其他文献
以表征为视域的传播与媒介研究造就了“以视觉为中心”和“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路径,研究中的情绪与活力、触觉与身体感、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流变由于无法被“表征”而被“遮蔽”。非表征理论作为对现代性主体哲学二元对立的的批判,倡导研究者以具身的实践观作为认识论,关切实践中的转瞬即逝、生动性、物质性、超人类和非话语维度来研究人们如何持续地创造世界。该文在介绍这个新方法论的基础上反思表征主义,提出以非表征的视域和多模态的工具重新审视媒介交互过程中人、物、情、景交融的非表征状态,探索将表征(权力/文化)和非表征(实践/身体
如果仅从当下的新闻实践或概念去理解“时事新闻”,往往容易忽视其“层累地”形成的历史过程。基于对美国版权史上相关判例的分析,“时事新闻”实际上跨越了作为数据或信息的新闻与作为故事的新闻两个层面。前者如船期、货价,金融、股票、谷物行情,比赛分数等;后者如战争、火灾、地震、交通事故等以稍复杂一些的叙事形式出现的电讯。因此不难理解前者作为简单报刊消息性质的事实不受版权保护,后者虽有叙事形式,但因过于简单常与事实重合,亦不受版权保护。但两者均因付出了劳动、技巧和金钱,在美国司法史上从争取版权到不正当竞争法保护,逐渐
环境传播衍生为国家形象建构与话语权力博弈的场域。该文基于比较视野考察Google News平台上中印两国雾霾议题的呈现,探究西方眼中东方国家环境形象建构的差异及成因。研究发现中国雾霾议题被程式化地纳入富有冲突性的“政治化”框架,印度因具有与西方亲缘性的政治形态而被赋予“合理性”解释,中国媒体的声音几乎被掩盖,但印度媒体在搜索指征上被给予更多权重。在对中印两国“区别对待”的建构框架中,环境议题亦渗入西方冷战思维,成为“中国威胁论”持续延伸的又一维度。如何超越西方固有的“霸权逻辑”深入当下新型媒介生态,以“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业劳资冲突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左翼运动蓬勃开展,报业工人运动成为党领导下的中国职工运动的组成部分。左翼运动中的报业劳资冲突,不只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纠纷,还有报界公会与印务工会的对抗与联手,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的暗斗与合作。左翼报人以民主主义立场,主张“用生产合作方式来组织新闻事业”,倡导“大家都是报纸的主人”,呼吁“使用民主的集体会议来消灭保守的封建的行会制度”,提倡“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为寻求解决报业劳资冲突的方法与途径而努力探索。
当下,在“火热”的短视频平台上,大规模生产的“重复性”短视频展演,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奇特“文化景观”。短视频的“重复性”虽饱受“贬斥”,但其在“差异”中,却不仅蕴含着某种社会创造力,还萌发着社会基础理解的塑造与再塑造能力,并成就了短视频平台作为社会文化公共性生成的基础设施一日常生活的“非常规数据库”。“重复性”短视频实践正成为一种具有公众文化培育意涵的“文化技艺”(cultural technique),一种包孕社会“情感结构”的具化(embodiment)与生成方式,其中蕴藉着深刻的理论和社会意涵。
仪式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消费行为学研究发现,完成消费仪式可以增强消费者的体验。一个很重要的传播学问题是,仪式传播是否也会提升受众对商品的态度?该研究通过两项双因素组间实验设计来探讨该问题,发现仪式传播可以影响受众的态度,并且受众的卷入度对于仪式传播的效果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在高卷入度条件下,观看消费仪式可以提升受众对商品的态度;在低卷入度条件下,观看消费仪式反而降低了受众对商品的态度。该研究在确认卷入度对消费仪式与消费体验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卷入度的内涵扩大。关键的是,该研究
在1990年代末的诸多事故中,“克拉玛依大火”有其特殊性。它本是一起举国关注的特大安全责任事故,却因主流媒体一篇报道中颇具争论的一句“让领导先走”,在网络激发十余年的民间讨论,成为一个数字化时代公共记忆值得研究的事件。在集体记忆理论框架下,该研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LDA主题模型等研究方法,通过爬虫技术挖掘百度贴吧2006-2018年间的全部吧友讨论文本,深入考察网络对事件呈现的民间记忆图景。研究发现,数字空间中的记忆书写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事件非亲历者的抽象记忆,“让领导先走”的制造者、捍卫者和求证者就
法律意义上的“谣言”,是以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为主要内容、已被证伪的事实性信息,其在我国法律中逐渐为“虚假信息”替代。谣言传播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成立条件一致,其共同适用我国刑法学界主流观点即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在构成要件的要素方面,传播型寻衅滋事罪中的“虚假信息”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谣言”没有限制,使得违法或犯罪成立的第一个条件过于宽松;在违法性即侵害后果方面,刑法要求实际侵害结果,行政执法中将谣言的危险、威胁认定为扰乱社会秩序;在最后一个关口即有责性条件上,有关行政法和刑法均明确要求故意要件。虽然谣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刊2019年度优秀论文迟至近期评出。编辑部在全年刊发的12期共83篇论文中初选出25篇作为候选论文,由本刊编委本着“认文不认人”的原则,各自给这些论文打分排序。5月13日举行编委会全体会议。编委会在充分讨论评议的基础上,经投票表决,评选出10篇优秀论文。
“五四”的建构和影响具有国际性,《大陆报》和《字林西报》叙述“五四”有着明显不同的逻辑,呈现出美国和英国对“五四”的分别建构:在美方视角中,“五四”是美国民主观念指导下的示威游行;而在英方视角中,“五四”则是北洋政府“阴谋”策划的排外事件。英美对于“五四”的叙述思路完整,在世界时间和国际事件中还原了“五四”的发生缘由和发展脉络,从“二十一条”到“中国参战”再到“巴黎和会”,不仅凸显了国际争论和矛盾聚集的焦点,亦展现出两国“国际联盟”思路的分野。英美对“五四”的阐述、引导和利用,显露了两国对华的政策、立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