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反汪言论到彭成讼案

　　《民生报》创办不久，便经常刊登不满汪精卫的新闻和言论，使汪氏对该报及社长成舍我怀恨在心。1932年5月，汪精卫主持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受到全国舆论的一致反对。8月，他突然宣布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离京出洋。《民生报》马上刊登时评，予以谴责，说值此国家万分危急之时，而党国重任如汪氏者，竟能得十四天的休息游玩时间，恐怕世界任何“以身许国”的政治家中无第二人。次年3月，汪氏回国，仍以“养疴”为名，“坚辞”行政院长一职。《民生报》又连续发表评论，反驳他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投降政策，又斥其惺惺作态，必将危害抗日大业。这些评论和报道，严重挑战汪氏的权威，令他切齿痛恨，遂决定寻机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1934年5月24日，《民生报》三版刊载《某院处长彭某辞职真相——有依法嫌疑 某当局大不满》的消息。此文虽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实指汪精卫的亲信、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在此不久前，行政院建筑新大楼，建筑商贿赂经办此事的彭学沛，并出资为其在鼓楼修建了一幢私人洋房，以致大楼建筑偷工减料。该大楼预算为6万元，应建筑商要求屡次追加费用，竣工时竟达到13万元，超过预算一倍多。社会上风闻彭有贪污受贿嫌疑，连汪精卫私下也对其表示不满。因为彭学沛有汪氏这个大后台，又是成舍我夫人萧宗让的姑父，亲友们都劝成舍我免登这条新闻，报社总编辑张友鸾也颇踌躇，拿着稿子来问成舍我该怎么办，成舍我果断地说：“既然确有此事，为什么不刊登！”但为慎重起见，这则新闻还是于当天送往首都新闻检查所接受检查，对方批示“缓登”。成舍我认为既然如此，便让文章延后两天登出。
　　不料，这则新闻一经登出，立即引起社会舆论哗然。汪精卫认为抓到了《民生报》的把柄，决定向其开刀。他密令首都警察厅，以该报“肆意造谣，不服检查”为由，着令其停版三日示儆。此外，不仅当日报纸不许付印，就连通告奉令停刊的传单也不能在社内印刷。警察厅还在报馆周围布置好几道防线，监督命令的执行。对汪精卫的蛮横做法，成舍我十分不满。三天后报纸复刊，他亲自执笔发表《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关》的万言长文，予以反击。文章首先以嘲讽的口吻一一驳斥行政院强加给《民生报》的三个罪名，即恶意新闻、肆意造谣和不服检查。然后对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提出两个最严重的问题：一是检查范围应根据相关法律，仅限于军事、外交、地方治安及有关消息，而事实上已超过这些规定。二是违背新闻检查而对报刊处罚的原则，指出“政府今日，乃在以诚意求取舆论之合作，而不在于威权，钳制人民之喉舌”。最后表明此次停刊事件的态度，认为行政院的处分属非法行为，制裁新闻机关的标准应该统一。同时，成舍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让自己所属的北平《世界日报》及《民生报》，接连刊出评论文章，围绕“新闻界揭示贪官污吏不应有罪”等主题，大造舆论。
　　铺天盖地的舆论旋涡将事件的另一主角彭学沛推到一个两难的境地。监察院面对汹涌的民意，不得不做出弹劾彭学沛的姿态，而彭要自证“清白”，只有与成舍我打一场官司。于是，彭向江宁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成舍我妨害名誉，请求依法惩处。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彭成讼案”。同年6月中旬，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那天参加旁听的人几乎将整个法院围得水泄不通，不仅有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还有学者、教师和新闻界同人。成舍我对起诉书逐条进行反驳，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不时引起场上阵阵笑声。过了两周，第二次法庭辩论如期举行，主审法官为曾振生推事，原告仅派代理人朱其超到庭，成舍我仍亲自参加。针对原告称自建新屋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成舍我抓住不放，指出原告所借之款是在新屋建成之后，且刚好是在法院受理原告起诉之后，这于情于理不合，更加证明原告有贪污嫌疑。彭学沛不甘心庭审中落了下风，于当天在一家晚报发表文章，称愿介绍建筑商为成舍我或其他人用同样的资金建同样的房屋。此举弄巧成拙，结果引起另一桩风波。两名市民在南京几家大报刊登启事，愿请彭氏代为介绍建筑商造屋。彭见情形不妙，只好指使建筑商华基公司出面解释。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在报上大打舆论战，使彭氏的贪名越传越广。

　　眼见社会舆论于己不利，官司胜算不大，彭学沛便于第三次开庭前匆忙撤回诉状，仅以“妨害公务”指控成舍我，以便给自己一个台阶。成舍我认为自己的目的已基本达到，讼案牵涉的人和事都比较敏感，所以也想就此罢手，以免节外生枝。双方经新闻界朋友程沧波等人调停，达成庭外和解。后来，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成舍我罚金十元，并处徒刑二年，缓期执行。

勒令《民生报》永久停刊

　　《民生报》停版三日，让汪精卫出了一口气，但他仍不满足，总想狠狠惩治一下成舍我本人。恰在此时，彭学沛送来重要情报，说《民生报》又登载消息，竟然公开蒋介石给行政院、监察院的密电，分明是想借此兴风作浪，扩大事态。汪精卫一听，大喜过望，心想只要将情况报告老蒋，这次成舍我必将受到严惩。
　　原来，同年4月17日，监察委员刘侯武指控时任铁道部部长顾孟余，称顾在办理大潼铁路材料借款中“丧权违法，害国营私”，特向监察院提出弹劾。经该院审查后，即呈文国民政府，正式提出弹劾顾孟余。然而顾是汪精卫的亲信，因此汪企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弹劾案件补充办法》来阻挠此事。于是，监察院与行政院互不买账、争执不休。正在江西“围剿”红军的蒋介石闻讯，分别拍电报给监察院长于右任和行政院长汪精卫，严令双方“不可再起波澜，激成意气”。民族通讯社记者陈云阁获悉这件电文，认为颇有新闻价值，便整理成一篇消息交编辑部发表。对这则消息，南京的几家大报都予以披露，但都順从老蒋的意图，进行淡化处理。可是成舍我敏锐地觉察到这条消息背后的深意，当即派人多方采集信息，写成一则综合消息，并将其放在要闻版头条，配以醒目的多行标题。就这样，该消息刊登于7月20日《民生报》上，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汪精卫读罢此文，当即致电蒋介石，要求严惩成舍我及其《民生报》。老蒋早已对成舍我不满，因《民生报》也经常载文评论时局，与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屡唱反调。现在既然汪精卫有此要求，便乐得做人情，马上回电称成舍我“捏造文电，鼓动政潮”，已令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立即查封《民生报》，拘办负责人，并严究消息来源”。 　　7月22日下午，被蒙在鼓里的成舍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新街口报社二楼的办公室里会客。警备司令部派出十几名便衣警探和宪兵，分乘两辆汽车到报馆附近埋伏。为首的王姓探长带一名探员先入内侦查，他们自称是报社客户，有要事找社长商量。经工作人员指点，他们上二楼社长室，发现室内有两人在谈话。坐在办公桌前的成舍我看到两名生客，并没有在意，依然与早到的客人聊天。这时王探长悄悄退到室外，轻声嘱咐同伴去外面用公用电话打电话到报社，自己退回室内观察，以确定成舍我究竟是哪一个。过了一会，社长室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主人拿起电话，“喂、喂”两声后，说“我就是”。于是，王姓探长确定坐在办公桌前的人就是成舍我，便迅速退出，通知外面的警探拥进报馆，声称“找社长有要事商量”。成舍我听到外面的嘈杂声，急忙出门观察，看到刚才进出办公室的陌生男子带着一群人从楼梯口上来，觉得十分可疑，遂急步走向楼道尽头，从另一处楼梯下楼，然后走后门躲避。王姓探长发现后，也尾随下楼。成舍我见状，只好停下脚步，大声责问来人是谁，究竟想干什么。王姓探长只好亮明身份，并从衣袋里取出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说：“我奉令请成先生走一趟，职责所在，请予谅解。”成舍我只好表示同意，但要求与妻子见一面。于是，几名警探簇拥着成舍我，驱车抵达安东酒店萧宗让的房间。成舍我告诉妻子警备司令部找他去谈话，请家人勿要担心。萧宗让发现丈夫周围的几名便衣形影相随，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含泪说：“你安心走吧，我明天早上会去探视的。”说完，王姓探长命警探押着成舍我退出，驾车直驶警备司令部。当天晚上，民族通讯社社长赵雪岩、总编辑钟贡勋和采写稿件的记者陈云阁也先后被投入大牢。
　　成舍我被捕一事引起新闻界的关注，各地编辑记者公会纷纷致函当局，强烈要求释放当事人，保护新闻自由。警备司令谷正伦也以报告案情为由，向老蒋发电报，内有“消息确经检查所检查后发表”等语，试图为成舍我等人推脱责任。可是，蒋介石的回电口气严厉，说：“是日检查所承值检查之人，应一并拘办，民族通讯社及民生报概行封禁。”萧宗让知道事态严重，便四处托人找到外交部次长唐有壬，竭力取得唐的同情。当时蒋介石正在庐山召集党政大员开会，唐随汪精卫去参加，途中唐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说通了汪精卫。其间，汪精卫打电报给老将，称“成舍我事，拟由有壬兄作保，令向宪兵司令部具结释放，民生报则决封禁，民族通讯社拘留诸人，亦照此办理，尊意如以为可，乞电谷司令遵照”。结果，老蒋也借坡下驴，电谷正伦照办。成舍我等又被关押二十余天，直至9月1日，在答应民生报永远停刊、不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等五项条件后，才正式被释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恰好是国民政府第一个记者节。
　　成舍我出狱后，有一次与唐有壬会面，唐婉转地称汪精卫的意思，只要成氏愿意向其低头，则一切问题都可以和解。唐乘机劝道，新闻记者和行政院长碰，结果总要头破血流的。成舍我闻言，说出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我的看法与你恰恰相反，我相信我和汪碰，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因为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汪精卫竟像触了电似的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民生报》被迫永久停刊事件后仅仅过了四年多，成舍我与汪精卫竟不期而遇了。
　　1938年7月，国共两党在武汉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成舍我以社会贤达身份任参政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开会前几天，汪精卫以议长资格，在汉口某银行大厦欢宴全体代表。那天，汪站在大厅门口迎客，每个参政员进来，都会满面春风地打招呼。即使那些极少往来者，多年不见，他照例一面紧紧握手，一面亲热地以“某某兄”相称。据说这是汪氏最擅长的政治魔术，让人印象深刻。
　　當成舍我进入大厅时，时任参政会副秘书长彭学沛正站在汪精卫的旁边，彭见到成舍我，心里颇有些不安，便迅速借故避开。汪精卫却依旧带着“灿烂”的笑，特别用劲地握住成舍我的手，并且破例引导他走向里面的一排沙发，请其坐下，用极柔和的声调说：“我们大约已好多年不见了，你北平和上海的事业，都已为国家抗战而牺牲。我们很担心你在北平出不来。最近听说你的《立报》又已在香港出版。在香港办报，大概很苦痛吧？”说到“苦痛”两字，他顿时收起笑容，频频擦着两只手掌，似乎很替对方着急的样子。成舍我了解汪的为人，并不为对方的“关心”所动，只是礼节性地说：“承汪先生这样关切，我不胜感激。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北平、上海沦陷，个人事业的毁灭，那是无法避免，也是无足顾惜的。至于香港办报，诚然痛苦很多，但总比我过去在国内办报冒较大的身体安全和言论自由风险要好啊！”汪精卫闻听此言，不等成舍我再说下去，竟像触了电似的站起身来，急忙说：“今天我太忙了，还有许多人要来，我们改天再细谈吧！”边说边急速离去。
　　席终人散，成舍我回到住处，把与汪精卫的谈话情况讲给周围的朋友听，大家听了大笑不止……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