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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住在湘西北沅陵县的一个小山村里。7月底的一天，趁着暑假空闲之际，像往年一样，我去乡下看望爷爷奶奶。
从我居住的省城长沙去爷爷奶奶家，先得到达沅陵县城，然后转乘两个半小时的客船，再步行一个半小时的山路。从长沙赶去沅陵县城，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当天早上出发，坐4个小时的汽车，中午到。但这样走往往很难赶上渡口的客船。二是头一天晚上出发，坐6个小时的火车，清晨到达离怀化不远的辰溪站，再转乘汽车，颠簸两个半小时，上午10点前到达县城，正好可以赶上第一趟客船。每次回乡，我多半选择第二种方式，这次也不例外。
由于火车晚点，加之盘山公路崎岖难行，等我赶到县城渡口，发现客船已所剩无几。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中，虽说最终找到了一艘前往爷爷奶奶家方向的，但船主说，已经没有座位，等途中有人下了，再给我找找看。一时半会儿，我只好暂时蹲在船头。不过，由于船头视野开阔，我游目四顾，饱览了两岸的自然风光。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南岸囚禁过少帅张学良的凤凰山古寺和北岸半山腰的唐代龙兴讲寺，由于下游建了水电站，老城被淹，这一南一北的两座寺院也算是难得一见的两处景致了。
船主是一对50岁开外的夫妇。男子端坐驾驶舱，双手紧握方向盘。女子体格健壮，面色黝黑，手持一竹篙，立于船头，专管船的离岸、靠岸以及收费。其一招一式，煞是惹眼，丝毫不逊于男子。那架势不禁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在《沅陵的人》中对渡口弄船女子有过的描述：“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
铁质的客船不大，估摸能容纳30人的样子。船篷很低，稍高一点的人走在舱里，得弯着腰，否则就会碰头。舱内狭窄，设施简陋。号称客船，却没有座椅，只是在靠船帮的两边竖着钉了两排木架，上面再横着架了几块木板，供客人坐。此时此刻，木板座椅上早已人满为患。在两排座位间，摆满了各种行头，都是些乡下常见的，如箩筐、背篓、化肥编织袋等。由于座位少，有的客人只好猫着腰站在行李中间，也有人蹲着，或是坐在背篓上。但不论是坐着的、蹲着的还是站着的，客人中难得找到一个青壮年，整个船舱里全是老人和小孩。我深感迷惑。女船主见状，解释说，这些年，乡下有点体力的全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剩下的，就只是些老弱病残。不知不觉，我感到内心隐隐发痛。无意识的，我站起身，走进船舱，想好好看一看里面的这些老人和孩子。我想走到这些老人和孩子中间去。当然，要是能顺便找到一席之地，坐下来，和他们挤在一起，聊一聊，则求之不得了。
于是我走进船舱，在行李间摸索着朝前走。在船的右舷，靠近机舱的位置，我发现有一块大约半尺长的木板空着，旁边坐着一位老者，60多岁的样子，头发半白，胡子拉碴的，一身粗布衣服，裤脚高高挽起，已过膝盖。他脚穿一双洗得有点发白的解放牌胶鞋，左边的那只破了几个洞，几根脚趾露在外边；右脚缠着纱布，斑斑血迹依稀可见，肿得像个大馒头似的，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难怪大家离他坐得远远的，因此才留出这个位置来。旅途的劳累已让我顾不得太多，我在老人的身边坐了下来。礼节性地寒暄之后，我们的交谈便从那只受伤的脚开始了。
“怎么伤的？”我看了看老人那张苍老的脸，低声问道。
“快一个星期了。都怪我自己不小心，三轮车小了点，稻子装多了，拐弯时，没掌握好，速度太快，翻了跟头，伤了脚。”
“还好，没什么大问题。”我安慰道，“家里没有年轻一点的人？”
“有，三个孩子，两个伢子，一个女娃，最大的25岁，都在外面打工。家里只有我和屋里人（当地土话，指的是妻子），还有76岁的娘。前年，村里通了自来水，老人家硬是一夜睡不着，半夜起来，去龙头下接水，摔了一跤，从那以后就只能躺在床上了。”老人吐了口烟，声音明显低了许多。
“没想过找村里其他的人帮忙？”
“不行啊。原来几十户人家，两百多口人，都打工去了。赚了钱的，早在城里买了房子，成了城里人。没赚到钱的，还在外面漂。现在村里只剩五户人家，共13人，最大的82岁，最小的两个孩子，三四岁，父母都在外边打工。”说到这儿，老人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种稻子挺累的，还要靠天吃饭，碰上雨水不好的年份，没什么收成。没想过种点菜，养点鸡，喂点猪什么的？”
“乡里人家，还是觉得种田实在。仓里有谷子，心里面踏实。”老人顿了顿，“现在政策好。你看，公粮不用交，政府又有补贴。还有就是，感谢袁隆平，种子好，产量高，历来没有见过今年这么好的稻子。”此时，老人脸上溢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他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一件事：据说，在我国农村，袁隆平可谓家喻户晓，看来是真的。
老人告诉我，最让他舍不得的是那些稻田。“祖辈传下来的，种了几十年，荒了，多可惜呀。到了哪天实在不能下地了，就是在田埂上走走也好。我要守着田，等到哪天走了，也要和屋里人一起埋在田边。”老人的声音依然很低，却那样坚定、执着。
不知不觉，我已和老人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老人说，他该下船了。看他腿脚不便，我提出帮他拿行李。他同意了，用手指了指放在船头的一个白色塑料瓶，里面装满了十公斤的柴油。看着我满脸疑惑的样子，老人说道：“打稻机和三轮车要用，稻子收了两亩，还有九亩二分田要收割呢。”
说到这儿，老人走出船舱。我扶着他下了船，把装满柴油的塑料瓶递给他。岸上，一位老妇人朝他走来。“是我屋里人，来接我了。”他说着，一瘸一拐地朝岸上走去。
河岸上，是一片金黄的稻田，一丝河风拂过，吹起层层金色的稻浪。朦胧中，我依稀看到，在稻田的一角坐着一位老人，身边依偎着一个小孩，和消失在我视野中的那位老人一样，他们是这片田园的守望者。
（编辑 文 墨）
从我居住的省城长沙去爷爷奶奶家，先得到达沅陵县城，然后转乘两个半小时的客船，再步行一个半小时的山路。从长沙赶去沅陵县城，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当天早上出发，坐4个小时的汽车，中午到。但这样走往往很难赶上渡口的客船。二是头一天晚上出发，坐6个小时的火车，清晨到达离怀化不远的辰溪站，再转乘汽车，颠簸两个半小时，上午10点前到达县城，正好可以赶上第一趟客船。每次回乡，我多半选择第二种方式，这次也不例外。
由于火车晚点，加之盘山公路崎岖难行，等我赶到县城渡口，发现客船已所剩无几。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中，虽说最终找到了一艘前往爷爷奶奶家方向的，但船主说，已经没有座位，等途中有人下了，再给我找找看。一时半会儿，我只好暂时蹲在船头。不过，由于船头视野开阔，我游目四顾，饱览了两岸的自然风光。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南岸囚禁过少帅张学良的凤凰山古寺和北岸半山腰的唐代龙兴讲寺，由于下游建了水电站，老城被淹，这一南一北的两座寺院也算是难得一见的两处景致了。
船主是一对50岁开外的夫妇。男子端坐驾驶舱，双手紧握方向盘。女子体格健壮，面色黝黑，手持一竹篙，立于船头，专管船的离岸、靠岸以及收费。其一招一式，煞是惹眼，丝毫不逊于男子。那架势不禁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在《沅陵的人》中对渡口弄船女子有过的描述：“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
铁质的客船不大，估摸能容纳30人的样子。船篷很低，稍高一点的人走在舱里，得弯着腰，否则就会碰头。舱内狭窄，设施简陋。号称客船，却没有座椅，只是在靠船帮的两边竖着钉了两排木架，上面再横着架了几块木板，供客人坐。此时此刻，木板座椅上早已人满为患。在两排座位间，摆满了各种行头，都是些乡下常见的，如箩筐、背篓、化肥编织袋等。由于座位少，有的客人只好猫着腰站在行李中间，也有人蹲着，或是坐在背篓上。但不论是坐着的、蹲着的还是站着的，客人中难得找到一个青壮年，整个船舱里全是老人和小孩。我深感迷惑。女船主见状，解释说，这些年，乡下有点体力的全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剩下的，就只是些老弱病残。不知不觉，我感到内心隐隐发痛。无意识的，我站起身，走进船舱，想好好看一看里面的这些老人和孩子。我想走到这些老人和孩子中间去。当然，要是能顺便找到一席之地，坐下来，和他们挤在一起，聊一聊，则求之不得了。
于是我走进船舱，在行李间摸索着朝前走。在船的右舷，靠近机舱的位置，我发现有一块大约半尺长的木板空着，旁边坐着一位老者，60多岁的样子，头发半白，胡子拉碴的，一身粗布衣服，裤脚高高挽起，已过膝盖。他脚穿一双洗得有点发白的解放牌胶鞋，左边的那只破了几个洞，几根脚趾露在外边；右脚缠着纱布，斑斑血迹依稀可见，肿得像个大馒头似的，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难怪大家离他坐得远远的，因此才留出这个位置来。旅途的劳累已让我顾不得太多，我在老人的身边坐了下来。礼节性地寒暄之后，我们的交谈便从那只受伤的脚开始了。
“怎么伤的？”我看了看老人那张苍老的脸，低声问道。
“快一个星期了。都怪我自己不小心，三轮车小了点，稻子装多了，拐弯时，没掌握好，速度太快，翻了跟头，伤了脚。”
“还好，没什么大问题。”我安慰道，“家里没有年轻一点的人？”
“有，三个孩子，两个伢子，一个女娃，最大的25岁，都在外面打工。家里只有我和屋里人（当地土话，指的是妻子），还有76岁的娘。前年，村里通了自来水，老人家硬是一夜睡不着，半夜起来，去龙头下接水，摔了一跤，从那以后就只能躺在床上了。”老人吐了口烟，声音明显低了许多。
“没想过找村里其他的人帮忙？”
“不行啊。原来几十户人家，两百多口人，都打工去了。赚了钱的，早在城里买了房子，成了城里人。没赚到钱的，还在外面漂。现在村里只剩五户人家，共13人，最大的82岁，最小的两个孩子，三四岁，父母都在外边打工。”说到这儿，老人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种稻子挺累的，还要靠天吃饭，碰上雨水不好的年份，没什么收成。没想过种点菜，养点鸡，喂点猪什么的？”
“乡里人家，还是觉得种田实在。仓里有谷子，心里面踏实。”老人顿了顿，“现在政策好。你看，公粮不用交，政府又有补贴。还有就是，感谢袁隆平，种子好，产量高，历来没有见过今年这么好的稻子。”此时，老人脸上溢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他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一件事：据说，在我国农村，袁隆平可谓家喻户晓，看来是真的。
老人告诉我，最让他舍不得的是那些稻田。“祖辈传下来的，种了几十年，荒了，多可惜呀。到了哪天实在不能下地了，就是在田埂上走走也好。我要守着田，等到哪天走了，也要和屋里人一起埋在田边。”老人的声音依然很低，却那样坚定、执着。
不知不觉，我已和老人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老人说，他该下船了。看他腿脚不便，我提出帮他拿行李。他同意了，用手指了指放在船头的一个白色塑料瓶，里面装满了十公斤的柴油。看着我满脸疑惑的样子，老人说道：“打稻机和三轮车要用，稻子收了两亩，还有九亩二分田要收割呢。”
说到这儿，老人走出船舱。我扶着他下了船，把装满柴油的塑料瓶递给他。岸上，一位老妇人朝他走来。“是我屋里人，来接我了。”他说着，一瘸一拐地朝岸上走去。
河岸上，是一片金黄的稻田，一丝河风拂过，吹起层层金色的稻浪。朦胧中，我依稀看到，在稻田的一角坐着一位老人，身边依偎着一个小孩，和消失在我视野中的那位老人一样，他们是这片田园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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