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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今世界》杂志2012年12月号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晓舟/译
没有船长掌舵，就必须让各全球机构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毛泽东说他始终关注现时代的主要矛盾，此话无疑是正确的。那么今天的最大矛盾是什么？我们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我们的各种全球治理机构却仍然停留在20世纪。
一个简单比喻足以解释世界的变化程度。在现代全球化时代之前，人类散居在100多个国家里，人类就如同一支由100多艘不同船只组成的船队。
当时世界所需要的是一套规则，旨在确保这么多船只不会相撞以及保持它们在公海上的合作。这就是1945年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努力想要实现的，而且尽管存在某些明显的失败，但却成功地构建了一个50多年来相对稳定的全球秩序。
如今，全球环境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地球的70亿人不再生活在100多艘不同的船只里。相反，他们全都住在同一艘船的193个不同舱房里。但这艘船有一个问题。它有193位船长及其船员团队，每位船长都声称专门负责一个舱房，就是没有船长及其船员来看管这艘船。
要是没有一位能干的船长及其船员团队的掌控，那么谁都无法让船驶入急流涌动和风暴隐现的海洋，而全球政策界恰恰就在默许这样做：没有船长掌舵就驶入21世纪不可预测的水域。
我们这艘全球船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有船长。全球政府是绝对不可能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不会很快就消失。而我们所能做到最好的便是切实增强现有的各种全球治理机构。
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应该是三大原则：民主；承认权力失衡以及法治。民主只意味着西方占世界12%的人口不再主宰全球机构的领导地位。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际，西方继续坚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应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应由美国人担任，这显然是荒谬的，这条规则在2011年和2012年被再次重申。国家民主不会允许剥夺本国88%人口的公民权。我们所处的世界也不可能。全球性机构的领导地位必须反映70亿人的选择。
同时，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也不是公平和公正的。强权国家依然存在。而且各大国继续主导着大国政治。因此，联合国创始人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给予其否决权乃明智之举。这使得它们在维持联合国继续存在上具有利害关系，而不能像以往对国联所做的破坏那样。但为了使安理会可信，那就必须代表今天的强国而不是昨天的强国。因此，我在即将出版的《大融合》一书中为安理会改革提出了一个7-7-7公式：7个常任理事国、7个准常任理事国以及7个当选理事国。
准常任理事国的概念可能是陌生的。然而，安理会改革寸步难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一位新的赢家（新常任理事国）就总会有一位新的输家。例如，不妨看一看印度对巴基斯坦、巴西对阿根廷、尼日利亚对埃及。
有了这个7-7-7新公式，“输家”就会变成赢家：每第四个任期就会自动重回安理会。总之，鉴于当今政治世界的复杂性和凌乱性，就不得不争取务实而并不完美的解决方案，让联合国的所有三个选区——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都从这个7-7-7公式中获得好处。
最后，法治是至关重要的。肯定也存在着对各大国的制约。比尔·克林顿2003年就曾明智地警告美国人，应该为“我们不再是当今世界军事政经超级大国”那一刻的到来做好准备，而且美国变成二号大国比所想象的要来得更快。198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是25%，中国则为2.2%。而到2016年，美国的份额将降至17.6%，而中国的份额则将升至18%。
总之，当今世界变化速度之快超出了想象。西方可能犯的最大战略性错误就是冻结现有的全球性机构。一旦这样做，那么这些全球性机构将会失去合法性和重要性。更好的做法是在西方尤其美国依旧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之时就对它们进行改革。■
（原文标题：Keeping the Ship on Course）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晓舟/译
没有船长掌舵，就必须让各全球机构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毛泽东说他始终关注现时代的主要矛盾，此话无疑是正确的。那么今天的最大矛盾是什么？我们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我们的各种全球治理机构却仍然停留在20世纪。
一个简单比喻足以解释世界的变化程度。在现代全球化时代之前，人类散居在100多个国家里，人类就如同一支由100多艘不同船只组成的船队。
当时世界所需要的是一套规则，旨在确保这么多船只不会相撞以及保持它们在公海上的合作。这就是1945年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努力想要实现的，而且尽管存在某些明显的失败，但却成功地构建了一个50多年来相对稳定的全球秩序。
如今，全球环境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地球的70亿人不再生活在100多艘不同的船只里。相反，他们全都住在同一艘船的193个不同舱房里。但这艘船有一个问题。它有193位船长及其船员团队，每位船长都声称专门负责一个舱房，就是没有船长及其船员来看管这艘船。
要是没有一位能干的船长及其船员团队的掌控，那么谁都无法让船驶入急流涌动和风暴隐现的海洋，而全球政策界恰恰就在默许这样做：没有船长掌舵就驶入21世纪不可预测的水域。
我们这艘全球船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有船长。全球政府是绝对不可能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不会很快就消失。而我们所能做到最好的便是切实增强现有的各种全球治理机构。
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应该是三大原则：民主；承认权力失衡以及法治。民主只意味着西方占世界12%的人口不再主宰全球机构的领导地位。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际，西方继续坚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应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应由美国人担任，这显然是荒谬的，这条规则在2011年和2012年被再次重申。国家民主不会允许剥夺本国88%人口的公民权。我们所处的世界也不可能。全球性机构的领导地位必须反映70亿人的选择。
同时，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也不是公平和公正的。强权国家依然存在。而且各大国继续主导着大国政治。因此，联合国创始人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给予其否决权乃明智之举。这使得它们在维持联合国继续存在上具有利害关系，而不能像以往对国联所做的破坏那样。但为了使安理会可信，那就必须代表今天的强国而不是昨天的强国。因此，我在即将出版的《大融合》一书中为安理会改革提出了一个7-7-7公式：7个常任理事国、7个准常任理事国以及7个当选理事国。
准常任理事国的概念可能是陌生的。然而，安理会改革寸步难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一位新的赢家（新常任理事国）就总会有一位新的输家。例如，不妨看一看印度对巴基斯坦、巴西对阿根廷、尼日利亚对埃及。
有了这个7-7-7新公式，“输家”就会变成赢家：每第四个任期就会自动重回安理会。总之，鉴于当今政治世界的复杂性和凌乱性，就不得不争取务实而并不完美的解决方案，让联合国的所有三个选区——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都从这个7-7-7公式中获得好处。
最后，法治是至关重要的。肯定也存在着对各大国的制约。比尔·克林顿2003年就曾明智地警告美国人，应该为“我们不再是当今世界军事政经超级大国”那一刻的到来做好准备，而且美国变成二号大国比所想象的要来得更快。198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是25%，中国则为2.2%。而到2016年，美国的份额将降至17.6%，而中国的份额则将升至18%。
总之，当今世界变化速度之快超出了想象。西方可能犯的最大战略性错误就是冻结现有的全球性机构。一旦这样做，那么这些全球性机构将会失去合法性和重要性。更好的做法是在西方尤其美国依旧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之时就对它们进行改革。■
（原文标题：Keeping the Ship on 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