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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所谓的“真如”或“道”是不可言说的。佛学实际上是在“说不可说”,因此其对于语言的态度常常是否定性的或解构性的。为了摆脱概念拜物教、摆脱逻辑、摆脱知性思维的束缚,中国佛学常常割裂概念与“道”或“真如”等的对应关系,对语言进行后现代性的解构工作,采用否定性的言说方式即遮诠、示意、“绕路说禅”和“默照”等方式。
[关键词]中国佛学 语言 解构 绕路说禅“一指头禅”默照禅
佛教的真如像道家的“道”一样是不可说、不可道的,因为语言是有限的,而真如是无限的,有限的语言无法涵盖无限的道体,因此佛学对语言常常持一种否定的抑或解构的态度。
一、“名实无当”:育与意的断裂
(一)没有原意
后现代主义的矛头直指传统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架构总是建立在种种二元对立范畴的基础之上,比如现象与本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能指与所指,净与染、善与恶等等。
赖永海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佛性论》中多次指出,佛法没有原意。这是因为佛教和后现代主义要做的就是摧毁在场,代之以“分延”和“踪迹”。当本源迷失,在场沦为“分延”和“踪迹”,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发生断裂。理解与解释就尽显自由。语言本体的空场,使得语言不再有永恒不变的确定的意义,对原意的追索变得毫无意义了。在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主张解释的自由方面,后现代主义与佛学是一致的。《维摩诘经》中有言:“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对于佛所说的原话,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不同的理解,并且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理解当作佛的原意,并从此得到启发。佛学文本是开放的。佛学允许众生对佛的话作出不同的理解与阐释,是因为佛法虽有“原话”,但并无原意。人们对佛经的理解也是一场自由的游戏,在《维摩诘经》中就有“游戏诸经”的说法。就是说。理解与阐释不是机械地追寻并不存在的所谓作者的原义,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创造过程。
(二)言意断裂
分析哲学力图通过语言分析使语言科学化,人工语言学派甚至要以人工语言代替和改造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努力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晚期维特根斯坦对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背叛就说明了这个道理。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虽未能实现自己的初衷。但他们的工作仍然有着巨大的意义。那就是他们成功地发现了所谓严密的、科学的表述的不可能。后期维特根斯坦在语言上转而主张“游戏说”。
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建立在语用学基础之上。进而倡导“语言游戏说”相似,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能指与所指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种断裂的关系。能指并不代表所指,也不与世界发生关系,而是与语言环境相联系。它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其用法决定。
“词无达诂”,对于佛的教法、对于真如,人们同样难以找到一个理想的解释。僧肇在中国佛学史上较早地探讨了名实关系,他认为根据事物的名称追寻事物的含义,或根据事物寻找与之对应的名称,人们就会发现,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事物没有与概念相应的属性,概念也不能完全概括事物的性质。因此“名不当实,实不当名”。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说,所指并不指称在场,所指作为“踪迹”,处于延异之中,彼与此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处于相互转化之中,一个东西可以随时转化为另外一个东西。僧肇认为,把彼与此截然对立起来,是“迷人”的观点。这种看法还是非常深刻的。黑格尔就认为此物中包含着他物。后现代主义者拉康认为自我本身天然就有背叛自己的倾向,自我一直存在着一种自我陌生化过程,也就是自我在形成过程中一直在偏离自身,走向‘它者’。拉康的“自我陌生化”与僧肇的“此彼莫定”是相通的。
(三)说“不可说”
语言不是道本身,但它仍然是使道得以澄明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玄学家王弼所说的那样,“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此外还有“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之类的比喻,都是一个意思。
以上是把语言视作工具的观点。另一种观点是视语言与真如不一不异。例如伏驮密多尊者临终偈云:“真理本无名。因名现真理。领得真实法,非真亦非伪。”真如无法命名,但仍要通过语言显现真理。佛法实相就认为一切都非真非伪。方便与真如也是不一不异的关系。有限性的语言不足以传达佛法。但无限不脱于有限,无限的道仍是通过无限个有限传达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关键是这个“家”已然是不停迁徙着的,而不是固定于某处的。
再一种观点是圆融实相的观点。即把世上的一切视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关系。华严宗法藏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部分和整体是相即、相通的关系,《华严经》的经文佛法也是由此一方而能通贯十方。
弘法大师明确主张“声字必有实相。实相必有声字”。“声字分明而实相显”,这种说法是由佛法的平等义得出的必然结论,声音也是依因缘而起,是符合因缘法的。
二、“方圆默契”与“绕路说禅”:不说破原则
在佛学中,大多说宗派和佛学理论家都认为语言难以完整地表述佛法,因此他们或者否弃语言。或者不愿下什么肯定性的判断,他们不愿说佛法、真如是什么,而宁可采用否定性的表达方式。说佛法、真如等不是什么,这就是所谓“遮诠”。此外,中国佛学中也有采取旁敲侧击的方法,如禅宗中的“方圆默契”和“绕路说禅”。
沩仰宗主张“无心是道”。在接引学人时它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坚持不说破原则。这是因为沩仰宗认为,真如之境不容言说。沩仰宗的这种认识与沩山和仰山各自的开悟历程不无关系。灵祐在怀海处学道时开悟,但不是因为听闻佛法而明理,而是在不起眼的日常活动中受到启发,得以开悟。《祖堂集》卷十四载:
师见沩山。因夜深来参次,师云:“你与我拨开火。”沩山云:“无火。”师云:“我适来见有。”自起来拨开。见一星火,夹起来云:“这个不是火是什么?”沩山便悟。
怀海让灵祐拨火。沩山以为无火,怀海自起拨见一星火,举以示灵祐,灵祐因此而悟。怀海是否想借此开导灵祐。我们不得而知,但灵祐是因与怀海的一次日常谈话得到悟解,应是不争的事实。灵祐开悟的过程平淡、自然,并未谈及佛法,但这一切的不经意,却是灵祐觉悟的契机。他是切身体会了真佛如如,不假言说之境。灵祐的弟子仰山慧寂的开悟也是发生在日常活动之中,而不是在佛法的谈论、思议中。《五灯会元》卷九记载,香山智闲禅师“性识聪敏”,但在怀海处未能开悟。沩山有意点化,问了他一个参禅者常参的公案,因为禅宗的公案常常是一些“蚊咬铁牛,难为下口”的问题,香山被问得茫然。从文字中也不能找到答案。屡向沩山请教答案,沩山却不愿作答,香山非常失 望。辞别沩山而去。这时香山已被推入了一个无路可走的境地。但这也形成了一个觉悟的契机。终于。在一次除草时,香山随手扔出的瓦砾击中竹子发出声响,也击中了香山心目中的“疑情”,使香山“不意间”得到觉悟,方知沩山当日不为说破的用意。随后他还作一颂,记录自己所悟到的内容,即不假修持、不堕言语、思议的如如之境。沩山闻听,首肯其已悟道。
沩山和香山的觉悟都非刻意为之,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与劳作中“自然”实现的。因此沩仰禅法也不落言语,遵循不说破原则。这一原则在怀海那里已经存在。为什么不能说破呢?怀海说得好:“佛是无求人,求之即乖:理是无求理,求之即失。”(《五灯会元》卷三)佛法不是一个可以被寻觅、追逐的客体。它不是有限的概念、语言、逻辑等可以把握得了的,它不落有无。因为“被有无诸法缚。不得自由。”觉悟之机不是可以求得的。所以沩仰宗力图摆脱语言的影响。采取暗示性的做法,这就是作相示意,即外画一圆圈。内书一字。以此示意,接引学人。这种做法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它所贯彻的思想是明确的,就是不说破原则。云门“一字关”和“说半句”也是这种原则的体现。
虽有所述但不点破的做法在后世的禅学中仍有表现。绕路说禅的颂古就是不说破原则的贯彻,是以旁敲侧击的方法来接引学人,学人所要悟解的正是颂古的言外之意。采用这种方式接引学人的有汾阳善昭、雪窦重显等人。到南宋时期,宏智正觉的默照禅则干脆对语言采取摒弃的方式,转而“休歇余缘”,“不与外尘作对”,以求达到忘内忘外,忘人忘己的“照体独立”之境。
三、“一指头禅”与临济棒:动作性语畜
禅宗对于佛理的阐释,其表现形式是非常灵活的,出于对语言有限性的补充,禅宗的言说方式还有动作性语言。禅宗的动作性语言有“一指头禅”,棒打。竖拂、竖杖等。
“一指头禅”的代表者当属俱胝和尚,他对于参学者的答案,“唯举一指,无别提唱”。这是一种不落言语的动作。它的好处就是避免了语言上的纷争。中断了区分是非的逻辑思维,在德嵩看来这才是好的表述佛法的手段。俱胝的“一指头禅”也是有高人指点,它作为禅法不落言诠,简单易行,却含意无穷。泐潭德淳禅师赞之日:“俱胝一指头,一毛拔九牛。华岳连天碧,黄河彻底流。”(《五灯会元》卷二十)俱胝以后,“一指头禅”仍被很多禅僧延用。明招德谦向国泰禅师请教俱胝何以能够“趁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国泰的回答是“竖起一指”。可谓是在处处贯彻“一指头禅”。
和俱胝“唯举一指”相似,也有禅师以竖拂子作答。
禅宗里较著名的另外一种动作语言是棒打或以杖打。棒打始于德山。唐鄂州岩头全豁禅师参德山而得悟,他曾说:“德山老人寻常只据一条白棒,佛来亦打。祖来亦打。争柰较些子。”《五灯会元》卷七)棒打就是德山的“言说”方式,也是义玄开悟的因缘。义玄曾多次向黄檗参问“佛法大意”,三次发问,三次被打。后从大愚处得悟黄檗之旨。有棒打也有以拄杖打,或拄杖不在,以扫帚柄打。其用意应当都是一样的。禅宗动作性的语言也多少带有一些荒诞性,带有“嬉戏”因素。
总之,佛学虽未提出“解构”概念,但其思想同样体现着巨大的解构功能,佛学对语言的态度也是解构性的。佛学语言是解构性的语言。这是因为佛学认为真如是不可说的东西,佛法是在说不可说,因此他们常常在说了之后就否认,“写上去后又划掉”。佛学借助对语言的解构以解放自己、解放思想,突破既有理论的限制。不断更新自己的面目。
[关键词]中国佛学 语言 解构 绕路说禅“一指头禅”默照禅
佛教的真如像道家的“道”一样是不可说、不可道的,因为语言是有限的,而真如是无限的,有限的语言无法涵盖无限的道体,因此佛学对语言常常持一种否定的抑或解构的态度。
一、“名实无当”:育与意的断裂
(一)没有原意
后现代主义的矛头直指传统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架构总是建立在种种二元对立范畴的基础之上,比如现象与本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能指与所指,净与染、善与恶等等。
赖永海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佛性论》中多次指出,佛法没有原意。这是因为佛教和后现代主义要做的就是摧毁在场,代之以“分延”和“踪迹”。当本源迷失,在场沦为“分延”和“踪迹”,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发生断裂。理解与解释就尽显自由。语言本体的空场,使得语言不再有永恒不变的确定的意义,对原意的追索变得毫无意义了。在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主张解释的自由方面,后现代主义与佛学是一致的。《维摩诘经》中有言:“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对于佛所说的原话,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不同的理解,并且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理解当作佛的原意,并从此得到启发。佛学文本是开放的。佛学允许众生对佛的话作出不同的理解与阐释,是因为佛法虽有“原话”,但并无原意。人们对佛经的理解也是一场自由的游戏,在《维摩诘经》中就有“游戏诸经”的说法。就是说。理解与阐释不是机械地追寻并不存在的所谓作者的原义,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创造过程。
(二)言意断裂
分析哲学力图通过语言分析使语言科学化,人工语言学派甚至要以人工语言代替和改造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努力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晚期维特根斯坦对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背叛就说明了这个道理。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虽未能实现自己的初衷。但他们的工作仍然有着巨大的意义。那就是他们成功地发现了所谓严密的、科学的表述的不可能。后期维特根斯坦在语言上转而主张“游戏说”。
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建立在语用学基础之上。进而倡导“语言游戏说”相似,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能指与所指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种断裂的关系。能指并不代表所指,也不与世界发生关系,而是与语言环境相联系。它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其用法决定。
“词无达诂”,对于佛的教法、对于真如,人们同样难以找到一个理想的解释。僧肇在中国佛学史上较早地探讨了名实关系,他认为根据事物的名称追寻事物的含义,或根据事物寻找与之对应的名称,人们就会发现,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事物没有与概念相应的属性,概念也不能完全概括事物的性质。因此“名不当实,实不当名”。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说,所指并不指称在场,所指作为“踪迹”,处于延异之中,彼与此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处于相互转化之中,一个东西可以随时转化为另外一个东西。僧肇认为,把彼与此截然对立起来,是“迷人”的观点。这种看法还是非常深刻的。黑格尔就认为此物中包含着他物。后现代主义者拉康认为自我本身天然就有背叛自己的倾向,自我一直存在着一种自我陌生化过程,也就是自我在形成过程中一直在偏离自身,走向‘它者’。拉康的“自我陌生化”与僧肇的“此彼莫定”是相通的。
(三)说“不可说”
语言不是道本身,但它仍然是使道得以澄明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玄学家王弼所说的那样,“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此外还有“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之类的比喻,都是一个意思。
以上是把语言视作工具的观点。另一种观点是视语言与真如不一不异。例如伏驮密多尊者临终偈云:“真理本无名。因名现真理。领得真实法,非真亦非伪。”真如无法命名,但仍要通过语言显现真理。佛法实相就认为一切都非真非伪。方便与真如也是不一不异的关系。有限性的语言不足以传达佛法。但无限不脱于有限,无限的道仍是通过无限个有限传达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关键是这个“家”已然是不停迁徙着的,而不是固定于某处的。
再一种观点是圆融实相的观点。即把世上的一切视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关系。华严宗法藏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部分和整体是相即、相通的关系,《华严经》的经文佛法也是由此一方而能通贯十方。
弘法大师明确主张“声字必有实相。实相必有声字”。“声字分明而实相显”,这种说法是由佛法的平等义得出的必然结论,声音也是依因缘而起,是符合因缘法的。
二、“方圆默契”与“绕路说禅”:不说破原则
在佛学中,大多说宗派和佛学理论家都认为语言难以完整地表述佛法,因此他们或者否弃语言。或者不愿下什么肯定性的判断,他们不愿说佛法、真如是什么,而宁可采用否定性的表达方式。说佛法、真如等不是什么,这就是所谓“遮诠”。此外,中国佛学中也有采取旁敲侧击的方法,如禅宗中的“方圆默契”和“绕路说禅”。
沩仰宗主张“无心是道”。在接引学人时它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坚持不说破原则。这是因为沩仰宗认为,真如之境不容言说。沩仰宗的这种认识与沩山和仰山各自的开悟历程不无关系。灵祐在怀海处学道时开悟,但不是因为听闻佛法而明理,而是在不起眼的日常活动中受到启发,得以开悟。《祖堂集》卷十四载:
师见沩山。因夜深来参次,师云:“你与我拨开火。”沩山云:“无火。”师云:“我适来见有。”自起来拨开。见一星火,夹起来云:“这个不是火是什么?”沩山便悟。
怀海让灵祐拨火。沩山以为无火,怀海自起拨见一星火,举以示灵祐,灵祐因此而悟。怀海是否想借此开导灵祐。我们不得而知,但灵祐是因与怀海的一次日常谈话得到悟解,应是不争的事实。灵祐开悟的过程平淡、自然,并未谈及佛法,但这一切的不经意,却是灵祐觉悟的契机。他是切身体会了真佛如如,不假言说之境。灵祐的弟子仰山慧寂的开悟也是发生在日常活动之中,而不是在佛法的谈论、思议中。《五灯会元》卷九记载,香山智闲禅师“性识聪敏”,但在怀海处未能开悟。沩山有意点化,问了他一个参禅者常参的公案,因为禅宗的公案常常是一些“蚊咬铁牛,难为下口”的问题,香山被问得茫然。从文字中也不能找到答案。屡向沩山请教答案,沩山却不愿作答,香山非常失 望。辞别沩山而去。这时香山已被推入了一个无路可走的境地。但这也形成了一个觉悟的契机。终于。在一次除草时,香山随手扔出的瓦砾击中竹子发出声响,也击中了香山心目中的“疑情”,使香山“不意间”得到觉悟,方知沩山当日不为说破的用意。随后他还作一颂,记录自己所悟到的内容,即不假修持、不堕言语、思议的如如之境。沩山闻听,首肯其已悟道。
沩山和香山的觉悟都非刻意为之,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与劳作中“自然”实现的。因此沩仰禅法也不落言语,遵循不说破原则。这一原则在怀海那里已经存在。为什么不能说破呢?怀海说得好:“佛是无求人,求之即乖:理是无求理,求之即失。”(《五灯会元》卷三)佛法不是一个可以被寻觅、追逐的客体。它不是有限的概念、语言、逻辑等可以把握得了的,它不落有无。因为“被有无诸法缚。不得自由。”觉悟之机不是可以求得的。所以沩仰宗力图摆脱语言的影响。采取暗示性的做法,这就是作相示意,即外画一圆圈。内书一字。以此示意,接引学人。这种做法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它所贯彻的思想是明确的,就是不说破原则。云门“一字关”和“说半句”也是这种原则的体现。
虽有所述但不点破的做法在后世的禅学中仍有表现。绕路说禅的颂古就是不说破原则的贯彻,是以旁敲侧击的方法来接引学人,学人所要悟解的正是颂古的言外之意。采用这种方式接引学人的有汾阳善昭、雪窦重显等人。到南宋时期,宏智正觉的默照禅则干脆对语言采取摒弃的方式,转而“休歇余缘”,“不与外尘作对”,以求达到忘内忘外,忘人忘己的“照体独立”之境。
三、“一指头禅”与临济棒:动作性语畜
禅宗对于佛理的阐释,其表现形式是非常灵活的,出于对语言有限性的补充,禅宗的言说方式还有动作性语言。禅宗的动作性语言有“一指头禅”,棒打。竖拂、竖杖等。
“一指头禅”的代表者当属俱胝和尚,他对于参学者的答案,“唯举一指,无别提唱”。这是一种不落言语的动作。它的好处就是避免了语言上的纷争。中断了区分是非的逻辑思维,在德嵩看来这才是好的表述佛法的手段。俱胝的“一指头禅”也是有高人指点,它作为禅法不落言诠,简单易行,却含意无穷。泐潭德淳禅师赞之日:“俱胝一指头,一毛拔九牛。华岳连天碧,黄河彻底流。”(《五灯会元》卷二十)俱胝以后,“一指头禅”仍被很多禅僧延用。明招德谦向国泰禅师请教俱胝何以能够“趁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国泰的回答是“竖起一指”。可谓是在处处贯彻“一指头禅”。
和俱胝“唯举一指”相似,也有禅师以竖拂子作答。
禅宗里较著名的另外一种动作语言是棒打或以杖打。棒打始于德山。唐鄂州岩头全豁禅师参德山而得悟,他曾说:“德山老人寻常只据一条白棒,佛来亦打。祖来亦打。争柰较些子。”《五灯会元》卷七)棒打就是德山的“言说”方式,也是义玄开悟的因缘。义玄曾多次向黄檗参问“佛法大意”,三次发问,三次被打。后从大愚处得悟黄檗之旨。有棒打也有以拄杖打,或拄杖不在,以扫帚柄打。其用意应当都是一样的。禅宗动作性的语言也多少带有一些荒诞性,带有“嬉戏”因素。
总之,佛学虽未提出“解构”概念,但其思想同样体现着巨大的解构功能,佛学对语言的态度也是解构性的。佛学语言是解构性的语言。这是因为佛学认为真如是不可说的东西,佛法是在说不可说,因此他们常常在说了之后就否认,“写上去后又划掉”。佛学借助对语言的解构以解放自己、解放思想,突破既有理论的限制。不断更新自己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