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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许来北京了。昨晚他给我打电话，问我认不认识电视台的人，说是他县里出了个事，让记者给曝光了，他得紧急来京“公关”。
早晨我刚上班，老许的电话就又打过来了：“兄弟，我快到你单位楼下了，你来接接我。”我下楼左等右等，好一阵工夫，才看到老许从一辆出租车里钻出来，穿着黑色皮夹克，夹个公文包，面带些许疲惫。
“呦，堂堂县委书记，怎么这么低调啊，专车呢？”我一边迎老许进屋，一边打趣。
“专车也不能上北京显摆，这车多好，想上哪上哪，自在。”老许说。
被动接受
我和老许都生在1970年，是老乡，在北京上大学时还是上下铺。老许家境一般，18岁上大学时，当时的“小许”第一次来北京，见到真的天安门激动得热泪盈眶，被我们耻笑不已。他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总是一脸正气，大家于是叫他“许正”。“许正”当年办的一件“著名”的事，是了解到我们系学生会主席的父亲和学校老师好像有点关系，不依不饶，非要组织改选，那股认真劲儿挺招人烦。毕业时，他留不了北京，不得不回到老家所在的小城市，“许正”对毕业分配的结果不很满意。
1994年，我回老家过春节，约了老许出来叙旧。那时，他在市委某部门工作，不是很忙，我们喝点酒，他跟我讲些基层见闻，诉诉委屈。
对老家的情况，我虽然了解，但经老许讲出来，还是很新鲜。
按惯例，新分配的大学生都得到基层待两个月。那年夏天，老许和其他几个干部一起去蹲点。在乡里时，一位乡长给介绍情况，每个村有多少户人，大概是个什么状况，讲得头头是道，3个小时的发言根本就没有稿子，引用的数据全都信手拈来。这让老许心里很是佩服。不过，到了晚上，乡里举办舞会，当着许多人的面，乡长借着几分酒劲,对怀里的女干部动手动脚。老许实在看不下去，而且感觉自己还是个人物，就说了乡长几句，舞会不欢而散。第二天，干部进村入户，一起来的其他人被安排到条件不错的村民家，唯独老许，去的是特困户。
一进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老许就问，这什么味儿啊？黑黑的女主人接过行李说：“前年我多生了个娃，乡里硬是给我做结扎，没做好，一到夏天就发炎，你忍着点吧。”老许无奈住下了。“家里就一个水桶，饮驴马是它，往喝水的缸里倒水也是它。还要跟村里人一起干活，走的时候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单位里也是机关重重。“还记得前一段你打电话到单位来找我吗？”老许问。我依稀记得。那时候没有手机，呼机也没有，我不知道老许具体分在哪个单位，就先打到市人事局，又打到老许单位办公室。“那次咱俩也就说了5分钟吧？就有人跑到领导那儿告状，说我拿单位电话打长途，影响极坏。唉！总有人盯着你，一个不小心不知道说错哪句话，做错哪件事。弄得思想怪紧张的。工作还没开始干，总不能现在就出局吧？”
那次，老许嘴里都是郁闷事。
主动融入
2001年，我再次在老家见老许，他已经是市里政研室的副主任了。一位朋友说：“这小子升得快！但人家也是那块材料。几篇大材料写得全省震动，市长现在走哪带到哪。”
原来，吃了几次亏后，老许收起了锋芒，开始谨言慎行。据他自己说，每天早起到单位，把办公室卫生打扫一遍，打好开水，取了报纸分好，脸上也少了些不可一世，多了些笑容。“他人好，有才，肯吃苦，出头也容易。”朋友说。
那个时候约老许吃饭就不容易了。饭局摆下，老许姗姗来迟。“陪领导去了，对不起啊，我先自罚三杯！”不知道什么时候，老许酒量练出来了。而立之年的他身材略有发福，头顶也隐显秃痕。那顿饭吃得麻烦。席间不停有其他桌的人来敬酒，老许也是该坐时坐，该站时站，该大声时大声，该耳语时耳语，一举一动都是“学问”。席间我低声向他表示祝贺，他嘿嘿一乐，避而不答。一会儿，老许上厕所，很久没回来，我怕他出事，过去看看。推开洗手间的门，吓我一跳。老许正拿一支针管给自己注射。见我吃惊，他解释：“没事没事，胰岛素，糖尿病。”
老许说这全是喝出来的，我劝他就别喝了，“没法不喝。咱这儿你也知道，不像你们北京那么文明。大事大喝，小事小喝，没事不喝。你要是总没事，就彻底没事了。”看我被绕进去了，老许笑了。“喝不死，官大一级，少喝一杯，现在好多了。不是咱去敬，不用死命喝。”
正说着，许夫人打电话来，说家里来了客人。老许问了问谁，然后说回不去了，叫来人先走，东西可以留下，谢谢人家。我揶揄老许学坏了，老许无奈地笑笑：“现在谁缺什么东西。经常是拿了心里不踏实，不拿心里更不踏实。”
游刃有余
2007年，老许从政研室主任的位置上被派往县里挂代县长，一年后任县长，今年已经是县委书记了。在我们那里，40出头的县委书记还不多，老许据说是市里挂了号的年轻干部，很快就要进常委。不过，自他当了县长，除了逢年过节有条祝福短信，我们基本上很少联系了。
有时家里有事找老许帮忙，也是短信来短信去。不过，老许的能力今非昔比。能办的事，他就回一个字：“妥”。事情绝对办得妥帖。
这次老许上北京，是因为县里拆迁遇到了钉子户，给曝光了。“多给点钱不就得了。”我说。“几百万，你给我掏啊？”老许反问我。
后来，据说是镇上有人对拆迁户动了粗，事情越闹越大，老许不得不亲自出马灭火。首先是做拆迁户的沟通工作，这一点看来老许是办到了，当事人没有再闹。但电视台，官小了还真跨不过那道门槛。我给了老许电视台栏目组制片的电话，他在我办公室嘀嘀咕咕地和人家说了半天，走了。
第二天，老许来办公室和我告别。他打开我桌上的电脑，调出电视台网站的视频，是昨晚播出的对他的专访！画面中老许侃侃而谈，借着对拆迁事件的处理，系统地介绍了维护稳定、共建和谐对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有理论，有实际，确实有水平！老许把坏事变好事的能力，让我由衷佩服。我问其中的奥妙，他满
早晨我刚上班，老许的电话就又打过来了：“兄弟，我快到你单位楼下了，你来接接我。”我下楼左等右等，好一阵工夫，才看到老许从一辆出租车里钻出来，穿着黑色皮夹克，夹个公文包，面带些许疲惫。
“呦，堂堂县委书记，怎么这么低调啊，专车呢？”我一边迎老许进屋，一边打趣。
“专车也不能上北京显摆，这车多好，想上哪上哪，自在。”老许说。
被动接受
我和老许都生在1970年，是老乡，在北京上大学时还是上下铺。老许家境一般，18岁上大学时，当时的“小许”第一次来北京，见到真的天安门激动得热泪盈眶，被我们耻笑不已。他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总是一脸正气，大家于是叫他“许正”。“许正”当年办的一件“著名”的事，是了解到我们系学生会主席的父亲和学校老师好像有点关系，不依不饶，非要组织改选，那股认真劲儿挺招人烦。毕业时，他留不了北京，不得不回到老家所在的小城市，“许正”对毕业分配的结果不很满意。
1994年，我回老家过春节，约了老许出来叙旧。那时，他在市委某部门工作，不是很忙，我们喝点酒，他跟我讲些基层见闻，诉诉委屈。
对老家的情况，我虽然了解，但经老许讲出来，还是很新鲜。
按惯例，新分配的大学生都得到基层待两个月。那年夏天，老许和其他几个干部一起去蹲点。在乡里时，一位乡长给介绍情况，每个村有多少户人，大概是个什么状况，讲得头头是道，3个小时的发言根本就没有稿子，引用的数据全都信手拈来。这让老许心里很是佩服。不过，到了晚上，乡里举办舞会，当着许多人的面，乡长借着几分酒劲,对怀里的女干部动手动脚。老许实在看不下去，而且感觉自己还是个人物，就说了乡长几句，舞会不欢而散。第二天，干部进村入户，一起来的其他人被安排到条件不错的村民家，唯独老许，去的是特困户。
一进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老许就问，这什么味儿啊？黑黑的女主人接过行李说：“前年我多生了个娃，乡里硬是给我做结扎，没做好，一到夏天就发炎，你忍着点吧。”老许无奈住下了。“家里就一个水桶，饮驴马是它，往喝水的缸里倒水也是它。还要跟村里人一起干活，走的时候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单位里也是机关重重。“还记得前一段你打电话到单位来找我吗？”老许问。我依稀记得。那时候没有手机，呼机也没有，我不知道老许具体分在哪个单位，就先打到市人事局，又打到老许单位办公室。“那次咱俩也就说了5分钟吧？就有人跑到领导那儿告状，说我拿单位电话打长途，影响极坏。唉！总有人盯着你，一个不小心不知道说错哪句话，做错哪件事。弄得思想怪紧张的。工作还没开始干，总不能现在就出局吧？”
那次，老许嘴里都是郁闷事。
主动融入
2001年，我再次在老家见老许，他已经是市里政研室的副主任了。一位朋友说：“这小子升得快！但人家也是那块材料。几篇大材料写得全省震动，市长现在走哪带到哪。”
原来，吃了几次亏后，老许收起了锋芒，开始谨言慎行。据他自己说，每天早起到单位，把办公室卫生打扫一遍，打好开水，取了报纸分好，脸上也少了些不可一世，多了些笑容。“他人好，有才，肯吃苦，出头也容易。”朋友说。
那个时候约老许吃饭就不容易了。饭局摆下，老许姗姗来迟。“陪领导去了，对不起啊，我先自罚三杯！”不知道什么时候，老许酒量练出来了。而立之年的他身材略有发福，头顶也隐显秃痕。那顿饭吃得麻烦。席间不停有其他桌的人来敬酒，老许也是该坐时坐，该站时站，该大声时大声，该耳语时耳语，一举一动都是“学问”。席间我低声向他表示祝贺，他嘿嘿一乐，避而不答。一会儿，老许上厕所，很久没回来，我怕他出事，过去看看。推开洗手间的门，吓我一跳。老许正拿一支针管给自己注射。见我吃惊，他解释：“没事没事，胰岛素，糖尿病。”
老许说这全是喝出来的，我劝他就别喝了，“没法不喝。咱这儿你也知道，不像你们北京那么文明。大事大喝，小事小喝，没事不喝。你要是总没事，就彻底没事了。”看我被绕进去了，老许笑了。“喝不死，官大一级，少喝一杯，现在好多了。不是咱去敬，不用死命喝。”
正说着，许夫人打电话来，说家里来了客人。老许问了问谁，然后说回不去了，叫来人先走，东西可以留下，谢谢人家。我揶揄老许学坏了，老许无奈地笑笑：“现在谁缺什么东西。经常是拿了心里不踏实，不拿心里更不踏实。”
游刃有余
2007年，老许从政研室主任的位置上被派往县里挂代县长，一年后任县长，今年已经是县委书记了。在我们那里，40出头的县委书记还不多，老许据说是市里挂了号的年轻干部，很快就要进常委。不过，自他当了县长，除了逢年过节有条祝福短信，我们基本上很少联系了。
有时家里有事找老许帮忙，也是短信来短信去。不过，老许的能力今非昔比。能办的事，他就回一个字：“妥”。事情绝对办得妥帖。
这次老许上北京，是因为县里拆迁遇到了钉子户，给曝光了。“多给点钱不就得了。”我说。“几百万，你给我掏啊？”老许反问我。
后来，据说是镇上有人对拆迁户动了粗，事情越闹越大，老许不得不亲自出马灭火。首先是做拆迁户的沟通工作，这一点看来老许是办到了，当事人没有再闹。但电视台，官小了还真跨不过那道门槛。我给了老许电视台栏目组制片的电话，他在我办公室嘀嘀咕咕地和人家说了半天，走了。
第二天，老许来办公室和我告别。他打开我桌上的电脑，调出电视台网站的视频，是昨晚播出的对他的专访！画面中老许侃侃而谈，借着对拆迁事件的处理，系统地介绍了维护稳定、共建和谐对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有理论，有实际，确实有水平！老许把坏事变好事的能力，让我由衷佩服。我问其中的奥妙，他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