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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州地区北朝晚期佛衣样式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在北魏时期更多受到南朝萧梁时期造像的影响而大量出现褒衣博带式佛衣；东魏时期，褒衣博带式演变成双领下垂式佛衣并开始盛行起来；到了北齐，双领下垂式佛衣继续流行，但新出现了通肩式及袒右式两种具有印度艺术风格的新型佛衣样式，形成了佛衣多样化的格局。
20世纪以来，在山东泰沂山脉以北，黄河流域以东至渤海之间的古青州地区陆续出土了一批批数量可观、风格独特的北朝晚期佛教造像。尤其以1996年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最显著，为此引起学术界对青州乃至山东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对青州地区佛教造像研究集中在年代考证、时代分期、风格特征、流传演变等方面。相对于佛像服饰而言，对本地区佛衣的样式、渊源、演变及其传播格局的研究专著甚少，不过也有学者曾涉及过这个问题。如杨泓先生在《龙兴寺造像和青州考古》中阐述了佛衣阶段性演变特征：“北魏晚期为褒衣博带式；东魏初期至东魏末期佛衣右领襟由甩搭左肘逐渐改为覆搭左肩；北齐初期覆搭左肩的佛衣继续流行；北齐后期佛多见几层内衣、衣领、衣带装饰多样化。”费泳先生认为青州北朝晚期佛衣为“褒衣博带式”和“褒衣博带演化式”两种。佛衣是佛陀造像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披覆样式及表现手法，向来为确立佛像风格的佐证。同时佛衣极具普遍性和延续性，通过北朝晚期佛衣样式的研究，对于认识本地区佛像发展的轨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古青州地区发现的北朝佛教造像质地多样，有金铜质、石质、陶质。不同材质的造像其制造工艺、流传过程及造像风格存在差异。鉴于此，本文考察的北朝佛教造像质地为石质，主要为石灰石，还包含少量的滑石和汉白玉。
一、青州地区北朝晚期佛衣样式
1.褒衣博带式：佛衣肥大宽博，双领下垂，右衣角多数搭覆于左腕处，僧祇支外露，胸前结带。佛衣衣摆褶皱密集重叠，给人一种厚实感。这种来源于世俗社会的佛衣样式，并无律典根据。因此将此时期形容衣服宽博、飘逸的术语——褒衣博带，被借用为佛衣的样式即褒衣博带式佛衣（图1）。
2.双领下垂式：佛衣自身后通覆两肩，右衣角自胸腹前绕过搭于左肩，颈下衣缘呈“U”形下垂的样式（图2）。
3.袒右式：佛衣右衣角自右腋下绕过搭左肩，将右胸及右臂裸露在外（图3）。
4.通肩式：佛衣自身后通覆两肩，右衣角贴绕颈部搭覆左肩、左臂的样式（4）。
5.覆肩袒右式：佛衣右侧覆右肩后，右衣角自右腋下绕过搭左肩、左臂，将右胸及部分右臂裸露在外的样式（图5）。
二、青州地区北朝晚期佛衣样式渊源
1.褒衣博带式
褒衣博带本是南朝士大夫的常服，《颜氏家训·涉务》中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现在学者在论述这种佛衣时常常引用南京西善桥出土刘宋时期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刻画中荣启期的服饰作为褒衣博带的例证。盛行于南朝的这种服饰，也同样受到中原地区的追捧，如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而这种世俗服饰被应用到佛造像上，目前发现最早的实例为四川茂汶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释玄嵩造像，其正面弥勒像为褒衣博带式佛衣（图6）。
这种来源于南朝士大夫衣着特点的褒衣博带式佛衣，民族化特征非常鲜明。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该佛衣样式以跨地域传播的方式在汉地盛极一时，成为这一时期佛衣的主流样式。显而易见，青州地区北朝晚期出现的这种褒衣博带式佛衣主要还是受到了南朝的影响。
2.双领下垂式
从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南朝栖霞山石窟中的佛造像是出现双领下垂式佛衣较早的实例。在南齐时期，这一佛衣样式在栖霞山石窟中为流行服饰。虽然青州地区与南朝栖霞山双领下垂式佛衣有相似之处，但青州地区这一佛衣的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如青州双领下垂式佛衣的衣纹大体为三种：一种为类似于栖霞山的大U形衣纹，但青州的U形衣纹并未居中，而是侧向右侧，左侧为佛衣叠加在一起形成的下垂直条；一种为形成对称的钩线衣纹；一种为不饰有任何衣纹。
有专家将青州北朝时期双领下垂式佛衣盛行的原因完全归于南朝的影响，这种想法似乎不太妥当。不可否认，在北朝时期古青州地区与南朝的交流是很密切的，如青州地区曾受南朝统治达半个多世纪、陆路或海路皆可通江南、南朝社会的部分风尚在青州地区受尊崇等。在注意这些外界因素时，我们未注意到古青州地区东魏时期流行的双领下垂式佛衣与北魏晚期佛衣之间的联系与变化。东魏时期盛行的双领下垂式佛衣在北魏晚期的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右衣角搭覆左腕后，逐渐上移，从而搭覆于左肩、左臂而成，并且此时的服饰已显得较为轻薄，并无厚重之感。
随着对青州龙兴寺及周边地区造像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青州风格”一说已达成共识。东魏、北齐时期，是青州风格佛教造像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东魏时期发展并成熟起来的龙衔莲组合了“青州风格”的最显著特征。东魏时期的青州造像在全国所谓独树一帜，特色鲜明，况且双领下垂式佛衣样式并未在其他地区如此大规模流行，这种佛衣样式在东魏时期盛行的最主要原因应是本地造像对前期褒衣博带式佛衣的革新，非一句“受南朝影响”可以一概而论的。
3.袒右式、通肩式
袒右式、通肩式佛衣均源自印度。在早期的造像遗迹中，通肩式佛衣曾是早期造像的主流样式，袒右式佛衣虽然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但并没有在哪个地区流行起来。袒右式佛衣虽源自印度，但传人我国后随着世俗化程度的加深，被赋予了本土特色，如云冈石窟中袒右式佛衣中勾连纹的出现，并且多数僧祇支外露。在唐代龙门出现袒右式佛衣样式时，陈悦新先生认为：“龙门石窟新出现的袒右式佛衣，一种是优填王造像，佛衣衣薄贴体、素面无饰，与笈多艺术的造像风格相似，可能是青州流行的北齐时期薄质料佛衣的延續，也可能与玄奘、王玄策等从印度携回的梵像有关。诸如种种，我们不得不承认青州北齐时期出现的轻薄贴体的袒右式佛衣包含了较多的印度造像因素。” 虽然通肩式佛衣亦源自印度，但在中国的佛教遗迹中却同印度地区的通肩式佛衣发生了不同的演变轨迹。青州地区通肩式佛衣从公元298年一直到北魏时期，佛衣颈下衣缘自始至终都是褶皱多层而刻意表现。但在笈多艺术的造像中，通肩式佛衣，其颈下衣缘随着湿衣透体风格的盛行，大多数仅仅以简洁的环形表示。这也与北齐时期青州佛衣风格大致相同，所以此时期通肩式佛衣样式的盛行，不是前期样式的简单回归。同时需要关注的是北齐时佛衣上出现的条状衣纹、无衣纹两种衣纹样式分别来源于马土腊（图7）和萨尔纳特（图8）两种风格，是受笈多艺术影响最为突出的地方。因此北齐时期新出现的袒右式及通肩式佛衣样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印度地区造像的影响。这也正是该文将两者合在一起讨论的原因。
东晋以来青州地区已辟有长广郡和东莱郡两处出海港口，资料显示中国经由海路与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扶南国（今柬埔寨）佛事交流頻繁，并往来僧人可随船舶抵达青州、建康、广州、交趾。古青州地区出海港口的设立及与东南亚地区海路的畅通为印度造像因素进入该地区提供了条件。
在笈多王朝之前，青州地区北齐时出现的轻薄叠褶的服饰已出现于印度西北部和中亚两河流域地区。大约从4世纪起，影响到我国新疆中部，到了5世纪前期，类似特征的佛像才出现在新疆以东内地。临朐冶源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崔芬壁画墓中跳胡旋舞人物的出现、青州及临朐出土法界人中像上胡人形象的出现，尤其是包含教图像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粟特美术因素的青州傅家画像的出现，证明了古青州与新疆及中、西亚地区文化的交流。5-6世纪的齐梁之际笈多式佛像经由扶南国、槃国和丹丹国等南海诸国频繁地传入中国南朝，尤以梁武帝用力最多，规模最大，效果也最为明显。无论是中印佛教联系中继点上流行佛教的粟特与龟兹地区文化的传人还是南朝时对印度佛像的输入，这都为古青州地区和印度造像风格的融合创造了一种文化环境及氛围。
4.覆肩袒右式
覆肩袒右式佛衣最早见于西秦和北凉地区。青州地区北齐时期覆肩袒右式是对当时袒右式佛衣样式的变通，毕竟这种将右胸及右臂裸露在外的做法与世俗不符，应该是一种具有民族特征的佛衣样式。
青州地区造像的时代多数为公元500年以后的北朝晚期，在这80年的时间里，用“吸收一革新一交融”来表达青州地区佛衣样式的发展演变更为贴切。在北魏时期更多受到南朝萧梁时期造像的影响而出现了大量褒衣博带式佛衣；东魏时期，随着“青州风格”的发展，双领下垂式佛衣盛行起来；到了北齐，艺术家的独特风格、地区特色、朝代风貌的交织，又与古印度造像因素的交融，出现了通肩式及袒右式两种具有古印度艺术风格的新型佛衣样式，形成了佛衣多样化的格局，进一步显示了青州地区鲜明地域特色的造像风格。
20世纪以来，在山东泰沂山脉以北，黄河流域以东至渤海之间的古青州地区陆续出土了一批批数量可观、风格独特的北朝晚期佛教造像。尤其以1996年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最显著，为此引起学术界对青州乃至山东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对青州地区佛教造像研究集中在年代考证、时代分期、风格特征、流传演变等方面。相对于佛像服饰而言，对本地区佛衣的样式、渊源、演变及其传播格局的研究专著甚少，不过也有学者曾涉及过这个问题。如杨泓先生在《龙兴寺造像和青州考古》中阐述了佛衣阶段性演变特征：“北魏晚期为褒衣博带式；东魏初期至东魏末期佛衣右领襟由甩搭左肘逐渐改为覆搭左肩；北齐初期覆搭左肩的佛衣继续流行；北齐后期佛多见几层内衣、衣领、衣带装饰多样化。”费泳先生认为青州北朝晚期佛衣为“褒衣博带式”和“褒衣博带演化式”两种。佛衣是佛陀造像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披覆样式及表现手法，向来为确立佛像风格的佐证。同时佛衣极具普遍性和延续性，通过北朝晚期佛衣样式的研究，对于认识本地区佛像发展的轨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古青州地区发现的北朝佛教造像质地多样，有金铜质、石质、陶质。不同材质的造像其制造工艺、流传过程及造像风格存在差异。鉴于此，本文考察的北朝佛教造像质地为石质，主要为石灰石，还包含少量的滑石和汉白玉。
一、青州地区北朝晚期佛衣样式
1.褒衣博带式：佛衣肥大宽博，双领下垂，右衣角多数搭覆于左腕处，僧祇支外露，胸前结带。佛衣衣摆褶皱密集重叠，给人一种厚实感。这种来源于世俗社会的佛衣样式，并无律典根据。因此将此时期形容衣服宽博、飘逸的术语——褒衣博带，被借用为佛衣的样式即褒衣博带式佛衣（图1）。
2.双领下垂式：佛衣自身后通覆两肩，右衣角自胸腹前绕过搭于左肩，颈下衣缘呈“U”形下垂的样式（图2）。
3.袒右式：佛衣右衣角自右腋下绕过搭左肩，将右胸及右臂裸露在外（图3）。
4.通肩式：佛衣自身后通覆两肩，右衣角贴绕颈部搭覆左肩、左臂的样式（4）。
5.覆肩袒右式：佛衣右侧覆右肩后，右衣角自右腋下绕过搭左肩、左臂，将右胸及部分右臂裸露在外的样式（图5）。
二、青州地区北朝晚期佛衣样式渊源
1.褒衣博带式
褒衣博带本是南朝士大夫的常服，《颜氏家训·涉务》中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现在学者在论述这种佛衣时常常引用南京西善桥出土刘宋时期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刻画中荣启期的服饰作为褒衣博带的例证。盛行于南朝的这种服饰，也同样受到中原地区的追捧，如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而这种世俗服饰被应用到佛造像上，目前发现最早的实例为四川茂汶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释玄嵩造像，其正面弥勒像为褒衣博带式佛衣（图6）。
这种来源于南朝士大夫衣着特点的褒衣博带式佛衣，民族化特征非常鲜明。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该佛衣样式以跨地域传播的方式在汉地盛极一时，成为这一时期佛衣的主流样式。显而易见，青州地区北朝晚期出现的这种褒衣博带式佛衣主要还是受到了南朝的影响。
2.双领下垂式
从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南朝栖霞山石窟中的佛造像是出现双领下垂式佛衣较早的实例。在南齐时期，这一佛衣样式在栖霞山石窟中为流行服饰。虽然青州地区与南朝栖霞山双领下垂式佛衣有相似之处，但青州地区这一佛衣的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如青州双领下垂式佛衣的衣纹大体为三种：一种为类似于栖霞山的大U形衣纹，但青州的U形衣纹并未居中，而是侧向右侧，左侧为佛衣叠加在一起形成的下垂直条；一种为形成对称的钩线衣纹；一种为不饰有任何衣纹。
有专家将青州北朝时期双领下垂式佛衣盛行的原因完全归于南朝的影响，这种想法似乎不太妥当。不可否认，在北朝时期古青州地区与南朝的交流是很密切的，如青州地区曾受南朝统治达半个多世纪、陆路或海路皆可通江南、南朝社会的部分风尚在青州地区受尊崇等。在注意这些外界因素时，我们未注意到古青州地区东魏时期流行的双领下垂式佛衣与北魏晚期佛衣之间的联系与变化。东魏时期盛行的双领下垂式佛衣在北魏晚期的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右衣角搭覆左腕后，逐渐上移，从而搭覆于左肩、左臂而成，并且此时的服饰已显得较为轻薄，并无厚重之感。
随着对青州龙兴寺及周边地区造像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青州风格”一说已达成共识。东魏、北齐时期，是青州风格佛教造像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东魏时期发展并成熟起来的龙衔莲组合了“青州风格”的最显著特征。东魏时期的青州造像在全国所谓独树一帜，特色鲜明，况且双领下垂式佛衣样式并未在其他地区如此大规模流行，这种佛衣样式在东魏时期盛行的最主要原因应是本地造像对前期褒衣博带式佛衣的革新，非一句“受南朝影响”可以一概而论的。
3.袒右式、通肩式
袒右式、通肩式佛衣均源自印度。在早期的造像遗迹中，通肩式佛衣曾是早期造像的主流样式，袒右式佛衣虽然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但并没有在哪个地区流行起来。袒右式佛衣虽源自印度，但传人我国后随着世俗化程度的加深，被赋予了本土特色，如云冈石窟中袒右式佛衣中勾连纹的出现，并且多数僧祇支外露。在唐代龙门出现袒右式佛衣样式时，陈悦新先生认为：“龙门石窟新出现的袒右式佛衣，一种是优填王造像，佛衣衣薄贴体、素面无饰，与笈多艺术的造像风格相似，可能是青州流行的北齐时期薄质料佛衣的延續，也可能与玄奘、王玄策等从印度携回的梵像有关。诸如种种，我们不得不承认青州北齐时期出现的轻薄贴体的袒右式佛衣包含了较多的印度造像因素。” 虽然通肩式佛衣亦源自印度，但在中国的佛教遗迹中却同印度地区的通肩式佛衣发生了不同的演变轨迹。青州地区通肩式佛衣从公元298年一直到北魏时期，佛衣颈下衣缘自始至终都是褶皱多层而刻意表现。但在笈多艺术的造像中，通肩式佛衣，其颈下衣缘随着湿衣透体风格的盛行，大多数仅仅以简洁的环形表示。这也与北齐时期青州佛衣风格大致相同，所以此时期通肩式佛衣样式的盛行，不是前期样式的简单回归。同时需要关注的是北齐时佛衣上出现的条状衣纹、无衣纹两种衣纹样式分别来源于马土腊（图7）和萨尔纳特（图8）两种风格，是受笈多艺术影响最为突出的地方。因此北齐时期新出现的袒右式及通肩式佛衣样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印度地区造像的影响。这也正是该文将两者合在一起讨论的原因。
东晋以来青州地区已辟有长广郡和东莱郡两处出海港口，资料显示中国经由海路与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扶南国（今柬埔寨）佛事交流頻繁，并往来僧人可随船舶抵达青州、建康、广州、交趾。古青州地区出海港口的设立及与东南亚地区海路的畅通为印度造像因素进入该地区提供了条件。
在笈多王朝之前，青州地区北齐时出现的轻薄叠褶的服饰已出现于印度西北部和中亚两河流域地区。大约从4世纪起，影响到我国新疆中部，到了5世纪前期，类似特征的佛像才出现在新疆以东内地。临朐冶源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崔芬壁画墓中跳胡旋舞人物的出现、青州及临朐出土法界人中像上胡人形象的出现，尤其是包含教图像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粟特美术因素的青州傅家画像的出现，证明了古青州与新疆及中、西亚地区文化的交流。5-6世纪的齐梁之际笈多式佛像经由扶南国、槃国和丹丹国等南海诸国频繁地传入中国南朝，尤以梁武帝用力最多，规模最大，效果也最为明显。无论是中印佛教联系中继点上流行佛教的粟特与龟兹地区文化的传人还是南朝时对印度佛像的输入，这都为古青州地区和印度造像风格的融合创造了一种文化环境及氛围。
4.覆肩袒右式
覆肩袒右式佛衣最早见于西秦和北凉地区。青州地区北齐时期覆肩袒右式是对当时袒右式佛衣样式的变通，毕竟这种将右胸及右臂裸露在外的做法与世俗不符，应该是一种具有民族特征的佛衣样式。
青州地区造像的时代多数为公元500年以后的北朝晚期，在这80年的时间里，用“吸收一革新一交融”来表达青州地区佛衣样式的发展演变更为贴切。在北魏时期更多受到南朝萧梁时期造像的影响而出现了大量褒衣博带式佛衣；东魏时期，随着“青州风格”的发展，双领下垂式佛衣盛行起来；到了北齐，艺术家的独特风格、地区特色、朝代风貌的交织，又与古印度造像因素的交融，出现了通肩式及袒右式两种具有古印度艺术风格的新型佛衣样式，形成了佛衣多样化的格局，进一步显示了青州地区鲜明地域特色的造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