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Rem库哈斯是您的合作伙伴，他曾经评价您“可以作为中国新文化革命的标记”。您觉得这个评价准确吗？
　　马清运：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准确。但是我说的“准确”并不是说我一个人能代表中国新文化革命，而是说我是这个代表，这个标记中的一个。我们是一代人，大概是1960年代出生，中国社会转型期正在读中学或大学的一代人。为什么说这一代人能代表呢？因为我们跨越了很鲜明的两种社会形态：一个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另一个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变革。在社会转型期间，肯定会产生新的操作方式。就我本人而言（库哈斯也是很清楚的），我在东西方都接受过教育，又以自己独立的方式来应对中国集中表现的问题，不拘泥于把建筑物视作一种美化环境的手段，还有很强的工作的勇气，这基本上能够反映新的文化的能量。
　　《新民周刊》：作为朋友，库哈斯那本著名的《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跟您有关吗？
　　马清运：他的这个计划我很早就知道。我1991年就认识他，这个计划是1995年出来的。这是他在哈佛大学城市研究所里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我当时正奔波于回国的事，有一次在纽约见了他，他跟我聊起这件事，我说我到中国去给你安排所有调研的渠道，包括应该观察的问题。最初的想法当然是库哈斯敏锐的洞察力的结果，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我还是起了一些影响力的。
　　《大跃进》首先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体制中能够寻找一种新的都市模式，这是这本书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之前，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一直是被学术界丑化的对象，这本书出来以后，西方对中国的都市化现象开始给予比较客观甚至是冷静的评价，不再只是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当然，这本书不是来美化中国都市化的，这本书揭示了都市化内在具备的能量，这些能量是好是坏要根据最后的结果来判断，但是这些能量是西方都市化进程中不太能具备的要素。第二，这本书也不是为中国读者做的，主要的读者对象是西方读者。
　　《新民周刊》：有很多人批评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大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他完全不考虑在地震带的环境因素，您怎么看？
　　马清运：一个伟大的建筑从来不是地震带能够决定得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完蛋了。我觉得这个建筑超出一般建筑物的意义。它是一个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它的投资和它的形成是不在建筑学范畴之内的。因为这个大楼我介入的工作也比较多，在个人层面上，我和库哈斯做了很多探讨，和库哈斯一起说服北京市政府。
　　地震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个楼一次就通过了抗震测试，北京一般的超高层建筑通过抗震测试都要两次到三次，这个楼一次通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楼有难度，才动用了我们所有的工程院院士和我们的地震专家，而且由沃尔纳对所有抗地震的模型进行测试，这是法规之外的审批，一次通过。据我了解，有史以来，中国的抗震专家还没有为了一个建筑单体共同想办法，开了两天会得出一个常人看来不能通过的方案，这里的技术含量其实很高，CCTV新大楼技术上的成功也是中国建筑抗震技术的进步。
　　
　　学院的运转机制
　　
　　《新民周刊》：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以实验著称，这里涌现过一大批重要的建筑师，比如瑞·卡帕、弗兰克·盖瑞、罗汤迪·梅内和艾里克·欧文·莫斯，您觉得南加州大学的建筑系是否名实相副？
　　马清运：我觉得那一代建筑师基本上已经退出了建筑舞台。他们存在的时间，也正是一个非常特定时期。当时美国整个的制作体系和精神体系并不太需要建筑师来参与更多工作，所以南加州大学能更多地运用自己的语言，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来制作，更多地停留在纸上，变得非常程式主义。如果他们现在还在独立工作，他们还没有被遗忘的话，他们自己已经变成其他的人了，从这一点上我说他们已经退出建筑舞台了。他们那一批人是不幸的人，历史上给他们提供了一些自娱自乐的环境，让他们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对建筑贡献了多少？远远不如直接参与建造的建筑师。
　　《新民周刊》：您担任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之后，在教学方面有做一些大的调整吗？
　　马清运：我这两年基本上还是在观察和把握学院作为一个机器怎么运转。只有把学院的运转机制作为一种工具把握起来之后，才能更多地将教学加强。这无非也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雇用新人，大规模地招兵买马，接触新鲜血液和新的观念；另一个是把学院的教学设置在一个比较未来的方向上，不会对历史表现出太多的兴趣，更多的表现在对未来的判断上。现在我工作的重点就在这里。
　　麦当劳与文化殖民
　　《新民周刊》：在都市中，空间的麦当劳化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这是一个廉价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麦当劳是一个缩小了的都市中转站。这种建筑模式正在抹煞建筑的复杂性，您怎么看？
　　马清运：我觉得麦当劳很好。因为这是人所需要的，不能因为我们认为什么好，就告诉人家什么什么不好。麦当劳解决了中国多少就业问题？为多少农民找到了饭碗？不应该以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建筑来反对麦当劳。比建筑重要的事太多了。
　　《新民周刊》：那是不是说存在即合理？
　　马清运：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我只说了这一点，就显得太容易了。关键是作为问题的存在也是合理的，也就是你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有一种问题意识。否则我们就会满足于现状，觉得一切都很好，不需要改变啊，这也是需要警惕的。你今天问我空间的麦当劳化，你肯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你的读者、你的观众，也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肯定不是指麦当劳不好，你指的是麦当劳背后的国际融资体系、国际价格体系、国际人工体系以及麦当劳作为一种隐喻所代表的建筑单一化、快餐化取向，
　　《新民周刊》：麦当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殖民的问题，全球化中的文化对话是不平等的，从早期西方对黑非洲的殖民到鸦片战争，再到现在的西方文化的倾销式进口，您觉得在建筑中，文化对话的不平等现象如何解决？
　　马清运：文化对话从来就没有对等过。其实中国情结也不都需要对等的地位，更多地老是想着怎么达到压倒性的位置上去。如果都公平了，那就没意思了，不对等、不公平，才是这个社会的常态，就是因为不公平，有“高差”，才会产生仿佛物理学意义上的“势能”，只不过今天别人比你高，所以你是受压的势能；可是不要忘了你比人家高，你压在人家身上的时候。不要老是说人家怎么压你了，也要看到自己如何站在一个高位上的样子。对等只能是一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