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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办高中学位紧缺，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引发了全国关注。今年中招，该市公办高中的录取率仅有45.38%。
不过，在公办高中录取率之外，被人们忽视的，是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公布的另一组数据，今年该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总计划7.84万人，符合划线录取条件考生7.83万人，招生计划与考生人数大体相当。事实上，深圳今年的招生计划完成率达97.3%。
也就是说，虽然深圳公办高中“一位难求”，但若加上民办高中、中职等学校，该市高中阶段学位仍可满足考生需求。
可以佐证的另一个数据来自教育部2019年7月底公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该公报显示，全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全国的整体情况来看，高中教育实际上是供大于求。当前，深圳高中教育，乃至中国高中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优质教育的短缺。
中国当前的高中教育格局，可以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
1977年，邓小平多次谈及恢复高考一事，并提出办重点中学：“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他还说，“重点大学应当主要从重点中学招收学生。”
次年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提出各省、自治区，可在省、地（市）、县三级办重点学校。省和地（市）两级可各自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县一级可办好二三所重点中学，五六所重点小学。
据统计，到1979年底，全国重点中学达到5200多所，在校学生520万人。以北京为例，闻名全国的北京四中、人大附中都是在那时被列入重点中学名单的。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重点中学的建设都是地方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共资源集中向它们倾斜，包括财政拨款、人员配置、办学条件等。重点中学也因此聚集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成为教育高地。
199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每个县要重点办好一两所中学，全国重点建设1000所左右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事实上，县里集中力量办示范性高中，与此前重点中学的政策一脉相承。此后，兴办重点中学之风越演越烈。一些重点中学盲目扩大班额、违规招生，与普通中学抢夺生源，校际差距越来越大。
但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数，被认为是当地教育的一项政绩。储朝晖认为，也正因为此，中国的高中教育“没有整体考虑、规划存在问题”。
近几年，除深圳外，不少其他地方也出现了高中学位短缺的现象。
2013年，海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指出，省级财政没有安排高中阶段教育学位建设专项资金，高中学位紧缺，教师队伍整体缺编。
2018年，江苏省南京市出台政策，通过大幅增加高中用地规模、建设已有高中校区等方式，计划用五年时间，新增高中学位3万个。原因是因二孩政策，该市通过数据监测发现，幼儿园、小学阶段已迎来生源高峰。
在国家层面，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此后，国务院印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提出了各省到2020年毛入学率达到90%的要求。
事实上，2018年全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8%，已经接近该计划所提的目标。
与深圳公办高中录取率低于50%这一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普通高中学校中，公办高中占了绝大部分。
据统计，2018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2.43万所，分为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以及中职学校，共招生1349.76万人。其中，普高1.37万所，招生792.71万人;中职1.02万所，招生557.05万人。普高和中职学校数量比例为1.34：1，招生人数比例为1.42：1。
大学梦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选择了可以参加高考的普通高中。在1.37万所普通高中中，又分为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公办高中1万多所，民办高中3216所，前者数量是后者的3倍多。从招生人数上看，公办高中招生675.76万人，民办高中招生116.95万人。
不难看出，虽然民办高中的数量日益增多，但在当下的中考中，多数学生仍然流向公办高中。
民办高中发展不足，在储朝晖看来，是中国当前高中优质教育短缺的一大原因。
在大多数深圳家长看来，公办高中意味着收费低、质量高的优质教育，民办高中则相反。
事实上，就公办高中本身而言，多年来的高考重点率早已将其划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学校所享受的财政拨款、相关政策也不同。
储朝晖表示，在此前的多次调研中，他们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公办学校不被学生所选择，因为不在政府重点支持的范畴之内。
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把钱用得均衡。能不能把（政府划拨给）高中的所有经费，平均用到每个学生的人头上？”
储朝晖在调研中发现，中国有很多公办高中，事实上70%的收入是靠学生的学费，当地政府并未给予太多的支持，换言之，生均经费（即教育部门为保证教学的正常运转，按照每个学生的经費标准，所划拨给学校的经费）并不够。
深圳一家民办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图/视觉中国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民办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并不由学校决定，而由教育主管部门划定。以深圳为例，民办高中录取分数线始终排在公办高中之后。
深圳市教育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考生填报中考志愿，无需担任何风险。考试出分后，各学校按照分数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考生可以在第一批填八个志愿。而各校招生分数间的差距，往往就在一两分，“一层一层，就像筛豆子”。
長此以往，各校所招学生往往都是这一个分数段的学生，生源扁平。而这种扁平会使学校失去办学积极性。对于招生分数始终排在末尾的深圳民办高中，这种情况更甚。
当然，也有例外。
上述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做过调研，在深圳，民办高中和公办高中，在高考中分数差异最大的学科是英语。而有一所深圳民办高中，则避开了这一劣势，开办了小语种特色班，专挑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包括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在2018年高考中，该校外语平均分120多分，比民办高中英语高考的平均分六七十分高出了一大截。
不过，上述内部人士认为，在当前民办高中生源差、高考重本率不如公办高中的情况下，这种在考生身上的“增值率”很难被家长看到，并得到认可。
储朝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可以放开各校的录取分数线，由其自主竞争，同时录取，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生源流向可以满足多样性需求的民办高中。
目前，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相较前些年，已经出现了一些收费高、质量高的民办高中，也有家长愿意送孩子前往。
至于许多人担心的民办高中收费高的问题，储朝晖提出，事实上，公办学校因政府拨款，存在着管理效率低的问题。若在真正平等的市场机制下竞争，民办学校反而没有桎梏，运转效率更高，是有可能降低收费标准的。
总的来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公办和民办高中的发展并不平衡，哪怕公办高中的队伍里，也有许多普通高中所受关注不够、发展不足的问题。储朝晖说：“在中国，优质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区别是政府来定的。”而这一差距，已经到了不应也不能再扩大的时候了。
不过，在公办高中录取率之外，被人们忽视的，是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公布的另一组数据，今年该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总计划7.84万人，符合划线录取条件考生7.83万人，招生计划与考生人数大体相当。事实上，深圳今年的招生计划完成率达97.3%。
也就是说，虽然深圳公办高中“一位难求”，但若加上民办高中、中职等学校，该市高中阶段学位仍可满足考生需求。
可以佐证的另一个数据来自教育部2019年7月底公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该公报显示，全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全国的整体情况来看，高中教育实际上是供大于求。当前，深圳高中教育，乃至中国高中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优质教育的短缺。
“没有整体考虑、规划存在问题”
中国当前的高中教育格局，可以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
1977年，邓小平多次谈及恢复高考一事，并提出办重点中学：“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他还说，“重点大学应当主要从重点中学招收学生。”
次年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提出各省、自治区，可在省、地（市）、县三级办重点学校。省和地（市）两级可各自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县一级可办好二三所重点中学，五六所重点小学。
据统计，到1979年底，全国重点中学达到5200多所，在校学生520万人。以北京为例，闻名全国的北京四中、人大附中都是在那时被列入重点中学名单的。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重点中学的建设都是地方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共资源集中向它们倾斜，包括财政拨款、人员配置、办学条件等。重点中学也因此聚集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成为教育高地。
199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每个县要重点办好一两所中学，全国重点建设1000所左右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事实上，县里集中力量办示范性高中，与此前重点中学的政策一脉相承。此后，兴办重点中学之风越演越烈。一些重点中学盲目扩大班额、违规招生，与普通中学抢夺生源，校际差距越来越大。
但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数，被认为是当地教育的一项政绩。储朝晖认为，也正因为此，中国的高中教育“没有整体考虑、规划存在问题”。
近几年，除深圳外，不少其他地方也出现了高中学位短缺的现象。
2013年，海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指出，省级财政没有安排高中阶段教育学位建设专项资金，高中学位紧缺，教师队伍整体缺编。
2018年，江苏省南京市出台政策，通过大幅增加高中用地规模、建设已有高中校区等方式，计划用五年时间，新增高中学位3万个。原因是因二孩政策，该市通过数据监测发现，幼儿园、小学阶段已迎来生源高峰。
在国家层面，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此后，国务院印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提出了各省到2020年毛入学率达到90%的要求。
事实上，2018年全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8%，已经接近该计划所提的目标。
两极分化的公办与民办
与深圳公办高中录取率低于50%这一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普通高中学校中，公办高中占了绝大部分。
据统计，2018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2.43万所，分为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以及中职学校，共招生1349.76万人。其中，普高1.37万所，招生792.71万人;中职1.02万所，招生557.05万人。普高和中职学校数量比例为1.34：1，招生人数比例为1.42：1。
大学梦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选择了可以参加高考的普通高中。在1.37万所普通高中中，又分为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公办高中1万多所，民办高中3216所，前者数量是后者的3倍多。从招生人数上看，公办高中招生675.76万人，民办高中招生116.95万人。
不难看出，虽然民办高中的数量日益增多，但在当下的中考中，多数学生仍然流向公办高中。
民办高中发展不足，在储朝晖看来，是中国当前高中优质教育短缺的一大原因。
在大多数深圳家长看来，公办高中意味着收费低、质量高的优质教育，民办高中则相反。
事实上，就公办高中本身而言，多年来的高考重点率早已将其划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学校所享受的财政拨款、相关政策也不同。
储朝晖表示，在此前的多次调研中，他们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公办学校不被学生所选择，因为不在政府重点支持的范畴之内。
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把钱用得均衡。能不能把（政府划拨给）高中的所有经费，平均用到每个学生的人头上？”
储朝晖在调研中发现，中国有很多公办高中，事实上70%的收入是靠学生的学费，当地政府并未给予太多的支持，换言之，生均经费（即教育部门为保证教学的正常运转，按照每个学生的经費标准，所划拨给学校的经费）并不够。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民办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并不由学校决定，而由教育主管部门划定。以深圳为例，民办高中录取分数线始终排在公办高中之后。
深圳市教育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考生填报中考志愿，无需担任何风险。考试出分后，各学校按照分数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考生可以在第一批填八个志愿。而各校招生分数间的差距，往往就在一两分，“一层一层，就像筛豆子”。
長此以往，各校所招学生往往都是这一个分数段的学生，生源扁平。而这种扁平会使学校失去办学积极性。对于招生分数始终排在末尾的深圳民办高中，这种情况更甚。
当然，也有例外。
上述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做过调研，在深圳，民办高中和公办高中，在高考中分数差异最大的学科是英语。而有一所深圳民办高中，则避开了这一劣势，开办了小语种特色班，专挑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包括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在2018年高考中，该校外语平均分120多分，比民办高中英语高考的平均分六七十分高出了一大截。
不过，上述内部人士认为，在当前民办高中生源差、高考重本率不如公办高中的情况下，这种在考生身上的“增值率”很难被家长看到，并得到认可。
储朝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可以放开各校的录取分数线，由其自主竞争，同时录取，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生源流向可以满足多样性需求的民办高中。
目前，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相较前些年，已经出现了一些收费高、质量高的民办高中，也有家长愿意送孩子前往。
至于许多人担心的民办高中收费高的问题，储朝晖提出，事实上，公办学校因政府拨款，存在着管理效率低的问题。若在真正平等的市场机制下竞争，民办学校反而没有桎梏，运转效率更高，是有可能降低收费标准的。
总的来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公办和民办高中的发展并不平衡，哪怕公办高中的队伍里，也有许多普通高中所受关注不够、发展不足的问题。储朝晖说：“在中国，优质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区别是政府来定的。”而这一差距，已经到了不应也不能再扩大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