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诈》
　　作者： [美]伊恩 ·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 /[美]彼得·内夫罗蒙特 （Peter Névraumont）
　　出版社： 重庆大学出版社
　　译者： 王寅军
　　出版时间： 2021年5月
　　页数： 300
　　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文艺复兴绘画作品。如今的参观者很难仔细观赏这件巴黎卢浮宫的镇馆之宝。不仅有敦实的围栏和粗重的天鹅绒绳将艺术爱好者挡在一边，一大群推推搡搡、拿着手机的游客更是让细心观赏的难度陡增。尽管你可以在安静的氛围中仔细观瞧近旁的另一幅达·芬奇画作《圣母子与圣安娜》，但要越过人山人海的头顶多瞥《蒙娜丽莎》两眼就全然要靠运气了。这只是针对想要观赏画作而言;在重重的电子防控和轮班守卫面前，想要窃取这幅杰作则根本无法想象。但在那个安保标准相对更为宽松的时代，1911年8月22日星期二中午，惊恐不安的博物馆工作人员报告说，《蒙娜丽莎》从艺廊墙上消失了。

六幅《蒙娜丽莎》

　　卢浮宫立即闭馆进行搜查，工作人员在楼梯上发现了画作的空框。此外，法国的港口和东部陆上边界也一并封闭，所有离境交通都需要详加搜查。然而一无所获。调查工作进行得毫无头绪，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当时初出茅庐的年轻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也都短暂受到牵连。最终，流言甚嚣尘上：微笑的女士在俄罗斯、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甚至在银行家J.P.摩根的家里。
　　两年后，画作失而复得。一名佛罗伦萨的艺术品交易商联系到卢浮宫，说自己从窃贼手中取得了这幅画。这名窃贼名叫文森佐·佩鲁贾，是一位意大利艺术家，曾在卢浮宫参与绘画杰作的保护项目。
　　据报道说，佩鲁贾告诉警方，在发现失窃（当天博物馆就关闭了）的前一天即周一早上，他穿着工作人员的衣服进到卢浮宫里。进来之后，他直奔《蒙娜丽莎》，把它从墙上取下并退去画框，裹在宽松的工作服里，夹在臂下带了出去。另一种说法是，佩鲁贾在博物馆的一个衣柜里藏了一整晚。但无论如何，盗窃本身显然做得干净利落。
　　佩鲁贾的作案动机似乎有那么一点儿复杂。他告诉警方的版本是他想把《蒙娜丽莎》归还给自己和画作的祖国意大利，因为他认为这幅画是被拿破仑抢到法国来的——拿破仑的军队的确在很多国家犯下了类似的罪行。但是《蒙娜丽莎》却是达·芬奇本人带到法国的。

　　于是，当1932年《星期六晚报》的一篇文章中，记者卡尔·德克对整件事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解释时，一切看似也并没有很牵强。根据德克的说法，一个自称爱德华多的阿根廷骗子马尔克斯·德·法耶诺告诉他，是自己策划了让佩鲁贾去偷《蒙娜丽莎》，并且还将这幅画卖了6次！
　　法耶诺的计划相当缜密，他还雇用了一名娴熟的赝造画师，可以准确复制任何盗来的绘画作品——在《蒙娜丽莎》的案子中，需要仿造出达·芬奇使用的颜料在油画表面形成的多层釉质。根据德克的说法，法耶诺不仅在不同场合出售了这些伪作，还在窃案发生前，用伪作来增强潜在买家的信心，保证他们在窃案得手后能得到真品。
　　骗子会把受害目标带到一座公共美术馆，让他在某幅想要偷取的画作背面做一个隐秘的标记，稍后，法耶诺会向他出示一张带有先前标记的画布，声称是从美术馆里用赝品偷换出来的。
　　这个把戏其实是将复制品提前放到原作背后，等买家在上面做完标记后再取下。据法耶诺所言，这一招屡试不爽，他声称自己在窃取到《蒙娜丽莎》之前，就已经将其预售给了6名不同的美国买家。他们之后收到的当然都是赝品。
　　这些赝品在卢浮宫窃案发生之前，就已经通过走私运送到了美国。当时没有人会注意到它们，而稍后广为人知的窃案则为它们的真实性打了保票。它们被送到买家手里，换回大笔的现钞。法耶诺说，问题就出在佩鲁贾身上，他从自己这里偷走了窃来的《蒙娜丽莎》，并带到意大利。
　　法耶诺非凡诡计的故事引起了轰动，并迅速成为《蒙娜丽莎》失踪背后的真相。或许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毕竟佩鲁贾平淡无奇的版本多少过于平庸，配不上这幅文艺复兴的艺术珍品。法耶诺的版本更加生动夺目也更多人相信，至今仍有人不断重述，包括两本最近出版的书。
　　不过，《星期六晚报》上的故事版本仍然存在诸多疑问，比如实际上没有人能够证实法耶诺此人的真实存在（虽然你能谷歌到他的照片）。只有佩鲁贾在《蒙娜丽莎》失窃案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是明确的。此外，尽管法耶诺故事的真实性悬而未决，德克是否编造了这个人物和整篇报道也无人知晓，但今天挂在卢浮宫墙上的《蒙娜丽莎》应该是原作。

致敬还是剽窃？

　　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墙上可能挂着成千上万幅赝品画作。实际上，若要说艺术品造假不是世上最古老的行业，但它也必定是其中之一。古罗马的雕塑家复制了先前的古希腊雕塑，而来自后古典时期的艺术家则复制了他们的作品。当然，并非所有的赝品都是为了用来骗人。 　　从本质上讲，最伟大的艺术造假者是那些匿名艺术家：技巧娴熟，从未被发现，而其画作仍装饰着博物院的壁墙，被视为他人的作品。然而有一些真正伟大的造假者已经自成一格，实至名归地得到了应有的名声。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荷兰画家汉·范·米格伦。20世纪初，范·米格伦在海牙的皇家艺术学院开启了其颇为传统的职业生涯。他最初信手借鉴17世纪绘画大师的技巧，被公認为一名肖像画家。但这类艺术最终不再流行，到了30年代，范·米格伦转而用其绘画技巧来创作某些荷兰古代绘画大师的作品，从弗朗斯·哈尔斯开始，最后集中于维米尔的作品。范·米格伦千方百计再现旧的材料和手段，并将其自制的颜料用在真正的17世纪油画画布上。范·米格伦一心想要超越他的仿冒对象。最终他画了一幅号称是维米尔的画，名为《以马忤斯的晚餐》。这幅画作一经“发现”，就被不止一位权威专家誉为维米尔最好的作品。
　　范·米格伦在20世纪40年代德国占领荷兰之后身败名裂。当时他的一幅赝作落到了赫尔曼·戈林手中。战后，这幅画被追查到范·米格伦这里，他因向敌人出售国家文物而立即遭到监禁。画家本人只有承认作假，并在法庭指派的证人面前创作一幅维米尔的作品，才能把自己从这项指控的最坏后果中解救出来。如果范·米格伦没有被迫做这些的话，天知道他的那些赝作在今天会得到怎样的评价。
　　20世纪另一位伟大的艺术造假者不仅仿冒了绘画作品，还仿冒了自己的身份。埃勒梅尔·阿尔伯特·霍夫曼1906年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埃尔米尔·德·霍里度过的。他声称自己是显赫的匈牙利银行家族后裔，拥有大量私人艺术品收藏，现在必须将它们出售掉。
　　德·霍里接受古典主义绘画训练的时候，市场已经转而青睐更少传统元素的艺术表现方式。为了多赚点钱，德·霍里很快开始模仿著名画家的风格来作画，首先就是从毕加索开始。他后来坚称自己从来没有在这些画作上仿造签名。那他显然在和一群无良画商合作，他们仿造了签名。德·霍里在世界各地创作并售卖毕加索、莫迪里安尼、马蒂斯、雷诺阿风格的画作，直到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的这些赝作被揭穿从而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随着越来越多他的赝作被揭露出来，德·霍里渐渐发展出了某种地下名声。最终在1969年，他与克利福德·艾尔文合作推出了传记《赝品！埃尔米尔·德·霍里的故事，现时代最伟大的艺术造假者》。讽刺的是，艾尔文自己稍后因为伪造了霍华德·休斯的所谓“自传”而名噪一时。
　　到了1976年，德·霍里住到了伊比萨岛上，在那里绘笔不辍，直到他得到消息，自己将被引渡到法国面临欺诈指控。德·霍里吞服了过量安眠药后去世，不过后来艾尔文指控他伪造了自己的死亡。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德·霍里一直耿耿于怀的是自己作为一个独具才能的艺术家，却只能打着别人的名号卖画谋生（尽管如今这位造假者已经恶名远扬，但德·霍里仿冒的莫迪里安尼的画作只卖20000美元，而真迹售价则高达1.7亿美元）。他自我安慰道：“只要我的画一直挂在博物馆里，总会变成真的。”
　　细思的确令人恐极。要是连专家都无法分辨赝品和真迹，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不过奇怪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并不在于艺术作品本身的内在本质，而是在于我们固有的公平感。
　　因此，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前馆长马克·琼斯的一番话可谓真知灼见：“赝品的不幸之处在于，总是被它们所不是的东西定义，而不是根据它们本身的价值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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