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程远译
　　
　　费曼先生是近代最伟大的理论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他一生幽默机智、几近顽童的举止，与其在理论物理方面的成就齐名。然而，今天看来也正是他奇特的个性成就了他的诺贝尔物理奖。本刊接上一期，继续精选一部分内容，请孩子和家长一起分享——
　　
　　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喂，你就是理查德·费曼吗？”
　　“是。”
　　“我们这里是一家旅馆。我们的收音机坏了，听说你可以帮得上忙。”
　　“但我只是个小孩子，”我说，“我不明白怎样……”
　　“对，我们知道，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跑一趟。”
　　事实上，那家旅馆是我姨妈开的，不过事前我并不知道。一直到了今天，他们还津津乐道，说那一天我跑到旅馆时，裤子后头口袋里塞了一把大螺丝起子；不过，那时候我个子很小，任何螺丝起子在我口袋里看起来都显得特别大。
　　我跑去看那台收音机，试着把它修好。说实在，我对它不太了解，不过旅馆里有一名杂工，记不清是他还是我，发现控制音量的可变电阻器上的旋钮松掉了，使得可变电阻器的转轴没法转动。他跑去把什么锉了几下，把旋钮固定，就把收音机修好了。
　　我被请去修理的下一台收音机，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原因却很简单：它的插头没有插。而随着修理任务愈趋复杂，我的手艺也愈来愈高超，花招也更多了。我在纽约买了个毫安培表，经过计算后，替它接上不同长度的细铜线，把毫安培表改装成伏特表。它并不怎么准确，但至少我能够量出线路上各接点间的大约电压值，从而晓得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他们之所以会请我去修理收音机，主要是因为碰上经济大衰退，大家都穷得要命，没有余钱花在修理收音机上。当他们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孩能修收音机，收费又便宜，当然是趋之若鹜。结果我经常要做些奇奇怪怪的工作，像爬上屋顶校正天线等；工作愈来愈困难，但我学的也愈来愈多了。我曾接过一件工作，是要将使用直流电的收音机改装为用交流电的，其中最困难的是不让它发出“嗡嗡”的声音，而我用的方法不大对。回想起来，那次我不应该接下那件工作的，不过那时我有点不知轻重。
　　我在想！我在想！
　　另外一次也很有意思。当时我在一家印刷厂上班，印刷厂老板的朋友听说我在替人修收音机，便派人来印刷厂找我。这个人看来很穷，他的车子破烂不堪，简直是一堆废铁，而他们的屋子也坐落在城中最贫穷的地区。半路上我问：“你们的收音机出了什么毛病？”
　　他说：“每次我扭开开关时，它都会发出一些声音。
　　虽然过一阵子声音就停止，一切正常，可是我不喜欢刚开始时的声响。”
　　我跟自己说：“算了吧！如果你没钱，就活该忍受一点点声音！”
　　一路上他不停地说：“你懂收音机吗？你怎么可能会弄收音机？你只是个小孩子罢了！”他就这样不停嘴地损我，而我脑袋中一直在想：“他出了什么毛病了？只不过是一点点声音罢了！”
　　可是，等我们到他家，把收音机打开时，我真的吓了一跳。一点点声音？天哪！难怪这个可怜的穷光蛋也受不了！这部收音机先是大吼大叫，不停颤动，“轰——蹦蹦蹦”地吵翻天，然后，安静下来，运作正常。我想：“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我开始来回踱步，不停地想、想、想，终于领悟到可能是收音机内各个真空管启动的次序颠倒错乱掉了——换句话说，它的扩音部分不依规矩地暖身完毕，真空管也都待命工作，但这时收音机却还没有给它任何讯号；又或者由于其他线路讯号回输，甚至收音机的前段线路——我说的是跟射频（RF，radio frequency）有关的部分——出了问题，才会发出这许多声响。而最后当射频线路全热起来，真空管电压已调适好，一切便回复正常。
　　那家伙不耐烦了，对我说：“你在干什么呀？我请你来修理收音机，但你只在这里走来走去！”我说：“我在想！我在想！”然后决定：“好！把所有真空管拔下来，依相反的顺序放回去。”事实上，在那个时期的收音机内，不同部分的线路上往往还是用同一型号的真空管，印象中是编号212或212A的那一类。总之我将真空管的次序颠倒过来，再把收音机打开。它果然静得像只绵羊一样，线路乖乖地热起来，然后开始广播节目，很完美，没有任何杂音。
　　如果有人曾经这样瞧不起你，但你立刻展现实力，通常他们的态度会来个180度的转变，有点补偿的意味。这位仁兄便是如此。后来，他还介绍我接其他工作，不断告诉其他人我是多伟大的天才，说：“他单靠想便把收音机修好了！”他从没想过，一个小孩子居然有能耐静下来想，然后就想出将收音机修好的方法。
　　其实，一个孩子能修好收音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毅力十足。从小，只要一开始研究某个谜题，我便停不下来，非要把它解开不可。如果在我“痴迷”研究的时候有谁跟我说：“算了，这太费事了！”我一定会大为光火，因为我非要击败“这台鬼收音机”不可，绝不能半途而废，我必须坚持到底，直到找出它的问题才能罢休！也正是这种坚强和决心，为我日后的物理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