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传媒界工作的十多年间，结识了许多台湾媒体朋友。有些是曾经服务于同一机构的同事，有些是赴台采访时认识的同行，有些是交换新闻来源的合作伙伴。2007年，和妻子一起去台北旅游，在春秋乌来温泉酒店偶遇《中国时报》的一位朋友。他和我热情握手，责怪我来台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分手时执意要请我次日在台北的一家餐厅共进午餐，并说会帮我邀约媒体的老朋友。第二天中午，我如约到了餐厅，老朋友们陆续前来，包括德高望重的中时老社长黄肇松和总编辑陈国祥。此时我脱离传媒界已多年，香港同行也大多把我淡忘了，想不到台湾同行还如此看重以往的情谊。我妻子在一旁也被台湾浓浓的人情味感动了，后来甚至想跟我搬去台湾定居。
　　那天的客人中有报人杜念中先生。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停地向我表示歉意。其实，大家都知道念中最讨厌参加饭局应酬，况且他当时确实是这些人中间最忙的一个。因此，我内心是十分感动的。
　　念中可以算是我结识的第一位台湾媒体朋友。我第一次访台时，老友张欣把念中介绍给我。他到酒店来找我，第一印象就是气宇轩昂、风度翩翩。后来才听说，陈文茜曾说她会倒追的男人要有像杜念中的风度。可见我的第一印象是不错的。那天念中接我出去吃饭聊天，言谈中才知道我俩的经历很像，他也是学历史出身的。自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就去英国读历史学硕士，再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念博士。此时《中国时报》成立纽约分社，在当地招募编辑，念中为了学费就抱着打工心态进入中时兼职，从此走进新闻行业。他是有名的才子，26岁就翻译《不确定的年代》这本经济史名著;写得一手漂亮的时评，是台湾传媒界少见的国际问题专家。1993年，他被老板召回台湾，放弃未完成的学业，出任《中时周刊》总编辑和中时电子报总编辑、中时负责国际新闻的副总编。惺惺相惜，我们就此成了好朋友。只要我去台湾，或者他来香港，再忙我们也会约在一起聊天。
　　2002年底，我去台北，念中到酒店来看我。言谈间说起香港一家报纸要开办要开台湾版，问我有没有可能做得起来。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肯定能做起来。他问何以见得，我举了两条理由：文人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台湾两大报犹抱琵琶半遮面，想学商人办报，又放不下文人架子，香港人则是赤裸裸的商人办报，此其一;台湾大小报刊政治味太浓，一年到头都是选举新闻，读者已经看腻了，香港人办报走的是新闻娱乐化路线，读者嘴上不认同，心里还是想换换口味的，此其二。中时的创始人余纪忠先生在世时很器重念中，是把他当总编辑来培养的。但余先生的儿子接班后不喜欢他，让他挂个副社长的闲职。因此为中时效力十多年的念中心灰意冷，已有去意，只是尚未下定决心。后来念中说，我当时的此番话对他下定决心另谋高就影响颇大。
　　除了杜念中，我最熟的台湾媒体朋友要算奚圣林和谢忠良了。我在《明报》工作时，圣林在传讯电视新闻频道做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忠良是《亚洲周刊》资深记者，大家都在同一栋楼上班。我常被拉去做奚圣林节目的佳宾，一来一往就熟稔起来。他是标准的美男子，身材高大，既有军人的矫健，又有文人的儒雅。从台湾政大新闻系毕业后一直在华视做当家主播，不知迷倒过多少女粉丝。半夜下班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谢忠良来香港工作后也加入了我们的“酒党”。忠良毕业于台大哲学系，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完新闻学硕士。我们初识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头发却已白了大半。他从美国读完书回来就开始当记者。在香港待了一年就回台湾，在不同的媒体挂过不同的头衔，其实一直是个不受拘束的自由撰稿人。台湾媒体每每爆出猛料，记者都是谢忠良，矛头都直指当权者。多年来，忠良得罪的权贵和利益集团不胜枚举，其中包括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3位“总统”。他几乎每年都要上法庭，都被几桩官司缠身，被台湾情治部门监视和警告。他生活俭朴，至今还是单身，开的是二手旧车，喜欢运动、喜欢旅游，人脉非常深广，但软硬都不屈服。台湾传媒界都说忠良是“台湾社会的良心”。以前只要去台北，圣林、忠良和我必会聚在一起喝到一醉方休。这些年老了，不想出门，又戒了酒。只能常常回忆当年在一起的欢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