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

　　隔着道地望进去，堂前有些晦暗。近檐处，一个瘦颀的老头正身伏在几上。远远的能看见他的手上下移动着，好像在净心一顾地拨着算盘珠。
　　介绍人朝我做手势，俩人就噤声立在石门槛外。
　　搁在几上的是一块长条的板，乌漆墨黑，又肉沉沉泛着光亮。声音就是从板上发出来的，丁一声冬一声，无心搭脏，却每一记都不含糊。不能说不好听，却也说不上来是怎么个好听法。
　　那个人就是曾先生，那块板就是曾先生的琴——晦庵。
　　那时曾先生刚刚从上海越剧院退休回乡，因为需要有个人照顾起居，兜三转四的，就找到了我。在这之前，经人介绍我曾去上海做过几年保姆，城里总归不习惯，就又跑回了乡下。
　　曾先生收声立起。介绍人上前招呼，又急出乎拉说了我的不少好话。曾先生问我怎么称呼。我说别人都喊我操嫂，曹操的操。曾先生连声说，这姓好这姓好。
　　这姓怎么就好了呢，奥滋答味的。可姓又由不得人挑，对吧？
　　总之，事情就这样三对六面定了。
　　第二日天刚擦亮我便踏着小三轮去上班。我出门都踏小三轮，小三轮比脚踏车多个轮盘，骑着安心，还有个车斗，轻便些上街买点小菜，负重时下田畈搁几袋化肥，不大不小，都服帖。从桃源村到曾先生住的廿八都，大约有七八里路，一大半是机耕路，一小半是水泥马路，小三轮就一歇歇工夫。曾先生的住处也好找，后街中段拐进去，一条两边长满青苔的狭狭的弄堂，笔直踏到底就到了。曾先生祖上应该是大户人家，青石板砌的台门一门到顶，门楣上“竹苞松茂”四个砖雕大字有些年份了。给小三轮上链条锁时，我又听到了琴声。曾先生这么早已经起来了？果然，曾先生又在老地方拨他的算盘珠了。走到门槛脚跟时，我有点犯难，好比戏文里林妹妹初进大观园，不知这一步该跨不该跨。曾先生在里面喊了，进来吧操嫂。我轻手轻脚走过，他又续了一句，你忙你的，不用做忌我。说这话时，他的头还是没有抬起来，一双细细长长的手顾自拨弄着丝弦。
　　我给曾先生沏了一杯茶。递过去时发现案几太小，我就搬了条骨排凳到横头。搁下茶后，我就顾自忙了。
　　那天的日头很好，确实是扫扫涮涮洗洗晒晒的好时节。
　　我里里外外忙碌时，曾先生坐在道地里看书。
　　日头挪一挪，藤椅就跟着挪一挪。
　　等壁壁角角都清理完毕，已到晏饭脚跟。我就问曾先生晏饭想吃什么，曾先生说随便，我又问那夜饭呢，曾先生又回对了句随便。没办法我只好问他早餐。这句曾先生回答得倒是细，说是六点光景去大街上吃的，一张大饼两根油条，加一碗咸豆浆。我再问：“那么曾先生，晏饭简单些，放碗麦面，夜里烧饭，一荤两素，侬看好不好？”曾先生说嗯。
　　打扫灶间时，我细细察看过，煤气灶高压锅电饭煲等等大件都是预备的，但锅碗瓢盆却不齐整。十个人是吃，一个人也是吃，少了哪件灶间都不是灶间。我就扳着指头一件件跟曾先生讲。才扳到第二个指头，曾先生把我打断了：你看着买吧。
　　曾先生放下书本站起来，口气更和缓一些：操嫂，以后屋里缺什么，该需该用，你都直接添置吧，不用跟我商量。
　　等我七袋八袋从市场返归来，就看见曾先生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方步。像个小孩一样，曾先生显得有些兴奋。
　　清爽，清爽，煞煞清爽梅兰芳。曾先生说。
　　这不是大圣遗音过了管平湖先生的手吗？曾先生又讲。
　　梅兰芳我知道，曾先生这是在夸赞我。但后面那句我就听不懂了。大圣遗音是啥，管平湖先生又是哪个啊？
　　曾先生耐耐心心地告诉我说，大圣遗音是一床唐琴，国家一级文物，但之前因皮相破败不堪，一直被弃置在故宫的库房里，无人理睬。后来真身得以重现，靠的是王世襄的慧眼和管平湖的妙手。据说管平湖用了数十天的时间擦拭磨褪，一千多年过去，金徽与面漆居然都完好无损。看似灰白无光、漆皮尽脱的琴面，其实只是因长期水沤而凝了一层泥浆水锈。
　　呵呵，原来曾先生是调笑我把他家的陈年夹垢都洗掉了。

商

　　临近月尾，曾先生就会把工钿放到堂前的八仙桌上。
　　钞票是装在信壳里的。一个右下角印着“上海越剧院”的黄色信壳。每次都介。曾先生真是不怕麻烦。曾先生确实不怕麻烦。每次弹完琴，他都会把琴装入那只茄皮色的锦囊，小心翼翼放到搁庋上，然后再在下一遍弹的时候取出来。有一次，曾先生笑眯眯地指着锦囊问我，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我当然不晓得。曾先生又笑眯眯地跟我说，人都得穿衣服是不是？琴也一样。所以这个就叫琴衣。这名称取得确实稀刁，我就顺嘴回对了一句，既然是衣裳，那曾先生为什么冬冷夏热的都给它穿同一件啊？曾先生呆了呆，然后哈哈大笑，连连夸我驳得好。接着正色讲道，礼只是一种仪式，心里有、意思到便好。比如节头年尾我们拜天地祭祖宗，也只是一份心意，还能当真计较下饭够不够丰盛，祖宗大人老酒有没有管饱？
　　曾先生每月发我工资，我每天做三件事。烧饭，洗衣裳，打扫卫生。
　　说打扫卫生，其实并没有多少卫生可让我打扫。曾先生每天一杯茶一本书一张琴，他不抽烟不吃零嘴水果也很少碰。灶间没事是从来不进的，卫生间用过后总是归置得齐齐整整，连牙杯里牙刷牙膏的朝向也是定煞数的。寝室兼书房的书桌，堂前的桌几和琴案，我每天用热毛巾过一遍，面盆里汰出来的水总是清水一样。
　　衣裳倒是日日要洗。曾先生不管冬夏每日早起都冲澡，替里布衫隔手便换。热天是一条内裤一双袜，冷天再加一套棉毛衫。对了，曾先生穿白袜，一目光的白色棉质运动袜。运动鞋白袜，皮鞋白袜，落雪天公穿暖鞋，還是白袜。我一直想问问曾先生，总归问勿出口。现在做人爽快，洗衣裳有洗衣机，放放进去，再拿拿出来。不光衣裳服脚，床单被套一塌括子都是洗衣机。也有洗衣机勿会洗的，像换季时脱下的厚衣裳，我都拿去干洗店。
　　要花点心思的是一日三餐。早餐我都是大街上去买归来。曾先生点什么我就买什么。大街上哪样没有啊只要你想得出来。冰清水冷的店我不去，我是宁可排队，买归来的早点曾先生总说落胃。中午为得省点时间我不烧米饭。我是榨面年糕麦面日日换，今日放明朝炒后日拌，番茄红番茄团笋嫩团笋草籽出市草籽丝瓜上架丝瓜。偷懒也要会偷，就像曾先生说的，哪怕一碗汤面，心意总归要到。夜饭是正餐，一荤两素，色香味，偷不得懒。曾先生吃硬饭，饭前照例要呷大半汤碗黄酒。曾先生总是夸我手艺好。油盐酱醋的事其实也没那么难，眼睛生了好看，嘴巴生了好问，说到底也还是看你用不用心。 　　起首的那段日子，我一直是这样踩着小三轮来来回回地跑。早上去一趟，顺道带上早点，然后买菜洗衣裳打扫卫生，晏快去一趟，吃完晏饭匆匆回家，夜发脚跟再去一趟，安顿好曾先生的夜饭，再回家。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曾先生这头顾到，家里的生活又不塌落。小三轮在我脚底越踩越轻。冬天日短，晚上回家天已经墨黑，好在路熟，闭着眼睛也踩不到溪坑里。
　　我在天井里择菜，曾先生没事会端着茶杯走过来跟我闲聊两句。
　　有一次他问起我家里的情况。我就据实告诉他，男人早没了，有个儿子，成家了，但没在身边。我儿子做小笼包生意，蜒蚰螺一样浪过很多地方，后来在云南昆明落了脚，隔两年老婆孩子都带过去了。生意很忙，过年也很少回家，平时每两月打归来一只电话。曾先生知道小笼包。说是在上海的时候常去光顾，都是夫妻店，打着“杭州小笼”的招牌，进去听听口音熟，问哪里人，说是会稽，问会稽哪里，说是瞻县，问瞻县哪里，剡源长桥堰底马仁八郑棠头溪廿八都什么地方都有。
　　“原来你也是独个人啊，”曾先生颇有点意外，“看你每天急出乎拉地往回赶，我还以为——”
　　“田稻是老早判给邻舍隔壁了，还留有一块地，种点瓜果蔬菜，地里也不是日日有生活做，倒是屋里的鸡啊鸭啊，早晚都要有人饲。”
　　“一年到头，有多少收入啊？”曾先生问。
　　“算钞票的话，倒也没多少。”我说，“可人活着，总得弄点事情忙忙，是不是？”
　　“操嫂啊，要我看，你就安安心心一门心思在我这里做吧——”曾先生说。
　　“房间现成有，吃饭添条筷，你呢省得起早落夜来来回回跑，我呢也多个闲讲闲话的人。”曾先生讲。
　　看我不响，曾先生又说：“地里的收成我每月贴给你，好不好？讲句实话，我的退休工资多落来，也带不到棺材里去。”
　　我说：“让我想想吧。”
　　“嗯，跟儿子商量商量看。”曾先生说。
　　“这倒勿用。”我说。
　　我自己的事从来都是自抲主意。那年去上海做保姆，事先我也没跟儿子商量。

角

　　曾先生里间，我外间。这样夜里有事，随时喊得应。
　　不过曾先生倒是从来无事。
　　晚上困觉前，我照例要看两集连续剧。搬被铺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电视机也搬来了。机子搬来，却没地方搁。曾先生家没电视，自然也没电视机柜。曾先生搔搔头从里间移出来一只矮柜，电视机搁上去倒也落位。在自家屋里，我没事也会把电视机开着，有戏文咸咸淡淡听两句戏文，没戏文声音响着也闹热。曾先生喜欢安静，所以我平时不开电视，夜饭吃过后看连续集也会把声音拧得很小。曾先生在里间看书，我在外间看电视。曾先生三勿知头喊一句：“操嫂，你把电视开响些，勿可做忌！”我连声说好的好的，当然声音并没有拧大。曾先生这是客气，我不能当福气。
　　曾先生每日弹琴，但也有定规。一般都是早饭前弹一阵，夜饭后弹一阵。听得多，我也能辨出来了。今日空腹弹的是《平沙落雁》《渔樵问答》和《阳关三叠》，昨日夜里奏的是《渔歌》《忆故人》，还有《普庵咒》。曾先生心耐，我问一句，他会答我五句十句。《平沙落雁》是他跟张先生学的第一支曲，《渔樵问答》是吴先生教的，《阳关三叠》《普庵咒》是卫先生教的，《渔歌》是跟刘先生学的。我说《普庵咒》好听，曾先生说，那我再弹给你听。他就调调息又从头开始弹了。曾先生有心，我这样讲过后，每日夜头就都能听到《普庵咒》了。听曾先生讲解，《普庵咒》是一首佛教题材的琴曲，《神奇秘谱》上有记载，在佛教里“普庵咒”是禅门日诵的科目，相传为南宋临济宗普庵大师所创，念此咒可消灾解厄，令蛇虫百脚远离，凶神恶煞走避。曾先生每夜弹《普庵咒》，屋里的蚊虫果然就少了不少。
　　有时候曾先生白天也抚琴，只是声音时有反复，疙里疙瘩不成调。那是曾先生在打谱。什么叫打谱？曾先生顺手拿几上的一本古书给我看，上面印的字稀奇八古，像是字又不是字，反正我一个也看勿懂。曾先生讲，以前没有简谱五线谱，老祖宗聪明，所以发明了这种以字记谱的方法，叫减字谱。“喏，这就是减字谱的曲谱。”曾先生随意挑了一句，用指头一个字一个字掐到弦上。这谱不是直接能弹吗，为啥还要“打”呢？曾先生又耐耐心心讲给我听，所谓打谱，就是按照琴谱还原出琴曲的过程。琴人需要反复弹奏，揣摩曲情，直至句读清晰，音乐流畅，结构完整，力求再现原曲的本来面貌。打谱时最需琢磨和费时费力的是琴曲的节奏安排。因为减字谱记录的弦位和指法一清二楚，但节奏却是粗疏的，大模光景的，有很大的伸缩空间。那么标准的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没人知道，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理解。这是减字谱的缺陷，也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嗯，确实，我一个外行人听听也蛮有趣的。
　　除了弹琴和看书，曾先生还写字。用毛边纸对着一本法帖一笔一画地写。第一遍写小字，第二遍再在小字上写大字。曾先生写字不用墨汁，都是现磨。先在砚盘里注些清水，再用墨碇一圈一圈地磨。曾先生讲，墨水新鲜，写出来的字才鲜洁。每次砚盘里的墨写完，曾先生就收手。毛边纸不还空着大半张吗？急什么，还有第二日啊，墨会干掉，纸又跑不掉！毛边纸写過曾先生会把它收起来，四角齐齐整整地摞在桌脚边。
　　日子悠悠长长，桌脚边的墨纸越摞越高。
　　早上去菜市场前，我都会讲一声，曾先生我买菜去了，曾先生会答一声好。那天曾先生答完好后，我多加了一句，你去不去啊？曾先生呆了呆，说，你等歇。曾先生早琴弹过后刚吃完早饭。
　　曾先生问天热不热，我说勿热。
　　我把小三轮拉出来，让曾先生坐车斗。曾先生坐上去又下来了。怎么了？有点滑稽，曾先生说。我忍不住笑了。倒也是，小三轮太小，曾先生生得长大，苍蝇套豆壳——不相称。那要不走着去？嗯，大不了归来坐黄包车。
　　曾先生走路泰悠悠，我得步子放慢些他才跟得上。两个人并排走着，出弄堂过后街再走大街，菜市场买了菜，再原路返回来。这一路上得讲好多话。 　　曾先生在上海待了四十年，从来没上街买过菜。问他吃什么，他说食堂。一直吃食堂？一直吃食堂。休息日起得晚会上街吃个早点，偶尔也会跟同事下次馆子，但这样的事一年到头也没几回。我上海做保姆那几年，曾先生也还在上海。曾先生笑说，不定在大街上碰见过呢。额角头撞着也不认识啊！这倒也是。曾先生一直在越剧院做伴奏。越剧是从我们瞻县沿剡溪曹娥江唱到黄浦江去的，本地人从小看到老，曾先生说的伴奏，我们叫后场头。早些年的草台班子，前台后场并不隔开，那些伴奏的乐器大多也认识，锣啊鼓啊，笛啊箫啊，二胡啊琵琶啊，但不记得有曾先生在抚的乌漆墨黑的古琴啊？曾先生跟我讲，他在团里奏的就是琵琶。曾先生讲，琴只是个人喜好，琵琶才是他的吃饭家生。怎么从没见你弹琵琶啊？我都退休了，还抱着那吃饭家生做啥？
　　曾先生说，改变他命运的就是一把琵琶。
　　曾先生的琵琶最早是跟父亲学的。曾家在当地也算大户，不忧衣食的父亲喜好丝乐，尤其是琵琶。耳濡目染，十几岁时曾先生已将琵琶弹得非常娴熟。忽一日，有人捎来口信，说是青溪的张先生想见见这位琵琶童子。张先生在当地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三考出身，科举废除后就读上海震旦大学，肄业后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任教，后来退休于商务印书馆。张先生擅弹琵琶和古琴，被马一浮认为是那个年代数一数二的“善工琴者”。本地玩丝竹的都知道，张先生家里藏有一把前明陈圆圆的琵琶。“当天晚上，张先生真的就登门了，灯烛之下，他让我弹，我就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讲实话，在他面前我不大放得开。听完后，张先生问我学过《十面埋伏》没，我就放胆又弹了一曲《十面埋伏》。两曲下来，张先生只说了句‘不错不错’，略坐一坐就回去了。张先生非等闲之辈，眼法自然高，我也就死了心。谁知一周后，又来了个口信，这回是张先生主动问，愿不愿意跟他学琵琶。这还用问吗？自此，我就成了张先生的徒弟。那年我14岁，张先生65岁。开始是每天都去，后来变成每周一次，再后来是一月一次。每次学完，张先生都会亲自把我送到村口。张先生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张先生曾经吐过口，想收我为义子。但我母亲板，勿肯答应，张先生只好罢了念头。”
　　那后来曾先生怎么又去了上海呢？我听得性急。那已经是菜买归来的路上了，我们没坐黄包车，挈了菜继续一路走。
　　“后来就是解放了，琵琶童子也成了琵琶后生。我21岁那年，张先生应马一浮先生之邀离开瞻县去了杭州文史馆。此前为谋生，我已做了几年小学教师。正当我苦闷之际，半空掉落来一只绣花鞋。由傅全香带队的华东戏曲研究院（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越剧院）考察队忽然来了瞻县，当时是周总理提出越剧要‘男女合演’，考察队就是专程到越剧故乡来招男演员的。其中金采凤带队的一支驻在廿八都。考察队原本没有演出计划，但老乡们的盛情拒绝不得。队里只来了一位鼓板师傅，于是会弹琵琶的我便被荐了去，给金采凤配《楼台会》。结果金采凤对我很满意，就又把我介绍给了傅全香。这真介叫拔萝卜带出泥，就因为这一次非正式的演出，半年后我便来到上海，做起了剧团的琵琶伴奏。剧团先后来瞻县招过两批男演员，因为变声、合腔和观众口味等原因，几年后一个不剩全都改行转业，反倒我这个救急的却被留了下来。”
　　“谁想得到呢，阴差阳错的，这一留便是四十年。”曾先生叹了口气，把菜袋子从顺手换到了借手。

徵

　　之后，上街买菜便成了俩人的事情。
　　菜市场里，摊贩们把菜蔬都码得崭齐，萝卜白，茄子紫，红的是番茄，黄的是菜心，茭白雪白蕈嫩，芹菜梗青滴绿，水产区鱼活虾鲜，熟食摊鸡糟鸭酱。曾先生这个看看，那个问问，欢喜勿煞像个蒙童。
　　菜市场每日走，一日三餐一荤两素之外，岁时节令也跟着讲究起来。元宵节烧亮眼汤，清明节包青饺，立夏吃健脚笋，端午插菖艾吃五黄，重阳做重阳糕，腊八喝腊八粥，大年初一搓汤团。吃食归吃食，曾先生倒是照旧不祭祖不敬神。
　　曾先生日日陪我买菜，我也隔三岔五陪他出门。去药店配药，去书店看书，去剃头店理发，去商场添置换季的衣裳服脚。
　　有时无事也出门看闹热。
　　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
　　每日同进同出，一路有讲有话，曾先生的肤色越发红润起来。
　　曾先生不大提父母，倒是常常讲起张先生。
　　在张先生家，曾先生看到了神秘兮兮的前明陈圆圆的琵琶。琵琶还是琵琶，一式斯样，看不出有什么稀奇。吸引曾先生的是另一樣东西——琴。
　　张先生有两床琴，一床唤“晦庵”，另一床称“虎啸龙吟”，都是宋琴。
　　教徒弟弹琵琶间歇，张先生自己操琴。
　　曾先生头次听就着了迷。
　　“琵琶的好只在皮肉间，琴的声音却入骨沁心。”
　　曾先生提出要改学琴。张先生很生气，“学一样，像一样。我最讨厌的，就是朝三暮四之辈。”
　　张先生不肯教琴，曾先生只好继续学琵琶，却于张先生抚琴时，刻刻心记手摹。这样过了大半年。有一次曾先生去得早，张先生出外未归。看见几上那床琴，曾先生手痒难忍，便私自除去琴衣拨弄起来。也不知过了多少光景，等曾先生惊觉，张先生早已立于身边。“我以为铁定要吃先生的栗凿了，居然没有。有了第一次，我的胆子就大了。每次琵琶学完后，我就磨蹭着不走。张先生忙别的去了，我就坐下弹他的琴。张先生屋里坛场小，张先生‘剁剁剁’在灶间切菜我能听到，我‘丁冬丁冬’在堂前弹琴张先生也能听到。张先生到底听不下去了，攥着薄刀走出来，跟我说，这里这里指法错了，那里那里节奏快了。就这样，死皮赖脸的，我跟张先生学起了琴。”
　　后来便是师徒分隔沪杭，但关系并没有断。曾先生随剧团赴杭演出，不愿出门的张先生也会兴致勃勃前去观看。剧团在杭州停留，张先生就会带着曾先生逛西湖，访名胜。晚上又会支开师母，师徒促膝讲大半夜的话。“那时，张先生已经弹不动琴了，他就听我弹，听完了还是初见时那句话：‘不错不错。’史家一向称张先生为‘新浙派’，但张先生说自己没派，有派也是‘山林一派’。张先生一生狷介，如闲云野鹤。陈果夫请为幕僚，他说自己只会教书。赵观涛请他为其父写墓志铭，他直接回绝说：马屁文章我勿会写。北京大学音乐会邀他，礼堂门口看见‘一张票时价两毛’，张先生抱着‘晦庵’返头就回来了，说是‘我的琴不卖票。’张先生有些老派，瞧不入眼白话文，反对简化字，又说西医是石板医驼背。” 　　曾先生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邮票大小的黑白照片上，曾先生正在抚琴，面容清秀，一身中山装笔挺，笔袋里插了支钢笔。照片背后用蓝墨水记着：1967年3月摄于上海。曾先生说，张先生就是这一年在杭州去世的，享年八十六岁。令人遗憾的是，曾先生没能见张先生最后一面，他见到的是一纸遗嘱——张先生把“晦庵”留给了曾先生。
　　曾先生总跟我讲张先生的旧事，我其实更想听他自己的故事。曾先生人生得长长大大，貌相好，又有才学，怎么年轻时就没婚配呢？俩人谈天时我有意扯起话头，曾先生总是轻描淡写三话两句答对。说是没碰上对眼的人。说是人跟琴一样，有缘分才能走到一起。说是早些年也有同事做介绍，总是琴弹着弹着就忘了约会时间，热心人也就一个个冷了。
　　有一年落雪天公，我陪曾先生游大佛寺。山脚碰到一对高鼻子蓝眼睛的游客问路。不晓得是不是触景生情，曾先生主动讲了一桩事体。
　　曾先生说他在上海时，曾经碰上过一个丹麦女孩。由人陪着找到越剧院来，说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留学生，想跟他学琴。“我没有直口答应，让她先来听听。那时我的单身宿舍里每天都有人跑来听琴，有时椅子不够，地上、床上甚至书桌底下也坐人。她会说中文，除去一些专业术语，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女学生来听了几次后，越剧团的领导被惊动了。他们专门派了一个人到我宿舍，告诉我跟外国友人接触要注意分寸，不该讲的话千万不可讲，临走时还说‘你宿舍里的卫生要好好搞搞了’，意思大概是我代表着中国的形象。女孩来我宿舍听琴的时间不长。当时国内正搞运动——‘清除精神污染’，大街上不时有游街之类的事发生，我们越剧团原来自发跳交谊舞的人都不敢再跳了。她可能是担心出事情吧，就回丹麦去了。”
　　那后来呢？我问。
　　哪里还会有后来啊？！曾先生说。
　　大佛寺的老蜡梅开得很旺，鼻头都要烂掉了。
　　也不晓得曾先生为啥要跟我讲这个。

羽

　　开春时，曾先生生了一场病。
　　一开始是感冒，我去药店给他配了些药。吃一段时间，喉咙不痛了，鼻头清水也没了，却干咳起来。到后来整半夜腾腾腾地咳。我起来摸伊额头，滚烫。
　　曾先生也顾不得体面，虾米一样坐我小三轮去了镇卫生院。
　　片子出来，急性肺炎。
　　住院手续各种碎烦，柜窗里面的人都像吃了生米似的。没办法，只能热面孔贴冷屁股，“侬个同志侬个师傅”客客气气地问，然后一趟一趟跑脚头。照顾病人，在我是明份。看我上上落落跑，曾先生却过意不去了。一遍遍讲：“亏得侬，亏得侬。”
　　病房是三人间。病友都把我们错成了夫妻。护士进来查房不见人，也问我，你老头子呢？头一次忙乱中迟得一迟疑，之后就没有了辩解的机会。有家属揶揄曾先生老婆讨得嫩相，曾先生被弄成红脸关公。我坦坦荡荡替他回了句：“是啊，他做人做得好，前世修来的。”
　　每天下午打完吊滴，我都会陪曾先生在院内走两圈，再在花坛的紫藤架下坐一歇。
　　有一天曾先生问起了我的丈夫，问年纪轻轻得的什么病。
　　我男人的事，我从来不跟人讲，自己也尽量不去想。一提起来，我的胸口就会发堵，一口气悬着半天咽不下去。当着曾先生的面，我忽然就想讲了。
　　“哪是什么病，我男人壮得像头牯牛，连个头痛发热都从来没有。他是被人活结结害死的。”才开个头我的眼泪水就不争气地氽了出来。
　　“你要不想讲，我们就不讲。”曾先生有些着慌，他是只见过我开开心心的样子。
　　我说我想讲。
　　曾先生给我递餐巾纸：“那你慢慢讲。”
　　我就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跟曾先生讲。
　　那天我男人半早上出门，等他吃晏饭等到晏过不现身，我便让儿子出门去寻。不多久，儿子妈啊妈啊声音异样地喊着跑回来。
　　一走出屋门，抬眼望见村口大晒场乌泱泱的人头，我的脚就先软了。
　　晒场数丈高的坎下是整畈整畈的香草地，我男人的尸首仰天躺着，像只翻背的乌龟。
　　操场边有条毛狗路，我跌跌撞撞地跑下去。香草腥烈的气味野狗样扑过来，一浪头高过一浪头。就像梦魘似的，在我眼前，香草开始拔节生长，密密匝匝，无边无际。香草越长越高，男人的尸首被吞噬了。我厥倒在田坎边。
　　后来公安入村调查，我直指吕家。
　　吕姓在我们村是大姓，那吕家有五兄弟。老村长去世后，吕家老大做了村长，吕家五兄弟在村里越发横强。我男人看不入眼，仗着从部队带归来的一身腱子肉，事事做出头椽子，于是自然而然就成了吕家的眼中钉。
　　公安的人说，想当然没用，要有证据。我说我有证据。我男人那天半早上出门，跟我提过一句，说是吕家老大找他谈事情。公安就找到了吕家。吕家老五站出来挡事。最后的调查结论是，我男人与吕老五因言谈不合起争执，不小心失足坠崖。卵话三千，我头皮割掉都不信。找我男人的明明是吕老大，谈事情也不会到大晒场去谈，个对个动手，掉崖的更不会是我男人。
　　结果呢？结果是吕老五因过失杀人被判了十多年的刑。七八年后，长一身膘归来了。邻舍隔壁都说吕家县里省里都有人。
　　你儿子就是因为这个才出远门的吧？嗯，村里的路狭，抬头不见低头见。
　　人在做，天在看。嗯，后来吕老大被村里人举报，因为贪污问题，头发花白也进了牢房。
　　放下吧，事情过去这么多年，饶得别人饶得自。我也不是想翻案。人都死了，翻了案又怎样？我就是想知道我男人当年到底是怎么死的。对，人都要死，可死也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啊？
　　这倒也是。可真相只有吕家五兄弟晓得，如果他们烂在肚皮里，那就真当只有天晓得了。
　　曾先生不再言语。风吹过来，不时有紫藤花瓣掉落到脚跟。

少宫

　　梅雨季节，曾先生的屋顶漏雨了。
　　开始只是外间有一处，后来出现了好多处，外间有里间有，家里的坛坛罐罐都对付不过来了。 　　等天放晴后，我去找了个泥作师傅。泥作架梯上墙，折腾半天，下来说，可能还得找木作。我又去找了个木作师傅。木作上去折腾半天，下来说，屋顶年久失修，好多椽子都烂了，要长久打算的话，得把所有瓦片揭去，重新钉椽子，而且梁有没有坏还是个未知数，总之是个大工程。
　　曾先生未置可否。我做不了主，木作就先回去了。
　　晴天筑漏，越筑越漏。
　　于是，樓上雨滴丁丁冬冬，楼下曾先生的琴丁丁冬冬。
　　曾先生无事一样。
　　可总不是一个事吧？
　　有一日，曾先生开口了：“秀琴，要不，我们搬你家去住吧？”
　　曾先生起初叫我操嫂，不知哪天起，突然改口叫我秀琴了，我还是曾先生曾先生的叫他。曾先生也不用信壳了。有一天堂前八仙桌上放信壳的地方多了张银行卡。我有点着慌。曾先生还是那句话：我多落来的钞票带不到棺材里去。曾先生又说，以后你自己支用吧，密码我改过了，你的生日。
　　我家的屋倒是空着。可曾先生也真想得出来。
　　曾先生曾经去过我家。我去收地里的庄稼，曾先生没事跟了去。桃源村在半山脚，我家的屋地势更高。曾先生回来连连称许，说我家的房子轩舒，开门见山又朝南晒阳，不像他的老宅压闷压气。
　　“曾先生就不怕别人讲闲话？”
　　“有什么闲话好讲？”
　　我一时舌短。
　　曾先生又说：“各做各的人，别人的闲话哪听得过来啊？”
　　看来曾先生也不是随口出。既然曾先生不在乎，那我还有什么好讲究的呢？
　　怕我反悔似的，曾先生说，择日不如撞日，干脆明朝搬。
　　后街的墙弄角落有许多搬家公司的红戳子。一个电话打过去，一架中型卡车一早便准点停在了弄堂口，车上下来两个厚皮厚肉的后生哥。
　　就这样，半日工夫，我和曾先生干手燥脚地挪了窝。
　　日子还是原来的日子。
　　我继续打算我的一日三餐。曾先生照旧丁丁冬冬弹他的琴。
　　搬家后，还是曾先生里间，我外间。
　　曾先生夜里从来无事。有一夜却喊脚冷。我说我给你冲个热水袋吧。曾先生说要不侬帮我焐焐。我就帮曾先生焐脚。之后，我和曾先生就在一起了。
　　日子还是原来的日子。
　　我继续打算我的一日三餐。曾先生照旧丁丁冬冬弹他的琴。
　　曾先生的琴案还是摆在堂前的近檐处。我家是三间两层楼房，没有围墙和院门。天高地旷，声音便传得远。村里人都被琴声吸引过来。秉堂老汉有几个字眼，懂一点三脚猫的星相，评论说，曾先生抚琴的样子，颇像戏文里演空城计的诸葛孔明，就是少了把鹅毛扇。猪革也好牛革也罢，看过一遍西洋镜，村里人也便各忙各的田畈生活去了。
　　唯有孩子们，却像蚂蚁见了出土的蛐蟮，日日一下学便聚拢到我家堂前。
　　曾先生面相和善，没大没细，有时还散零嘴，孩子们都欢喜他。
　　有一个孩子也来，只是每次都不近身，站得远远的，像落单的雁。
　　曾先生注意到了，问我是谁。我告诉他，是吕家老五的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吕家五兄弟生了大大小小一堆囡，就老五这一个是麻吊拖门槛的。吕家老五出来扛事时，并不知道他媳妇怀了孩子。否则，出来扛事的估计也不会是他。
　　曾先生噢了一声。
　　隔两日，我无意间发现，那孩子也夹杂在小孩堆里听琴了。吃夜饭时，我就问曾先生，你主动招呼过来的？曾先生笑笑，这事你别管。
　　虽然看着碍眼，可大人是大人小人是小人，这个道理我还是晓得的。
　　曾先生抚琴时，螺丝屁股们都嘻嘻哈哈，有时还相互打闹。吕家那孩子却听得入神，痴痴呆呆的，零嘴抓手里也顾不上吃。
　　有天傍晚，等别的孩子散去，曾先生把那孩子单独留下了。
　　我正把灶间的菜朝外端，就留意看着。
　　曾先生把那孩子招到身边，指着琴问：想不想拨一拨啊？
　　孩子看一眼曾先生，伸出食指拨了一拨，又烫着似的缩回手。
　　曾先生说，没事，你胆大一些。
　　孩子这回把两只手都伸到了琴面上，声音零零落落。
　　“你想不想学啊？”曾先生又问。
　　孩子答得很轻，但我看见他的头像鸡啄米。
　　曾先生又耐妥妥加了一句：“学琴这件事情，得你屋里大人来讲，才好算数。”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格顿了一下。赶紧放下手上的菜碗进了灶间。
　　夜里，曾先生呷酒，我吃饭。曾先生没说什么，我也没有问什么。
　　接下来的几日，那孩子没再现身。曾先生问起，有孩子答说，那谁谁谁已经好几天没去上学了。
　　又过了三天，曾先生等的蛇出洞了。
　　但那日夜里上门的不是孩子爹，而是他的大伯——吕老大。斩头胚的头发全白了，一张脸干姜瘪枣皱皮打裥，再也没了往日的威势。他要找的人是曾先生，我正好避进灶间，眼不见为净。
　　曾先生客客气气请他坐，问他何事登门。
　　“曾先生侬晓得我为何事来。”吕老大说。
　　曾先生笑笑，侬不讲我哪会晓得。
　　“我也晓得我没脸皮来求恳，但是为了孩子，死马活马我都得来试试。”
　　“孩子怎么了？”
　　“不肯去上学，爹做规矩，干脆勿吃勿喝了。”
　　“那孩子是想学琴吧？”曾先生不再绕弯子了，“我确实不带学生。但这事——也不是不可商量——”
　　“曾先生，只要能学，条件侬开——”
　　“那我直讲了——我就想晓得操嫂的丈夫是怎么死的。这事你跟公安讲过，但我想听的是另一个版本。”曾先生说。
　　于是。
　　斩头胚在堂前一句一句地讲，我在灶间一句一句地听。
　　我才晓得，这么些年过去，我眼眶里蓄的眼泪水，竟然一滴也没有少去。 　　“秀琴，你出来。”曾先生喊我。
　　我收声走到堂前。
　　“你都听到了吧？”曾先生问我。
　　没等我答对，旁边的斩头胚忽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对不住啊操嫂，对不住你操嫂，是我们兄弟寻事作孽——”老头嘴里念叨着。
　　“其实我们只想让他服个软，可他就是不松口，一步逼一步，死活不松口——”老头边哭边念叨着。
　　“事情做了我也懊悔啊，越老越懊越老越悔——”老头哭着念叨着连连以头磕地。
　　后来，老头终于像个女娘一样哭哭啼啼走了，似乎连替小孩求托的前事都忘记了。
　　“晓得真相有什么好啊？”曾先生说，“旧事重提，反倒害你难过一场。”
　　“哭一哭，我爽快多了。”我跟曾先生说。
　　事实也是，经这一哭，我心里头的那个结似乎就此化解开了。
　　“那，我弹琴给你听吧。”曾先生说。
　　弦声切切如流水。曾先生弹的是我欢喜听的《普庵咒》。

少商

　　好像是北京奥运会之后吧，来看曾先生的人忽然多了起来。除了弹琴的弄音乐的，还有搞书画的，自称作家的，报社电视台的，后来甚至还来了当官做生意的。
　　各种回绝。曾先生有点烦。
　　我宽解他，别人欢喜琴，你应该高兴啊？
　　你看他们是真心喜欢琴吗？一个个穿戴得今不今古不古，三不像六样生，架子十像淘镬冰冷。曾先生说。
　　还有，我什么时候变成大师了？一夜之间我怎么就生出这么多的徒子徒孙啊？还不是拉虎皮扯大旗，行坑蒙拐骗之实？曾先生说。
　　一只手明明有五个指头，为什么要立一个禁指，他们知道吗？曾先生说。
　　为什么啊？我问，我也好奇。我只知道禁指就是小手指，曾先生从来不让它碰琴弦。
　　《说文》上讲，琴者，禁也。立一禁指，就是告诫世人，要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曾先生说。
　　生气归生气，人来了，曾先生照例还是客客气气。
　　这其中，小余于曾先生是个例外。曾先生在上海时，读大学的小余是琴听得最多的一个。曾先生一人一琴回乡后，俩人便断了音讯。某一天，小余忽然寻到了桃源村，问他说是辞掉银行工作回会稽开了家琴行。之后小余就成了常客。每年中秋过年两节必到，平时来也从不空手。小余来曾先生都留饭，我得加一荤一素，曾先生也会多喝一汤碗黄酒。一老一小端着酒碗，不聊别的，就聊琴。
　　讲得最多的是“文王操”。
　　曾先生这些年翻来覆去在打的古谱就是“文王操”。据曾先生讲，古籍中就有周文王渭水之滨访吕尚而作《文王操》和孔子向师襄学弹此曲的记载，之后历朝历代文士琴人的诗作琴论中每有提及。重奏此三百多年前的绝响，一直是近世琴人的梦想。但《文王操》有据可考的曲谱有十多种，各种版本曲名不一、段数不同、曲调相异，或有辞或无辞。这中间的甄别、择选和糅合，远非简单的打谱所能一言道尽。面对这块无处下嘴的硬骨头，诸多琴人不是望而却步便是半道折返。这抱憾的琴人中，就有曾先生时時念叨的张先生。曾先生总说自己是在混吃等死，要说有什么心事未了，那大概就是“文王操”了。
　　小余每次来都会带一些空白的五线谱。喝完酒听完琴，临走的时候，两个人总要抱一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礼数。曾先生跟我说，他去杭州看张先生，每次分开也会抱一抱。曾先生又说，七老八十的人了，谁知道下次还能不能见面啊？曾先生这话让我难过了好几日。
　　西哈努克去世后的某一日，曾先生终于把“文王操”打好了。
　　我所以能记得，是因为那个奇出古怪的名字。电视里在播新闻，我带眼看到，嗳，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后来想起来，是曾先生闲谈时提起过。八十年代时这个叫西哈努克的国王曾经看过曾先生他们的戏，谢幕时还上台跟演职人员一一握手呢。
　　曾先生呷好夜酒，我收碗盏。曾先生做手势让我等等。说是要给我听一首曲。
　　曾先生从楼上拿下来一叠谱，我就放下碗盏净了手坐下来听。
　　曾先生抚的就是“文王操”。
　　收声后曾先生问我好听不好听，我说好听。
　　可我说好听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弹琴？
　　曾先生笑笑，说，会弹勿会弹不要紧，琴是弹给会听的人听的。
　　道理我是掰摘不过曾先生的。反正看见伊高兴，我也便开心。
　　过几天，小余来把那叠谱拿走了。
　　同一年的秋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体。
　　我陪曾先生去体检，曾先生说一带两便，让我也做做。曾先生执意，做做就做做。过几天去拿体检结论，曾先生没事，倒是我查出了问题。曾先生拿了我的化验单去问主任医生，问了很长时间。出来曾先生只说有几个指标不太好。
　　小医院靠不住，我们去上海看看。曾先生说。
　　我会吃会睏上好贴通一个人，空劳劳去什么上海啊？我不答应了。
　　我带你去嬉嬉外滩，看看东方明珠塔，曾先生说，顺便查一查，放心些。
　　曾先生平时不太用手机。这次找出电话本打了不少电话。
　　小余开的车。对了，吕家孩子后来曾先生托的就是小余。
　　送到医院，一切就都由不得我了。曾先生托了熟人，住院部住下来后，胸透CT核磁共振生化全套胃镜切片一样一样做。我虽然字眼少，阵势还是看得出。是癌吧，我问曾先生。曾先生倒也不瞒我：问题出在胃里，好在发现得早。我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侬勿要怕，胃跟韭菜差不多，割了就长。临了大事，曾先生照旧泰悠悠，不慌不张。我要给我儿子打电话，曾先生拦我，忙就让他忙着吧。手术前后，曾先生一步勿脱守在床边，怕不周到，还请了个陪护。虽然请了陪护，事情曾先生还是抢着做。
　　原来曾先生也不是只会弹弹琴。
　　“这倒好，变成你服侍我了。”我对曾先生说。
　　曾先生把手上的书放下来，笑眯眯回对我：“不着慌不着慌，等你病好了，还让你原模斯样服侍我。”
　　“这么久没摸琴，你郁屈煞了吧？”我问曾先生。
　　曾先生呆得呆，说，还好还好。
　　手术很成功，院前前后后住了一个多月。曾先生没食言，出院后真当带我去嬉了外滩，爬了东方明珠塔。在塔前，我俩还合了个影，是曾先生提议的。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曾先生也是第一次爬东方明珠塔。
　　归到家的那个晚上，曾先生破例没有弹琴。
　　第二日一早掸尘时我才发现，搁庋上的琴——不见了。
　　我慌急慌忙喊曾先生。曾先生关了门在卫生间冲澡。
　　洗得干干净净出来，曾先生无事似的答了句：“你住院期间，我托小余把‘晦庵’卖了。”
　　什么？？？我杵在那里。
　　“秀琴啊，”曾先生喊我一声，“人也好，琴也好，总有一天是要脱手的。”
　　我的眼泪水又一次不挣气地汆了出来。
　　那天早晨，曾先生又跟我提起了张先生。他说张先生惜物却又不恋物，文革初期，前明陈圆圆的琵琶被砸，“虎啸龙吟”被盗。别人问起来，张先生淡然一笑：“世间都今天你明天我的，一张琵琶一床琴又算什么？”曾先生说，张先生的书房里挂有马一浮先生持赠的一幅字，其中有两句他近年总会时不时想起。
　　我问哪两句。曾先生破例用普通话吟了出来——
　　他日移居山溪里，取琴为我召阳春。
　　之后，一直到过背，曾先生的手指再也没有碰过琴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