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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诸侯国中曾经存在的赋诗风习，其实不仅仅是会盟、朝聘和宴饮等社交活动的仪式，也是一种对“三百篇”特别的解释活动。赋诗所以成为那时贵族必备的人生教养，乃是因为诗在文本极度匮乏的时代取得了“神圣文本”的地位。赋诗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形式而与“神圣文本”相为配合，共同构成为那个时代的贵族文化。这种“赋诗言志”的诗诠释活动，一方面遵守一个共同认可的文本，另一方面又十分讲究通过对诗篇、诗句的巧妙运用，传达赋诗者的某种意图。于是赋诗的风习开启了“断章取义”用诗方式的兴起，它留下“亩志”和“观志”的命题，在其后儒家诗论中衍生出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