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贵教授把“人文”的含义界定为来自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与思潮，因而他的所谓“人文儒学”实际就是西方人文主义＋中国儒学，其“运算”得到的只能是在西方人文主义眼中的儒学，而不是中国儒学本身。中国儒学固然有丰富的人文精神，但它表达的是一个尚未分化的群体的、类属的人的观念，与西方人文主义立足于个体，从个体的人出发完全不同。今天，儒学的时代难题就是儒学的人文主义的难题，即一个类属的群体的“人”如何应对随着时代的进步，个体“人”的日益觉悟进而起来争取自身的个性与权利的问题。对此，“人文儒学”虽也表现出想借用西方人文主义来改造中国儒学的意向，但它只是用换肤整容的手法来改变儒学的外在形象，却难以改变儒学的基本属性与本质，从而既不能正确发扬儒学固有的人文精神，又难以与时俱进地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因此，“人文儒学”的提出，模糊了自身的研究对象，同时也迷失了自身的研究方向。根本的出路在于，通过重建中国文化的统绪来认识儒学，在反思与批判中回归中国儒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