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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罗宾·内葛（Robin Nagle）在她的著作《撿垃圾的人类学家》一书开头写道：“如果幸运，你可以一辈子不呼叫警察，一辈子不呼叫消防员，但你每一天都需要环卫工。”
这句话之所以引人共鸣，是因为它讲出的隐含事实：饶是如此—垃圾处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至关重要—所有人还是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它。尤其当城市发展加剧了垃圾的爆发，当人们创造性地发明出各种新产品、新服务的同时，更多的新垃圾也被对等生产出来。但除非它变成燃眉之急，否则没人在意。
研究全球各国对抗垃圾的历史，你会发现，在真正重视垃圾问题之前，几乎所有的超级城市都经历过一场急速爆发的运动。
纽约的城市管理者在1866年宣布向垃圾开战，因为那时纽约街头的马粪和垃圾臭味让人无法忍受；东京在1979年爆发“垃圾战争”，因为东京都内23个区发现自己的垃圾已经无处可去，也是这场战争一步步催生出如今广受赞誉的垃圾分类体系（详见本期封面故事第四篇报道）。
如今轮到了上海。
2019年1月31日，上海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城市通过法规向所有居民提出要求：必须垃圾分类。接下来的5个月里，一场高强度的社会运动，让“垃圾分类”成为整座城市的第一议题。
在远离市区的上海南汇老港固废处理基地，第四期垃圾填埋场于2005年投入运营，上海为其规划的垃圾承载量可以填满6个西湖。根据当时的计划，这些“额度”可以用50年。但实际上，10年过去，填埋场已经只剩下一半空间。在此之前，旁边3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被上海自1985年来生产的所有垃圾填满。 这里需要了解的一个基本常识是：垃圾通常是随着GDP一起增长的。以上海为例，最近5年，上海产生的垃圾每年增长约8%。如今，2400万（2018年常住人口）上海市民每人每天制造约1.01公斤垃圾。每年，这些垃圾可以堆起20座上海中心，这是中国目前最高的建筑。
与之相对应，两年前，上海的焚烧炉只能消化一半的垃圾，大型湿垃圾处理厂才刚开始建设，还没有能力取代填埋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至2018年）
而且，上海是一座从任何角度看都规模巨大的超级城市，垃圾处理系统各个环节的问题都会被放大。如果上述这套先进逻辑能在这里得到有效实践，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来说，上海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模板。
在上海此次成为焦点之前，厦门、宁波、苏州等可能是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更容易被提及的城市。这些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人均收入较高、城市规模中等、正快速扩张的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其中宁波在2013年就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专项贷款，投入15亿元建立垃圾分类体系。每年光是分发印有二维码的垃圾袋，宁波市政府就要花费4000万元。
把目光放宽到全国，上海也许还不是情况最糟糕的。尤其是对过去十几年把大片土地划为新城，并塞入大量居民区和写字楼的城市来说，城市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垃圾暴涨，而能够堆垃圾的地方又已经变成了新城，有的城市不得不把垃圾堆场搬到深山。这还没算上环境问题—垃圾堆场的渗滤液，会持续污染土地和地下水—目前还没有一种技术和成本上可行的办法，能在较短时间内修复垃圾填埋场。
一个城市选择何种垃圾处理方式，只能按照它自己的垃圾类型、城市规模、地理条件和金钱基础来决定，很难从其他城市完全照搬方案。
比如纽约，在上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它还把焚烧作为主要处理模式，但到了1994年，它關闭了最后一座焚烧炉，用火车把垃圾运到弗吉尼亚州的填埋场。对于不缺少土地的美国来说这是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德国同样会把湿垃圾（他们称为有机垃圾）堆在一起，产生沼气发电。不过他们使用的发酵材料只适合树叶之类的绿化垃圾，不适合黏糊糊的瓜果菜皮。上海曾有处理厂尝试过德国的技术，结果系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崩溃。
焚烧因此成为中国大多数城市垃圾处理的主流方案，它能最大限度缩小垃圾的体积。一吨垃圾在焚烧后需要填埋的飞灰将不超过原体积的5%，另外20%的炉渣都可以被再利用。
虽然“邻避运动”盛行，大约在2014年前后，各个城市还是陆续把自己的垃圾处理策略从填埋为主改为焚烧为主—毕竟已经没有地方堆垃圾了。很快，中国的城市开始大规模兴建垃圾焚烧炉。2018年，中国有359座垃圾焚烧厂，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超过500。届时中国一半的垃圾都将被焚烧处理。而上海的目标是在那时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为此，它从2018年起投入了200亿元建造垃圾处理设施。
然而，中国特殊的垃圾结构给焚烧造成了麻烦。很少有人会像中国人这样产生那么多餐厨和厨余垃圾，这两部分垃圾可能占生活垃圾总量的一半。同样一吨混合垃圾，东京的含水量是20%，在上海（尤其是夏天）则可能超过30%。这让中国的垃圾更难被处理。
前端分类因此成为极其关键的一步。这也是上海推行“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四分法的基本原因。如果对照日本主要区分可燃和不可燃的分类方法，上海的现行分类法其实是在日本的可燃垃圾里进一步将含水量高的厨余垃圾分出，它能让后端的垃圾处理变得安全、高效。
事实上，除了上海，台北也是全球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优等生”里为数不多按照干湿分类的城市。这两个城市的垃圾结构也的确最为相似。
除了方便后端处理，垃圾分类还可以加速源头减量的进程。“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后一步，是让一个城市每年产生的垃圾不再增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他是中国最早研究循环经济的学者之一。
根据他提供的案例，东京在强制推行5至10年的垃圾分类和垃圾收费后，出现了垃圾产生量与GDP的脱钩—也就是城市的垃圾产生量不再增加。
如果从改变习惯的角度看，上海此次垃圾分类最核心的要点，就是减少垃圾投放的地点和时间。在没有强制法规之前，爱芬推荐社区采用的也是这种方式。而对于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来说，这么做的一个更根本的目的，就是给人添麻烦，这也是垃圾分类这件事的深层价值。
“当吃剩的外卖或是喝到一半的奶茶变成很棘手的垃圾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少买些东西。”爱芬环保创始人郝利琼举例说。在她看来，垃圾应该变成一个人们在做任何事时都有所顾忌的考虑因素。
现在曹倩得把不少工作时间用于接待各省市的考察团。这些城市正在抓紧时间修订自己的垃圾分类法规，上海经验是他们最值得仰仗的模板。不过他们更关心的是，上海在实践中踩过哪些意料之外的坑。
城市管理者显然也意识到了，各种细节上的小麻烦很可能让居民丢掉刚刚养成的习惯。
湿垃圾破袋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官方媒体的解释中，为了不让后端的湿垃圾处理机器发生故障，扔到湿垃圾桶内的垃圾需要从塑料袋里倒出来，这个过程被称为“破袋”。反对者抱怨这个过程极度不文明，并且没有塑料袋包裹的湿垃圾在夏天容易发臭。
上海一个老式小区为主的街道里，居民在上半年就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即使是受到不少人反对的湿垃圾破袋，在那里也顺利得到支持。但当一段满地湿垃圾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之后，很多居民不再配合破袋。 那段视频的内容是，虽然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别由两辆车运输，但运输湿垃圾的车辆和常见的干垃圾车是一样的设计：车厢后一个敞开的大口，桶里的垃圾倒进去后，会有一个挡杆把垃圾往里推挤。如果倒进去的是一包包装进塑料袋的垃圾，这么做能压缩空间，增加运输量，但如果车里已经装满了湿垃圾，这么一推挤，就会导致湿垃圾洒一地。
居民有了抵触情绪，居委会和物业便要求运输公司换车，然而得到的回复是目前只有这样的车型。结果所有的小区都争着要求垃圾车每天早点到自己的小区，这样车里的湿垃圾还没有倒满，至少不会漏到自家小区的地上。
上海此次垃圾分类的重点是让扔垃圾变得麻烦，使扔垃圾成为人们时刻有所顾忌的作为。
转运公司也很苦恼，虽然有专用的湿垃圾车（垃圾从上方倒入密闭罐体）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生产商今年的订单已经饱和，已经采购的垃圾车又不能浪费。
于是一个权宜之计出现：规定每辆湿垃圾车只用2/3的空间，确保不洒漏。但這又造成新麻烦，运能下降后，垃圾车覆盖整个街道的时间变长，不少小区抱怨垃圾车到晚上还不来。转运公司的经理只能在微信群里贴出员工在傍晚清洗湿垃圾车的照片，并抱怨他们已经长时间加班，没空吃饭。
这只是垃圾分类回收这个复杂而琐碎的系统中的一次小故障。富有挑战的是，这个系统经不起太多这样的小故障—一辆把干湿垃圾倒在一起的垃圾车、执法者的一次吹毛求疵、一个焚烧厂的污染物指标超标，再加上社交媒体的力量，都有可能让更多人对垃圾分类心生抵触。
换言之，垃圾分类处理高度依赖前端的市民习惯和后端的处理体系，只有当两者都达到最佳状态时，这个系统才能运行顺畅。
如果这一切还都要在几个月内完成，难度就更大了。这好比要求一家创业公司既要快速扩张到1万人，还要管理高效、能够赚钱，最好还能引领新技术潮流—如果对最近10年中国创业公司的经历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是容错率多低的事。整治交通违法、禁燃烟花爆竹、禁止室内吸烟、拆除违章建筑，这是过去几年中上海基层管理机构任务最繁重、与普通人最相关的工作，但没有一项像垃圾分类一样与每个人的每一天都发生关系。
表面上，这种过程是依靠家长式的强制指令推行的，但让强制性法规奏效的永远不会是法规本身。
一个不太被人提起的细节是，在2012年出台的一份5年规划里，上海已经提出了5年内垃圾减量25%的目标。
这个激进的目标当然没能完成。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城市仍在快速累积人口和财富，如果再考虑到这几年中国城市诞生的几个制造垃圾的新花样：快递、外卖、共享单车……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垃圾只会越来越多。
诸大建教授喜欢把共享单车当作反例：“一开始共享单车还是以耐用为设计要求，摩拜单车的产品发布都选在地球日。后来为了抢份额，大家都把容易损坏的破车堆到街上。人们制造垃圾的能力越来越强，但缺乏责任和约束。”
而如今，上海有机会充实7年前的激进计划。除了居民要对垃圾分类，外卖和快递行业也被要求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包装物和餐具，酒店和餐饮行业被禁止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从其他城市的经验看，官方在推行垃圾分类之后通常会顺势提高扔垃圾的成本，即从源头减量，这也是使得垃圾产生量增速与GDP脱钩的关键。在台湾，垃圾必须装在专用的垃圾袋内，每个垃圾袋的价格从0.2元到1元不等。在日本，餐厨垃圾的清运采用阶梯式收费，垃圾收费按清运量会逐级上升，这也是为何时有店家主动建议顾客少点些菜。
一旦形成这种收费体系，还会产生一些新的商业机会。
蒋星学创立的艺迈实业生产的是一种就地快速处理湿垃圾的设备。简而言之，它可以在5个小时内，把500公斤湿垃圾变成40至50公斤可以堆肥的残渣和10至15公斤生物柴油原料。
上海市静安区的同乐坊—一个办公 餐饮的小型园区—购买了这种设备，因为占地面积小、处理快速、没有异味，成了媒体追捧的“垃圾分类的优秀典型”。听上去，这是一个前途远大的生意。但实际上，从2015年启动开始，这个项目已经花掉了数千万元，仍在依靠公司的老业务输血支撑。
目前，艺迈卖出的一百多台设备主要都是被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食堂购买，这是它们需要完成的指标。偶尔有感兴趣的民营公司，往往也是环保行业的同行，它们希望自己的总部能采用最好的环保设备，以塑造公司形象。
推销产品时艺迈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分管业务的领导十分喜欢，同意采购，但被财务部门一句话挡回：“这个产品不在采购名录里。”它确实不在名录里，实际上，“湿垃圾就地快速处理设备”这个产品可以算是艺迈的发明。
照道理说，农贸市场、学校、医院、购物中心和有食堂的大公司，都是艺迈的潜在用户。但它们似乎都对这个产品没什么兴趣。它们每日制造的餐厨垃圾目前都由清运公司运走，虽然要支付费用，但并不贵。
“没有动力能让他们花几十万买这么一个设备。”蒋星学期待的，是当湿垃圾的处理费用提高之后，只有就地处理才更划算。“这就像工厂一样，只有开始收高额的污染费了，它们才会装环保设备。”蒋星学说。
任何与公共服务相关的行业都是这样，想要发展起来，早期必须获得某种形式的补贴。在垃圾处理这件事上，只有当城市不得不为减少垃圾支付更多成本时，垃圾减源才可能真正实现。
位于上海浦东曹路的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明资源）每日会处理浦东地区1/3的生活垃圾。
黎明资源采用的是来自日立的焚烧技术。副总经理陈卫华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同样的焚烧炉，如今焚烧一吨垃圾的成本要比一年前低得多，也更不容易产生污染。因为如今的垃圾有两个成分少了很多：水，以及塑料、易拉罐等混在一起的混装垃圾。 这恰好是最增加垃圾焚烧成本的两样东西。过高的含水量使焚烧炉必须投入更多燃料，提升炉内的温度，足够高的温度（最低标准是850度，黎明资源的标准是920度至1100度）才能保证二噁英被彻底分解。而塑料燃烧产生的有害烟气，需要投入石灰、活性炭等材料反应降解。为了处理垃圾中的水分，焚烧厂旁一般还要建专门的污水处理设备。
虽然这些设备都是自动运行，有技术确保排放标准稳定，但上述为了排放达标的额外投入可能使每吨干垃圾的平均处理成本提升约50元，如果再算上因此增加的设备故障风险和维修成本，增加的成本就更多了。而政府目前愿意为一吨干垃圾支付的处理费是250元。如果成本超出，那意味着黎明资源得自己买单。
黎明资源是一家执行全球最严格的欧盟2000标准的焚烧厂。对于它来说，焚烧未经分类的垃圾还只是一个经济成本问题。对于生产标准更低的焚烧厂来说，垃圾不分类则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环境风险。而这一点是城市在处理垃圾时无论如何首先要避免的情况。
如今湿垃圾通行的处理方式有的是通过堆肥，有的则是让它产生沼气发电。不论哪种方式，处理成本的高低都取决于湿垃圾的“纯净度”。如果湿垃圾里混入了别的东西，前期就要用更多机器和人工分拣，如果垃圾中含有金属，堆出来的肥料也不能用作农肥，只能用来种植绿化，那意味着商业价值骤 降。
不论干湿垃圾，处理效果好坏与否，90%得看垃圾的质量。这是垃圾后端處理的核心规律。
虽然才刚开始，但上海的垃圾分类已经看到实效。
从今年浦东新区陆续开始推动垃圾分类之后，陈卫华明显感受到，倒进焚烧炉的垃圾质量好多了。“今年以来焚烧炉的热值曲线都很平稳，不会像以前因为进来的一车垃圾含水量过高而大幅波动。”陈卫华告诉《第一财经》杂志。
在上海，湿垃圾的来源大户是农贸市场。作为应对，黎明资源专门增加了人工筛检的工位，有的时候甚至能从里面拽出被子。而现在，湿垃圾的纯净度已经可以让它撤掉这个工位了。
垃圾焚烧厂可能是最重视自我形象的工厂之一。黎明资源请了中国当代最知名的建筑师之一邢同和参与设计工厂主建筑，并在厂区内尽可能种上绿植。为了改善周边居民的观感，他们甚至在系统中增设了“脱白”工艺设备，防止烟囱冒出“白烟”，“其实那些是水蒸汽，没什么污染。”
在不少普通人眼里，垃圾焚烧厂仍然是个被污名化的存在。“人人都说二噁英，其实我们现在的二噁英排放标准才0.1纳克/平方米，等于向青海湖里倒一勺糖。”陈卫华很想把这个比喻告诉更多人。
这句话之所以引人共鸣，是因为它讲出的隐含事实：饶是如此—垃圾处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至关重要—所有人还是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它。尤其当城市发展加剧了垃圾的爆发，当人们创造性地发明出各种新产品、新服务的同时，更多的新垃圾也被对等生产出来。但除非它变成燃眉之急，否则没人在意。
研究全球各国对抗垃圾的历史，你会发现，在真正重视垃圾问题之前，几乎所有的超级城市都经历过一场急速爆发的运动。
纽约的城市管理者在1866年宣布向垃圾开战，因为那时纽约街头的马粪和垃圾臭味让人无法忍受；东京在1979年爆发“垃圾战争”，因为东京都内23个区发现自己的垃圾已经无处可去，也是这场战争一步步催生出如今广受赞誉的垃圾分类体系（详见本期封面故事第四篇报道）。
如今轮到了上海。
2019年1月31日，上海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城市通过法规向所有居民提出要求：必须垃圾分类。接下来的5个月里，一场高强度的社会运动，让“垃圾分类”成为整座城市的第一议题。
在远离市区的上海南汇老港固废处理基地，第四期垃圾填埋场于2005年投入运营，上海为其规划的垃圾承载量可以填满6个西湖。根据当时的计划，这些“额度”可以用50年。但实际上，10年过去，填埋场已经只剩下一半空间。在此之前，旁边3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被上海自1985年来生产的所有垃圾填满。 这里需要了解的一个基本常识是：垃圾通常是随着GDP一起增长的。以上海为例，最近5年，上海产生的垃圾每年增长约8%。如今，2400万（2018年常住人口）上海市民每人每天制造约1.01公斤垃圾。每年，这些垃圾可以堆起20座上海中心，这是中国目前最高的建筑。
与之相对应，两年前，上海的焚烧炉只能消化一半的垃圾，大型湿垃圾处理厂才刚开始建设，还没有能力取代填埋场。
2000年至2017年上海GDP和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长趋势
而且，上海是一座从任何角度看都规模巨大的超级城市，垃圾处理系统各个环节的问题都会被放大。如果上述这套先进逻辑能在这里得到有效实践，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来说，上海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模板。
为什么是现在？
在上海此次成为焦点之前，厦门、宁波、苏州等可能是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更容易被提及的城市。这些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人均收入较高、城市规模中等、正快速扩张的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其中宁波在2013年就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专项贷款，投入15亿元建立垃圾分类体系。每年光是分发印有二维码的垃圾袋，宁波市政府就要花费4000万元。
把目光放宽到全国，上海也许还不是情况最糟糕的。尤其是对过去十几年把大片土地划为新城，并塞入大量居民区和写字楼的城市来说，城市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垃圾暴涨，而能够堆垃圾的地方又已经变成了新城，有的城市不得不把垃圾堆场搬到深山。这还没算上环境问题—垃圾堆场的渗滤液，会持续污染土地和地下水—目前还没有一种技术和成本上可行的办法，能在较短时间内修复垃圾填埋场。
一个城市选择何种垃圾处理方式，只能按照它自己的垃圾类型、城市规模、地理条件和金钱基础来决定，很难从其他城市完全照搬方案。
比如纽约，在上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它还把焚烧作为主要处理模式，但到了1994年，它關闭了最后一座焚烧炉，用火车把垃圾运到弗吉尼亚州的填埋场。对于不缺少土地的美国来说这是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德国同样会把湿垃圾（他们称为有机垃圾）堆在一起，产生沼气发电。不过他们使用的发酵材料只适合树叶之类的绿化垃圾，不适合黏糊糊的瓜果菜皮。上海曾有处理厂尝试过德国的技术，结果系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崩溃。
焚烧因此成为中国大多数城市垃圾处理的主流方案，它能最大限度缩小垃圾的体积。一吨垃圾在焚烧后需要填埋的飞灰将不超过原体积的5%，另外20%的炉渣都可以被再利用。
虽然“邻避运动”盛行，大约在2014年前后，各个城市还是陆续把自己的垃圾处理策略从填埋为主改为焚烧为主—毕竟已经没有地方堆垃圾了。很快，中国的城市开始大规模兴建垃圾焚烧炉。2018年，中国有359座垃圾焚烧厂，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超过500。届时中国一半的垃圾都将被焚烧处理。而上海的目标是在那时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为此，它从2018年起投入了200亿元建造垃圾处理设施。
然而，中国特殊的垃圾结构给焚烧造成了麻烦。很少有人会像中国人这样产生那么多餐厨和厨余垃圾，这两部分垃圾可能占生活垃圾总量的一半。同样一吨混合垃圾，东京的含水量是20%，在上海（尤其是夏天）则可能超过30%。这让中国的垃圾更难被处理。
前端分类因此成为极其关键的一步。这也是上海推行“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四分法的基本原因。如果对照日本主要区分可燃和不可燃的分类方法，上海的现行分类法其实是在日本的可燃垃圾里进一步将含水量高的厨余垃圾分出，它能让后端的垃圾处理变得安全、高效。
事实上，除了上海，台北也是全球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优等生”里为数不多按照干湿分类的城市。这两个城市的垃圾结构也的确最为相似。
除了方便后端处理，垃圾分类还可以加速源头减量的进程。“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后一步，是让一个城市每年产生的垃圾不再增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他是中国最早研究循环经济的学者之一。
根据他提供的案例，东京在强制推行5至10年的垃圾分类和垃圾收费后，出现了垃圾产生量与GDP的脱钩—也就是城市的垃圾产生量不再增加。
如果从改变习惯的角度看，上海此次垃圾分类最核心的要点，就是减少垃圾投放的地点和时间。在没有强制法规之前，爱芬推荐社区采用的也是这种方式。而对于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来说，这么做的一个更根本的目的，就是给人添麻烦，这也是垃圾分类这件事的深层价值。
“当吃剩的外卖或是喝到一半的奶茶变成很棘手的垃圾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少买些东西。”爱芬环保创始人郝利琼举例说。在她看来，垃圾应该变成一个人们在做任何事时都有所顾忌的考虑因素。
有意不装满的湿垃圾车
现在曹倩得把不少工作时间用于接待各省市的考察团。这些城市正在抓紧时间修订自己的垃圾分类法规，上海经验是他们最值得仰仗的模板。不过他们更关心的是，上海在实践中踩过哪些意料之外的坑。
城市管理者显然也意识到了，各种细节上的小麻烦很可能让居民丢掉刚刚养成的习惯。
湿垃圾破袋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官方媒体的解释中，为了不让后端的湿垃圾处理机器发生故障，扔到湿垃圾桶内的垃圾需要从塑料袋里倒出来，这个过程被称为“破袋”。反对者抱怨这个过程极度不文明，并且没有塑料袋包裹的湿垃圾在夏天容易发臭。
上海一个老式小区为主的街道里，居民在上半年就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即使是受到不少人反对的湿垃圾破袋，在那里也顺利得到支持。但当一段满地湿垃圾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之后，很多居民不再配合破袋。 那段视频的内容是，虽然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别由两辆车运输，但运输湿垃圾的车辆和常见的干垃圾车是一样的设计：车厢后一个敞开的大口，桶里的垃圾倒进去后，会有一个挡杆把垃圾往里推挤。如果倒进去的是一包包装进塑料袋的垃圾，这么做能压缩空间，增加运输量，但如果车里已经装满了湿垃圾，这么一推挤，就会导致湿垃圾洒一地。
居民有了抵触情绪，居委会和物业便要求运输公司换车，然而得到的回复是目前只有这样的车型。结果所有的小区都争着要求垃圾车每天早点到自己的小区，这样车里的湿垃圾还没有倒满，至少不会漏到自家小区的地上。
转运公司也很苦恼，虽然有专用的湿垃圾车（垃圾从上方倒入密闭罐体）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生产商今年的订单已经饱和，已经采购的垃圾车又不能浪费。
于是一个权宜之计出现：规定每辆湿垃圾车只用2/3的空间，确保不洒漏。但這又造成新麻烦，运能下降后，垃圾车覆盖整个街道的时间变长，不少小区抱怨垃圾车到晚上还不来。转运公司的经理只能在微信群里贴出员工在傍晚清洗湿垃圾车的照片，并抱怨他们已经长时间加班，没空吃饭。
这只是垃圾分类回收这个复杂而琐碎的系统中的一次小故障。富有挑战的是，这个系统经不起太多这样的小故障—一辆把干湿垃圾倒在一起的垃圾车、执法者的一次吹毛求疵、一个焚烧厂的污染物指标超标，再加上社交媒体的力量，都有可能让更多人对垃圾分类心生抵触。
换言之，垃圾分类处理高度依赖前端的市民习惯和后端的处理体系，只有当两者都达到最佳状态时，这个系统才能运行顺畅。
如果这一切还都要在几个月内完成，难度就更大了。这好比要求一家创业公司既要快速扩张到1万人，还要管理高效、能够赚钱，最好还能引领新技术潮流—如果对最近10年中国创业公司的经历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是容错率多低的事。整治交通违法、禁燃烟花爆竹、禁止室内吸烟、拆除违章建筑，这是过去几年中上海基层管理机构任务最繁重、与普通人最相关的工作，但没有一项像垃圾分类一样与每个人的每一天都发生关系。
表面上，这种过程是依靠家长式的强制指令推行的，但让强制性法规奏效的永远不会是法规本身。
减源之路仍漫长
一个不太被人提起的细节是，在2012年出台的一份5年规划里，上海已经提出了5年内垃圾减量25%的目标。
这个激进的目标当然没能完成。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城市仍在快速累积人口和财富，如果再考虑到这几年中国城市诞生的几个制造垃圾的新花样：快递、外卖、共享单车……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垃圾只会越来越多。
诸大建教授喜欢把共享单车当作反例：“一开始共享单车还是以耐用为设计要求，摩拜单车的产品发布都选在地球日。后来为了抢份额，大家都把容易损坏的破车堆到街上。人们制造垃圾的能力越来越强，但缺乏责任和约束。”
而如今，上海有机会充实7年前的激进计划。除了居民要对垃圾分类，外卖和快递行业也被要求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包装物和餐具，酒店和餐饮行业被禁止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从其他城市的经验看，官方在推行垃圾分类之后通常会顺势提高扔垃圾的成本，即从源头减量，这也是使得垃圾产生量增速与GDP脱钩的关键。在台湾，垃圾必须装在专用的垃圾袋内，每个垃圾袋的价格从0.2元到1元不等。在日本，餐厨垃圾的清运采用阶梯式收费，垃圾收费按清运量会逐级上升，这也是为何时有店家主动建议顾客少点些菜。
一旦形成这种收费体系，还会产生一些新的商业机会。
蒋星学创立的艺迈实业生产的是一种就地快速处理湿垃圾的设备。简而言之，它可以在5个小时内，把500公斤湿垃圾变成40至50公斤可以堆肥的残渣和10至15公斤生物柴油原料。
上海市静安区的同乐坊—一个办公 餐饮的小型园区—购买了这种设备，因为占地面积小、处理快速、没有异味，成了媒体追捧的“垃圾分类的优秀典型”。听上去，这是一个前途远大的生意。但实际上，从2015年启动开始，这个项目已经花掉了数千万元，仍在依靠公司的老业务输血支撑。
目前，艺迈卖出的一百多台设备主要都是被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食堂购买，这是它们需要完成的指标。偶尔有感兴趣的民营公司，往往也是环保行业的同行，它们希望自己的总部能采用最好的环保设备，以塑造公司形象。
推销产品时艺迈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分管业务的领导十分喜欢，同意采购，但被财务部门一句话挡回：“这个产品不在采购名录里。”它确实不在名录里，实际上，“湿垃圾就地快速处理设备”这个产品可以算是艺迈的发明。
照道理说，农贸市场、学校、医院、购物中心和有食堂的大公司，都是艺迈的潜在用户。但它们似乎都对这个产品没什么兴趣。它们每日制造的餐厨垃圾目前都由清运公司运走，虽然要支付费用，但并不贵。
“没有动力能让他们花几十万买这么一个设备。”蒋星学期待的，是当湿垃圾的处理费用提高之后，只有就地处理才更划算。“这就像工厂一样，只有开始收高额的污染费了，它们才会装环保设备。”蒋星学说。
任何与公共服务相关的行业都是这样，想要发展起来，早期必须获得某种形式的补贴。在垃圾处理这件事上，只有当城市不得不为减少垃圾支付更多成本时，垃圾减源才可能真正实现。
垃圾处理厂撤掉的工位
位于上海浦东曹路的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明资源）每日会处理浦东地区1/3的生活垃圾。
黎明资源采用的是来自日立的焚烧技术。副总经理陈卫华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同样的焚烧炉，如今焚烧一吨垃圾的成本要比一年前低得多，也更不容易产生污染。因为如今的垃圾有两个成分少了很多：水，以及塑料、易拉罐等混在一起的混装垃圾。 这恰好是最增加垃圾焚烧成本的两样东西。过高的含水量使焚烧炉必须投入更多燃料，提升炉内的温度，足够高的温度（最低标准是850度，黎明资源的标准是920度至1100度）才能保证二噁英被彻底分解。而塑料燃烧产生的有害烟气，需要投入石灰、活性炭等材料反应降解。为了处理垃圾中的水分，焚烧厂旁一般还要建专门的污水处理设备。
虽然这些设备都是自动运行，有技术确保排放标准稳定，但上述为了排放达标的额外投入可能使每吨干垃圾的平均处理成本提升约50元，如果再算上因此增加的设备故障风险和维修成本，增加的成本就更多了。而政府目前愿意为一吨干垃圾支付的处理费是250元。如果成本超出，那意味着黎明资源得自己买单。
黎明资源是一家执行全球最严格的欧盟2000标准的焚烧厂。对于它来说，焚烧未经分类的垃圾还只是一个经济成本问题。对于生产标准更低的焚烧厂来说，垃圾不分类则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环境风险。而这一点是城市在处理垃圾时无论如何首先要避免的情况。
如今湿垃圾通行的处理方式有的是通过堆肥，有的则是让它产生沼气发电。不论哪种方式，处理成本的高低都取决于湿垃圾的“纯净度”。如果湿垃圾里混入了别的东西，前期就要用更多机器和人工分拣，如果垃圾中含有金属，堆出来的肥料也不能用作农肥，只能用来种植绿化，那意味着商业价值骤 降。
不论干湿垃圾，处理效果好坏与否，90%得看垃圾的质量。这是垃圾后端處理的核心规律。
虽然才刚开始，但上海的垃圾分类已经看到实效。
从今年浦东新区陆续开始推动垃圾分类之后，陈卫华明显感受到，倒进焚烧炉的垃圾质量好多了。“今年以来焚烧炉的热值曲线都很平稳，不会像以前因为进来的一车垃圾含水量过高而大幅波动。”陈卫华告诉《第一财经》杂志。
在上海，湿垃圾的来源大户是农贸市场。作为应对，黎明资源专门增加了人工筛检的工位，有的时候甚至能从里面拽出被子。而现在，湿垃圾的纯净度已经可以让它撤掉这个工位了。
垃圾焚烧厂可能是最重视自我形象的工厂之一。黎明资源请了中国当代最知名的建筑师之一邢同和参与设计工厂主建筑，并在厂区内尽可能种上绿植。为了改善周边居民的观感，他们甚至在系统中增设了“脱白”工艺设备，防止烟囱冒出“白烟”，“其实那些是水蒸汽，没什么污染。”
在不少普通人眼里，垃圾焚烧厂仍然是个被污名化的存在。“人人都说二噁英，其实我们现在的二噁英排放标准才0.1纳克/平方米，等于向青海湖里倒一勺糖。”陈卫华很想把这个比喻告诉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