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党的对外工作进入调整、开拓新时期，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下称“德国社民党”）的研究以及同其交往，就是一项重要工作。我曾长期从事德语国家政党的研究工作，多次参加对德国社民党领导人访华的接待工作，并随同我党领导人出访当时的联邦德国。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参与了时任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访华接待工作。此访翻开了两党关系新篇章，对我们党发展同其他社会党类型的政党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德国社民党对华态度的转变

　　早在1978年，勃兰特就曾表示愿以德国社民党主席的身份访华，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勃兰特访华意愿是同他对华态度的变化相联系的。1969年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后，大力推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的“新东方政策”，但他把对华政策摆在其“新东方政策”之后，认为“西德及其盟国的命运取决于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而“中国不能代替苏联参与我们所肩负的欧洲与德国的任务”。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德国社民党注意到中国内外政策的变化，表示赞赏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称中国“正朝着已经确立的现实目标脚踏实地前进”，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稳定因素”，欢迎中国“日渐承担起国际责任”。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该党一些重要人士表示注意到中国领导人重新评估和希望了解社会党的讲话，愿同我们党进行接触，增进相互了解。这一切为两党进行接触和勃兰特访华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巴尔为勃兰特访华打前站

　　1982年8月23日至9月5日，德国社民党联邦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埃贡·巴尔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访华。巴尔是德国社民党裁军问题专家，又是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忠实执行人，西德报刊称其为勃兰特的“第一顾问”和“小基辛格”。显然，他这次访华肩负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实地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改革开放情况，探询同我们党的接触，从而为勃兰特访华牵线搭桥。
　　此间，中联部负责人同巴尔进行了4次会谈，并向其介绍了我国国内形势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双方就当时国际形势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还谈及两党关系。巴尔说，他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大问号的，对提出两党关系问题能否得到中方响应没有把握，经过晤谈才消除了疑虑。巴尔表示，他这次来华实际上已经开启了两党之间的对话，回国后要向党的主席团建议发展这种关系，巴尔欢迎我方派团回访德国。我方指出两党之间的接触向前发展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着重阐明了我党与外国政党交往的四项原则。巴尔还受到当时我们党领导人的接见，他对此十分满意。
　　巴尔访华期间，德新社于1982年8月27日播发了北京的一篇报道，称巴尔当日在中国首都宣布，勃兰特计划将他来年3月底或4月初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访问同他前往澳大利亚参加社会党国际的一次会议结合起来进行。由此看来，巴尔显然是要借访华的机会为勃兰特到访中国制造舆论和创造条件。

中共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

　　巴尔访华后即向勃兰特和社民党联邦理事会主席团作了报告，引起对方的高度重视。该党主席团决定同我们党保持对话。1983年5月8日至15日，时任中联部部长钱李仁以中共代表身份，应艾伯特基金会邀请访问联邦德国。代表团同巴尔就两国形势和日内瓦中程导弹问题谈判等重大国际问题以及两党关系进行了会谈。巴尔说，德国社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对话的决定，是出于长期的考虑，不论社民党执政与否，都要发展这种关系。
　　中共代表团除同德国社民党一些重要政治家进行晤谈外，还在社民党总部受到勃兰特主席的接见。勃兰特表示，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保持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并强调指出，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着接触点或共同点，特别是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可以共同做一些事情，社会党国际可以派小组与中国进行接触。钱李仁转达了我们党对德国社民党派团访华的邀请，并表示随时欢迎勃兰特先生在方便时访华。勃兰特当即表示感谢，并予以积极回应。巴尔在会见结束后向我党代表说，勃兰特同我党代表的对话为今后两党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我们党向勃兰特发出了正式邀请，他欣然同意亲自率团于1984年春访华。

勃兰特访华

　　1984年5月24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说：“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将于5月28日至6月4日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勃兰特访华，是继1981年密特朗率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华之后，我们党同社会党类型政党交往的又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我们党同德國社民党之间发展关系的第一个高峰。
　　德国社民党和勃兰特在德国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就党员人数而言，德国社民党是联邦德国最大的政党，同时也是社会党国际的重要成员党。该党1966年参政，1969年至1982年为主要执政党，此后虽在野，但在国内国际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勃兰特是联邦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国际活动家。1969年至1974年任联邦德国总理，1964年至1987年长期担任党主席，是继倍倍尔之后担任德国社民党主席时间最长的党首。他还曾任社会党国际主席、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又称南北委员会或勃兰特委员会）主席，对战后联邦德国的政治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曾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鉴于德国社民党和勃兰特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党十分重视勃兰特亲自率领该党高级代表团访华，对其予以友好热情的接待和较高的礼遇。当时联邦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认为中方对勃兰特的接待规格“超过一次政府级访问”。另据德国社民党《前进报》随团记者报道，勃兰特主席也感到中方对他的接待出乎意料。过去我们党对勃兰特和社民党所奉行的“新东方政策”和“缓和政策”较多持否定态度。勃兰特来访前，摸不准中方将如何安排接待。同我们党领导人的实际接触，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出面会见和设宴招待，使其消除了内心的疑虑。勃兰特说，他早就想来中国，但到真正落实花了一段时间，现在终于来到中国，感到很高兴。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勃兰特及其率领的代表团，在祝酒时首先赞扬了勃兰特“多年来为缓和欧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南北对话，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在这些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同德国社民党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合作的障碍。勃兰特对我们党对他和社民党的评价，思想准备不足，在事先拿到中方讲话稿后，赶紧对自己的讲话稿作了相应的修改，同时迅速作出了积极回应。勃兰特称中方领导人讲话对他是个“很大的鼓舞”，“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之间的关系打开了渠道”。勃兰特表示，世界正在怀着日益增长的兴趣，谈论着什么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政策，表明中国愿意在世界上承担起与之国际地位相对应的责任。这个责任首先是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巨大努力，同时也要与第三世界一起发展。这次访华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与理解，为推进两党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

　　在北京期间，勃兰特及其代表团同胡耀邦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当时国际形势、各自国内情况、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我方着重介绍了中国经济、政治情况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同美苏关系等问题。勃兰特主要介绍了欧洲形势、联邦德国经济情况和国内政局、社民党情况及其对外关系，以及对美苏关系和东欧国家问题的看法等。勃兰特就加强双边交往主动提出7项建议，得到了我方的积极响应。勃兰特强调，该党虽然不同别国共产党建立正式关系，但“发展良好的关系要比形式上的关系更为重要”，称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即“党的机构之间的正式交往”。
　　邓小平同志会见并宴请勃兰特一行，使其颇感兴奋，称“这是给他的荣誉”，表示要从邓小平同志的智慧中汲取精华。当邓小平同志谈到中国不打别国的牌，也不让别人打中国的牌时，勃兰特说中国的分量远比一张牌重。
　　在华期间，勃兰特还在北京和上海就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南北关系发展等问题发表了演讲;在北京、上海、广州进行了参观考察。可以说，勃兰特访华取得了圆满成功，他对此表示“十分满意”，说亲眼看到了今天的中国到处生机盎然，认为收获之多“超出预料”，称既明确了双方存在的许多共同点，又就今后的联系与合作达成了协议。他称此次访问是两党联系的“一次高峰”，为今后的交往奠定了基础，双方可为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作出共同努力。当勃兰特登上飞机离开广州、取道香港“满载而归”时，香港上空的风暴却迫使飞机返航，他再次落地广州后既很风趣又有深意地说道：“德中关系正在活跃起来。”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