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22年出生，今年99岁，按照“做虚”的说法，可以按百岁计算了。我将《习总书记给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的回信》给他看，他让我翻出《新四军江淮大学纪念文集》，原来他是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文教分会、新四军江淮大学校友会成员。
　　前一段时间，父亲按几十年前战友们留下的电话号码打给上海的老朋友，许多电话都没人接了，只有比他小一歲的“小苏州”接了电话，甜糯的苏州方言让他听了“乌心”（上海话，舒服的意思），“小苏州”告诉他谁谁谁在住院，某某某已经去世了。父亲回想与“小苏州”第一次见面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一座大庙里，他们俩住一间房，房号叫“少而精”，当时“小苏州”还没入党，因组织上准备发展父亲为往返上海与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员，党员身份没有曝光，所以他们俩人可以住“标准间”，其他亮出党员身份的同志都自觉住进了大庙中央叫“红樱枪”的房间，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通铺房，不能有任何特殊。
　　祖父在上海海关工作，后来出来自已做生意，顾不了家，祖母没有文化。祖父祖母共有3个孩子，老大是女儿，我们按上海规矩叫她“好姆妈”，父亲老二，老三也是女儿，3个孩子都上的上海当时最好的小学，英租界工部局新闸路小学。家里大人忙，于是就大孩子带小孩子，“好姆妈”带父亲看进步书籍，结识进步教师，进步教师被抓进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后，她带父亲去苏州看望老师，后来“好姆妈”结婚成了家庭妇女。父亲1939年加入上海地下党，根据父亲的表现，地下党又发展父亲的妹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回忆做地下工作的共青团员更辛苦更危险，他们在党员聚会与接头时要先到现场看是否安全，党员开会与接头时在附近警戒。
　　父亲转业到武汉省直教育部门工作后，他在新四军江淮大学的校友只有省劳动厅方刚一人。他常常给我们介绍方阿姨参加革命的经历，方阿姨原名屠月娟，父亲是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公司总经理，当时可是一家大企业。1943年方阿姨父母已给她买好了船票，准备送她先去福州，然后去重庆国民政府大后方去。那年4月份上海天气很冷，方阿姨身着单衣衫裤独自在书桌前坐了一夜，想人为让自己感冒，在母亲量体温之前又偷偷喝了一杯开水，结果体温显示38度多，逼迫家长不得不退了船票。后来组织上知道了情况，派人将她接到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她完成了从一位娇小姐到革命战士的转变。
　　2016年我与夫人准备到美国参加女儿毕业典礼时，父亲拿出一本李忠效写的《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一书，告诉我们书中女主人邢泽是他江淮大学同学，让我们有时间去纽约联合国大厦看看，感受一下他同学工作过的地方，让孙女受受教育。在与时任联合国中文组负责人何勇博士交谈中得知，即使现在要成为联合国雇员仍很难，只有美国一些大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才有相关的专业。
　　邢阿姨解放前在上海读的圣约翰大学，1942年到新四军江淮大学学习，1949年上海解放后在军管会任外事处新闻检查组长，1980-1985年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任新闻处长。她为人十分低调和谦虚，如果不是作家李忠效“三顾茅庐”坚持采访，我们将至今都不知道新中国还有位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出色外交人才。
　　当年不愿在日本人刺刀下生活，也不愿去国民党大后方重庆，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江淮大学学习的162位青年师生大部分都出生于富裕的家庭。我即将退休，准备将他们的家庭出身逐一汇总分析，从而探索富裕家庭的子女为什么会参加革命，重新挖掘编辑他们有意义的人生故事，向下一代宣传教育，我想这项工作一定会起到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