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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刘恒与鲁迅联系起来的第一人是孙郁先生。对两者的关系谈的最多的，是刘恒自己。请看：
早年没有书读，狠读鲁迅，自以为颇有心得，行文和取义也深受影响。(《乱弹集》P75，刘恒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
“文学成了我的宗教，每日必读的文字也成了我的圣经。……终于读到了《呐喊》和《彷徨》，读到了《热风》，读到了《坟》……我的上帝向我显灵了!
我成了鲁迅的信徒。”
“类似的愤世之辞或许没有渗入我的血液，但是肯定渗入了我的世界观。我的青春苦闷就这样被放大，甚至被改造，达到了企图救世的水准。不是真的可以救世，而是怀了悲壮的理想，在独自伤感之余，要为更加阔大的事情来操心了。”
“鲁迅的神示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还捎带着影响了我的文字。……我有足够的虔诚来领略他的文字，以及在文字后面藏着的几乎是无限的深意。我一直奢望用自己的笔来抵近那些深意，我因而更清楚地看见了自已的无能和浅薄。除了惭愧还是惭愧。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我却遁入了让自己越来越舒服的世界，对种种别人的不舒服日益麻木和淡漠……”(《信徒的读物》，摘自新华网，2004年3月3日转载自北京日报)
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恒早期小说创作受到鲁迅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仅从部分作品间的联系和相似性来看待，还远远不够。刘恒认为是鲁迅影响了自己的世界观，进而影响了自己的写作观，即：欲以一己之力去承担救世的理想——他的写作是“为人生”，进而要改良这人生与世界的(“怀了悲壮的理想，在独自伤感之余，要为更加阔大的事情来操心了”)；刘恒还认为作品的艺术题材应该是“天下不舒服的人”——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探索他们生存的意义和出路——一旦自己偏离了这一关注，就会深深自责(“遁入了让自己越来越舒服的世界，对种种别人的不舒服日益麻木和淡漠……”)。而这一创作思想是从鲁迅那里继承而来的。在创作方法和文字运用上，刘恒主动借鉴了鲁迅——虽然他自称“惭愧”，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敬仰。如果上述这些影响性联系存在，我们就绝不能小觑。因为，以上种种，涉及到刘恒小说从写作观的确立到艺术题材的选择，从创作方法的借鉴到文字运用的吸收等方方面面，它们突出地反映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者，对当代作家的强大影响和深远润泽。而这，不但应该成为鲁迅研究中的应有之义，而且也为我们评价刘恒的小说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陈晓明先生也说过，所有的当代中国作家都难以否认自己与鲁迅构成的某种关系，鲁迅在精神上几乎是当代中国作家所有人的父亲。如果要采访中国所有的作家，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说出一整套自己和这个伟大父亲的亲密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07.6)。陈先生的话暗示出另一种可能，即，尽管所有的当代中国作家都号称继承了鲁迅，但他们的作品本身却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恰恰背离了作者的初衷，或者根本就是有意在借鲁迅之名以自重。此外，还有论者甚至将刘恒与鲁迅对立起来评说：“在另一段与记者的对话里，刘恒曾说过对‘精神胜利法’的看法，认为那不是国民的劣根性，而是中国人的一个长处。(《乱弹集》P190，刘恒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因为它能使我们在不理想的生存条件下，继续往前走。对此我以为，这正是刘恒们与鲁迅的区别：刘恒指给我们看阿Q得意发疯时的状态，说你看，这也是一种爽!鲁迅呢，则阴阴地还要接下去，说爽吧，爽完了杀头。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喜欢落伍的鲁迅作秀的李敖，而反感时髦的北京作家的唯一原因。”(《贫嘴也是一种糖》，2000-08-11／10：37键谈网)如果真如这位论者所言，那刘恒简直就是与鲁迅背道而驰了。更不用说，鲁迅曾明确反对在作品中出现辱骂的句子和肮脏的意象，以为那会破坏美感(《我的毒》)；而刘恒的某些小说中，却夹杂着大量带有荤性的词句，大便、尿等形象的出现更让人触目惊心。
那么，该怎样看待刘恒小说与鲁迅的关系呢?我们还是先回到刘恒小说那里去吧。
论者一般将刘恒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70年代耒到80年代中期为初创期，由《心灵》、《小木头房子》、《热夜》、《爱情咏叹调》、《花与草》、《堂堂男子汉》等作品组成；1986年到1993年为成熟期，由《狗日的粮食》、《力气》、《白涡》、《伏羲伏羲》、《虚证》、《黑的雪》、《苍河白日梦》、《逍遥颂》等作品组成；90年代后期《天知地知》、《拳圣》、《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发表，表明了其创作风格的新变，称为转变期。通过对刘恒这三个时期全部小说的阅读与分析，我认为，在刘恒的小说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由隐到显的鲁迅影响，即他对鲁迅的一种继承性联系，我称之为“鲁迅语境”。这些“鲁迅语境”，在刘恒具体的小说创作的不同时期又分别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在刘恒早期小说中，“鲁迅语境”主要表现为精神主题上的相似性，即对人生意义的叩问和对生活出路的探求；在刘恒成熟期小说中，“鲁迅语境”则表现为对广大下层民众生存的热切关注，以严峻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深刻地剖析了国民性，呈现出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复杂交织的艺术风格，全力书写了在中国由鲁迅发端的“荒原”感受；在刘恒转变期小说中，“鲁迅语境”又表现为全面反思知识者与底层人民的关系，继续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冷峻中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而在这三个时期中，刘恒又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主题，那就是：关注广大底层民众的生存，呼唤着人生价值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改良与进步。这一基本主题是延续着鲁迅的思考，是“接着”鲁迅写下来的。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对良好的事物进行追求，不断的丰富、完善自己的心灵”。《心灵》中的这句话，大致可以作为刘恒早期创作目标的一个自我总结，那就是：热切地叩问人生的意义，探寻人生的出路，为同代人也为自己建一个精神上的航标。为实现这一创作目的，刘恒这一时期小说的艺术手法就以积极浪漫主义和大量的自我解剖为主，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比中彰显前者品质的高洁伟岸，及其对后者的强大影响。因此，呈现出极浓的主观色彩和理想主义情调。这时期的“鲁迅语境”主要体现在他在理想与现实，信仰与平庸的挣扎彷徨以及意图借文学以改变民众现状的精神主题中。
在《心灵》中，作者展现了自己的创作目标。主人公林立冬和汪晓叶一起长大，后者不但是个孤儿(父亲早死，母亲改嫁)，还是瘸子；林立冬则是一个“大板牙”。共同的痛苦与孤独拉近了两人的心：他们相扶相持走过了苦涩的童年。长大后，林立冬下乡回城后成了环卫工人，失去了人生的目标，而又不满意这失去；汪晓叶却成长为一个自强不息、自立自尊的人——掌握了三门外国语，还被图书馆特聘为业余外文资料翻译。巨大的差别让作者感慨：“她是残废 者，却以超越健康人的勇气，站在生活的土壤。”汪晓叶以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深深地感染着林立冬这个灵魂迷失者，并在无形中成了他人生前进的航标。林立冬不但开始改变生活而且能够思考人生：到底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林立冬是刚刚经历十年“文革”的大多数年轻人的代表。他们在这场浩劫中迷失了方向，处于迷茫、孤独、彷徨的生活状态中。这时候就需要一位指路人，来充当人生的拯救者，将其从泥沼中拉出来。这里，刘恒无意中便将汪晓叶塑造成了时代的代言人，担负起照亮那些在黑暗中踌躇的行路人的职责。刘恒这一时期其余的小说几乎或多或少地都带有这种模式：“我”(李平)和朱秀云(《小木头房子》)；“我”(王森)和张一平(《爱情咏叹调》)；刘春浦和赵玉芝(《热夜》)；“我”(严小丽)和光头赵韦生(《堂堂男子汉》)等等。在这一模式中，后者往往因为自身的品质和坚定而充满力量，使前者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想要调整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生观的企图。刘恒借主人公的美好纯洁，高尚无私来感染读者，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使人摒弃陋习，改过自新，充满理想，奋发图强。
我们知道，浪漫主义文学是以“自我表现”为旗帜、以直抒感情为标志的一种文学样式。刘恒早期小说的创作目的是叩问人生意义，探寻人生出路。为实现这一目的，用塑造理想人物的方法来打动读者，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但，我们在其中，又发现这样一个悖论：这些理想人物往往是孤军奋战独立无援的“孤独者”(张一平是别人眼中的另类；赵玉芝不被周围的人理解：赵韦生更是从精神到肉体都伤痕累累)，其所作所为被周围的人认为是自找苦吃、不可理喻的。除了一两个心灵呼应者之外，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实是没有多大影响的——这是现实。也就是说，刘恒早期小说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手段出现了错位——他褒扬的精神恰恰是现实生活中被摒弃和鄙夷的：虽然小说中都给出了一个呼应者(往往是“我”)，但社会环境依旧，人群混沌依然。那么，读者怎么能心悦诚服地向往那些主人公呢?这就体现出刘恒深层思想中的巨大矛盾：一方面，他希望自己和同龄人走出过去的阴影，超越庸俗无聊的现实，追求健康积极的新生活；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现实的不可把握性和对美好的巨大消解性，他不想低估也不能低估现实的力量。在这种拉扯中，无论是理想的还是现实的都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展现。刘恒陷入了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的纠葛之中。这和鲁迅当年的困境是相仿的。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说过：“我在年轻时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P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7)这里的“梦”，应该就是奋一已之热血，以救国民之梦。为此，他学医，又弃医；从文，又沉潜。沉潜之前，他的文学观念正是浪漫主义的。他认为的“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P199，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7)，即是欲以主观抒情性强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建造一种理想，借以唤起民心。我们从他早期的《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中，所看到的是气魄宏大、汪洋恣肆的慷慨华美，这就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伟大力量。但是，这样的热情呼号并没有带来鲁迅想要的改变——理想和现实差距过大时，仅仅只有“呐喊”是不够的。鲁迅此后有长达十年的沉潜期，当他再度创作时，风格就全然两样了。以小说来说，他的创作方法就成为冷峻的现实主义，并从此奠定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刘恒是在“文革”中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作家，平心而论，其在知识的积累、文化的熏陶和思想的深刻上，是不能和鲁迅相提并论的——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刘恒对人生意义和生活出路的执着探寻，以及他受鲁迅等作品影响而产生的“救世”情怀。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青年刘恒和鲁迅相交。
有论者以为刘恒有“知青情结”(马景红：《直面生存，探寻超越——刘恒小说解读》，《小说评论》，1999，6)——并且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他政治色彩较浓的叙述语言中。如在小说中作者往往作为一个正面形象参与到文本叙述中，直接抒写政治意识浓厚的口号式语句如“生活中有一种无比崇高的东西吸引着我们，除了向她献出我们的血、青春和生命之外，没有什么更能使我们感到幸福”等。但我们细读其勉强可以算作知青小说的《爱情咏叹调》，就会发现并非那么单纯。不错，主人公张一平是知青，在所有人都回城的年代，她固执地留在草原，要做到“别人在哪儿把我们打倒，我们就在哪儿爬起来”。因此，她成为城里人眼中的“出土文物”。而“我”(王森)在失望于“信仰既被奸污”的事实后，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考学、就业，成为大学老师。但“我”同样失望于“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的现实逻辑，怀疑使“我脉管中的血已经接近水的颜色了”的平庸生活。不难看出，这里进行着的，是作者内心的撕裂：理想与现实，为他与为已，信仰与平庸……这都是青年刘恒探求人生意义而进行的精神争斗，是对人生目的和出路的热切求索——虽然，作者为理想的张一平设计了艰辛却坚定的前程，反省和贬低了“我”的渺小和单薄，表面上算是对“撕裂”做了了断，但实际上这种心灵纠葛还是在持续的。这可以和鲁迅的《一件小事》中的“我”的心理斗争相比照。《一件小事》中的“我”在看惯了所谓的“国家大事”“文治武力”之后，难以相信人间的正义与友爱了；但当车夫不顾一己之利害，勇于出手助人时，“我”还是被他所感化，进而也愿意帮他做点儿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刘恒的精神影响：无论现实环境多么不如人意，无论经历多少欺骗和阴暗，理想、为他和信仰都应该是合理的存在。现实中的迷失、自私和平庸绝不能成为个人抛弃理想和责任的理由。
但刘恒同时失望地发现：滚滚红尘，似已无人问津于精神上的挣扎。一浪接一浪的文学潮流都代表着现时代的需求，而人生理想的设计又必须站立在踏踏实实的大地之上。他的灵魂挣扎，反使他成为时代的“局外人”——有近十年之久刘恒是寂寞的。这是有悖于刘恒的目标的。他及时调整了自己。把目光投向农村，写出了比较接近于现实主义的《狼窝》。《狼窝》可以算是刘恒早期小说向中期小说的一个过渡。在这个写到农村煤窑承包的中篇里，刘恒写史天会一家承包煤窑的种种情状。想通过挖煤发财的故事，描绘一代农民追求财富的经历。小说中史大笨一家为了能够挖出煤来，几乎连性命都搭上的情景，让人感到财富在现生活中所具的决定人之生死祸福的魔力。但刘恒没有止于此。在小说中，他更多地是借之反映农民生活观念的某些变革和精神上一定程度的觉醒，还有身心背负着的巨大创伤——正是这一目标，为刘恒向鲁迅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接近建起了桥梁。
早年没有书读，狠读鲁迅，自以为颇有心得，行文和取义也深受影响。(《乱弹集》P75，刘恒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
“文学成了我的宗教，每日必读的文字也成了我的圣经。……终于读到了《呐喊》和《彷徨》，读到了《热风》，读到了《坟》……我的上帝向我显灵了!
我成了鲁迅的信徒。”
“类似的愤世之辞或许没有渗入我的血液，但是肯定渗入了我的世界观。我的青春苦闷就这样被放大，甚至被改造，达到了企图救世的水准。不是真的可以救世，而是怀了悲壮的理想，在独自伤感之余，要为更加阔大的事情来操心了。”
“鲁迅的神示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还捎带着影响了我的文字。……我有足够的虔诚来领略他的文字，以及在文字后面藏着的几乎是无限的深意。我一直奢望用自己的笔来抵近那些深意，我因而更清楚地看见了自已的无能和浅薄。除了惭愧还是惭愧。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我却遁入了让自己越来越舒服的世界，对种种别人的不舒服日益麻木和淡漠……”(《信徒的读物》，摘自新华网，2004年3月3日转载自北京日报)
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恒早期小说创作受到鲁迅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仅从部分作品间的联系和相似性来看待，还远远不够。刘恒认为是鲁迅影响了自己的世界观，进而影响了自己的写作观，即：欲以一己之力去承担救世的理想——他的写作是“为人生”，进而要改良这人生与世界的(“怀了悲壮的理想，在独自伤感之余，要为更加阔大的事情来操心了”)；刘恒还认为作品的艺术题材应该是“天下不舒服的人”——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探索他们生存的意义和出路——一旦自己偏离了这一关注，就会深深自责(“遁入了让自己越来越舒服的世界，对种种别人的不舒服日益麻木和淡漠……”)。而这一创作思想是从鲁迅那里继承而来的。在创作方法和文字运用上，刘恒主动借鉴了鲁迅——虽然他自称“惭愧”，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敬仰。如果上述这些影响性联系存在，我们就绝不能小觑。因为，以上种种，涉及到刘恒小说从写作观的确立到艺术题材的选择，从创作方法的借鉴到文字运用的吸收等方方面面，它们突出地反映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者，对当代作家的强大影响和深远润泽。而这，不但应该成为鲁迅研究中的应有之义，而且也为我们评价刘恒的小说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陈晓明先生也说过，所有的当代中国作家都难以否认自己与鲁迅构成的某种关系，鲁迅在精神上几乎是当代中国作家所有人的父亲。如果要采访中国所有的作家，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说出一整套自己和这个伟大父亲的亲密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07.6)。陈先生的话暗示出另一种可能，即，尽管所有的当代中国作家都号称继承了鲁迅，但他们的作品本身却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恰恰背离了作者的初衷，或者根本就是有意在借鲁迅之名以自重。此外，还有论者甚至将刘恒与鲁迅对立起来评说：“在另一段与记者的对话里，刘恒曾说过对‘精神胜利法’的看法，认为那不是国民的劣根性，而是中国人的一个长处。(《乱弹集》P190，刘恒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因为它能使我们在不理想的生存条件下，继续往前走。对此我以为，这正是刘恒们与鲁迅的区别：刘恒指给我们看阿Q得意发疯时的状态，说你看，这也是一种爽!鲁迅呢，则阴阴地还要接下去，说爽吧，爽完了杀头。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喜欢落伍的鲁迅作秀的李敖，而反感时髦的北京作家的唯一原因。”(《贫嘴也是一种糖》，2000-08-11／10：37键谈网)如果真如这位论者所言，那刘恒简直就是与鲁迅背道而驰了。更不用说，鲁迅曾明确反对在作品中出现辱骂的句子和肮脏的意象，以为那会破坏美感(《我的毒》)；而刘恒的某些小说中，却夹杂着大量带有荤性的词句，大便、尿等形象的出现更让人触目惊心。
那么，该怎样看待刘恒小说与鲁迅的关系呢?我们还是先回到刘恒小说那里去吧。
论者一般将刘恒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70年代耒到80年代中期为初创期，由《心灵》、《小木头房子》、《热夜》、《爱情咏叹调》、《花与草》、《堂堂男子汉》等作品组成；1986年到1993年为成熟期，由《狗日的粮食》、《力气》、《白涡》、《伏羲伏羲》、《虚证》、《黑的雪》、《苍河白日梦》、《逍遥颂》等作品组成；90年代后期《天知地知》、《拳圣》、《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发表，表明了其创作风格的新变，称为转变期。通过对刘恒这三个时期全部小说的阅读与分析，我认为，在刘恒的小说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由隐到显的鲁迅影响，即他对鲁迅的一种继承性联系，我称之为“鲁迅语境”。这些“鲁迅语境”，在刘恒具体的小说创作的不同时期又分别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在刘恒早期小说中，“鲁迅语境”主要表现为精神主题上的相似性，即对人生意义的叩问和对生活出路的探求；在刘恒成熟期小说中，“鲁迅语境”则表现为对广大下层民众生存的热切关注，以严峻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深刻地剖析了国民性，呈现出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复杂交织的艺术风格，全力书写了在中国由鲁迅发端的“荒原”感受；在刘恒转变期小说中，“鲁迅语境”又表现为全面反思知识者与底层人民的关系，继续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冷峻中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而在这三个时期中，刘恒又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主题，那就是：关注广大底层民众的生存，呼唤着人生价值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改良与进步。这一基本主题是延续着鲁迅的思考，是“接着”鲁迅写下来的。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对良好的事物进行追求，不断的丰富、完善自己的心灵”。《心灵》中的这句话，大致可以作为刘恒早期创作目标的一个自我总结，那就是：热切地叩问人生的意义，探寻人生的出路，为同代人也为自己建一个精神上的航标。为实现这一创作目的，刘恒这一时期小说的艺术手法就以积极浪漫主义和大量的自我解剖为主，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比中彰显前者品质的高洁伟岸，及其对后者的强大影响。因此，呈现出极浓的主观色彩和理想主义情调。这时期的“鲁迅语境”主要体现在他在理想与现实，信仰与平庸的挣扎彷徨以及意图借文学以改变民众现状的精神主题中。
在《心灵》中，作者展现了自己的创作目标。主人公林立冬和汪晓叶一起长大，后者不但是个孤儿(父亲早死，母亲改嫁)，还是瘸子；林立冬则是一个“大板牙”。共同的痛苦与孤独拉近了两人的心：他们相扶相持走过了苦涩的童年。长大后，林立冬下乡回城后成了环卫工人，失去了人生的目标，而又不满意这失去；汪晓叶却成长为一个自强不息、自立自尊的人——掌握了三门外国语，还被图书馆特聘为业余外文资料翻译。巨大的差别让作者感慨：“她是残废 者，却以超越健康人的勇气，站在生活的土壤。”汪晓叶以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深深地感染着林立冬这个灵魂迷失者，并在无形中成了他人生前进的航标。林立冬不但开始改变生活而且能够思考人生：到底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林立冬是刚刚经历十年“文革”的大多数年轻人的代表。他们在这场浩劫中迷失了方向，处于迷茫、孤独、彷徨的生活状态中。这时候就需要一位指路人，来充当人生的拯救者，将其从泥沼中拉出来。这里，刘恒无意中便将汪晓叶塑造成了时代的代言人，担负起照亮那些在黑暗中踌躇的行路人的职责。刘恒这一时期其余的小说几乎或多或少地都带有这种模式：“我”(李平)和朱秀云(《小木头房子》)；“我”(王森)和张一平(《爱情咏叹调》)；刘春浦和赵玉芝(《热夜》)；“我”(严小丽)和光头赵韦生(《堂堂男子汉》)等等。在这一模式中，后者往往因为自身的品质和坚定而充满力量，使前者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想要调整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生观的企图。刘恒借主人公的美好纯洁，高尚无私来感染读者，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使人摒弃陋习，改过自新，充满理想，奋发图强。
我们知道，浪漫主义文学是以“自我表现”为旗帜、以直抒感情为标志的一种文学样式。刘恒早期小说的创作目的是叩问人生意义，探寻人生出路。为实现这一目的，用塑造理想人物的方法来打动读者，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但，我们在其中，又发现这样一个悖论：这些理想人物往往是孤军奋战独立无援的“孤独者”(张一平是别人眼中的另类；赵玉芝不被周围的人理解：赵韦生更是从精神到肉体都伤痕累累)，其所作所为被周围的人认为是自找苦吃、不可理喻的。除了一两个心灵呼应者之外，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实是没有多大影响的——这是现实。也就是说，刘恒早期小说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手段出现了错位——他褒扬的精神恰恰是现实生活中被摒弃和鄙夷的：虽然小说中都给出了一个呼应者(往往是“我”)，但社会环境依旧，人群混沌依然。那么，读者怎么能心悦诚服地向往那些主人公呢?这就体现出刘恒深层思想中的巨大矛盾：一方面，他希望自己和同龄人走出过去的阴影，超越庸俗无聊的现实，追求健康积极的新生活；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现实的不可把握性和对美好的巨大消解性，他不想低估也不能低估现实的力量。在这种拉扯中，无论是理想的还是现实的都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展现。刘恒陷入了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的纠葛之中。这和鲁迅当年的困境是相仿的。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说过：“我在年轻时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P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7)这里的“梦”，应该就是奋一已之热血，以救国民之梦。为此，他学医，又弃医；从文，又沉潜。沉潜之前，他的文学观念正是浪漫主义的。他认为的“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P199，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7)，即是欲以主观抒情性强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建造一种理想，借以唤起民心。我们从他早期的《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中，所看到的是气魄宏大、汪洋恣肆的慷慨华美，这就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伟大力量。但是，这样的热情呼号并没有带来鲁迅想要的改变——理想和现实差距过大时，仅仅只有“呐喊”是不够的。鲁迅此后有长达十年的沉潜期，当他再度创作时，风格就全然两样了。以小说来说，他的创作方法就成为冷峻的现实主义，并从此奠定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刘恒是在“文革”中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作家，平心而论，其在知识的积累、文化的熏陶和思想的深刻上，是不能和鲁迅相提并论的——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刘恒对人生意义和生活出路的执着探寻，以及他受鲁迅等作品影响而产生的“救世”情怀。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青年刘恒和鲁迅相交。
有论者以为刘恒有“知青情结”(马景红：《直面生存，探寻超越——刘恒小说解读》，《小说评论》，1999，6)——并且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他政治色彩较浓的叙述语言中。如在小说中作者往往作为一个正面形象参与到文本叙述中，直接抒写政治意识浓厚的口号式语句如“生活中有一种无比崇高的东西吸引着我们，除了向她献出我们的血、青春和生命之外，没有什么更能使我们感到幸福”等。但我们细读其勉强可以算作知青小说的《爱情咏叹调》，就会发现并非那么单纯。不错，主人公张一平是知青，在所有人都回城的年代，她固执地留在草原，要做到“别人在哪儿把我们打倒，我们就在哪儿爬起来”。因此，她成为城里人眼中的“出土文物”。而“我”(王森)在失望于“信仰既被奸污”的事实后，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考学、就业，成为大学老师。但“我”同样失望于“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的现实逻辑，怀疑使“我脉管中的血已经接近水的颜色了”的平庸生活。不难看出，这里进行着的，是作者内心的撕裂：理想与现实，为他与为已，信仰与平庸……这都是青年刘恒探求人生意义而进行的精神争斗，是对人生目的和出路的热切求索——虽然，作者为理想的张一平设计了艰辛却坚定的前程，反省和贬低了“我”的渺小和单薄，表面上算是对“撕裂”做了了断，但实际上这种心灵纠葛还是在持续的。这可以和鲁迅的《一件小事》中的“我”的心理斗争相比照。《一件小事》中的“我”在看惯了所谓的“国家大事”“文治武力”之后，难以相信人间的正义与友爱了；但当车夫不顾一己之利害，勇于出手助人时，“我”还是被他所感化，进而也愿意帮他做点儿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刘恒的精神影响：无论现实环境多么不如人意，无论经历多少欺骗和阴暗，理想、为他和信仰都应该是合理的存在。现实中的迷失、自私和平庸绝不能成为个人抛弃理想和责任的理由。
但刘恒同时失望地发现：滚滚红尘，似已无人问津于精神上的挣扎。一浪接一浪的文学潮流都代表着现时代的需求，而人生理想的设计又必须站立在踏踏实实的大地之上。他的灵魂挣扎，反使他成为时代的“局外人”——有近十年之久刘恒是寂寞的。这是有悖于刘恒的目标的。他及时调整了自己。把目光投向农村，写出了比较接近于现实主义的《狼窝》。《狼窝》可以算是刘恒早期小说向中期小说的一个过渡。在这个写到农村煤窑承包的中篇里，刘恒写史天会一家承包煤窑的种种情状。想通过挖煤发财的故事，描绘一代农民追求财富的经历。小说中史大笨一家为了能够挖出煤来，几乎连性命都搭上的情景，让人感到财富在现生活中所具的决定人之生死祸福的魔力。但刘恒没有止于此。在小说中，他更多地是借之反映农民生活观念的某些变革和精神上一定程度的觉醒，还有身心背负着的巨大创伤——正是这一目标，为刘恒向鲁迅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接近建起了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