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随着核技术和核武器的发展，核问题触动了全世界最敏感的神经。当前，朝鲜核试验、核恐怖主义、美俄两个核大国间紧张关系下的潜在核竞争等，都为解决世界核问题设置了障碍。然而，在中国与国际社会多管齐下的努力下，核问题解决的春天或许并非那样遥远。
当前，世界核问题的解决面临着核应用、核扩散、核恐怖与核竞争的多重挑战。面对挑战，中国和国际社会承担各自责任，并寻求国际合作，通过政治、立法、文化、外交等多重手段，推动核问题的解决。
核问题缘何备受关注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反应堆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核技术开始被大规模应用于军事和国民经济中。
在军事方面，利用原子核裂变或聚变反应瞬间释放的巨大能量，20世纪40年代，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核武器诞生，并被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诞生不仅颠覆和极大延伸了传统武器的杀伤力量级与范围，同时，也改变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威胁能力以及国际社会对威胁的认知。核武器的拥有、部署以及威慑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构建、影响和改变着国际局势以及地区间关系。
这种扭转局势的诱惑力使得发展本国核武器的欲望一直发酵在许多国家精英阶层中。这种诱惑叠加着知识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爆炸性传播，导致了核武器和核技术的大规模扩散。横向看，虽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只有美、俄、中、英、法是合法有核国家，但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先后非法进行核试验，再加上被高度怀疑已经拥核的以色列，目前的核武国家已经由5个增加至9个。纵向看，个别核大国致力于提高核技术，研究核武器在战术层面上的应用，研发出更小、更安全的战术核弹头。核扩散严重威胁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挑战国际秩序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在国民经济方面，核电站、核能供热、核医学等，为社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医疗条件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广阔平台。其中，核电因其资源消耗少、环境影响小和供应能力强等优势，成为仅次于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和水电的第五大能源，是和平利用核能的重要方式。
在看到核為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利好的同时，随着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爆炸以及2011年因地震海啸所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核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核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对核技术的觊觎、对核电站等核设施的潜在破坏动机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核问题和平解决道路上的障碍
当前，国际核问题的和平解决面临诸多挑战。朝鲜核试验、核恐怖主义、美俄两个核大国间紧张关系下的潜在核竞争等，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设置了障碍。
第一，朝鲜在核试验问题上一意孤行，东北亚局势陷入紧张。2016年1月6日，朝鲜官方宣布，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朝鲜的核试验记录可以追溯到2006年，此后，朝鲜分别于2009年和2013年再次进行两次核试验，加上今年1月的氢弹试验，朝鲜用四次被证实的核试验公然挑战着核不扩散机制。
朝鲜之所以在核试验的“黑名单”上迟迟不愿为自己除名，内部上，朝鲜国内有发展经济的诉求，通过研发试验核武器，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被朝鲜视为了一根“救命稻草”。与此同时，朝鲜有通过核试验搅乱东北亚局势，从而迫使中俄与美日韩就朝鲜半岛问题发生对峙冲突，并趁机坐收渔翁之利的动机倾向。外部上，朝鲜面临着紧张的外部环境，美日韩在朝周边大兵压境，每年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这使得朝鲜捍卫国家安全的弦一直紧绷，不安全感陡然增加。同时，1953年，朝鲜与美国签订了停战协议而非和平条约。此后朝方多次要求与美签订和平条约，但美方一直不予理睬。因此，理论上，朝美之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状态迫使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以威慑和应对可能随时而来的美军事袭击。
朝鲜核试验使得东北亚局势吃紧，朝鲜与美日韩同盟陷入敌对状态。朝核试验让韩国此前希望通过会谈协商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愿望落空，转而采取强硬措施，无限期全面中断开城工业园区等，并与美国等同盟国和国际社会友好国家合作，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则可能通过武力或制裁手段将朝鲜完全封闭起来，从而达到“亚太再平衡”的目的。日本作为美盟国，也会跟随美国脚步采取相应措施以抑制和打击朝鲜。朝鲜半岛可能会重回50多年前的军事对峙状态。
第二，核恐怖主义的阴云迟迟不能散去。核恐怖主义指的是以核工业生产设施为袭击目标或以核技术与产品为主要工具，为实现一定政治目的而有意制造核恐怖的一种犯罪行为。当前，核恐怖主义已经成为除人为疏漏和自然风险外，国际核安全面临的最主要威胁。
核恐怖主义行为主要以四种方式呈现。首先，最严重的是恐怖组织直接窃取核武器，并在高人口密度的地区，比如大城市引爆。第二，恐怖组织通过窃取武器级别的核材料，如高浓缩铀、钚等，经过自己加工组装，从而制造出简单的核爆炸装置，并在人口聚集区引爆。以上两种核恐怖主义的实现方式可能性很低。各国的核武器都是安保重重，即使恐怖分子窃取到武器级别的核材料，制作成可以引爆的核武器也非常困难。对于恐怖分子来说，最容易发生的核恐怖主义行为是制造和使用“脏弹”。恐怖分子只需要获取对人体有害的放射性材料而非武器级别核材料以制成“脏弹”。“脏弹”的威力虽远不及核武器，却能通过释放辐射来实施恐怖袭击，制造社会恐慌。第四，恐怖分子还可能通过破坏或袭击核电站、核反应堆等核设施来达到核恐怖行为的目的。
第三，美俄关系的僵化导致核竞争的危险。美俄关系承接自美苏关系，以冷战思维主导下的国家间竞争为主。2012年，奥巴马政府公开否认俄罗斯议会和总统选举结果，美俄两国间的矛盾变得无法掩饰。此后双方虽有“重启”双边关系的努力，但依旧矛盾重重。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美国随后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美俄两国走向公开对抗。 美俄作为世界核大国，其紧张关系可能导致因核战略力量平衡问题而引发的核竞争。核问题是美俄关系中的关键性问题，也是两国关系中唯一能够展开平等对话的领域。随着美俄关系的恶化，加上俄罗斯自身因经济下滑等原因导致的实力的相对下降，俄方有意将战略核力量作为应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有效手段，开始有步骤地加紧核打击能力建设。面对俄方强化核力量的行动，美方自然不甘示弱。美国在为盟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同时，也在加快步伐，研发高精准度、强打击能力的核武器，以及发展非核威胁。
国际社会为解决核问题不懈努力
为了解决核问题，国际社会不断采取措施以积极应对。
第一，构建并不断完善国际核安全体系。该体系旨在应对由于核材料和核设施的人为或自然泄漏、爆炸，核恐怖主义，以及核扩散而引发的核安全问题。
国际核安全体系的构建启动于20世纪50年代末，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
一是关于核安保的国际法律机制。当前，国际核安保领域把重点放在了防止核恐怖主義和核材料走私方面。其中，为防范和应对核恐怖主义，《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和《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扮演了主要法律文件角色。
二是关于核能安全的国际法律机制。为确保安全利用核能，国际社会和相关国际组织出台了《核安全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
三是与核安保及核安全相关的国际组织。主要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等。其中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了主导作用，占据核安全领域的中心地位。
第二，召开核安全峰会。核安全峰会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倡议，于2010年4月首次举行，旨在倡导核安全和打击防范核恐怖主义，业已成为核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的最高层次磋商和对话机制。今年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与会各方就加强核安全和减少核恐怖主义威胁议题达成共识，并发表《2016年核安全峰会公报》。这有助于加强国际核安全合作，团结力量应对来自“伊斯兰国”等的核恐怖主义威胁。
第三，面对朝鲜、伊朗等核问题，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纷纷采取措施予以警告、制止和惩罚，促进核问题的解决。面对今年1月的朝核试验，3月2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布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遏制朝鲜核武器、导弹开发计划。对于伊朗核问题，通过联合国、伊朗核问题六国等与伊朗的多年艰苦谈判，2015年7月14日，伊朗核问题最后阶段谈判终于达成历史性的全面协议，并于今年1月17日迎来了执行日。这意味着束缚伊朗经济社会发展多年的制裁“枷锁”被打破，伊朗重回国际大家庭的怀抱。
中国在解决世界核问题上展现大国风采
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作了题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 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的讲话。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阐述了两年前他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提出的构建一个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的构想。对此，习近平强调：要强化政治投入，把握标本兼治方向。强化国家责任，构筑严密持久防线。强化国际合作，推动协调并进势头。强化核安全文化，营造共建共享氛围。
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强化”既从政治治理、合作入手，又看到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将各国承担各自责任与建立国际合作相结合，合力应对核恐怖威胁，标本兼治，彰显了大国责任与大国风范，又体现出中国独有的“圆融”的外交智慧。
中国作为核大国，为维护世界核安全、解决核问题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和政治承诺，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积极参与核安全国际倡议；通过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法制和管理的完善，在确保自身核安全前提下，致力于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积极推动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主张在核安保领域建立共享机制，加强跨国信息交流与执法合作；坚决反对核恐怖主义，呼吁并动员各国政府、民间以及社会力量共同织就全球反恐网络；强烈谴责朝鲜的非法核试验行为，并为解决朝核问题积极斡旋等。
具体来看，中国已经实施了《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原子能法》和《核安全法》的立法工作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颁布实施了《核材料管制视察管理办法》《核材料管制报告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同美国、俄罗斯、法国等2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核能合作协定；今年3月18日，中美共同建设的核安保示范中心在北京投入运行，3月31日，同美国发表“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
中国一直在努力，且脚步不停歇。习近平在第四届核峰会上表示，未来，中国将构建核安全能力建设网络，推广减少高浓铀合作模式，实施加强放射源安全行动计划，启动应对核恐怖危机技术支持倡议，推广国家核电安全监管体系。
虽然国际社会在实现世界核安全、解决世界核问题方面存在诸多障碍，但是在中外各国承担各自责任、加强国际合作，国际社会积极斡旋、严格监管之下，世界核问题的解决或许并非那样遥不可及，核安全的前景将更加光明。
参考文献：
[1]夏立平.论国际安全体系的构建与巩固[J].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0期.
[2]邵峰.国际核扩散难题：根源与出路[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
[3]张景全.核武器对同盟的影响——以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的互动为例[J].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
当前，世界核问题的解决面临着核应用、核扩散、核恐怖与核竞争的多重挑战。面对挑战，中国和国际社会承担各自责任，并寻求国际合作，通过政治、立法、文化、外交等多重手段，推动核问题的解决。
核问题缘何备受关注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反应堆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核技术开始被大规模应用于军事和国民经济中。
在军事方面，利用原子核裂变或聚变反应瞬间释放的巨大能量，20世纪40年代，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核武器诞生，并被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诞生不仅颠覆和极大延伸了传统武器的杀伤力量级与范围，同时，也改变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威胁能力以及国际社会对威胁的认知。核武器的拥有、部署以及威慑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构建、影响和改变着国际局势以及地区间关系。
这种扭转局势的诱惑力使得发展本国核武器的欲望一直发酵在许多国家精英阶层中。这种诱惑叠加着知识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爆炸性传播，导致了核武器和核技术的大规模扩散。横向看，虽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只有美、俄、中、英、法是合法有核国家，但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先后非法进行核试验，再加上被高度怀疑已经拥核的以色列，目前的核武国家已经由5个增加至9个。纵向看，个别核大国致力于提高核技术，研究核武器在战术层面上的应用，研发出更小、更安全的战术核弹头。核扩散严重威胁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挑战国际秩序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在国民经济方面，核电站、核能供热、核医学等，为社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医疗条件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广阔平台。其中，核电因其资源消耗少、环境影响小和供应能力强等优势，成为仅次于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和水电的第五大能源，是和平利用核能的重要方式。
在看到核為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利好的同时，随着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爆炸以及2011年因地震海啸所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核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核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对核技术的觊觎、对核电站等核设施的潜在破坏动机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核问题和平解决道路上的障碍
当前，国际核问题的和平解决面临诸多挑战。朝鲜核试验、核恐怖主义、美俄两个核大国间紧张关系下的潜在核竞争等，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设置了障碍。
第一，朝鲜在核试验问题上一意孤行，东北亚局势陷入紧张。2016年1月6日，朝鲜官方宣布，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朝鲜的核试验记录可以追溯到2006年，此后，朝鲜分别于2009年和2013年再次进行两次核试验，加上今年1月的氢弹试验，朝鲜用四次被证实的核试验公然挑战着核不扩散机制。
朝鲜之所以在核试验的“黑名单”上迟迟不愿为自己除名，内部上，朝鲜国内有发展经济的诉求，通过研发试验核武器，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被朝鲜视为了一根“救命稻草”。与此同时，朝鲜有通过核试验搅乱东北亚局势，从而迫使中俄与美日韩就朝鲜半岛问题发生对峙冲突，并趁机坐收渔翁之利的动机倾向。外部上，朝鲜面临着紧张的外部环境，美日韩在朝周边大兵压境，每年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这使得朝鲜捍卫国家安全的弦一直紧绷，不安全感陡然增加。同时，1953年，朝鲜与美国签订了停战协议而非和平条约。此后朝方多次要求与美签订和平条约，但美方一直不予理睬。因此，理论上，朝美之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状态迫使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以威慑和应对可能随时而来的美军事袭击。
朝鲜核试验使得东北亚局势吃紧，朝鲜与美日韩同盟陷入敌对状态。朝核试验让韩国此前希望通过会谈协商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愿望落空，转而采取强硬措施，无限期全面中断开城工业园区等，并与美国等同盟国和国际社会友好国家合作，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则可能通过武力或制裁手段将朝鲜完全封闭起来，从而达到“亚太再平衡”的目的。日本作为美盟国，也会跟随美国脚步采取相应措施以抑制和打击朝鲜。朝鲜半岛可能会重回50多年前的军事对峙状态。
第二，核恐怖主义的阴云迟迟不能散去。核恐怖主义指的是以核工业生产设施为袭击目标或以核技术与产品为主要工具，为实现一定政治目的而有意制造核恐怖的一种犯罪行为。当前，核恐怖主义已经成为除人为疏漏和自然风险外，国际核安全面临的最主要威胁。
核恐怖主义行为主要以四种方式呈现。首先，最严重的是恐怖组织直接窃取核武器，并在高人口密度的地区，比如大城市引爆。第二，恐怖组织通过窃取武器级别的核材料，如高浓缩铀、钚等，经过自己加工组装，从而制造出简单的核爆炸装置，并在人口聚集区引爆。以上两种核恐怖主义的实现方式可能性很低。各国的核武器都是安保重重，即使恐怖分子窃取到武器级别的核材料，制作成可以引爆的核武器也非常困难。对于恐怖分子来说，最容易发生的核恐怖主义行为是制造和使用“脏弹”。恐怖分子只需要获取对人体有害的放射性材料而非武器级别核材料以制成“脏弹”。“脏弹”的威力虽远不及核武器，却能通过释放辐射来实施恐怖袭击，制造社会恐慌。第四，恐怖分子还可能通过破坏或袭击核电站、核反应堆等核设施来达到核恐怖行为的目的。
第三，美俄关系的僵化导致核竞争的危险。美俄关系承接自美苏关系，以冷战思维主导下的国家间竞争为主。2012年，奥巴马政府公开否认俄罗斯议会和总统选举结果，美俄两国间的矛盾变得无法掩饰。此后双方虽有“重启”双边关系的努力，但依旧矛盾重重。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美国随后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美俄两国走向公开对抗。 美俄作为世界核大国，其紧张关系可能导致因核战略力量平衡问题而引发的核竞争。核问题是美俄关系中的关键性问题，也是两国关系中唯一能够展开平等对话的领域。随着美俄关系的恶化，加上俄罗斯自身因经济下滑等原因导致的实力的相对下降，俄方有意将战略核力量作为应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有效手段，开始有步骤地加紧核打击能力建设。面对俄方强化核力量的行动，美方自然不甘示弱。美国在为盟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同时，也在加快步伐，研发高精准度、强打击能力的核武器，以及发展非核威胁。
国际社会为解决核问题不懈努力
为了解决核问题，国际社会不断采取措施以积极应对。
第一，构建并不断完善国际核安全体系。该体系旨在应对由于核材料和核设施的人为或自然泄漏、爆炸，核恐怖主义，以及核扩散而引发的核安全问题。
国际核安全体系的构建启动于20世纪50年代末，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
一是关于核安保的国际法律机制。当前，国际核安保领域把重点放在了防止核恐怖主義和核材料走私方面。其中，为防范和应对核恐怖主义，《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和《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扮演了主要法律文件角色。
二是关于核能安全的国际法律机制。为确保安全利用核能，国际社会和相关国际组织出台了《核安全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
三是与核安保及核安全相关的国际组织。主要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等。其中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了主导作用，占据核安全领域的中心地位。
第二，召开核安全峰会。核安全峰会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倡议，于2010年4月首次举行，旨在倡导核安全和打击防范核恐怖主义，业已成为核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的最高层次磋商和对话机制。今年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与会各方就加强核安全和减少核恐怖主义威胁议题达成共识，并发表《2016年核安全峰会公报》。这有助于加强国际核安全合作，团结力量应对来自“伊斯兰国”等的核恐怖主义威胁。
第三，面对朝鲜、伊朗等核问题，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纷纷采取措施予以警告、制止和惩罚，促进核问题的解决。面对今年1月的朝核试验，3月2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布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遏制朝鲜核武器、导弹开发计划。对于伊朗核问题，通过联合国、伊朗核问题六国等与伊朗的多年艰苦谈判，2015年7月14日，伊朗核问题最后阶段谈判终于达成历史性的全面协议，并于今年1月17日迎来了执行日。这意味着束缚伊朗经济社会发展多年的制裁“枷锁”被打破，伊朗重回国际大家庭的怀抱。
中国在解决世界核问题上展现大国风采
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作了题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 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的讲话。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阐述了两年前他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提出的构建一个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的构想。对此，习近平强调：要强化政治投入，把握标本兼治方向。强化国家责任，构筑严密持久防线。强化国际合作，推动协调并进势头。强化核安全文化，营造共建共享氛围。
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强化”既从政治治理、合作入手，又看到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将各国承担各自责任与建立国际合作相结合，合力应对核恐怖威胁，标本兼治，彰显了大国责任与大国风范，又体现出中国独有的“圆融”的外交智慧。
中国作为核大国，为维护世界核安全、解决核问题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和政治承诺，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积极参与核安全国际倡议；通过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法制和管理的完善，在确保自身核安全前提下，致力于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积极推动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主张在核安保领域建立共享机制，加强跨国信息交流与执法合作；坚决反对核恐怖主义，呼吁并动员各国政府、民间以及社会力量共同织就全球反恐网络；强烈谴责朝鲜的非法核试验行为，并为解决朝核问题积极斡旋等。
具体来看，中国已经实施了《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原子能法》和《核安全法》的立法工作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颁布实施了《核材料管制视察管理办法》《核材料管制报告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同美国、俄罗斯、法国等2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核能合作协定；今年3月18日，中美共同建设的核安保示范中心在北京投入运行，3月31日，同美国发表“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
中国一直在努力，且脚步不停歇。习近平在第四届核峰会上表示，未来，中国将构建核安全能力建设网络，推广减少高浓铀合作模式，实施加强放射源安全行动计划，启动应对核恐怖危机技术支持倡议，推广国家核电安全监管体系。
虽然国际社会在实现世界核安全、解决世界核问题方面存在诸多障碍，但是在中外各国承担各自责任、加强国际合作，国际社会积极斡旋、严格监管之下，世界核问题的解决或许并非那样遥不可及，核安全的前景将更加光明。
参考文献：
[1]夏立平.论国际安全体系的构建与巩固[J].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0期.
[2]邵峰.国际核扩散难题：根源与出路[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
[3]张景全.核武器对同盟的影响——以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的互动为例[J].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