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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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素以研究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状况、规律和经验为基本对象。但是在我国以往的历史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淡薄了对科学技术和产业的研究。目前随着人们对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识的深化,史学研究应当把科学、技术和产业放在与世界历史发展实际相符的位置上,正确地阐述和总结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规律和历史经验。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实际表明,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而经济状况则是由产业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类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生产;生产在社会中是以产业的形式进行的;而产业是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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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素以研究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状况、规律和经验为基本对象。但是在我国以往的历史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淡薄了对科学技术和产业的研究。目前随着人们对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识的深化,史学研究应当把科学、技术和产业放在与世界历史发展实际相符的位置上,正确地阐述和总结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规律和历史经验。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实际表明,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而经济状况则是由产业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类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生产;生产在社会中是以产业的形式进行的;而产业是在当时的技术和生产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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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日秘密谈判和美国的远东政策,特别是有关中国的问题,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日、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陆续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人认为,《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以前,美国奉行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政策,条约签订后,美国对华政策迅速转变为援华抗日政策。有人认为,在此一阶段的美日谈判中,美国国务卿赫尔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在中国华北和内蒙驻兵的要求,致使美日之间谋求暂时妥协的企图没有实现。还有人认为,美日谈判期间,美国
世界局势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剧烈动荡形势的背后藏匿着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西方,德国的希特勒攫取政权后,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积极扩军备战。在东方,日本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用武力强占了大半个中国。而西方列强却对德、日法西斯采取了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并加速了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勾结。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就清晰地勾划出德、日步步勾结的轨迹。在这不足10年的短暂时期,德国对华政策发生了180度
作为一个文化巨人,郭沫若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建树。他的卓越成就,得益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素养有深厚的根抵。传统是一种世代相承的无形的巨大力量。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郭沫若早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对他的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价值.也有负面价值。但如同所有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郭沫若既继承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他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传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判断。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史学理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里说的史学理论,是指史家对于史学自身的认识,它不同于历史理论,即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简言之,前者是关于史学的理论,后者是关于历史的理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他们对于史学认识的前提之一;而史家对于史学认识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他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深入。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本有密切的联系,为着研究上的方便,尤其是为了总结古代史家对于史学自身认识的丰富遗产,推动当前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历史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加强对于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
唐行三省六部制,此早为治隋唐史者所熟知。三省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宋、元史家在总结唐三省职能时,具体地归纳为"中书出令,门下审驳……而尚书受成颁之有司","唐初始合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这些说法一直为后世学者所沿袭,并加以发挥申论。而《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一年所云:"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却为传统史家所忽视。虽然有关史料对于张说奏改的背景、原因及影响等记载均相当缺乏与模糊,然而,细心分析便可发觉,张说的奏改对唐三省制的发展变化具有划时
一、"历史癖"与时代感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激烈动荡与巨变的世纪。郭沫若的治史活动横跨其中60年。作为历史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兼而为之的郭沫若,他的治史活动既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也反映了时代的步履。史学也是时代的晴雨表。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到近代的"经世致用",无不体现着和现实的关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追溯往古,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郭沫若治史也是在时代的驱使和感召下进行的。 "五四"前后,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苏醒和转换的时期。当时,一般进步青年,往往从否
史论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必须要解决的基本原则问题之一。1949年以后,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贯穿我国40多年来史学发展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史论关系研究解放初期,史学界重史料考据轻视理论的倾向比较严重。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史学家,在材料上一般都具有比较坚实的功夫,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所知甚少。所以在五十年代前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中,对唯史料论和烦琐考据进行了批评。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逐渐滋生出一种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重论轻史倾向。于是许多史学家既批评了重史轻论的倾向
郭沫若在史学上的巨大成就,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唯物史观给他以方向、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他研究的对象,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知识和经验,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西方文化究竟给了他什么?对他的研究有多大的作用?这是人们还不十分清楚的问题。郭沫若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所受影响的程度和方面,在他漫长的学术进程中,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在日本的第一个10年,他写出了以《女神》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并向文学与史学并行的双勒道方向转化;第二个10年写出了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
中山武公继立的明确记载,文献中仅见于《史记·赵世家》:"(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遗憾的是,中山武公系何人所立?他与春秋时的中山究竟有何内在联系?为什么将其附列于《赵世家》?通览全书,史迁未予明说,而后世学者在理解上各取所需,故歧异甚大。东汉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中山武公于"中中"栏内,自注"周桓公子",首次提出中山武公为周桓公所立。其后,刘宋时的徐广、裴駰均持相同看法,认为中山武公为"周定王之孙,西周恒公之子"。唐人司马贞则提出异议,以为"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系本》云:
一、问题的提出纸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其外传问题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学术课题,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纸如何经阿拉伯人而传入中亚、欧洲、非洲、美洲各地,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已经基本上查清楚,至于纸如何传入印巴次大陆,则情形适相反,不论在时间和路线两个问题上都不能像前者那样能成直线联系起来。"本世纪50年代,季羡林先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纸传入印度的路径是陆路而不是海路,时间是纪元7世纪;80年代初。黄盛璋先生进一步指出路径是由西藏经尼泊尔道传入的,时间应在公元6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