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一个源于西方的现代发明。虽然那些与它有关的历史、传说、遗迹一直存在着，但直至1877年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之前，往来于这些亚洲腹地的沙漠绿洲商路上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词，当然更不可能使用它。这就像“亚洲”这一欧洲概念传人以前，中国人也不知道自己原来是生活在“亚洲”——梁启超直到1890年在上海的书店里看到《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而中国位于亚洲东部。
　　明了这一点十分重要。在我看来，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相关的种种误解，大多都是由此伴生而来的。这些似是而非的“常识”包括：“丝绸之路”是一条笔直的商路；它由中国通往欧洲；丝路富有异域情调；其存在主要是为了经济和文化交流；丝绸是其间主要的贸易货物；存在某种象征开放、和平交流的“丝路精神”，如此等等。“丝”比“路”更容易引人误解，因为丝绸只是丝路货物中的一种而已，矿物、香料、金属、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和纸都很常见。用“丝绸之路”为它命名，推想起来本身就是因为“丝绸”是罗马帝国时代对东方最感兴趣的商品，虽然要论对文明交流的贡献，它远不及纸的传播。
　　由于讨论丝绸之路的许多著作都出自欧美学者手笔，而且在近代以来中国的语境中，东西方并举时的“西方”经常是指欧洲，因而当人们谈到丝路的对外交流中，其中的“西方”经常被置换为欧洲，仿佛丝绸之路是从洛阳或长安笔直通向罗马的高速公路，虽然在汉唐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西方”分明是指西域、波斯和印度，当时的人们如果知道“丝绸之路”，也不可能将其终点设定在欧洲或罗马。在真实历史中，罗马并非中国的直接贸易伙伴，其中真正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中亚粟特、波斯商人，几乎找不到什么证据表明当时的罗马帝国参与了丝绸之路贸易——当然，这也取决于人们如何界定“丝绸之路”。不过这是一种有用的虚构，在当下几乎所有关于“新丝绸之路”的报道和讨论中，“东西方交流”的“西方”一词，都确定无疑指的是欧洲，尤其是西欧。
　　因此，在“丝绸之路”的概念之上，投射着许多后人，尤其是现代西方人的观念。“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一条直线”的潜在设想影响深远，但李希霍芬提出这一设想不是偶然的。在他所生活的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先后完成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通道，美国铁路大亨爱德华·哈里曼甚至设想了一条环绕世界的铁路，各欧洲帝国也都在设想贯通非洲或亚洲大陆的铁路线，以强化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李希霍芬当时在华调查多年，目的之一就是设计一条从山东出发，一路穿越亚洲内陆并最终通向德国本土的铁路线。这就不奇怪，在他标列出来的地图上，中国和罗马时代欧洲之间的道路被描绘成一条笔直的大道，“在很多方面，他的丝绸之路都像是_条横贯欧洲的铁路线”。
　　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当然不是一部观念史，不过她在系统整理前人研究并结合新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对许多这类早先的理念提出了挑战。首先，“丝绸之路”不是一条高速公路，而是一个道路网络，一个体系。现有研究表明，即便是中国长城、罗马边墙之类看起来是防御职能的边界“线”，其实也是由堡垒、营地、后勤支援和道路网构成的纵深防御体系和复杂网络，那就更不用说开放流通的商路网络了，那会包含着无数节点、干道和支流。
　　韩森真正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是：“她虽然赞成丝路文化交流的国际化，但与流行的观念中那种西域胡人商队驱赶着驮运昂贵货物的骆驼、穿越沙漠远道跋涉而来的“标准丝路印象”不同，她坚持认为丝路经济活动主要并非长途贸易。她举出许多敦煌、吐鲁番文献，认为丝路上“实际的贸易额相当小”，那些绿洲聚落大多以农业而非商业维生，“贸易大多发生在当地，而且多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货币交易”，而唐代时丝路经济也主要依赖中国中央政府投入布帛财物的强力刺激，并非源于活跃的国际物资交流，因此“丝路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唐朝政府支出的副产品，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民间商人长途贸易的结果”。当然，在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唐军撤离西域，流入当地的钱币戛然而止，这种状况就更糟糕了，贸易对于当地人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继续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生活”。
　　在此，她否定了丝路作为国际贸易商道的重要性（“丝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条商业道路”），转而肯定它作为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方面的意义。这无疑是个颠覆性的观点，因为以往的“丝路形象”，主要便是奠基于长途贸易的经济活动之上的，而现在所说的“新丝绸之路”“丝路精神”其实也特指那种经济货物的流通以及由此而来的开放性。在某种程度上，她所说的当然是对的，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本身是政治、外交和国家安全，而非重视贸易，汉唐中国对丝绸之路也不大可能从经济收益和对外开放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当地那些绿洲城镇毕竟也不是香港或新加坡，其经济活动不大可能那么依赖外贸。
　　但要论证这一观点也非常困难。韩森教授的证据，说到底是“没有证据”——也就是说，出土文书只能证明当地存在小规模经济活动，而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远距离国际贸易。然而，证其有易，证其无难。我们很难设想，一个自给自足经济下的封闭农业社区，其文化交流却是国际化的。的确，关于远途奢侈品贸易的文书极为罕见，但在中国境内的那么多波斯、粟特人的墓地和文献记载却比比皆是，如果不是有着巨额利润的可能，又是什么驱动着这些逐利的商人长途跋涉呢？在中国传统文学文献中，“胡商”的形象通常都与珠宝有关，这恐非偶然，因为高利润高风险的长距离贸易大多以高价值的商品为主。
　　早在2004年时，韩森已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她在检查高昌国正税之外一个单独税所留下的三十七笔税收记录时发现，“这些文书让我们最吃惊的是，居然没有一个商人购买丝绸织物！”但她随后自己给出解释：“因为丝绸是按长度而非重量出售的，所以不列于称价钱文书。”实际上，这些文书记载常常也不包括丝路上最频繁的两项贸易：动物或奴隶买卖。即便我们假定这些商人都会像现代人一样忠实地过关申报，文书也不可能忠实地记下所有的过境贸易，因为它本身就只记载部分信息。韩森的基本假定是：如果存在长途奢侈品贸易，那它至少应该留下证据，但说实话，唐代中央政府每年投入西域90万匹绢帛（据《通典》），又留下多少实物或当地文书能证明这一文献记载呢？而长距离贸易也不是没有证据，现在对粟特文古信札的解读已证实：在这4世纪的信札中，寄信的商人叮嘱对方如果从中国到楼兰，一定要买丝织品或樟脑，然后“带回来给我”。 　　在前现代文化中，“经济”或“贸易”不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那种已分化的、自我规范的领域，因此人们长途跋涉往往并不是纯商业目的，但无论如何，有组织商队的存在、沿丝路沿线的移民聚落，这些本身意味着对人们而言，存在着刺激他们远距离流动的机会，而如果没有一个商贸网络的存在，他们也不会知道远方存在那些对奢侈品的需求。当然，丝路也经历了诸多变迁，在汉唐的和平年代，长途贸易可能更多（因为这本身要求安全的环境）；而韩森用以否定丝路国际贸易活跃度的文书，本身就有很多是出自那些长途贸易已经衰落的年代。安史之乱后，陆路通道长期经历战乱，到最后连长安也被毁弃，而海上的新航路又已开辟，以至于繁荣的长途贸易衰落了。但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一个对外贸易活跃的社区，它的经济活动必然仍有大量是本地性的。如果一千年后，人们根据出土的某些菜市场、商店的文献来推断当下上海的经济生活，说不定也以为这个城市没多少外贸活动。
　　韩森的论述无疑是实证主义的，她一如既往地强调以最日常的文书为主，这和她在《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等书中展现出来的风格一致：注重日常生活以及最原始的材料所呈现的真实，并往往由此对传统的历史认识提出质疑和挑战。在《开放的帝国》中，她认为中国不是世人眼里“封闭、停滞”的帝国，并关注趋势性因素；但在《丝绸之路新史》中，她又认为丝路的经济生活并没有那么开放，对一些潜移默化中推动历史变化的趋势性因素又提出了怀疑。
　　“开放”和“封闭”也许本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过分执其一端难免有些偏颇，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难以解释的压力。丝绸之路本身是否像我们想像中的那样“开放”和国际化，当然值得讨论，在历史中也一直变迁不定，韩森的质疑无疑是有价值的。也许正因现代社会特别关注经济，人们的脑海里就存在着某种商品货物流动、流通网络的图景，才使得我们确信“国际化”“多元化”和“开放”都是好事，说实话，“开放”“流动”本身就是现代的隐喻，当我们将这些投射在丝绸之路上时，我们也许只是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影像。那就是真实的丝绸之路吗？还是一个我们按自己的期望设想出来的、位于历史长河中的乌托邦？那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以及重新认识我们自己是如何认识丝绸之路的。
　　摘自《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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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是，东面始于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咸阳，一条路沿泾河而上，经固原、景泰进入河西走廊；另一条路沿渭水西行，经陇西、金城（今兰州）进入走廊。沿河西走廊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由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