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中国古代修身文化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我们应结合自己的心身现状，有效地、正确地从传统修身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提高自身的心身修养水平，并在拓宽文化视野、提高自身心身修养水平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努力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
关键词 中华传统文化 修身 现代价值
修身，指经过主观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水平。这里的修，为修养、修正义；身，指人的整个生命，包括形体和精神。修身，合谓修正自己心身本性中不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的地方，涵养自己的性命。
一、中华修身文化的形成
中华修身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华夏文明礼貌的肇始期。中华先民最早的“修身”，是原始宗教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先秦儒家很重视修身，而作为先秦儒家的前身——殷周之 “儒”，初时本是一种职业化的“术士”，其职责是为贵族祭祖、事神、办理丧事、担任司仪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巫术有关。胡适在《说儒》中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而徐中舒则明确指出：“儒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甲骨中作需字，即原始的儒字。”“整个字象以水冲洗沐浴时水自头顶上冲洗而下之形。”在殷周时代，儒祭祖事神，办理丧事，为人相礼等，都需要经常斋戒，“以水冲洗沐浴濡身”，这就是早期宗教活动中的所谓“修身”。如《礼记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澡身就是沐浴，浴德则为斋戒。《孟子离娄》：“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这样，沐浴、斋戒本身及其过程，便必须贯穿着对上帝、鬼神的诚敬。因此，修身最初是充满了原始宗教精神的，这与最初孝亲敬长活动的精神是一致的。
与其他先民文化一样，当中华文化进入轴心时期以后，修身也逐渐向内转化为人的一种自觉的修养心身的活动，同时修身的外在意义及某些行为也还被保留着，如《礼记·檀弓下》载：“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屈原也是一个注重形体修身的人，他在《离骚》中写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其中的“修容”、“修能”、“修姱”，便都仍指形体上的修饰。《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邹忌更是注重形体修身，并由此引出一番治国道理的一个显例。
就修身而言，先秦道家和儒家的认识是有区别的。道家主张以自然之道修身，返朴归真，“其德乃真”。 老子经过修身获得对宇宙大道的彻悟后，留下了五千言，对上2500年人类的道德文化进行系统总结。他深刻指出社会人心的“德一”状态已经朴散，人类已经难以直接问鼎大道，要通过修德来保持心灵的纯一。庄子，更是一位修身有成者，《南华经》内篇是对中华道德文化精深妙理的系统阐述，外篇的《在宥》、《天道》、《达生》、《山木》，杂篇的《渔父》等，均出现“修身”一词并有详细论述。庄子认为修身要顺应自然，主张通过“心斋”、“坐忘”，达到无知无欲、物我两忘，进入“无己”“无功”“无名”，与大道通而为一的自由境界。战国后期至汉初的黄老学著作《黄帝内经》、《黄帝四经》，以及后世颜之推等人的著作中也反映了道家的一些修身思想。
就身份而言，儒家先师孔子当时正处于从“服丧相礼”之“术士”向“为学”、“为政”之儒家的过渡当中，因而可以说孔子及稍后的儒家也内在地积淀了原始巫文化的某些特征，这也包括修身文化在内，但另一方面，由于孔子和后儒都主张积极及世，因而也显示了与道家不同的气象。一般来说，儒家的修身注重自身对社会的责任感，修身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是其理想。在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中，就有《复卦》提到修身，这是中华典籍中出现“修身”一词的最早记载。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荀子》等先儒著作中，提出了很多修身的主张。此外，《礼记》中的《曲礼》篇等也对修身有所提及。《大学》把修身作为个人道德修养“八条目”中的中心环节来看待。儒家当时提倡的修身方法主要是“反省内求”，如孔子主张“修己以敬”、“内自省”、“自讼”，孟子主张“存心”、“寡欲”、“养气”等。在儒家看来，古代所谓贤人，是指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理论和方法，进行实践，真正达到崇高境界者。
诸子中《墨子》的《修身》、《非儒下》篇，《韩非子》中的《饰邪》、《解老》、《八说》篇对修身也有阐述。墨家主张修身要做到“志功合一”，即道德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应该统一。
由于汉代独尊儒术的影响，儒家的修身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修身文化的主流。但汉代儒学的侧重点是经学，对修身理论的贡献并不大，所以诸葛亮等人的修身主张主要体现在实践方面。在此后的思想发展中，儒家思想家受到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佛家修身注重修心，修身是为了解脱，理想是成就佛果。在这种修身理念的影响下，儒家的修身主张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宋代理学家在修身工夫论方面，先是周敦颐提出了“主静”的主张；朱熹则继承和发展二程的思想，提出“主敬”、“致知”和“克己复礼”为修身基本工夫的主张；到王守仁时，又在二陆的基础上，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主张；另外，伴随清初实学思潮的兴起，躬行实践的修身工夫论也影响很大，颜元、李塨、曾国藩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二、中华古代修身文化评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极具独特性的文化内容之一是修身文化。
传统思想认为，修身不仅是对自己性命的全面再造，而且修身育德有成后还可外用于国家社会，造福人类，即所谓内圣外王。
传统儒家和道家都认为，天人合一是修身实践应达到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合一，这里是指心、性、命三大系统全面真实地完成道德再造后，在心身保持高度清静的状态下，与天地相连接，去感知、体悟自然的客观规律，将其中的信息回馈到大脑，得出正确结论、并将之不断化入自身的一种境界。《易经系辞》中所谓“无为也，无思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所讲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都是指这种体悟状态，也即所谓“体之于身而知道，修之于身而明德”。
但是，传统儒家和道家似乎都没有从根本上去挖掘人之所以要修身的理据。如果从生命史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会发展，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来到这个世界，并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即时地进入一个充分适合于己的自足性世界，人必须用文化重新营造一个世界，以弥补自身的缺失。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人必须不断地将自体之外的文化养分摄入自体，填补缺位。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则拒绝承认人的“有限性”；从孟子开始，中国人心目中的“心”，便被视为一种“无限的道德心”，儒家所谓的修身，以达天人合一之境，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讲的。而且，从汉代以后，这种思想成为了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所以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实质上都认为，从本体论层面讲，修身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无需再作研判，剩下的便是工夫论了。这种缺乏对于人之“有限性”存在的认识，最终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修身文化在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时，并不能够作出有效的回应。实质上，新儒家在现代社会中的无奈，多少也是因着这样的原由。譬如康德哲学区别了“现象”和“物自身”，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及于“现象”，不能及于“物自身”。但牟宗三却认为通过儒家的“性智”、道家的“玄智”、佛家的“空智”，可以开启“智的直觉”，也能及于“物自身”，进而开出“民主与科学”。但结果呢，这种论证只能被认为是以一种十分委屈的姿态，证明了中国儒学并不妨碍现代化。
关键词 中华传统文化 修身 现代价值
修身，指经过主观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水平。这里的修，为修养、修正义；身，指人的整个生命，包括形体和精神。修身，合谓修正自己心身本性中不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的地方，涵养自己的性命。
一、中华修身文化的形成
中华修身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华夏文明礼貌的肇始期。中华先民最早的“修身”，是原始宗教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先秦儒家很重视修身，而作为先秦儒家的前身——殷周之 “儒”，初时本是一种职业化的“术士”，其职责是为贵族祭祖、事神、办理丧事、担任司仪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巫术有关。胡适在《说儒》中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而徐中舒则明确指出：“儒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甲骨中作需字，即原始的儒字。”“整个字象以水冲洗沐浴时水自头顶上冲洗而下之形。”在殷周时代，儒祭祖事神，办理丧事，为人相礼等，都需要经常斋戒，“以水冲洗沐浴濡身”，这就是早期宗教活动中的所谓“修身”。如《礼记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澡身就是沐浴，浴德则为斋戒。《孟子离娄》：“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这样，沐浴、斋戒本身及其过程，便必须贯穿着对上帝、鬼神的诚敬。因此，修身最初是充满了原始宗教精神的，这与最初孝亲敬长活动的精神是一致的。
与其他先民文化一样，当中华文化进入轴心时期以后，修身也逐渐向内转化为人的一种自觉的修养心身的活动，同时修身的外在意义及某些行为也还被保留着，如《礼记·檀弓下》载：“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屈原也是一个注重形体修身的人，他在《离骚》中写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其中的“修容”、“修能”、“修姱”，便都仍指形体上的修饰。《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邹忌更是注重形体修身，并由此引出一番治国道理的一个显例。
就修身而言，先秦道家和儒家的认识是有区别的。道家主张以自然之道修身，返朴归真，“其德乃真”。 老子经过修身获得对宇宙大道的彻悟后，留下了五千言，对上2500年人类的道德文化进行系统总结。他深刻指出社会人心的“德一”状态已经朴散，人类已经难以直接问鼎大道，要通过修德来保持心灵的纯一。庄子，更是一位修身有成者，《南华经》内篇是对中华道德文化精深妙理的系统阐述，外篇的《在宥》、《天道》、《达生》、《山木》，杂篇的《渔父》等，均出现“修身”一词并有详细论述。庄子认为修身要顺应自然，主张通过“心斋”、“坐忘”，达到无知无欲、物我两忘，进入“无己”“无功”“无名”，与大道通而为一的自由境界。战国后期至汉初的黄老学著作《黄帝内经》、《黄帝四经》，以及后世颜之推等人的著作中也反映了道家的一些修身思想。
就身份而言，儒家先师孔子当时正处于从“服丧相礼”之“术士”向“为学”、“为政”之儒家的过渡当中，因而可以说孔子及稍后的儒家也内在地积淀了原始巫文化的某些特征，这也包括修身文化在内，但另一方面，由于孔子和后儒都主张积极及世，因而也显示了与道家不同的气象。一般来说，儒家的修身注重自身对社会的责任感，修身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是其理想。在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中，就有《复卦》提到修身，这是中华典籍中出现“修身”一词的最早记载。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荀子》等先儒著作中，提出了很多修身的主张。此外，《礼记》中的《曲礼》篇等也对修身有所提及。《大学》把修身作为个人道德修养“八条目”中的中心环节来看待。儒家当时提倡的修身方法主要是“反省内求”，如孔子主张“修己以敬”、“内自省”、“自讼”，孟子主张“存心”、“寡欲”、“养气”等。在儒家看来，古代所谓贤人，是指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理论和方法，进行实践，真正达到崇高境界者。
诸子中《墨子》的《修身》、《非儒下》篇，《韩非子》中的《饰邪》、《解老》、《八说》篇对修身也有阐述。墨家主张修身要做到“志功合一”，即道德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应该统一。
由于汉代独尊儒术的影响，儒家的修身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修身文化的主流。但汉代儒学的侧重点是经学，对修身理论的贡献并不大，所以诸葛亮等人的修身主张主要体现在实践方面。在此后的思想发展中，儒家思想家受到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佛家修身注重修心，修身是为了解脱，理想是成就佛果。在这种修身理念的影响下，儒家的修身主张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宋代理学家在修身工夫论方面，先是周敦颐提出了“主静”的主张；朱熹则继承和发展二程的思想，提出“主敬”、“致知”和“克己复礼”为修身基本工夫的主张；到王守仁时，又在二陆的基础上，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主张；另外，伴随清初实学思潮的兴起，躬行实践的修身工夫论也影响很大，颜元、李塨、曾国藩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二、中华古代修身文化评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极具独特性的文化内容之一是修身文化。
传统思想认为，修身不仅是对自己性命的全面再造，而且修身育德有成后还可外用于国家社会，造福人类，即所谓内圣外王。
传统儒家和道家都认为，天人合一是修身实践应达到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合一，这里是指心、性、命三大系统全面真实地完成道德再造后，在心身保持高度清静的状态下，与天地相连接，去感知、体悟自然的客观规律，将其中的信息回馈到大脑，得出正确结论、并将之不断化入自身的一种境界。《易经系辞》中所谓“无为也，无思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所讲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都是指这种体悟状态，也即所谓“体之于身而知道，修之于身而明德”。
但是，传统儒家和道家似乎都没有从根本上去挖掘人之所以要修身的理据。如果从生命史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会发展，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来到这个世界，并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即时地进入一个充分适合于己的自足性世界，人必须用文化重新营造一个世界，以弥补自身的缺失。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人必须不断地将自体之外的文化养分摄入自体，填补缺位。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则拒绝承认人的“有限性”；从孟子开始，中国人心目中的“心”，便被视为一种“无限的道德心”，儒家所谓的修身，以达天人合一之境，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讲的。而且，从汉代以后，这种思想成为了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所以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实质上都认为，从本体论层面讲，修身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无需再作研判，剩下的便是工夫论了。这种缺乏对于人之“有限性”存在的认识，最终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修身文化在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时，并不能够作出有效的回应。实质上，新儒家在现代社会中的无奈，多少也是因着这样的原由。譬如康德哲学区别了“现象”和“物自身”，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及于“现象”，不能及于“物自身”。但牟宗三却认为通过儒家的“性智”、道家的“玄智”、佛家的“空智”，可以开启“智的直觉”，也能及于“物自身”，进而开出“民主与科学”。但结果呢，这种论证只能被认为是以一种十分委屈的姿态，证明了中国儒学并不妨碍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