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河南人，但却与河南这片土地、与河南人有很多情缘。
　　1973年，我在晋南的绛县插队4年多之后，被抽调到县文化馆做临时的“调干”。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被调到县豫剧团工作，名义上是“编剧”，实际上担任乐队演奏员。虽然我演奏小提琴和大提琴的水平称不上专业，但是在当时，一个所谓的“编剧”能干什么呢？为了不白吃饭，我也只能自告奋勇地当了乐队演奏员，有时拉小提琴，有时拉大提琴。
　　就是在绛县豫剧团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与河南、与河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剧团上演的只是那几出样板戏和像《朝阳沟》《海霞》这样的现代戏，但是豫剧那优美的唱腔和铿铿锵锵的锣鼓点却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积淀。特别是剧团里我的那些曾经的同事们，他们大多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人，在绛县落户的并不多。至今，我还能记得他们中很多人的家乡：郑州、开封、许昌、驻马店、信阳、濮阳……这些地方过去我从来没听说过，更不可能与这么多河南人亲密接触。就说豫剧，我原先也只知道常香玉和《花木兰》，哪里听说过什么陈素真、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这些名旦，更别说豫剧还分什么开封地区正宗的祥符调和豫东的东路梆子、豫西的西府调以及豫北调、豫南调了。
　　与河南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我也就学会了说一口河南话，而且还能听出郑州话和开封话的细微不同。现在，时光已经过去30多年，但只要遇见河南人，我还能“谝”几句“正宗”河南话。
　　在山西虽说与剧团的河南籍同事们共事两年，却从来没有去过河南。我的两脚真正踏上河南这片土地，还真是《河南教育》牵的线呢！
　　1987年，我已从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生毕业回到山西工作了5年，因为参加教育部的一项重点研究项目，在太原举行课题组会议的时候，结识了《河南教育》现在的执行主编王新荣女士。当时她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大学毕业不久，虽然本科专业并非教育，但对教育研究的热情很高，大老远地自费跑到山西参加课题会议，着实有些特别。我们略略交谈，彼此便像遇到了知音，很是投机。这次邂逅成了我与《河南教育》合作的起点，自然，我在山西绛县与那些河南艺人们的友情是一个重要铺垫，它使我对河南、对河南人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有一种想为河南做点事情的冲动。
　　在我1990年调回故乡北京，先后在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十几年里，我与《河南教育》有过多次合作，如：应邀参与撰写教育普及读物，为编辑部举办的班主任培训班讲课，并几次应邀为《河南教育》撰写专栏文章，河南已经成为我常去常往、非常熟悉的地方。这其中1998年撰写的《新时期中小学生德育》专栏是我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任《河南教育》编辑的王新荣女士参加了这一项目，并且在河南的中小学生间进行了质量很高的访谈，这些访谈成为我们的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也是这一组文章的责任编辑。
　　在当时，很多教育工作者对社会经济转型期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一些问题感到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应该转变教育观念，积极看待当代青少年，以心理学化的策略探讨新时期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问题。记得那组文章发表以后，来自河南和其他省份的很多老师给我写信，说他们一直关注我的文章，从阅读这些文章中得到很多启发，并为此向我致谢。后来，这10篇文章全部被收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受到了学术界和广大教师的肯定。
　　“十五”期间，我又承担了国家级项目《尊重平等教育与德育改革》，并于2007年为《河南教育》撰写了“尊重平等教育”系列文章。可以说，《河南教育》既激励我认真思考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给予我灵感，又给我提供了一个阵地，使《河南教育》的广大读者，成为我在研究中归纳、总结出的心得体会的第一批读者。在十多年的合作中，我陆续把在《河南教育》上发表的文章加以充实、完善，出版了《德育忧思》和《道德发展心理学》等专著。当我从报刊和互联网上看到我的著作受到了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肯定的时候，心中不禁对《河南教育》产生出一种感谢之情。如果没有与广大工作在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的对话，没有河南教育编辑部的激励，我也许会像很多脱离实际的“学者”那样，搞出来的只是“象牙之塔”的东西。
　　地处中原大地中心的河南真是一块宝地，几千年来的悠久历史使河南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适宜的气候为其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保证，方便的交通给河南与全国各地的交流创造了独特的条件。从《河南教育》近年来的办刊方向来看，她并不仅仅是一份河南省自己的教育刊物，其影响已经遍及全国各地，而且她已经拥有了一个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优秀的作者群体。
　　至今，见到河南人，我仍有见到“老乡”的感觉，亲切、熟悉。过去多年，我不仅与《河南教育》合作，而且我的实验学校、实验幼儿园遍及河南各地，今后，我仍然要继续为河南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