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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十年编纂的《华文基础字典》即将出版，欣喜之余，自然会想到这本字典的倡议者王均先生。他逝世也已十年，总想写些怀念他的文字，了却心中的夙愿。
一九八0年，我还在天津师大工作，一次到北京出差时，侯精一同志曾带我看望过王均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均。其时，王先生主持《民族语文》杂志工作，人手不足，希望我到杂志编辑部工作。然而我出于专业隔行，且家在天津，心有种种顾虑，就辞谢了。然而世间常有出乎意料之事，三年后我竟然还是来到北京工作了。这次是业师吕叔湘先生和老友陈章太同志的推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当时的机构名字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语委”）要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决策开展研究工作。上级批准可从外地调三名相关人员到研究所。当时我和陈章太在合肥参加方言学会议。章太跟我谈话，希望我能来北京工作，特别强调这是吕先生的意思，并说工作、房子和家属问题都会得到滿意的解决。面对真诚相邀，我无法拒绝。
我一九八三年底来京报到，不久，研究所成立，语委工作方针进一步确定，按上级指示，语委不仅管汉语言文字，也要管少数民族语言。正因如此，有关领导部门又将王均调到语委任副主任，分管科研和少数民族语言。绕了一圈，与王先生终于还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只能说是缘分使然。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今后有更多机会得到王先生的指导了。不久，王先生搬到语委宿舍住，我们成了邻居。他住四楼，我住五楼，周有光先生住三楼，陈章太住二楼，楼上楼下，串门十分方便。
后来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去给吕叔湘当助手，到吕先生任社长的语文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王先生虽然不直接管出版社，但他不耻下问，遇到一些事，总愿意找我征求意见。我记得在一次语委全体委员的会上（王先生和我都是委员），语委主任讲完话后，除了听到一些赞成、同意的发言外，党外人士倪海曙先生也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开会提不同意见，本来是很正常、值得鼓励的事，但当时语委的主任却很反感。会后找王均布置任务，要他找倪海曙谈话，批评他竟然对党组书记的讲话提不同意见，并上纲上线到组织纪律的原则问题。倪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为语言文字工作兢兢业业，做了很多贡献，在语委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如何找倪先生谈话，王先生很犯难。他专门到我办公室问这件事怎么办。我说，从倪先生的发言看不出有什么错，不许人家提不同意见，这不成了毛主席批评的“一言堂”了吗！王先生是组织性很强的人，领导布置了，颇感为难，怎么去执行呢？我了解一些当时语委主任的思想和作风，我建议王先生对这件事冷处理，能拖就拖，如果上面再问起这件事，就说双方正在约定时间，实在拖不过，就到倪先生家去看看他，聊聊天，谈些别的事就行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至久未忘怀。王先生真是一位单纯、真诚、心怀坦荡的学者，又是一位严于律己、有原则性的党员。
一九八六年国际汉藏语学会在美国俄亥俄州开会，邀请语委派人参加。过去我们外汇缺乏，参加国际会议受到很大限制。这次语委申请到一些外汇，希望中青年同志到国门外多走走，学习一些新东西。王先生计划省吃俭用可派四名同志去，他也请在美国的朋友予以关照。王先生找我谈话，希望我准备论文，并要我带队。王先生在这方面有经验，所以从准备论文到着装、规矩，以及生活、行李等问题都给了细心的指导。我们一行四人（刘连元、龚千炎和李乐毅）都在会上报告了自己的论文。
王均在主持编写“中国当代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卷时，因没有助手，工作进展缓慢。他很想从出版社要一个人，但他知道出版社是生产单位，人员安排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几次欲说还休。有次聊天说到这项工作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他为难地说想借一个编辑帮他编书，看中了程荣同志。我欣然同意。因为小程搞文字学，曾师从高景成先生，水平能力不错。后来大约用了一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编书任务，按时配合丛书中其他卷一齐出版了。
王均的社会工作和行政事务比较多，但他始终惦记着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文字的制定和推广等工作，也关心着汉语研究的新成果和普通话、汉语拼音的推广以及向国际传播等问题。大约在二00五年，他已退休，有一天到我们编写组来看望各地来的参编人员，谈到他和周有光共同制订了一个向海外华人传播汉语的规划，要通过汉语传播让五千多万海外华人子弟了解中华优秀文化，满足广大华侨同胞不让子孙忘记中华文化根脉的愿望。这个计划得到教育部、侨办和汉办的大力支持。要将中华文化经典的精华，编写成现代汉语的读本，计划编二十至三十本。还有一项基础工作，就是要同时编一本“华文字典”，作为他们学习的工具书。
这本字典收常用字不超过一千五百个，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注释它们的常用义，并且释文用字也不超出收录的这一千五百个字，使华侨子弟通过它入门学习汉语，打消一些人认为汉语难学的认识。因为汉字是音节语素文字，认识一个常用字，实际就掌握了一个常用的语素，它可以构成很多常用的词。如认识“电”字后，可以构成电话、电灯、电影等一百多条常用词。所以认识一个汉字，它的作用同认识拼音文字中一个生词的功用大不一样。这也是可以较方便掌握汉语的有效门径，但编这样的字典没有样本，也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仅用一千五百个字来释义，难度可想而知。但王先生很有信心。当时我们编写组二十多人，正忙着按国家语委规划，编撰语文规范系列工具书。王先生下达的任务我们不管有什么困难也要接下来。遗憾的是，这件事刚开了一个头，到年底王先生即患病，而且竟一病不起，转年即溘然长逝。王先生走后，主要靠请教周有光先生，因为他们先前共同策划这套书并取得共识，所以后来在周先生指导下邀请其他搞汉语海外传播的专家讨论，在教育部语信司的帮助下，终于编成《华文基础字典》。这也算是对王先生的汇报，他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王均在民族语言和汉语研究方面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从一九五0年他执笔写的《参加中央西北访问团调查新疆兄弟民族语言的工作报告》开始，他就积极投身于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为侗族、黎族设计制订过拼音文字方案，在这些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他同其他学者共同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更负盛名，是介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集大成的权威著作。
王均在制订我国民族语言政策方面、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他在强调推广全国通用语言普通话时，同时也强调民族地区还要学习好民族语言，他专门写过《壮语及壮汉人民怎样互学语言》。王先生在汉语研究方面用力甚多的是普通语音学和音系学。由他执笔与罗常培先生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是结合中国语言实际研究普通语音学的著作，内容丰富，行文深入浅出。此书出版前在《中国语文》用笔名连载时，即引起学术界极大注意，至今仍是学习语音学的重要参考读物。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阐述了我国文字改革的历史和现状。王均为推动汉语实现规范化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对汉语拼音推广更是竭尽全力。他见到汉语书面上数字用法的分歧现象，亲自带人进行调查，研制了《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后来国家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规范标准奠定了基础。
王均对语文社团工作也很重视，“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语文现代化学会”的成立，背后都有王先生的关心和推动。王先生待人亲切真诚，对后辈更是扶持奖掖有加。王先生离开我们已十年了，但他温良恭俭让的可敬可爱形象，一直留在我们心中。
一九八0年，我还在天津师大工作，一次到北京出差时，侯精一同志曾带我看望过王均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均。其时，王先生主持《民族语文》杂志工作，人手不足，希望我到杂志编辑部工作。然而我出于专业隔行，且家在天津，心有种种顾虑，就辞谢了。然而世间常有出乎意料之事，三年后我竟然还是来到北京工作了。这次是业师吕叔湘先生和老友陈章太同志的推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当时的机构名字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语委”）要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决策开展研究工作。上级批准可从外地调三名相关人员到研究所。当时我和陈章太在合肥参加方言学会议。章太跟我谈话，希望我能来北京工作，特别强调这是吕先生的意思，并说工作、房子和家属问题都会得到滿意的解决。面对真诚相邀，我无法拒绝。
我一九八三年底来京报到，不久，研究所成立，语委工作方针进一步确定，按上级指示，语委不仅管汉语言文字，也要管少数民族语言。正因如此，有关领导部门又将王均调到语委任副主任，分管科研和少数民族语言。绕了一圈，与王先生终于还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只能说是缘分使然。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今后有更多机会得到王先生的指导了。不久，王先生搬到语委宿舍住，我们成了邻居。他住四楼，我住五楼，周有光先生住三楼，陈章太住二楼，楼上楼下，串门十分方便。
后来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去给吕叔湘当助手，到吕先生任社长的语文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王先生虽然不直接管出版社，但他不耻下问，遇到一些事，总愿意找我征求意见。我记得在一次语委全体委员的会上（王先生和我都是委员），语委主任讲完话后，除了听到一些赞成、同意的发言外，党外人士倪海曙先生也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开会提不同意见，本来是很正常、值得鼓励的事，但当时语委的主任却很反感。会后找王均布置任务，要他找倪海曙谈话，批评他竟然对党组书记的讲话提不同意见，并上纲上线到组织纪律的原则问题。倪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为语言文字工作兢兢业业，做了很多贡献，在语委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如何找倪先生谈话，王先生很犯难。他专门到我办公室问这件事怎么办。我说，从倪先生的发言看不出有什么错，不许人家提不同意见，这不成了毛主席批评的“一言堂”了吗！王先生是组织性很强的人，领导布置了，颇感为难，怎么去执行呢？我了解一些当时语委主任的思想和作风，我建议王先生对这件事冷处理，能拖就拖，如果上面再问起这件事，就说双方正在约定时间，实在拖不过，就到倪先生家去看看他，聊聊天，谈些别的事就行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至久未忘怀。王先生真是一位单纯、真诚、心怀坦荡的学者，又是一位严于律己、有原则性的党员。
一九八六年国际汉藏语学会在美国俄亥俄州开会，邀请语委派人参加。过去我们外汇缺乏，参加国际会议受到很大限制。这次语委申请到一些外汇，希望中青年同志到国门外多走走，学习一些新东西。王先生计划省吃俭用可派四名同志去，他也请在美国的朋友予以关照。王先生找我谈话，希望我准备论文，并要我带队。王先生在这方面有经验，所以从准备论文到着装、规矩，以及生活、行李等问题都给了细心的指导。我们一行四人（刘连元、龚千炎和李乐毅）都在会上报告了自己的论文。
王均在主持编写“中国当代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卷时，因没有助手，工作进展缓慢。他很想从出版社要一个人，但他知道出版社是生产单位，人员安排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几次欲说还休。有次聊天说到这项工作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他为难地说想借一个编辑帮他编书，看中了程荣同志。我欣然同意。因为小程搞文字学，曾师从高景成先生，水平能力不错。后来大约用了一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编书任务，按时配合丛书中其他卷一齐出版了。
王均的社会工作和行政事务比较多，但他始终惦记着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文字的制定和推广等工作，也关心着汉语研究的新成果和普通话、汉语拼音的推广以及向国际传播等问题。大约在二00五年，他已退休，有一天到我们编写组来看望各地来的参编人员，谈到他和周有光共同制订了一个向海外华人传播汉语的规划，要通过汉语传播让五千多万海外华人子弟了解中华优秀文化，满足广大华侨同胞不让子孙忘记中华文化根脉的愿望。这个计划得到教育部、侨办和汉办的大力支持。要将中华文化经典的精华，编写成现代汉语的读本，计划编二十至三十本。还有一项基础工作，就是要同时编一本“华文字典”，作为他们学习的工具书。
这本字典收常用字不超过一千五百个，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注释它们的常用义，并且释文用字也不超出收录的这一千五百个字，使华侨子弟通过它入门学习汉语，打消一些人认为汉语难学的认识。因为汉字是音节语素文字，认识一个常用字，实际就掌握了一个常用的语素，它可以构成很多常用的词。如认识“电”字后，可以构成电话、电灯、电影等一百多条常用词。所以认识一个汉字，它的作用同认识拼音文字中一个生词的功用大不一样。这也是可以较方便掌握汉语的有效门径，但编这样的字典没有样本，也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仅用一千五百个字来释义，难度可想而知。但王先生很有信心。当时我们编写组二十多人，正忙着按国家语委规划，编撰语文规范系列工具书。王先生下达的任务我们不管有什么困难也要接下来。遗憾的是，这件事刚开了一个头，到年底王先生即患病，而且竟一病不起，转年即溘然长逝。王先生走后，主要靠请教周有光先生，因为他们先前共同策划这套书并取得共识，所以后来在周先生指导下邀请其他搞汉语海外传播的专家讨论，在教育部语信司的帮助下，终于编成《华文基础字典》。这也算是对王先生的汇报，他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王均在民族语言和汉语研究方面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从一九五0年他执笔写的《参加中央西北访问团调查新疆兄弟民族语言的工作报告》开始，他就积极投身于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为侗族、黎族设计制订过拼音文字方案，在这些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他同其他学者共同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更负盛名，是介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集大成的权威著作。
王均在制订我国民族语言政策方面、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他在强调推广全国通用语言普通话时，同时也强调民族地区还要学习好民族语言，他专门写过《壮语及壮汉人民怎样互学语言》。王先生在汉语研究方面用力甚多的是普通语音学和音系学。由他执笔与罗常培先生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是结合中国语言实际研究普通语音学的著作，内容丰富，行文深入浅出。此书出版前在《中国语文》用笔名连载时，即引起学术界极大注意，至今仍是学习语音学的重要参考读物。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阐述了我国文字改革的历史和现状。王均为推动汉语实现规范化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对汉语拼音推广更是竭尽全力。他见到汉语书面上数字用法的分歧现象，亲自带人进行调查，研制了《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后来国家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规范标准奠定了基础。
王均对语文社团工作也很重视，“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语文现代化学会”的成立，背后都有王先生的关心和推动。王先生待人亲切真诚，对后辈更是扶持奖掖有加。王先生离开我们已十年了，但他温良恭俭让的可敬可爱形象，一直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