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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文化，是发源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赤峰地区早期的原始青铜文明。这一史前文明是继赤峰地区先前的红山文化之后又一重要的史前文明，该文明具有较为先进的农牧生产水平，保留有完整的文化发展体系和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甚至还发明了具有华北地区史前文明启蒙性质的象形文字。不仅如此，此文明还具备特色鲜明的自身历史发展演变性，随着近些年来东蒙地区考古挖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在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具有十分典型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工艺特色，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专家和文物收藏者的目光。其主要文化阶层大体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约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些重要的文化遗迹为探寻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青铜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纵观夏家店原始青铜文化前前后后的整个发掘过程，在建国后期出土的大量该阶段的青铜制品中，以夏家店下层文化层中出土的青铜器最为具有代表性。其工艺技术与铸造水准均足以和同时期中原地区最发达的考古文化层中所发现的青铜成品相媲美。笔者的一位藏友今年春天在家乡开办了私人博物馆，其中展出了大量夏家店文化时期不同阶段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珍品。这些铜器皆出土自赤峰本地，在这批获展的夏家店青铜文物中，虽然很多器型相对较小，但其精美的纹饰和独到的做工特色，却深深地展现了草原文化的神奇韵味，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和独到的审美享受，使人对数千年前的草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深刻印象。
三件动物形青铜饰件（图1），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比较典型的作品。其所出土的夏家店墓葬规模较大，受过盗掘，出土时和几件骨器散落于墓室坑道中。其中左上侧的伏虎形青铜牌饰长约7.8厘米，宽约为3厘米，厚约0.8厘米，重约20克左右，在牌饰靠近底部边缘地区的虎爪背面留有两处残断的铁质焊接片。右上侧的卧羊形牌饰长约6.5厘米，宽约3.5厘米，厚约0.5厘米，重约15克，局部留有穿孔，保存相对完整。正下侧器型略小的卧羊形青铜牌饰长约3.8厘米，宽约2.75厘米，厚约0.44厘米，整体保存完整，无佩戴所需的小孔，在局部保留有类似于指纹的扁圆形纹饰图案。这类牌饰早些年在赤峰地区出土较多，曾一度被人们误认为是辽代的车马饰件，未受到文物界和考古界太大的重视，故在当地又曾俗称为“铜车牌子”。三件兽形饰件的质地均为夏家店时期常用的赤红色熟青铜，整体锈色古朴，包浆自然，在其背面的部分区域留有轻微的磨损痕迹，显露出均匀自然的铜质氧化层分布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同一地点出土的三件青铜牌饰，伏虎形牌饰和器型偏小的卧羊形牌饰均略显平整方正，整体器形呈狭长的长方形，且无悬挂磨痕，在其背面的中心区域还留有铁质焊接点，可见其在当时很有可能是一件级别较高的贵族车马装饰品。而该牌饰本身的狭长设计是为了充分利用马具上细窄的间隔空隙，以便于安装镶嵌，尽可能减少在颠簸的使用过程中对铜牌本身的磨损。卧羊形铜牌则采用了类似于倒三角形的设计样式，同时在器身上还留有两处孔洞，但铜牌整体则无任何焊接痕迹。如果将这两件牌饰穿绳悬挂，就可以发现卧羊形牌饰的前腿和头部会很自然地向下垂放，羊头部分呈“8”字形的刻纹盘角能够得以顺势翘起，呈现出一种类似于菱形的外观形式。通过这点可以推断，牌饰的制作者在进行雕模铸造时，很可能是经过具有自身创造性的思考设计的。夏家店文化的先民们在铜器器型设计中的精心考究，在这里得以窥见。卧羊牌饰在悬挂的时候器身倾斜向下，既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单一的审美观念，又加强了牌饰本身的趣味性和别致性，给人一种活泼写实的审美感受，可谓独具匠心。三件铜牌均在器表刻有精美的纹饰，并且在动物的肌肉体块间巧妙地运用了平缓起伏的工艺设计，从美学角度来讲，这种对动物的刻画表达方式能够给人以十分典雅的高浮雕般的视觉享受，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如果从近些年赤峰地区所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类似牌饰实物中选择一些代表性较强的案例进行对比观察，就不难发现，这种牌饰无论是何种质地，大多均采用单范浇铸，清一色的写实风格，其坑口基本都属于赤峰当地常见的沙地生坑，足见先民们对这种动物形牌饰十分喜爱，一度形成了标准一致的铸造工艺，在生产生活和丧葬仪式中也曾普遍使用。值得一提的是，那件在器身上带有两个圆孔的三角形卧羊牌饰，其精巧的器型，更是在后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在夏家店中晚期的巫师及部分神职人员墓藏中多有发现。这种造型独特的铸造样式一直流行至西汉，堪称经典。三枚铜牌均出土于赤峰本地的夏家店墓葬中，属标准器。
青铜短剑（图2），属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是藏友于1995年时征集于内蒙古赤峰市梧桐花镇。这柄短剑的长度约为40厘米左右，在其两侧的弧刃靠近顶部的区域上存在部分细微的编织纹。铜剑剑身正反两侧均隐约带有隆起的血槽，整体宽度约为7厘米，柄部长约6.5厘米，整个剑体的质地为浅红色熟青铜，纵向观察，能够发现在剑刃和剑柄的衔接部分略带有平缓的弧度。这柄铜剑刃部的边缘部分留有抛光打磨所留下的几处轻微划痕，血槽内侧略带流铜颗粒，整个剑身未见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因为这种版别的短剑形制酷似蛇矛，所以在当地行内又称之为“蛇刃剑”或“柳叶儿剑”，其铸造样式极类似于同时期夏家店文化层中出土的青铜箭簇和长矛，以及赤峰当地红山文化晚期大型墓葬或祭祀遗址中偶而会出现的“嵌玉髓石刃骨柄刻符短剑”的器型设计，甚至在其器身大小比例上，也存在着一些十分相似的地方。应属于一种制作风格承前启后，带有自身“风格借鉴”性的史前兵器，近两年在赤峰地区的各大夏家店文化历史遗迹中总体出土量相对较少，实属可遇不可求的青铜文物珍品。短剑的锈色入骨，包浆自然，呈现出蓝中带绿，具有规律性的氧化沉积分布层次，带有一种夏家店文化时期所铸造青铜兵器那种特有神韵，在笨拙质朴的铸造风格中略带一种硬朗的设计精神。与赤峰地区以往发现的短剑不同，图中这柄短剑的样式较为特殊，采用了分段铸造最后整体焊接的制作办法，开创了剑身与剑柄结合化铸造的先河，并且带有一种古代希伯莱时期青铜剑的风格特征。铜剑的顶部区域为断裂后二次修补，铜剑的手柄左右两侧各带有一粗一细的一对铸造时留下的锯齿状隆起合范闭合线。这类未经任何磋磨处理的合范闭合线，一般是对此种短剑进行断代鉴别的重要标准。这柄短剑做工粗犷，锋芒内敛，通体光素无纹，保存完好，较重，整体比例基本协调合理。由于靠近手柄的区域没有护手，所以更便于顺势挥动，符合一定的人体力学原理。近代韩国西北部地区的考古挖掘中，也偶有同一时期的、制造风格类似的弧刃短剑出土。该剑应属当时部落武职人员的专属用品，具有浓厚的游牧民族风格，其制作工艺对周边文明影响久远。 大雁形青铜饰件（图3），出土时曾存放于墓主人头部左侧的一个陶罐里，原共计七枚，皆为类似风格样式，后因保管不善，现仅存两枚。两枚牌饰中靠下侧略大的一枚长度约为7厘米，宽度约为6.2厘米，靠上侧略小者长约6.8厘米，宽度约为6.7厘米，均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亦可称为“鸟形牌”或“雁形牌”。这组铜质牌饰的锈色为熟坑青铜锈，在牌饰的背面带有类似于黑漆古的包浆，锈色分明，层次自然，器身边缘略有朱砂状氧化铁沉积物，是一对开门见山的老物件。过去有些说法认为这种饰件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原始货币，在当代赤峰地区的夏家店考古发掘过程中，曾出土过几件钙化严重的巴林石和阳起石质的类似饰件，故也有观点认为这种饰件应该具有类似于族徽或者表明身份等级的作用。大雁形青铜饰件的正面都均匀地饰有极富规律性的细密绳纹，且在牌饰的背面留有一对用于悬挂的扁扣状圆环。两件牌饰的鸟头细部特征和末端的双爪被简略掉，只留下了大雁的身体部分，给人以很强的象征主义审美感受。笔者在前年的赤峰市红山文化文物交流大会展中曾见到过一件略带残损的鸡骨白质类似牌饰，略大，背部钻有一对类似红山文化玉器中“牛鼻孔”式的对钻孔洞，孔洞中有十分明显的由绳索长期佩戴磨损所形成的自然线状磨痕，雕刻简练，比较写实，大概为夏家店早期遗物，其虽为玉器，但和图中的这对大雁形青铜牌饰的器型样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足见在夏家店时期，对这种“展翅大雁”题材在各种材质的饰件中所应用的广泛性。图中这两件牌饰的做工均很精细，为单范铸造，在牌饰的侧面留有部分细微的方片状流铜痕迹，整体铸造风格粗放自然，朴实精简。该组牌饰的整体保存状况良好，均出土于赤峰市本地。虽然从出土数量上来讲，类似做工的铜牌在内蒙一带各大夏家店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较多，但是，就其保存程度和做工精细水平而言，这七枚雁形牌却在诸多的出土实物中居于上乘，无论是其整体设计样式还是锈色状况，都使其不失为一组相对难得的青铜精品。
兽形挂件（图4），出土时曾置于墓主人的腰间和背部位置，原为六枚，皆为同一种类铸造样式，现仅存两枚。图中的两枚团龙形挂件为青铜质地，平均直径约为7厘米，其中大的一件厚度约为3.4厘米，略小的一件厚度约为2.3厘米左右。该组牌饰均采用了夏家店文化时期青铜牌饰铸造过程中比较少见的双面合范铸造工艺，侧面的狭窄闭合线被人为抛光磋磨，留有平滑的弧状隆起和粗钝划痕，表面略存有流铜颗粒，内部皆为中空，出土量相对稀少。就厚重的青铜用料和细腻的动物形态写实刻画两点而言，我们不难看出其铸造者虔诚严谨的设计心态和使用者高贵无比的氏族地位。两只团龙形神兽呈现出大体一致的侧首匍伏形态，这种铜器设计，单从器型样式上来看，就好似红山文化中的那种岫岩玉质胚胎状的猪龙形玉器，给人以神秘大气的审美格调，处处展现了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生命的赞叹和对自然神灵的敬仰。无论是近乎完美的保存状况还是十分开门的铜质锈色，均使其可以称得上是夏家店时期各种牌饰中难得一见的特殊版别。两件神兽挂件的质地均为紫红色铜质，其表面呈现出比较入骨的青黑色氧化皮壳，局部地区留有褐色的碱性沉积。整体锈色分明，层次自然，灵动传神，在灯光照射下折射出淡淡的青铜柔光，二者均采用了高浮雕式和镂空式的制作手法，自然典雅，庄重大气，给人以厚重古朴的沧桑感。这种传神的工艺风格，既体现在同时期的玉器、石器、骨器雕塑上，也体现在后世的铜器、铁器，甚至陶质雕塑上，足见其器型样式之经典，题材影响力之深远。其通体光素无纹，保存状况基本良好，制作简约凝练，虽未太过雕琢神兽面部神态，但注重了对神兽动势神态和肌肉轮廓的捕捉刻画和准确总结。两件铜饰的边缘地区均经过了细心修整，局部的凹凸轮廓似乎还经过了专门工具的压磨抛光，使之更加具有真实饱满的肌肉体态效果。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出土的种类繁多的动物形青铜牌饰中，以龙或虎为设计题材的牌饰可谓殊为难得，且在古时，这一题材的牌饰也多为巫师上层贵族所垄断，富有一定的宗教和阶层色彩。这组牌饰属赤峰地区出土的夏家店早期小型青铜器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一组作品，当为贵族或神职人员的祭祀配饰或特殊冥器。
铜质短柄斧、陶质斧范和青铜削刀（图5-6），属大众生产生活用具，个别铜器上还铸有精美的几何形花纹和夏家店晚期特有的象形文字。这些原始文字的形态类似于同时期地中海地区的斯泰基文化铜器上的一些符号纹饰，足见当时“亚欧大陆桥”上一东一西两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圈之间在青铜器制造工艺风格与器型设计上的相互影响和承接发展。此类文字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已有一定数量的发现记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略带有类似于族徽的性质。
鱼形币和罄形币仿制的青铜挂件（图7-8）。虽然做工略显简易，但是如果细观其器身纹理，依旧可见大量细腻的几何形纹饰，其做工之精细可见一斑。这些青铜器虽然在赤峰地区各大夏家店文化遗址和墓葬遗址中的出土量相对较大，其稀缺程度也不能和前面几件青铜器相媲美，但作为一种记录历史的早期文物，依旧是一本袖珍的无字天书，仍是对古人生产生活及文化活动的很好见证。在笔者看来，它们虽历经岁月的风化洗礼，但神韵犹在，体现了先民们的思想深度与文化底蕴，一样是先民们留给我们的一种具有自身历史价值，收藏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珍贵遗产，有待后人去细细解读和回味探索。
夏家店文化历史久远，在我国早期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就有“东胡越燕而阀齐”的记载。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先民们之所以能够在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的游牧文明状态下，产生出较为先进的青铜锻造和冶炼技术，是和其频繁的同周边的其他民族群体以及当时各大中原古国进行广泛交流密不可分的。学术界对这一曾经长期活跃在内陆高原上的神秘民族的最早定性是在1960年，它的历史年限要略晚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但并不晚于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域性青铜文化，从历史定位上来讲，属晚商时期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北方游牧民族地域性原始青铜文明”，处于“铜石并用”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同东欧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史前游牧文明种族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联系性。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量带有其民族特色的青铜器具，主要以生产和祭祀用器居多。直到后期，在内蒙古西南地区出土的匈奴王金冠和金银牌饰的铸造风格，虽从其年限上来看约为西汉前期，但在图案特色和铸造工艺方面，也始终依稀地保留有夏家店文化时期曾普遍流行的各种动物纹饰的影子。作为对祖先精神的一种延续，那些游牧王国的后裔们还是很好地传承并发展了这一经典风格。夏家店文化集中展现了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劳动大众高超的手工技艺和智慧，无论是这一史前文明所留下的那些铜器、玉器还是文字图腾，都集中地展现了先民们对自然本身的一种思考、膜拜与敬重。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古代文明，对华夏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责编：石晓）
三件动物形青铜饰件（图1），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比较典型的作品。其所出土的夏家店墓葬规模较大，受过盗掘，出土时和几件骨器散落于墓室坑道中。其中左上侧的伏虎形青铜牌饰长约7.8厘米，宽约为3厘米，厚约0.8厘米，重约20克左右，在牌饰靠近底部边缘地区的虎爪背面留有两处残断的铁质焊接片。右上侧的卧羊形牌饰长约6.5厘米，宽约3.5厘米，厚约0.5厘米，重约15克，局部留有穿孔，保存相对完整。正下侧器型略小的卧羊形青铜牌饰长约3.8厘米，宽约2.75厘米，厚约0.44厘米，整体保存完整，无佩戴所需的小孔，在局部保留有类似于指纹的扁圆形纹饰图案。这类牌饰早些年在赤峰地区出土较多，曾一度被人们误认为是辽代的车马饰件，未受到文物界和考古界太大的重视，故在当地又曾俗称为“铜车牌子”。三件兽形饰件的质地均为夏家店时期常用的赤红色熟青铜，整体锈色古朴，包浆自然，在其背面的部分区域留有轻微的磨损痕迹，显露出均匀自然的铜质氧化层分布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同一地点出土的三件青铜牌饰，伏虎形牌饰和器型偏小的卧羊形牌饰均略显平整方正，整体器形呈狭长的长方形，且无悬挂磨痕，在其背面的中心区域还留有铁质焊接点，可见其在当时很有可能是一件级别较高的贵族车马装饰品。而该牌饰本身的狭长设计是为了充分利用马具上细窄的间隔空隙，以便于安装镶嵌，尽可能减少在颠簸的使用过程中对铜牌本身的磨损。卧羊形铜牌则采用了类似于倒三角形的设计样式，同时在器身上还留有两处孔洞，但铜牌整体则无任何焊接痕迹。如果将这两件牌饰穿绳悬挂，就可以发现卧羊形牌饰的前腿和头部会很自然地向下垂放，羊头部分呈“8”字形的刻纹盘角能够得以顺势翘起，呈现出一种类似于菱形的外观形式。通过这点可以推断，牌饰的制作者在进行雕模铸造时，很可能是经过具有自身创造性的思考设计的。夏家店文化的先民们在铜器器型设计中的精心考究，在这里得以窥见。卧羊牌饰在悬挂的时候器身倾斜向下，既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单一的审美观念，又加强了牌饰本身的趣味性和别致性，给人一种活泼写实的审美感受，可谓独具匠心。三件铜牌均在器表刻有精美的纹饰，并且在动物的肌肉体块间巧妙地运用了平缓起伏的工艺设计，从美学角度来讲，这种对动物的刻画表达方式能够给人以十分典雅的高浮雕般的视觉享受，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如果从近些年赤峰地区所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类似牌饰实物中选择一些代表性较强的案例进行对比观察，就不难发现，这种牌饰无论是何种质地，大多均采用单范浇铸，清一色的写实风格，其坑口基本都属于赤峰当地常见的沙地生坑，足见先民们对这种动物形牌饰十分喜爱，一度形成了标准一致的铸造工艺，在生产生活和丧葬仪式中也曾普遍使用。值得一提的是，那件在器身上带有两个圆孔的三角形卧羊牌饰，其精巧的器型，更是在后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在夏家店中晚期的巫师及部分神职人员墓藏中多有发现。这种造型独特的铸造样式一直流行至西汉，堪称经典。三枚铜牌均出土于赤峰本地的夏家店墓葬中，属标准器。
青铜短剑（图2），属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是藏友于1995年时征集于内蒙古赤峰市梧桐花镇。这柄短剑的长度约为40厘米左右，在其两侧的弧刃靠近顶部的区域上存在部分细微的编织纹。铜剑剑身正反两侧均隐约带有隆起的血槽，整体宽度约为7厘米，柄部长约6.5厘米，整个剑体的质地为浅红色熟青铜，纵向观察，能够发现在剑刃和剑柄的衔接部分略带有平缓的弧度。这柄铜剑刃部的边缘部分留有抛光打磨所留下的几处轻微划痕，血槽内侧略带流铜颗粒，整个剑身未见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因为这种版别的短剑形制酷似蛇矛，所以在当地行内又称之为“蛇刃剑”或“柳叶儿剑”，其铸造样式极类似于同时期夏家店文化层中出土的青铜箭簇和长矛，以及赤峰当地红山文化晚期大型墓葬或祭祀遗址中偶而会出现的“嵌玉髓石刃骨柄刻符短剑”的器型设计，甚至在其器身大小比例上，也存在着一些十分相似的地方。应属于一种制作风格承前启后，带有自身“风格借鉴”性的史前兵器，近两年在赤峰地区的各大夏家店文化历史遗迹中总体出土量相对较少，实属可遇不可求的青铜文物珍品。短剑的锈色入骨，包浆自然，呈现出蓝中带绿，具有规律性的氧化沉积分布层次，带有一种夏家店文化时期所铸造青铜兵器那种特有神韵，在笨拙质朴的铸造风格中略带一种硬朗的设计精神。与赤峰地区以往发现的短剑不同，图中这柄短剑的样式较为特殊，采用了分段铸造最后整体焊接的制作办法，开创了剑身与剑柄结合化铸造的先河，并且带有一种古代希伯莱时期青铜剑的风格特征。铜剑的顶部区域为断裂后二次修补，铜剑的手柄左右两侧各带有一粗一细的一对铸造时留下的锯齿状隆起合范闭合线。这类未经任何磋磨处理的合范闭合线，一般是对此种短剑进行断代鉴别的重要标准。这柄短剑做工粗犷，锋芒内敛，通体光素无纹，保存完好，较重，整体比例基本协调合理。由于靠近手柄的区域没有护手，所以更便于顺势挥动，符合一定的人体力学原理。近代韩国西北部地区的考古挖掘中，也偶有同一时期的、制造风格类似的弧刃短剑出土。该剑应属当时部落武职人员的专属用品，具有浓厚的游牧民族风格，其制作工艺对周边文明影响久远。 大雁形青铜饰件（图3），出土时曾存放于墓主人头部左侧的一个陶罐里，原共计七枚，皆为类似风格样式，后因保管不善，现仅存两枚。两枚牌饰中靠下侧略大的一枚长度约为7厘米，宽度约为6.2厘米，靠上侧略小者长约6.8厘米，宽度约为6.7厘米，均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亦可称为“鸟形牌”或“雁形牌”。这组铜质牌饰的锈色为熟坑青铜锈，在牌饰的背面带有类似于黑漆古的包浆，锈色分明，层次自然，器身边缘略有朱砂状氧化铁沉积物，是一对开门见山的老物件。过去有些说法认为这种饰件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原始货币，在当代赤峰地区的夏家店考古发掘过程中，曾出土过几件钙化严重的巴林石和阳起石质的类似饰件，故也有观点认为这种饰件应该具有类似于族徽或者表明身份等级的作用。大雁形青铜饰件的正面都均匀地饰有极富规律性的细密绳纹，且在牌饰的背面留有一对用于悬挂的扁扣状圆环。两件牌饰的鸟头细部特征和末端的双爪被简略掉，只留下了大雁的身体部分，给人以很强的象征主义审美感受。笔者在前年的赤峰市红山文化文物交流大会展中曾见到过一件略带残损的鸡骨白质类似牌饰，略大，背部钻有一对类似红山文化玉器中“牛鼻孔”式的对钻孔洞，孔洞中有十分明显的由绳索长期佩戴磨损所形成的自然线状磨痕，雕刻简练，比较写实，大概为夏家店早期遗物，其虽为玉器，但和图中的这对大雁形青铜牌饰的器型样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足见在夏家店时期，对这种“展翅大雁”题材在各种材质的饰件中所应用的广泛性。图中这两件牌饰的做工均很精细，为单范铸造，在牌饰的侧面留有部分细微的方片状流铜痕迹，整体铸造风格粗放自然，朴实精简。该组牌饰的整体保存状况良好，均出土于赤峰市本地。虽然从出土数量上来讲，类似做工的铜牌在内蒙一带各大夏家店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较多，但是，就其保存程度和做工精细水平而言，这七枚雁形牌却在诸多的出土实物中居于上乘，无论是其整体设计样式还是锈色状况，都使其不失为一组相对难得的青铜精品。
兽形挂件（图4），出土时曾置于墓主人的腰间和背部位置，原为六枚，皆为同一种类铸造样式，现仅存两枚。图中的两枚团龙形挂件为青铜质地，平均直径约为7厘米，其中大的一件厚度约为3.4厘米，略小的一件厚度约为2.3厘米左右。该组牌饰均采用了夏家店文化时期青铜牌饰铸造过程中比较少见的双面合范铸造工艺，侧面的狭窄闭合线被人为抛光磋磨，留有平滑的弧状隆起和粗钝划痕，表面略存有流铜颗粒，内部皆为中空，出土量相对稀少。就厚重的青铜用料和细腻的动物形态写实刻画两点而言，我们不难看出其铸造者虔诚严谨的设计心态和使用者高贵无比的氏族地位。两只团龙形神兽呈现出大体一致的侧首匍伏形态，这种铜器设计，单从器型样式上来看，就好似红山文化中的那种岫岩玉质胚胎状的猪龙形玉器，给人以神秘大气的审美格调，处处展现了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生命的赞叹和对自然神灵的敬仰。无论是近乎完美的保存状况还是十分开门的铜质锈色，均使其可以称得上是夏家店时期各种牌饰中难得一见的特殊版别。两件神兽挂件的质地均为紫红色铜质，其表面呈现出比较入骨的青黑色氧化皮壳，局部地区留有褐色的碱性沉积。整体锈色分明，层次自然，灵动传神，在灯光照射下折射出淡淡的青铜柔光，二者均采用了高浮雕式和镂空式的制作手法，自然典雅，庄重大气，给人以厚重古朴的沧桑感。这种传神的工艺风格，既体现在同时期的玉器、石器、骨器雕塑上，也体现在后世的铜器、铁器，甚至陶质雕塑上，足见其器型样式之经典，题材影响力之深远。其通体光素无纹，保存状况基本良好，制作简约凝练，虽未太过雕琢神兽面部神态，但注重了对神兽动势神态和肌肉轮廓的捕捉刻画和准确总结。两件铜饰的边缘地区均经过了细心修整，局部的凹凸轮廓似乎还经过了专门工具的压磨抛光，使之更加具有真实饱满的肌肉体态效果。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出土的种类繁多的动物形青铜牌饰中，以龙或虎为设计题材的牌饰可谓殊为难得，且在古时，这一题材的牌饰也多为巫师上层贵族所垄断，富有一定的宗教和阶层色彩。这组牌饰属赤峰地区出土的夏家店早期小型青铜器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一组作品，当为贵族或神职人员的祭祀配饰或特殊冥器。
铜质短柄斧、陶质斧范和青铜削刀（图5-6），属大众生产生活用具，个别铜器上还铸有精美的几何形花纹和夏家店晚期特有的象形文字。这些原始文字的形态类似于同时期地中海地区的斯泰基文化铜器上的一些符号纹饰，足见当时“亚欧大陆桥”上一东一西两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圈之间在青铜器制造工艺风格与器型设计上的相互影响和承接发展。此类文字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已有一定数量的发现记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略带有类似于族徽的性质。
鱼形币和罄形币仿制的青铜挂件（图7-8）。虽然做工略显简易，但是如果细观其器身纹理，依旧可见大量细腻的几何形纹饰，其做工之精细可见一斑。这些青铜器虽然在赤峰地区各大夏家店文化遗址和墓葬遗址中的出土量相对较大，其稀缺程度也不能和前面几件青铜器相媲美，但作为一种记录历史的早期文物，依旧是一本袖珍的无字天书，仍是对古人生产生活及文化活动的很好见证。在笔者看来，它们虽历经岁月的风化洗礼，但神韵犹在，体现了先民们的思想深度与文化底蕴，一样是先民们留给我们的一种具有自身历史价值，收藏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珍贵遗产，有待后人去细细解读和回味探索。
夏家店文化历史久远，在我国早期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就有“东胡越燕而阀齐”的记载。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先民们之所以能够在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的游牧文明状态下，产生出较为先进的青铜锻造和冶炼技术，是和其频繁的同周边的其他民族群体以及当时各大中原古国进行广泛交流密不可分的。学术界对这一曾经长期活跃在内陆高原上的神秘民族的最早定性是在1960年，它的历史年限要略晚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但并不晚于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域性青铜文化，从历史定位上来讲，属晚商时期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北方游牧民族地域性原始青铜文明”，处于“铜石并用”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同东欧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史前游牧文明种族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联系性。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量带有其民族特色的青铜器具，主要以生产和祭祀用器居多。直到后期，在内蒙古西南地区出土的匈奴王金冠和金银牌饰的铸造风格，虽从其年限上来看约为西汉前期，但在图案特色和铸造工艺方面，也始终依稀地保留有夏家店文化时期曾普遍流行的各种动物纹饰的影子。作为对祖先精神的一种延续，那些游牧王国的后裔们还是很好地传承并发展了这一经典风格。夏家店文化集中展现了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劳动大众高超的手工技艺和智慧，无论是这一史前文明所留下的那些铜器、玉器还是文字图腾，都集中地展现了先民们对自然本身的一种思考、膜拜与敬重。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古代文明，对华夏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责编：石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