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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言生动、鲜活、简洁、明快，是由北京文化悠远的开放型传统决定的。
为什么说北京文化的特点是开放型的?这个命题似乎与人们惯常的认识相悖。那精巧的四合院，那厚重的城墙，那环围的护城河，那狭窄短小的胡同，那拥挤的茶园戏馆，那稠聚的花市鸟市……似乎都是一个封闭式文化圈的典型形象。然而，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独特文化景观。细细考察一下这些现象就会发现，这种种似乎是北京专利的文化现象却几乎没有几样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如胡同来自蒙满传统，戏园借自南国，京剧产生于徽汉，胡琴传自番邦，手工艺则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北京方言更是最鲜明地反映了北京文化兼容南北不同民族不同风格语言和方言特征的集中表现。
自古以来，北京文化不仅辐射能力强，吸收能力也强。有个奇怪的现象曾经使人感到匪夷所思，在北京建都的统治者长时间为经济不发达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北京话最终成为最接近国语的语言。其实完全可以解释清楚，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不像中原统治者有那么多“华夷之防”，他们保守思想少，进取心强，对源远流长的汉文化不仅不排斥，反而认真学习，不仅使中国固有的儒道并存的格局保持下来，而且把北方的萨满教、西藏的喇嘛教，甚至欧洲的天主教、中亚的伊斯兰教吸收，连元大都宫室建筑工程总管都是大食国人，白塔寺建筑的主持者是尼泊尔人。元大都在吸收国外的科技思想和技术人员方面，要强过后来很多汉族统治者。到了明代、清代，北京仍然善于吸收其他文化，这使它自身不断完善壮大并充满活力。
北京的语言也如此。
社会发展冲击老北京话日渐衰落
北京作为数朝古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五方杂处，人来人往，决定了北京话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地方音的影响。民国以来外来人口一直是促进北京市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主要因素。1936年，全市外省籍人口就占57.5％，想起70年前北京外来人口就有这样高的比例，我们对今天的状况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其对北京语言的影响可想而知。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以及人们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北京话受到的冲击可能会越来越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后，又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移民，从而又经历了语言上最大的融合。这次移民甚至使得甩着京片子的“老北京”成了少数。其实从绝对数目来说未必是这种格局，但偏偏这一次移民的主体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中国顶尖级的精英阶层。这些干部从战争的硝烟中走来，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民众的热切期望走上了领导岗位，并带着家眷定居在这座文化积淀深厚城市。他们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解放全中国，就总体而言无论干劲还是个人素质是相当高的，他们至少在精神上是怀有很高的革命热忱。还有众多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来到北京，在高校、科研机构、厂矿工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由于北京解放初期定位要发展工业，很多技术工人从辽宁、上海等地来到北京，也有不少河北、山东、江苏来的移民成了产业工人。他们进入北京，首先面临着语言沟通的问题，那些操北方语系的人也有一定障碍，而像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南部、浙江、湖南等籍贯的人，简直如听天书。而为了扫除语言障碍，一方面他们学习北京话，另一方面也在改造北京话。
在北京，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走向，就是无论外地人进京学北京话，还是北京人吸收了外地人的语言，总体都是向普通话靠拢。建国50多年来，在北京的京味儿越来越少，普通话越来越占据了难以撼动的地位。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解放以后大量的外地人来到北京，并且很快在人口比例上超过了本地人。这些外地人说的是南腔北调的外地话或者是用方言改造了的普通话。外地来京的人学习普通话比北京话更容易，那种卷着舌头闷着鼻子的老北京话并非一时能学好的。而北京人感到和外地人说老北京话，对方听起来很费劲。为了和周围众多的外地人进行交际，不得不尽可能放弃北京话里面的土腔土话，改说“普通话”。虽然这种“普通话”在语音、语汇方面还保留不少地方方言的特色，但是，这种“普通话”比任何其他地区向“普通话”靠拢的话更接近标准的普通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话在北京越来越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般北京的家庭北京话还用两种不同的语体，一种是在家庭里、街坊间以及和北京人来往时使用老北京话，另一种是在社会上、单位以及和外地人来往时使用摒弃了京腔京韵的北京话，或者说是北京的“普通话”。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连这种区别都罕见了，当今的年轻人回到家中与父母也不会说老北京话了。
尤其不能忽视的因素是，解放后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更使北京话向普通话靠拢。1955年，北京召开了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对“北京语音”进行了“纠偏”。因为在这之前国语过分依赖北京口音。
从1956年开始，国家组织了专门机构对普通话的异读词进行审订，审订过程中，尤其是对北京话的土音作了“去粗取精”和“去土存雅”，从而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可以说，这些读音既贴近口语，又趋于雅化。
还应该看到，很多北京土话被普通话吸收，有的甚至成为常用语，比如“干脆”是老北京人表示爽快不必磨烦：“干脆，就这么定了!”“干脆”已经成了普通话常用语。老北京人在遇事没有准办法时总爱说“没辙”，还有老北京人都知道在一些热闹场合，会有一些无赖持物在拥挤处与人相撞，然后敲诈，老北京人管这叫“碰瓷”，现在普通话乃至电视、广播中也常用这个词，而且多用来比喻驾驶汽车肇事或假装被汽车蹭倒的敲诈者。
年轻的新北京人说的北京话，越来越趋向普通话，当今的北京年轻人几乎是百分百地说普通话了。北京土话已经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什么性格说什么话
老北京人的“礼儿”
老北京人特别讲究“礼儿”，说起话来也总是那么彬彬有礼、热情大方。有些南方人见到老头儿老太太，问起岁数常常是：“你几岁了?”被问的老人肯定不高兴，心里想都七十多了，怎么还几岁，说话你你的，也不会说个您。北京人之间哪怕素不相识，都有一堆规范的礼貌见面语等着你：“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儿、大姐、大哥、先生、小姐、老板、掌柜的……”解放后，“先生、小姐、老板、掌柜的”都不叫了，一律叫“同志”了，“文革”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都叫“师傅”了，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一些老北京的叫法儿。
经历过老北京的温情脉脉的人，总是怀念那个时光，比如您不经意挡住了别人的路，被挡的人会 和声细语地说：“劳您驾，借个光!”听了这话您怎么能不让开呢!要是问个路，那可不能上来就问，您要看看对方的年龄再给人家一个称谓：“大爷，麻烦您，花儿市怎么走啊?”大爷会很热情地告诉您“您出了哈德门往南走，过了上头条、上二条、上三条、上四条，再往东拐。您可数好了，过四条胡同，别走冤枉路。”给您指了路，还让您心里热乎乎的。再比如吃饭，老北京人都是对最年长者说：“您先请。”饭桌上摆上酒和菜肴，还会真诚地指着最好的菜说：“您来这个?”您到商店买东西，只要您在柜台前一转悠，掌柜的或者伙计就会热情地问：“您看上什么了?”“哪个合您心意?”哪怕您不买，他也会说“买不买没有关系，您随便儿看。”所以有人说北京话是“说的艺术”。
老北京话的自信与牛气
了解北京人说话，首先要了解北京人的性格。
北京是六朝古都，皇恩浩荡的历史已经造就了当代北京人老祖宗的某些性格。这种皇城情结数百年来就像附在皮上的毛，牢牢粘在北京人身上。大概只要不迁都，这种情结永远不会脱落。
北京人的优越感与计划经济的遗风有关。由于北京官多，很多部门都掌握着各地的命脉，凡进京来都不是有求于我便是我的下级，来者客客气气、唯唯诺诺，管人的地位也不得不居高临下。
在商品经济的汹涌大潮下，聪明的北京人开始琢磨人家特区是怎么发的，少不了用那胡同京味儿语言评价一番。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最先富起来，北京人一方面想方设法托人从广东买回录音机、蛤蟆镜、喇叭裤，另一方面用他们很损的嘴取笑广东人，说人家说的是“鸟语”，是“四，十”不分的大舌头，是“除去人民币什么都不认的钱串子脑袋”，浙江人在北京用他们特有的经商智慧屡屡成功，北京人则说人家是“浙皮子”。“再有钱也是乡下人，骨子里还是老农民”。您看，已经被人家比得够寒碜的了，说话还这么自信牛气。
北京人的政治情结
历史和现实使得北京人对政治的热衷程度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比，而且是世代相传，无怨无悔。北京人懂政治，政治热情也高，对国家和民族有种难得的责任感，北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远的不说，就100年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一二·九学潮、开国大典这些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就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太多的经历，也造成了北京人从容不迫的心态，他们遇事不慌，井井有条，古道热肠，在不事声张中默默耕耘，所以说起话来也颇有政治感。
有个顺口溜流传十多年了：“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东北人什么都敢干，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广东人什么都敢吃。”几句话多少点出了一些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差别。“敢说”是指北京人敢于批评时政，“铁肩担道义”的政治责任感很强。政治在北京人心目中是神圣的，深圳有一家“8341策划公司”，北京人看了感到不严肃，因为谁都知道“8341”的重要性，这样的公司怎么会注册成功?深圳人诠释这一现象说“这在北京人眼里是政治，在深圳人手里就能巧妙地转化为经济。”
外地很多文化人很愿意来北京交流，北京的学术水平较高是一方面，而听北京人在饭桌上侃侃政治、新闻、秘闻、小道消息，也会长长见识。
北京话，北京人的幽默
如果问问北京以外的人对北京人的印象，恐怕会有一半人说：幽默能侃。北京人的幽默语言不是自当代始，而是世代相传。
北京人说话就是逗，哪怕有的时候身陷囹圄，也会用幽默的语言化解。文革中“三家村”的吴晗和廖沫沙，那是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物啊!他们关进一间房子，老北京的中共北京市委的统战部长廖沫沙对吴晗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吴晗说：“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廖沫沙想吴晗是北京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联想起陶渊明，说：“这出戏就叫《五斗米折腰》啊!”您看，咱北京市的老领导这个时候还这么幽默。
好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幽默细胞。启功是中外闻名的文化名人，他不仅没有名人和泰斗的架子，反而幽默地对自己进行自嘲，他给自己写的《墓志铭》短短几十字，堪称老北京人幽默的经典：“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启功还有件趣事也体现了老北京人的作派和幽默。有次他到荣宝斋，一位仿冒者正用启功委托他卖字的谎言行骗，荣宝斋的工作人员告诉这个仿冒者：“启功先生就在店里呢。”接着就把老先生叫来，仿冒者顿时满头大汗，启功先生看了看他的字说：“其实你写得比我好。”启功又对画店工作人员说：“他用我的名字说明他有困难，这件事就算了。”仿冒者感激不尽，启功老先生又叮嘱他：“你可别用这种字写反动标语啊。”
再说说北京人称谓中的幽默。北京人说话有时候充满着尊敬，有时候又不乏玩笑，比如北京人叫“爷”可有年头儿了，曹雪芹的《红楼梦》里，贾宝玉就被身份比他低的称为“宝二爷”。老北京人常常爱说爷，爷爷、大爷是对年长老人的尊称，少爷是对公子的称呼，爷们儿是男人和男人之间比较亲密的称谓。到了今天，哪怕普通话再普及，北京特有的“爷”还是涵盖了方方面面各种行业。而且形形色色的“爷”与过去的“爷”相比完全变了味儿，几乎都是有些可笑的角色——改革开放初期，昔日那些被称“投机倒把”的人又被称为“倒爷”；形容男人能说会道，就是“侃爷”；发了财就是“款爷”；蹬三轮儿的是“板儿爷”；有的男人成天迷恋炒股，那就是“股爷”；有靠吃利息过活的“息爷”；包揽案件捞出犯罪嫌疑人从中拿钱的“捞爷”；有替商家做托儿的“托爷”；有依靠办辅导班或学习中央精神的研讨班赚钱的“班儿爷”；有专门猜题帮助应付考试从中捞钱的“题爷”；用假发票谋利的“票爷”；偷东西的“佛爷”；喜欢玩弄女性的“柳爷”；讽刺夏天赤膊的“膀爷”；讥笑随地吐痰的“痰爷”……这类词语极有特色，它们有的表达一种亲切与诙谐，更多的则透出挖苦和嘲讽。新北京人已经不像老北京人那样循规蹈矩、彬彬有礼，快节奏的紧张生活需要轻松嘲弄，需要为严肃的人生减负，虽然有些可笑与荒诞，倒能为生活增添笑料。
新流行语与“新京味儿”
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观念的日新月异，北京的新词语、新流行语也潮水般涌来。有的流行语发源于北京，有的则源于外地兴盛在北京，也有的把旧语言改造。就像冯巩相声中所说：“过去叫‘出租车’，现在叫‘的’；过去叫‘汗衫’，现 在叫‘T’；过去叫‘情人’，现在叫‘蜜’”。您看，就说时尚方面的新流行语就有“追星”“粉丝”“酷”“美眉”“打工”“下海”“早茶”“快餐”“炒鱿鱼”“装修”“策划”“炒股”“牛市”“熊市”“摸奖”“直销”“桑拿浴”“伊妹儿”(Email)……数不胜数。关于婚姻家庭爱情的，随手拈来就有“舌战”“试婚”“更年期”“情人”“卫生间”“洗手间”“独身”“单身贵族”“丁克家庭”“空巢家庭”“青春期”“性冷淡”“早恋”“暗恋”“未婚同居”……职业方面的新流行语有“经纪人”“辞职”“兼职”“猎头”“保安”“治安员”“调解员”“美容师”“导游”“陪聊”“三陪女”等等。起初有人认为这些话似乎都是“小流氓”嘴里流出来的。但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种语言正缓步登上大雅之堂，足以说明这种语言风格的生命力。
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网络走进寻常百姓家，这场非同小可的革命也给北京和各地的用语带来冲击。人们感觉，这些流行语大多很“京味儿”，像“斑竹”(版主)、“菜鸟”(原指电脑水平比较低的人，后来又扩大到在某领域不怎么拿手的人)、“拍砖”(从北京流行语“拍板儿砖”引申，在网上对其他人的帖子发表不同看法和理解)、“汗”(从北京话“暴汗”“大汗”而来，表示惭愧、无可奈何之意)、“倒”(“晕倒”是北京话，减掉一个字意思不变)，“找抽帖”(“找抽”是老北京话，加上“帖”就是楼主发的帖子内容找抽)、“恐龙”(长得不漂亮的女性网民)、“青蛙”(形容相貌不佳的男性网民)、“见光死”(网友聊天感觉很好，一见面大失所望)、“王道”(相当于权威之意)、“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博客”(以日记的方式在网络上展现自己的形式)、“驴友”(爱好旅游经常一起结伴出游的人)……网络语言特别喜欢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代替中文，像GG(哥哥)、MM(妹妹、美眉)、FB(腐败)、SJB(神经病)、LJ(垃圾)、886(拜拜喽，再见)、7456(气死我了)、616(遛一遛)、01925(你依旧爱我)、0594184(你我就是一辈子)……网络语言还比较夸张，比如“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
“新京味儿”也招致了不少议论。很多人觉得它太“痞”，透着一股流气。什么“侃”呀，“撮”呀，“煽”呀，“火”呀，“掐”呀，“潮”呀，“傍”呀，“我靠”“喔塞”呀，还有什么“搓火”“底儿掉”“没商量”“逗咳嗽”“拉蜜”……到了网络语言更甚，什么“犬科”(喜欢追逐论坛里的女生的那种人)、“狼族”(热爱美色)、YY(意淫)、NB(牛×)、SB(傻×)，这些语言也要等待时间来整合，有的能够留下，有的将被淘汰。
雅俗之争：整肃和宽容
其实，京味儿语言不是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谁能定义哪种风格是最地道的京味儿呢?问问北京人，可能有人会回答说典型的代表是《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也可能有人会说是曹雪芹，也可能有人说是老舍，有人说是侯宝林，还可能有人说是王朔。其实可能谁说的都不错，可又不够全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文康跟老舍之间有一场辛亥革命、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老舍跟王朔之间又有过一场“文革”和一个改革开放，这些对社会文化有过巨大冲击的事件都不能不影响一个时代北京的流行语，何况语言本身也要循着自身的内容逻辑有所发展。因此新京味儿的产生本不足为奇，它跟任何文化现象一样，先通行于一些年轻人中间，慢慢向整个社会渗透，这也是规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穿牛仔裤、跳迪斯科舞都曾被斥为痞子文化。十几年过去了，从老干部到知识分子，满大街自自然然地穿牛仔裤、跳迪斯科，中老年也把这当作健康的活动之一，真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过程。当新京味儿语言又被冠以“痞子语言”加以声讨时，会不会重走牛仔裤、迪斯科的老路还真难说。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兴起的时候，冷静和宽容应该是最适宜的态度。
北京作为一个千年古都，悠久的文明酿就了京城特有的文化气氛，也酿就了圆转流畅、简约明丽的京味儿语言。语言是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爱护它，关心它，使它健康地生长是每一个北京人不可推卸的天职。更何况，作为全国通语的基础方言，北京语言的每一点变化，都会在全国泛起涟漪。“京腔京韵自多情”不应总是遥远的梦想。
编辑/王文娜wangwenna@yeah.net
为什么说北京文化的特点是开放型的?这个命题似乎与人们惯常的认识相悖。那精巧的四合院，那厚重的城墙，那环围的护城河，那狭窄短小的胡同，那拥挤的茶园戏馆，那稠聚的花市鸟市……似乎都是一个封闭式文化圈的典型形象。然而，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独特文化景观。细细考察一下这些现象就会发现，这种种似乎是北京专利的文化现象却几乎没有几样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如胡同来自蒙满传统，戏园借自南国，京剧产生于徽汉，胡琴传自番邦，手工艺则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北京方言更是最鲜明地反映了北京文化兼容南北不同民族不同风格语言和方言特征的集中表现。
自古以来，北京文化不仅辐射能力强，吸收能力也强。有个奇怪的现象曾经使人感到匪夷所思，在北京建都的统治者长时间为经济不发达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北京话最终成为最接近国语的语言。其实完全可以解释清楚，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不像中原统治者有那么多“华夷之防”，他们保守思想少，进取心强，对源远流长的汉文化不仅不排斥，反而认真学习，不仅使中国固有的儒道并存的格局保持下来，而且把北方的萨满教、西藏的喇嘛教，甚至欧洲的天主教、中亚的伊斯兰教吸收，连元大都宫室建筑工程总管都是大食国人，白塔寺建筑的主持者是尼泊尔人。元大都在吸收国外的科技思想和技术人员方面，要强过后来很多汉族统治者。到了明代、清代，北京仍然善于吸收其他文化，这使它自身不断完善壮大并充满活力。
北京的语言也如此。
社会发展冲击老北京话日渐衰落
北京作为数朝古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五方杂处，人来人往，决定了北京话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地方音的影响。民国以来外来人口一直是促进北京市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主要因素。1936年，全市外省籍人口就占57.5％，想起70年前北京外来人口就有这样高的比例，我们对今天的状况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其对北京语言的影响可想而知。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以及人们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北京话受到的冲击可能会越来越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后，又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移民，从而又经历了语言上最大的融合。这次移民甚至使得甩着京片子的“老北京”成了少数。其实从绝对数目来说未必是这种格局，但偏偏这一次移民的主体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中国顶尖级的精英阶层。这些干部从战争的硝烟中走来，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民众的热切期望走上了领导岗位，并带着家眷定居在这座文化积淀深厚城市。他们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解放全中国，就总体而言无论干劲还是个人素质是相当高的，他们至少在精神上是怀有很高的革命热忱。还有众多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来到北京，在高校、科研机构、厂矿工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由于北京解放初期定位要发展工业，很多技术工人从辽宁、上海等地来到北京，也有不少河北、山东、江苏来的移民成了产业工人。他们进入北京，首先面临着语言沟通的问题，那些操北方语系的人也有一定障碍，而像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南部、浙江、湖南等籍贯的人，简直如听天书。而为了扫除语言障碍，一方面他们学习北京话，另一方面也在改造北京话。
在北京，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走向，就是无论外地人进京学北京话，还是北京人吸收了外地人的语言，总体都是向普通话靠拢。建国50多年来，在北京的京味儿越来越少，普通话越来越占据了难以撼动的地位。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解放以后大量的外地人来到北京，并且很快在人口比例上超过了本地人。这些外地人说的是南腔北调的外地话或者是用方言改造了的普通话。外地来京的人学习普通话比北京话更容易，那种卷着舌头闷着鼻子的老北京话并非一时能学好的。而北京人感到和外地人说老北京话，对方听起来很费劲。为了和周围众多的外地人进行交际，不得不尽可能放弃北京话里面的土腔土话，改说“普通话”。虽然这种“普通话”在语音、语汇方面还保留不少地方方言的特色，但是，这种“普通话”比任何其他地区向“普通话”靠拢的话更接近标准的普通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话在北京越来越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般北京的家庭北京话还用两种不同的语体，一种是在家庭里、街坊间以及和北京人来往时使用老北京话，另一种是在社会上、单位以及和外地人来往时使用摒弃了京腔京韵的北京话，或者说是北京的“普通话”。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连这种区别都罕见了，当今的年轻人回到家中与父母也不会说老北京话了。
尤其不能忽视的因素是，解放后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更使北京话向普通话靠拢。1955年，北京召开了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对“北京语音”进行了“纠偏”。因为在这之前国语过分依赖北京口音。
从1956年开始，国家组织了专门机构对普通话的异读词进行审订，审订过程中，尤其是对北京话的土音作了“去粗取精”和“去土存雅”，从而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可以说，这些读音既贴近口语，又趋于雅化。
还应该看到，很多北京土话被普通话吸收，有的甚至成为常用语，比如“干脆”是老北京人表示爽快不必磨烦：“干脆，就这么定了!”“干脆”已经成了普通话常用语。老北京人在遇事没有准办法时总爱说“没辙”，还有老北京人都知道在一些热闹场合，会有一些无赖持物在拥挤处与人相撞，然后敲诈，老北京人管这叫“碰瓷”，现在普通话乃至电视、广播中也常用这个词，而且多用来比喻驾驶汽车肇事或假装被汽车蹭倒的敲诈者。
年轻的新北京人说的北京话，越来越趋向普通话，当今的北京年轻人几乎是百分百地说普通话了。北京土话已经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什么性格说什么话
老北京人的“礼儿”
老北京人特别讲究“礼儿”，说起话来也总是那么彬彬有礼、热情大方。有些南方人见到老头儿老太太，问起岁数常常是：“你几岁了?”被问的老人肯定不高兴，心里想都七十多了，怎么还几岁，说话你你的，也不会说个您。北京人之间哪怕素不相识，都有一堆规范的礼貌见面语等着你：“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儿、大姐、大哥、先生、小姐、老板、掌柜的……”解放后，“先生、小姐、老板、掌柜的”都不叫了，一律叫“同志”了，“文革”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都叫“师傅”了，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一些老北京的叫法儿。
经历过老北京的温情脉脉的人，总是怀念那个时光，比如您不经意挡住了别人的路，被挡的人会 和声细语地说：“劳您驾，借个光!”听了这话您怎么能不让开呢!要是问个路，那可不能上来就问，您要看看对方的年龄再给人家一个称谓：“大爷，麻烦您，花儿市怎么走啊?”大爷会很热情地告诉您“您出了哈德门往南走，过了上头条、上二条、上三条、上四条，再往东拐。您可数好了，过四条胡同，别走冤枉路。”给您指了路，还让您心里热乎乎的。再比如吃饭，老北京人都是对最年长者说：“您先请。”饭桌上摆上酒和菜肴，还会真诚地指着最好的菜说：“您来这个?”您到商店买东西，只要您在柜台前一转悠，掌柜的或者伙计就会热情地问：“您看上什么了?”“哪个合您心意?”哪怕您不买，他也会说“买不买没有关系，您随便儿看。”所以有人说北京话是“说的艺术”。
老北京话的自信与牛气
了解北京人说话，首先要了解北京人的性格。
北京是六朝古都，皇恩浩荡的历史已经造就了当代北京人老祖宗的某些性格。这种皇城情结数百年来就像附在皮上的毛，牢牢粘在北京人身上。大概只要不迁都，这种情结永远不会脱落。
北京人的优越感与计划经济的遗风有关。由于北京官多，很多部门都掌握着各地的命脉，凡进京来都不是有求于我便是我的下级，来者客客气气、唯唯诺诺，管人的地位也不得不居高临下。
在商品经济的汹涌大潮下，聪明的北京人开始琢磨人家特区是怎么发的，少不了用那胡同京味儿语言评价一番。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最先富起来，北京人一方面想方设法托人从广东买回录音机、蛤蟆镜、喇叭裤，另一方面用他们很损的嘴取笑广东人，说人家说的是“鸟语”，是“四，十”不分的大舌头，是“除去人民币什么都不认的钱串子脑袋”，浙江人在北京用他们特有的经商智慧屡屡成功，北京人则说人家是“浙皮子”。“再有钱也是乡下人，骨子里还是老农民”。您看，已经被人家比得够寒碜的了，说话还这么自信牛气。
北京人的政治情结
历史和现实使得北京人对政治的热衷程度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比，而且是世代相传，无怨无悔。北京人懂政治，政治热情也高，对国家和民族有种难得的责任感，北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远的不说，就100年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一二·九学潮、开国大典这些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就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太多的经历，也造成了北京人从容不迫的心态，他们遇事不慌，井井有条，古道热肠，在不事声张中默默耕耘，所以说起话来也颇有政治感。
有个顺口溜流传十多年了：“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东北人什么都敢干，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广东人什么都敢吃。”几句话多少点出了一些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差别。“敢说”是指北京人敢于批评时政，“铁肩担道义”的政治责任感很强。政治在北京人心目中是神圣的，深圳有一家“8341策划公司”，北京人看了感到不严肃，因为谁都知道“8341”的重要性，这样的公司怎么会注册成功?深圳人诠释这一现象说“这在北京人眼里是政治，在深圳人手里就能巧妙地转化为经济。”
外地很多文化人很愿意来北京交流，北京的学术水平较高是一方面，而听北京人在饭桌上侃侃政治、新闻、秘闻、小道消息，也会长长见识。
北京话，北京人的幽默
如果问问北京以外的人对北京人的印象，恐怕会有一半人说：幽默能侃。北京人的幽默语言不是自当代始，而是世代相传。
北京人说话就是逗，哪怕有的时候身陷囹圄，也会用幽默的语言化解。文革中“三家村”的吴晗和廖沫沙，那是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物啊!他们关进一间房子，老北京的中共北京市委的统战部长廖沫沙对吴晗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吴晗说：“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廖沫沙想吴晗是北京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联想起陶渊明，说：“这出戏就叫《五斗米折腰》啊!”您看，咱北京市的老领导这个时候还这么幽默。
好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幽默细胞。启功是中外闻名的文化名人，他不仅没有名人和泰斗的架子，反而幽默地对自己进行自嘲，他给自己写的《墓志铭》短短几十字，堪称老北京人幽默的经典：“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启功还有件趣事也体现了老北京人的作派和幽默。有次他到荣宝斋，一位仿冒者正用启功委托他卖字的谎言行骗，荣宝斋的工作人员告诉这个仿冒者：“启功先生就在店里呢。”接着就把老先生叫来，仿冒者顿时满头大汗，启功先生看了看他的字说：“其实你写得比我好。”启功又对画店工作人员说：“他用我的名字说明他有困难，这件事就算了。”仿冒者感激不尽，启功老先生又叮嘱他：“你可别用这种字写反动标语啊。”
再说说北京人称谓中的幽默。北京人说话有时候充满着尊敬，有时候又不乏玩笑，比如北京人叫“爷”可有年头儿了，曹雪芹的《红楼梦》里，贾宝玉就被身份比他低的称为“宝二爷”。老北京人常常爱说爷，爷爷、大爷是对年长老人的尊称，少爷是对公子的称呼，爷们儿是男人和男人之间比较亲密的称谓。到了今天，哪怕普通话再普及，北京特有的“爷”还是涵盖了方方面面各种行业。而且形形色色的“爷”与过去的“爷”相比完全变了味儿，几乎都是有些可笑的角色——改革开放初期，昔日那些被称“投机倒把”的人又被称为“倒爷”；形容男人能说会道，就是“侃爷”；发了财就是“款爷”；蹬三轮儿的是“板儿爷”；有的男人成天迷恋炒股，那就是“股爷”；有靠吃利息过活的“息爷”；包揽案件捞出犯罪嫌疑人从中拿钱的“捞爷”；有替商家做托儿的“托爷”；有依靠办辅导班或学习中央精神的研讨班赚钱的“班儿爷”；有专门猜题帮助应付考试从中捞钱的“题爷”；用假发票谋利的“票爷”；偷东西的“佛爷”；喜欢玩弄女性的“柳爷”；讽刺夏天赤膊的“膀爷”；讥笑随地吐痰的“痰爷”……这类词语极有特色，它们有的表达一种亲切与诙谐，更多的则透出挖苦和嘲讽。新北京人已经不像老北京人那样循规蹈矩、彬彬有礼，快节奏的紧张生活需要轻松嘲弄，需要为严肃的人生减负，虽然有些可笑与荒诞，倒能为生活增添笑料。
新流行语与“新京味儿”
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观念的日新月异，北京的新词语、新流行语也潮水般涌来。有的流行语发源于北京，有的则源于外地兴盛在北京，也有的把旧语言改造。就像冯巩相声中所说：“过去叫‘出租车’，现在叫‘的’；过去叫‘汗衫’，现 在叫‘T’；过去叫‘情人’，现在叫‘蜜’”。您看，就说时尚方面的新流行语就有“追星”“粉丝”“酷”“美眉”“打工”“下海”“早茶”“快餐”“炒鱿鱼”“装修”“策划”“炒股”“牛市”“熊市”“摸奖”“直销”“桑拿浴”“伊妹儿”(Email)……数不胜数。关于婚姻家庭爱情的，随手拈来就有“舌战”“试婚”“更年期”“情人”“卫生间”“洗手间”“独身”“单身贵族”“丁克家庭”“空巢家庭”“青春期”“性冷淡”“早恋”“暗恋”“未婚同居”……职业方面的新流行语有“经纪人”“辞职”“兼职”“猎头”“保安”“治安员”“调解员”“美容师”“导游”“陪聊”“三陪女”等等。起初有人认为这些话似乎都是“小流氓”嘴里流出来的。但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种语言正缓步登上大雅之堂，足以说明这种语言风格的生命力。
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网络走进寻常百姓家，这场非同小可的革命也给北京和各地的用语带来冲击。人们感觉，这些流行语大多很“京味儿”，像“斑竹”(版主)、“菜鸟”(原指电脑水平比较低的人，后来又扩大到在某领域不怎么拿手的人)、“拍砖”(从北京流行语“拍板儿砖”引申，在网上对其他人的帖子发表不同看法和理解)、“汗”(从北京话“暴汗”“大汗”而来，表示惭愧、无可奈何之意)、“倒”(“晕倒”是北京话，减掉一个字意思不变)，“找抽帖”(“找抽”是老北京话，加上“帖”就是楼主发的帖子内容找抽)、“恐龙”(长得不漂亮的女性网民)、“青蛙”(形容相貌不佳的男性网民)、“见光死”(网友聊天感觉很好，一见面大失所望)、“王道”(相当于权威之意)、“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博客”(以日记的方式在网络上展现自己的形式)、“驴友”(爱好旅游经常一起结伴出游的人)……网络语言特别喜欢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代替中文，像GG(哥哥)、MM(妹妹、美眉)、FB(腐败)、SJB(神经病)、LJ(垃圾)、886(拜拜喽，再见)、7456(气死我了)、616(遛一遛)、01925(你依旧爱我)、0594184(你我就是一辈子)……网络语言还比较夸张，比如“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
“新京味儿”也招致了不少议论。很多人觉得它太“痞”，透着一股流气。什么“侃”呀，“撮”呀，“煽”呀，“火”呀，“掐”呀，“潮”呀，“傍”呀，“我靠”“喔塞”呀，还有什么“搓火”“底儿掉”“没商量”“逗咳嗽”“拉蜜”……到了网络语言更甚，什么“犬科”(喜欢追逐论坛里的女生的那种人)、“狼族”(热爱美色)、YY(意淫)、NB(牛×)、SB(傻×)，这些语言也要等待时间来整合，有的能够留下，有的将被淘汰。
雅俗之争：整肃和宽容
其实，京味儿语言不是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谁能定义哪种风格是最地道的京味儿呢?问问北京人，可能有人会回答说典型的代表是《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也可能有人会说是曹雪芹，也可能有人说是老舍，有人说是侯宝林，还可能有人说是王朔。其实可能谁说的都不错，可又不够全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文康跟老舍之间有一场辛亥革命、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老舍跟王朔之间又有过一场“文革”和一个改革开放，这些对社会文化有过巨大冲击的事件都不能不影响一个时代北京的流行语，何况语言本身也要循着自身的内容逻辑有所发展。因此新京味儿的产生本不足为奇，它跟任何文化现象一样，先通行于一些年轻人中间，慢慢向整个社会渗透，这也是规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穿牛仔裤、跳迪斯科舞都曾被斥为痞子文化。十几年过去了，从老干部到知识分子，满大街自自然然地穿牛仔裤、跳迪斯科，中老年也把这当作健康的活动之一，真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过程。当新京味儿语言又被冠以“痞子语言”加以声讨时，会不会重走牛仔裤、迪斯科的老路还真难说。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兴起的时候，冷静和宽容应该是最适宜的态度。
北京作为一个千年古都，悠久的文明酿就了京城特有的文化气氛，也酿就了圆转流畅、简约明丽的京味儿语言。语言是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爱护它，关心它，使它健康地生长是每一个北京人不可推卸的天职。更何况，作为全国通语的基础方言，北京语言的每一点变化，都会在全国泛起涟漪。“京腔京韵自多情”不应总是遥远的梦想。
编辑/王文娜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