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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一系列“禁海令”。原本已浮游于农耕文明之上的海洋气息被彻底剥离了，普通百姓被隔绝在了世界贸易体系之外。这次迁徙与海禁已经注定了一百五十年后一幕历史性悲剧的发生。
时值战国时代的日本，生活日用品大量依赖于明帝国的输出，而封贡贸易恰恰是获得商品的唯一合法途径。于是各大名、领主们纷纷以朝贡为名义派出“遣明船”来中国进行贸易。1522年5月第十七次遣明船驶抵宁波港，两个日本使团因为代表权问题发生了冲突，在宁波大打出手。其中一伙袭击了武器库，在取得武器后，斗杀了另一个使节，并且在烧毁市舶司开设的招待所嘉宾堂后，沿途放火、抢劫，不少中国民众、官员在混乱中丧生。在逃窜过程中，他们还洗劫了宁波市区，杀死了前来追击的中国武官刘锦。嘉靖《宁波府志》以“两夷仇杀，毒流廛市”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以“宁波争贡”、“西草湾冲突”为契机，日本商人与葡萄牙殖民势力两股暗流不经意间形成合力，从内外两个方向给东亚封贡贸易带来一次不小的震荡。伴随着震荡的余波，恐慌四散开来，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首先上书发难“倭患起于市舶”，随即急于摆脱责任的礼部官员们也贸然跟进请求皇帝罢黜市舶司。在遍地声讨中，浙江市舶司被撤销了，日本使臣的入贡方式以及期限随即被改。此后除去嘉靖十八年、嘉靖二十六年有过两次遣明船入贡以外，中日官方贸易便彻底中断，而民间走私很快填补上了遗留下来的贸易真空。
白银
事实上，对于封贡制度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帝国内部。疾速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使旧有的圆形方孔钱日渐不能满足大宗贸易的需要，于是乎，部分精明的商人开始寻求一种更为稀有的贵金属来充当铜质货币的替代品，他们的目光投向了白银。
中国大陆对于白银的迫切渴求，迅速转化成了东亚走私贸易链条的运转的原动力。美国学者艾维四在其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捕捉到了这种白银流动趋势，“中国银产低落的情形似乎一直维持到18世纪初年，由于人口以及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的白银越来越多，幸亏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能够输入许多外国的白银。”显然，这里的外国指的是新大陆美洲以及中国的近邻——日本。
此时的日本已经在世界白银市场上日渐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一种被称之为“银山银吹”的矿渣分离方法被发现，迅速在石田、但马等地普及开来，从而使银产量得到大幅提高，白银也成为了日本的主要硬通货。但白银的流通并没给普通百姓带来任何实惠，日本市场上的中国商品价格飞涨，一根缝衣针的价格高达银钱七分，一口铁锅更是要卖到一两白银。银矿的大量开采促使日本的白银价格持续走低，而明帝国却因银荒导致银价居高不下，这无疑强烈地刺激了日本白银的对外输出。
白银国内价格增高，海外寻求来源就成为必然。靠海吃海的闽粤百姓以及不安分的徽浙私商在白银的诱惑下纷纷扬帆出海，满载着丝绸、瓷器，绕过官府的眼线，来到近海处的岛屿，在那里停泊着来自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渤泥等国的商船。通过交易后，他们换回南洋土产的香料、皮革。当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还要数被海禁制度排斥在封贡体系以外的日本人以及弗朗机人，因为他们掌握着帝国百姓最最渴望的货物——白银。
双屿港
“我们到达了由对峙的二个岛屿构成的海港。这里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二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为货币的。”葡萄牙海盗平托在其游记《亚洲放浪记》中以夸张手法为西方人描绘了一个1540年的中国沿海港口。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维持了二十多年的走私贸易据点，名叫双屿港。
双屿港位于宁波附近。早在1517-1518年间，部分来自福建漳州、泉州的贩海私商踏破传统禁忌自漳州下海，来到南洋采购胡椒、苏木、名香等热带产品，运输至双屿港交易。由于走私商品利润诱人，很快，不甘于安分守己的浙商、徽商便参与其中。他们从福建商人手中购得海外特产，并将内地丝绸、瓷器贩卖给福建商船从中谋取暴利。在宁波“争贡事件”爆发前，浙商、徽商一直在走私贸易中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而福建商人由于其航海技术以及对南洋情况的熟知便担负了货物运输的职责。
在潜移默化中，帝国沿海子民已经不再将出海贸易视作一种耻辱，反将其看作生存出路，甚至对出海贸易滋生出了羡慕之情。朱纨在其著作《甓余杂集》中描述了当时百姓参与海上贸易的情形：“有力者自出赀本，无力者转辗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普通民众观念的转化，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民风，飘洋过海，见识过海盗、官军的渔夫、盐丁们很快便养成了彪悍嗜血的习性。在拼命斗狠之余，一买一卖之间，他们的商业意识也日趋养成。一株稚嫩的新芽钻出沙滩，在海风和巨浪的侵袭下艰难的生长着，这就是“海洋文化”。如果说农耕文化代表着儒家的礼教、宗族、淡泊以及谦和，那么海洋文化则与西方商业社会的规则、集团、利益乃至竞争密切相关。尽管它极度弱小，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成长的机会。
1524年，宁波“争贡事件”日趋淡出普通百姓的记忆，而该事件的负面影响才刚刚发挥作用。嘉靖帝一道圣旨，市舶贸易受阻，商品出口渠道堵塞。恰逢此时，宁波大灾，饥民遍野。这座因进出口贸易而勃兴的滨海市镇，在大量滞压商品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更无能为力的便是来自中国内地以及日本的贸易商人。双屿港便成为了中国积压商品的输出地，而日本人也加入了双屿港走私贸易之列。
集团
不久之后，一个名为邓獠的囚犯从福建越狱后下海经商，很快便和葡萄牙人取得了联系，并介绍他们与一个宁波商人卢黄四进行交易。这是葡萄牙人进入宁波交易的开始，而交易地点就是双屿港。当然，愿意和葡萄牙海商进行贸易的远不止邓獠与卢黄四两人。葡萄牙舰长狄欧哥•卡尔佛在1527年1月16日给国王的信件说：“最近有一位在暹罗的亲戚告诉我，中国方面渴望得到我们的胡椒、黑木及木香等物，他们现在愿意花钱与我们交易”。
起初，葡萄牙人参与双屿港贸易只是临时性的，他们在贸易季节靠海滩搭起蔽身和存货用的茅棚，每到离开时就把棚子烧掉或拆掉，回到广东的私澳越冬。后来随着贸易量加大，葡萄牙人增多，开始出现了定居的倾向。他们在双屿港建筑了永久性的房屋，但是无论数量、还是风格上都离平托所描述的贸易据点相去甚远，而且盘踞在岛上居于主导力量的也还是中国商人。
1530年福建又一次越狱暴动中，三名囚徒的下海成为了双屿港走私贸易史的分野。他们分别是福建人林碧川、李光头，安徽人许栋。李光头凭借着自身骁勇凶狠的亡命本性迅速依附在了双屿港大私商金子老门下，成为了金的得力助手。按照《日本一鉴》提供的另一说法，许栋幼年就和他的二哥许楠出海南洋参与走私贸易，并入赘于大宜满剌加（马六甲）一户人家，他的大哥许松、四弟许梓常年来往南洋进行贸易。在双屿港走私贸易初具雏形时，他们勾结弗朗机人返回了宁波。
许栋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对于双屿港走私势力开始一系列的整合。他以采办货物为名，将苏州、松江等地客商骗至双屿港，然后暗中串通弗朗机人对其进行劫掠。其中不少商人是借贷经营，被抢之后便无力偿还债务，这时许氏兄弟便出面进行安慰劝诱，送其少量金钱。而被抢者迫于还债压力，只得加入许栋一伙成为走私商人。不久，许栋控制了北到日本南至马六甲的贩私贸易。
1547年，来自彭亨的海盗商人林剪率领商船七十余艘到达浙江双屿港，加入了许氏兄弟的海商集团。此外，许栋的徽州同乡王直也招集了上千亡命之徒下海贸易，投入许栋门下，成为了许氏集团的重要人物。与此同时，许栋开始以出资入股的形式吸引日本商人合伙经营，并且大量招募日本武士、浪人，充当商船的保镖。至此，许栋成为了海上贸易的最强者。
通过一系列整合，双屿港华人私商呈现出了大集团化趋势，而此时葡萄牙海盗只不过是三五商船临时结伙，实力远不能与把持双屿港的中国海商集团相比。许氏兄弟之所以允许他们到双屿港贩私、避风、栖息，不过是为了同他们交易从非洲、东南亚及欧洲带来的各色货物，同时也借助他们的火铳对抗官府的追捕，以及抢劫被骗到双屿港的商民，扩大自身势力。
许栋凭借着双屿港这块风水宝地，斡旋于官府、海商、倭夷、弗朗机人之间。各种势力相互牵制，他在其间游刃有余，而伴之而生的便是日益滋长的狂妄。
他不再满足于走私贸易的苦心经营，逐渐模仿弗朗机人开始了绑架勒索。许栋的属下经常劫掠沿海富豪后勒索大量赎金，甚至在擒获明军指挥吴璋及总旗王雷斋后，勒索了一千二百金才肯罢休。
这种行为强烈地冲击着朝中士大夫们脆弱的神经，同时也把双屿港推向了覆灭的边缘。
覆灭
1547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浙江余姚附近一处村落。夜幕中一伙暴徒摸入了村子，接着是一阵冷兵器的撞击声，以及稀疏的几声枪响。火光燃上了屋脊，妇人、孩子的哀号贯耳，火光下依稀可以看清歹人们一张张阴森可怖的脸。一场抢劫发生了。
次日，浙江官府接到举报：“倭寇”洗劫了余姚附近的谢氏庄园。久经官场，熟谙海情的浙江官吏们马上意识到事件真相远非“抢劫”这样简单。很快，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直接诱因是一起贸易纠纷，而元凶便是双屿商人。
在海禁政策下走私商船无法登陆进行贸易，只得通过内地中间人寻求买主。中间商大多是一些富甲一方，颇通门路的地方豪绅。他们以买空形式与海外商人先谈妥价格，拿到货物，等到货物售出后再将货款交付船主。他们不仅有雄厚财力作保，信用较为可靠，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摆脱官府的稽查。
“谢氏” 就是一例。相传谢氏原是东晋宰相谢安的后人，有明一代余姚谢庄更是一连出了三位内阁首辅，其中包括谢迁这类名动朝野的实权人物。凭借着朝中势力，谢氏很快成为了浙闽地区较大的中间商之一，他们在交易中经常压低价格，并且长期拖欠货款。葡萄牙人以及中国的海商集团多次上门催要都遭到回绝，甚至以报官相要挟。如果换成是内地商帮，遇到这等豪绅也许只能自认倒霉，但这些嗜血成性的国际商人已经习惯了以他们自己的解决方式——私了，所以那晚他们血洗了谢庄，并且在杀人劫财之后扬长而去。
此事震惊朝野。贩私商人盘踞近海，官宦勾结海外势力，私商上岸复仇劫杀，这一系列离经叛道的异举超出了北京士大夫们的想象。所以，嘉靖皇帝下定决心要肃清海患。他在环顾满朝文武之后，把目光锁定在了朱纨的身上。
“朱纨，字子纯，长洲人。正德十六年进士。除景州知州，调开州。嘉靖初，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与副总兵何卿共平深沟诸砦番。五迁至广东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官修典籍《明史》上对于他的简历做了标本式概括。这是一个出身科举、久历官场的士大夫型官员，忠君、正直，也很难有什么开拓性作为。
在嘉靖帝给朱纨下达的敕谕中说“福建漳州、泉州、浙江宁波、绍兴等地，走私贸易活动完全放任不管，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管福建福州、兴化、建宁、漳州、泉州等海道提督军务。” （《倭寇：海上历史》）
朱纨奉命后立即赶赴福建，巡视海防，封锁海上交通；在村落中推行保甲制，鼓励百姓互相检举揭发私人出海贸易行为；下令拆毁双桅以上大船，在浙江等地厉行严格管制。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1548年，朱纨命令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双屿港，于四月攻破，活捉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人，并在附近海面上抓获了逃跑的日本商人稽天与辛四郎，烧毁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被遗弃船只二十七艘，双屿港走私分子死者不计其数。
在明军攻破双屿港后的一个月内，来到这里进行贸易的各国商船仍旧络绎不久，总数竟达一千二百九十之多。这一消息让朱纨极为吃惊，如果这些商船全是装备了西式武器的海盗，恐怕一月内足以荡平浙、闽、粤三省。最后，朱纨干脆下令用沉船、沙石彻底填塞了双屿港。
“佛郎机国王”
葡萄牙人被赶出双屿港后，中国海防趋于严密，港湾、要道皆被封锁，葡萄牙人非但不能购买和销售货物，甚至连粮食都得不到接济，他们遂将尚未售完的货物运往诏安之梅岭港，集中于两条大船之上，留下部分人看守，其余葡萄牙人便返回了印度。
1549年3月，朱纨接到百姓关于弗朗机人行踪的举报。便命令卢镗、柯乔统兵，攻击了停泊在走马溪的葡萄牙商船，抓捕了大批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经朱纨同意后，处决了96个俘虏。然而事件并未就此完结。
朱纨严格执行海禁，直接触动了闽浙地方豪绅乃至普通民众的利益，很快形成了对朱纨个人的不满情绪，“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明史》）
这种不满迅速上达天庭，御史陈九德抓住朱纨擅自处置96名走私分子一事，弹劾朱纨擅杀，朱纨官职被免，并交由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查问。朱纨是擅杀成为了这次弹劾的核心事实，而擅杀的缘由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朱纨在他的遗著《甓余杂集》中对走马溪之役的战果做了如下表述“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一名倭王，番名浪沙罗的哔咧，系马六甲国王子；一名小王，番名佛南波二者，系马六甲国王孙；一名二王，番名兀亮别咧，系马六甲国王嫡弟……俱各白黑异形，身材长大……前项贼夷，去者远遁，而留者无遗，死者落水，而生者就缚，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上述记载使走马溪之役变得愈发离奇。显然，走马溪之役是不可能活捉葡萄牙国王的，那么上文所述这些人到底是谁？
西方文献给予了我们某些启示，上文中所谓的“马六甲国王嫡弟”被俘后侥幸的躲过了死刑，被流放到了广西，他在1553年初越狱逃到了上川岛，随后搭乘去往印度的商船回了到葡萄牙殖民据点。在耶稣会士的邀请下他将其经历写成了传记《中国见闻录》，书中清楚的说明了其他两位“国王”的身份——“海盗头目。”
那么朱纨又为何要将他们记载为“国王”呢？
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克路士在他的传记《中国及忽鲁谟斯王国志》中记载了走马溪之战，他说“在守船葡萄牙人登陆交战时，伏兵突袭，将两船夺走，并杀死船上部分葡萄牙人。卢镗不仅对被俘华人施以酷刑，而且竭力劝诱被俘葡萄牙人中的四人承认自己是马六甲国王，企图以此向皇帝邀功请赏。与此同时，为使这一骗局不被泄露，卢镗便对被俘华人大开杀戒。”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了，在官僚风气浓重、论功行赏被视作惯例的明代，官员们自然不自然的都会染上虚报浮夸的陋习，再加上当时国人对弗朗机人了解甚少，所以卢镗干脆来了个“擒贼擒王”，以示肃清海患。知情的中国走私商人已被杀掉，而这种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朱纨的认可。
哈哈镜中的倒影
官职被罢，即将回京受审的朱纨在某个黑夜仰药自尽了，临死时，他留下了“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明史》）的遗言。
在儒家语境中的一位忠臣、义士却迎来了这么一个悲剧性结局。不只是皇帝昏庸，更不能归咎于闽浙豪绅的阴险，因为自有明以来，朱元璋就已经把自己治下的国家理念横亘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之下了，农耕文化的封闭性注定着对于外来文明的拒绝，先秦的小国寡民思想更是在16世纪后的全球化浪潮中积聚成了逆流。
回归明代，朱纨是个安邦定国的好官。但是，他所遵从的海禁思想自始至终就与时代逆向而动了，朱纨越认真，便离时代潮流相去愈远。
随之而去的是弗朗机海盗，而他们并未走远。只是停泊在更为边缘的广东海港，继续与中国海盗相勾结，从事着抢劫、走私、贩卖人口的勾当，并且在不久之后他们以贿赂官员的方式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贸易据点——澳门。
许栋也去了，双屿商人们经历新一轮的火并之后，王直集团生存了下来，并且继续从事着贩私贸易。王直本人渴望着海禁的开放，于是他围剿海盗，维持秩序，但迎来的却是官府的再次围剿。所以他也去了，带着满心的愤懑去了日本。盘踞海岛，号令倭寇数以万计，自封“徽王”，也就是《明史》中所提及的“汪直”。几年之后，他对明帝国实施了报复行为，亲帅数万倭寇，劫掠了闽浙沿海，嘉靖大倭寇时期随之到来。
时值战国时代的日本，生活日用品大量依赖于明帝国的输出，而封贡贸易恰恰是获得商品的唯一合法途径。于是各大名、领主们纷纷以朝贡为名义派出“遣明船”来中国进行贸易。1522年5月第十七次遣明船驶抵宁波港，两个日本使团因为代表权问题发生了冲突，在宁波大打出手。其中一伙袭击了武器库，在取得武器后，斗杀了另一个使节，并且在烧毁市舶司开设的招待所嘉宾堂后，沿途放火、抢劫，不少中国民众、官员在混乱中丧生。在逃窜过程中，他们还洗劫了宁波市区，杀死了前来追击的中国武官刘锦。嘉靖《宁波府志》以“两夷仇杀，毒流廛市”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以“宁波争贡”、“西草湾冲突”为契机，日本商人与葡萄牙殖民势力两股暗流不经意间形成合力，从内外两个方向给东亚封贡贸易带来一次不小的震荡。伴随着震荡的余波，恐慌四散开来，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首先上书发难“倭患起于市舶”，随即急于摆脱责任的礼部官员们也贸然跟进请求皇帝罢黜市舶司。在遍地声讨中，浙江市舶司被撤销了，日本使臣的入贡方式以及期限随即被改。此后除去嘉靖十八年、嘉靖二十六年有过两次遣明船入贡以外，中日官方贸易便彻底中断，而民间走私很快填补上了遗留下来的贸易真空。
白银
事实上，对于封贡制度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帝国内部。疾速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使旧有的圆形方孔钱日渐不能满足大宗贸易的需要，于是乎，部分精明的商人开始寻求一种更为稀有的贵金属来充当铜质货币的替代品，他们的目光投向了白银。
中国大陆对于白银的迫切渴求，迅速转化成了东亚走私贸易链条的运转的原动力。美国学者艾维四在其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捕捉到了这种白银流动趋势，“中国银产低落的情形似乎一直维持到18世纪初年，由于人口以及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的白银越来越多，幸亏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能够输入许多外国的白银。”显然，这里的外国指的是新大陆美洲以及中国的近邻——日本。
此时的日本已经在世界白银市场上日渐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一种被称之为“银山银吹”的矿渣分离方法被发现，迅速在石田、但马等地普及开来，从而使银产量得到大幅提高，白银也成为了日本的主要硬通货。但白银的流通并没给普通百姓带来任何实惠，日本市场上的中国商品价格飞涨，一根缝衣针的价格高达银钱七分，一口铁锅更是要卖到一两白银。银矿的大量开采促使日本的白银价格持续走低，而明帝国却因银荒导致银价居高不下，这无疑强烈地刺激了日本白银的对外输出。
白银国内价格增高，海外寻求来源就成为必然。靠海吃海的闽粤百姓以及不安分的徽浙私商在白银的诱惑下纷纷扬帆出海，满载着丝绸、瓷器，绕过官府的眼线，来到近海处的岛屿，在那里停泊着来自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渤泥等国的商船。通过交易后，他们换回南洋土产的香料、皮革。当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还要数被海禁制度排斥在封贡体系以外的日本人以及弗朗机人，因为他们掌握着帝国百姓最最渴望的货物——白银。
双屿港
“我们到达了由对峙的二个岛屿构成的海港。这里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二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为货币的。”葡萄牙海盗平托在其游记《亚洲放浪记》中以夸张手法为西方人描绘了一个1540年的中国沿海港口。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维持了二十多年的走私贸易据点，名叫双屿港。
双屿港位于宁波附近。早在1517-1518年间，部分来自福建漳州、泉州的贩海私商踏破传统禁忌自漳州下海，来到南洋采购胡椒、苏木、名香等热带产品，运输至双屿港交易。由于走私商品利润诱人，很快，不甘于安分守己的浙商、徽商便参与其中。他们从福建商人手中购得海外特产，并将内地丝绸、瓷器贩卖给福建商船从中谋取暴利。在宁波“争贡事件”爆发前，浙商、徽商一直在走私贸易中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而福建商人由于其航海技术以及对南洋情况的熟知便担负了货物运输的职责。
在潜移默化中，帝国沿海子民已经不再将出海贸易视作一种耻辱，反将其看作生存出路，甚至对出海贸易滋生出了羡慕之情。朱纨在其著作《甓余杂集》中描述了当时百姓参与海上贸易的情形：“有力者自出赀本，无力者转辗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普通民众观念的转化，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民风，飘洋过海，见识过海盗、官军的渔夫、盐丁们很快便养成了彪悍嗜血的习性。在拼命斗狠之余，一买一卖之间，他们的商业意识也日趋养成。一株稚嫩的新芽钻出沙滩，在海风和巨浪的侵袭下艰难的生长着，这就是“海洋文化”。如果说农耕文化代表着儒家的礼教、宗族、淡泊以及谦和，那么海洋文化则与西方商业社会的规则、集团、利益乃至竞争密切相关。尽管它极度弱小，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成长的机会。
1524年，宁波“争贡事件”日趋淡出普通百姓的记忆，而该事件的负面影响才刚刚发挥作用。嘉靖帝一道圣旨，市舶贸易受阻，商品出口渠道堵塞。恰逢此时，宁波大灾，饥民遍野。这座因进出口贸易而勃兴的滨海市镇，在大量滞压商品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更无能为力的便是来自中国内地以及日本的贸易商人。双屿港便成为了中国积压商品的输出地，而日本人也加入了双屿港走私贸易之列。
集团
不久之后，一个名为邓獠的囚犯从福建越狱后下海经商，很快便和葡萄牙人取得了联系，并介绍他们与一个宁波商人卢黄四进行交易。这是葡萄牙人进入宁波交易的开始，而交易地点就是双屿港。当然，愿意和葡萄牙海商进行贸易的远不止邓獠与卢黄四两人。葡萄牙舰长狄欧哥•卡尔佛在1527年1月16日给国王的信件说：“最近有一位在暹罗的亲戚告诉我，中国方面渴望得到我们的胡椒、黑木及木香等物，他们现在愿意花钱与我们交易”。
起初，葡萄牙人参与双屿港贸易只是临时性的，他们在贸易季节靠海滩搭起蔽身和存货用的茅棚，每到离开时就把棚子烧掉或拆掉，回到广东的私澳越冬。后来随着贸易量加大，葡萄牙人增多，开始出现了定居的倾向。他们在双屿港建筑了永久性的房屋，但是无论数量、还是风格上都离平托所描述的贸易据点相去甚远，而且盘踞在岛上居于主导力量的也还是中国商人。
1530年福建又一次越狱暴动中，三名囚徒的下海成为了双屿港走私贸易史的分野。他们分别是福建人林碧川、李光头，安徽人许栋。李光头凭借着自身骁勇凶狠的亡命本性迅速依附在了双屿港大私商金子老门下，成为了金的得力助手。按照《日本一鉴》提供的另一说法，许栋幼年就和他的二哥许楠出海南洋参与走私贸易，并入赘于大宜满剌加（马六甲）一户人家，他的大哥许松、四弟许梓常年来往南洋进行贸易。在双屿港走私贸易初具雏形时，他们勾结弗朗机人返回了宁波。
许栋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对于双屿港走私势力开始一系列的整合。他以采办货物为名，将苏州、松江等地客商骗至双屿港，然后暗中串通弗朗机人对其进行劫掠。其中不少商人是借贷经营，被抢之后便无力偿还债务，这时许氏兄弟便出面进行安慰劝诱，送其少量金钱。而被抢者迫于还债压力，只得加入许栋一伙成为走私商人。不久，许栋控制了北到日本南至马六甲的贩私贸易。
1547年，来自彭亨的海盗商人林剪率领商船七十余艘到达浙江双屿港，加入了许氏兄弟的海商集团。此外，许栋的徽州同乡王直也招集了上千亡命之徒下海贸易，投入许栋门下，成为了许氏集团的重要人物。与此同时，许栋开始以出资入股的形式吸引日本商人合伙经营，并且大量招募日本武士、浪人，充当商船的保镖。至此，许栋成为了海上贸易的最强者。
通过一系列整合，双屿港华人私商呈现出了大集团化趋势，而此时葡萄牙海盗只不过是三五商船临时结伙，实力远不能与把持双屿港的中国海商集团相比。许氏兄弟之所以允许他们到双屿港贩私、避风、栖息，不过是为了同他们交易从非洲、东南亚及欧洲带来的各色货物，同时也借助他们的火铳对抗官府的追捕，以及抢劫被骗到双屿港的商民，扩大自身势力。
许栋凭借着双屿港这块风水宝地，斡旋于官府、海商、倭夷、弗朗机人之间。各种势力相互牵制，他在其间游刃有余，而伴之而生的便是日益滋长的狂妄。
他不再满足于走私贸易的苦心经营，逐渐模仿弗朗机人开始了绑架勒索。许栋的属下经常劫掠沿海富豪后勒索大量赎金，甚至在擒获明军指挥吴璋及总旗王雷斋后，勒索了一千二百金才肯罢休。
这种行为强烈地冲击着朝中士大夫们脆弱的神经，同时也把双屿港推向了覆灭的边缘。
覆灭
1547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浙江余姚附近一处村落。夜幕中一伙暴徒摸入了村子，接着是一阵冷兵器的撞击声，以及稀疏的几声枪响。火光燃上了屋脊，妇人、孩子的哀号贯耳，火光下依稀可以看清歹人们一张张阴森可怖的脸。一场抢劫发生了。
次日，浙江官府接到举报：“倭寇”洗劫了余姚附近的谢氏庄园。久经官场，熟谙海情的浙江官吏们马上意识到事件真相远非“抢劫”这样简单。很快，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直接诱因是一起贸易纠纷，而元凶便是双屿商人。
在海禁政策下走私商船无法登陆进行贸易，只得通过内地中间人寻求买主。中间商大多是一些富甲一方，颇通门路的地方豪绅。他们以买空形式与海外商人先谈妥价格，拿到货物，等到货物售出后再将货款交付船主。他们不仅有雄厚财力作保，信用较为可靠，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摆脱官府的稽查。
“谢氏” 就是一例。相传谢氏原是东晋宰相谢安的后人，有明一代余姚谢庄更是一连出了三位内阁首辅，其中包括谢迁这类名动朝野的实权人物。凭借着朝中势力，谢氏很快成为了浙闽地区较大的中间商之一，他们在交易中经常压低价格，并且长期拖欠货款。葡萄牙人以及中国的海商集团多次上门催要都遭到回绝，甚至以报官相要挟。如果换成是内地商帮，遇到这等豪绅也许只能自认倒霉，但这些嗜血成性的国际商人已经习惯了以他们自己的解决方式——私了，所以那晚他们血洗了谢庄，并且在杀人劫财之后扬长而去。
此事震惊朝野。贩私商人盘踞近海，官宦勾结海外势力，私商上岸复仇劫杀，这一系列离经叛道的异举超出了北京士大夫们的想象。所以，嘉靖皇帝下定决心要肃清海患。他在环顾满朝文武之后，把目光锁定在了朱纨的身上。
“朱纨，字子纯，长洲人。正德十六年进士。除景州知州，调开州。嘉靖初，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与副总兵何卿共平深沟诸砦番。五迁至广东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官修典籍《明史》上对于他的简历做了标本式概括。这是一个出身科举、久历官场的士大夫型官员，忠君、正直，也很难有什么开拓性作为。
在嘉靖帝给朱纨下达的敕谕中说“福建漳州、泉州、浙江宁波、绍兴等地，走私贸易活动完全放任不管，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管福建福州、兴化、建宁、漳州、泉州等海道提督军务。” （《倭寇：海上历史》）
朱纨奉命后立即赶赴福建，巡视海防，封锁海上交通；在村落中推行保甲制，鼓励百姓互相检举揭发私人出海贸易行为；下令拆毁双桅以上大船，在浙江等地厉行严格管制。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1548年，朱纨命令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双屿港，于四月攻破，活捉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人，并在附近海面上抓获了逃跑的日本商人稽天与辛四郎，烧毁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被遗弃船只二十七艘，双屿港走私分子死者不计其数。
在明军攻破双屿港后的一个月内，来到这里进行贸易的各国商船仍旧络绎不久，总数竟达一千二百九十之多。这一消息让朱纨极为吃惊，如果这些商船全是装备了西式武器的海盗，恐怕一月内足以荡平浙、闽、粤三省。最后，朱纨干脆下令用沉船、沙石彻底填塞了双屿港。
“佛郎机国王”
葡萄牙人被赶出双屿港后，中国海防趋于严密，港湾、要道皆被封锁，葡萄牙人非但不能购买和销售货物，甚至连粮食都得不到接济，他们遂将尚未售完的货物运往诏安之梅岭港，集中于两条大船之上，留下部分人看守，其余葡萄牙人便返回了印度。
1549年3月，朱纨接到百姓关于弗朗机人行踪的举报。便命令卢镗、柯乔统兵，攻击了停泊在走马溪的葡萄牙商船，抓捕了大批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经朱纨同意后，处决了96个俘虏。然而事件并未就此完结。
朱纨严格执行海禁，直接触动了闽浙地方豪绅乃至普通民众的利益，很快形成了对朱纨个人的不满情绪，“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明史》）
这种不满迅速上达天庭，御史陈九德抓住朱纨擅自处置96名走私分子一事，弹劾朱纨擅杀，朱纨官职被免，并交由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查问。朱纨是擅杀成为了这次弹劾的核心事实，而擅杀的缘由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朱纨在他的遗著《甓余杂集》中对走马溪之役的战果做了如下表述“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一名倭王，番名浪沙罗的哔咧，系马六甲国王子；一名小王，番名佛南波二者，系马六甲国王孙；一名二王，番名兀亮别咧，系马六甲国王嫡弟……俱各白黑异形，身材长大……前项贼夷，去者远遁，而留者无遗，死者落水，而生者就缚，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上述记载使走马溪之役变得愈发离奇。显然，走马溪之役是不可能活捉葡萄牙国王的，那么上文所述这些人到底是谁？
西方文献给予了我们某些启示，上文中所谓的“马六甲国王嫡弟”被俘后侥幸的躲过了死刑，被流放到了广西，他在1553年初越狱逃到了上川岛，随后搭乘去往印度的商船回了到葡萄牙殖民据点。在耶稣会士的邀请下他将其经历写成了传记《中国见闻录》，书中清楚的说明了其他两位“国王”的身份——“海盗头目。”
那么朱纨又为何要将他们记载为“国王”呢？
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克路士在他的传记《中国及忽鲁谟斯王国志》中记载了走马溪之战，他说“在守船葡萄牙人登陆交战时，伏兵突袭，将两船夺走，并杀死船上部分葡萄牙人。卢镗不仅对被俘华人施以酷刑，而且竭力劝诱被俘葡萄牙人中的四人承认自己是马六甲国王，企图以此向皇帝邀功请赏。与此同时，为使这一骗局不被泄露，卢镗便对被俘华人大开杀戒。”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了，在官僚风气浓重、论功行赏被视作惯例的明代，官员们自然不自然的都会染上虚报浮夸的陋习，再加上当时国人对弗朗机人了解甚少，所以卢镗干脆来了个“擒贼擒王”，以示肃清海患。知情的中国走私商人已被杀掉，而这种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朱纨的认可。
哈哈镜中的倒影
官职被罢，即将回京受审的朱纨在某个黑夜仰药自尽了，临死时，他留下了“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明史》）的遗言。
在儒家语境中的一位忠臣、义士却迎来了这么一个悲剧性结局。不只是皇帝昏庸，更不能归咎于闽浙豪绅的阴险，因为自有明以来，朱元璋就已经把自己治下的国家理念横亘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之下了，农耕文化的封闭性注定着对于外来文明的拒绝，先秦的小国寡民思想更是在16世纪后的全球化浪潮中积聚成了逆流。
回归明代，朱纨是个安邦定国的好官。但是，他所遵从的海禁思想自始至终就与时代逆向而动了，朱纨越认真，便离时代潮流相去愈远。
随之而去的是弗朗机海盗，而他们并未走远。只是停泊在更为边缘的广东海港，继续与中国海盗相勾结，从事着抢劫、走私、贩卖人口的勾当，并且在不久之后他们以贿赂官员的方式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贸易据点——澳门。
许栋也去了，双屿商人们经历新一轮的火并之后，王直集团生存了下来，并且继续从事着贩私贸易。王直本人渴望着海禁的开放，于是他围剿海盗，维持秩序，但迎来的却是官府的再次围剿。所以他也去了，带着满心的愤懑去了日本。盘踞海岛，号令倭寇数以万计，自封“徽王”，也就是《明史》中所提及的“汪直”。几年之后，他对明帝国实施了报复行为，亲帅数万倭寇，劫掠了闽浙沿海，嘉靖大倭寇时期随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