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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演员朱旭的儿子发出讣告：爸爸于凌晨2：20安详上天堂。两天后，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来这里悼念的，既有知名导演、演员，也有朱旭的剧迷和影迷。直到告别仪式结束，还有人坚持留在现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再等等。”
1952年，北京人艺建院，22岁的朱旭正式成为其中一名演员，开始了他倾注一生的事业。几十年来，他在舞台上，从扮演《茶馆》里没有台词的过场角色，逐渐发展到次要角色，再到《红白喜事》《哗变》《屠夫》等名戏傍身。80年代，朱旭年过五十，首次接触影视，随后又贡献了知识分子、艺人、王公贵族等身份各异的人物形象。2009年，电影《我们天上见》中的姥爷一角，让他成为无数人心目中难忘的温暖记忆。
朱旭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笑着的。其实，他88年的人生历程中布满坎坷，既经历了时代造成的动荡、挨饿、下放，也克服着命运安排的口吃、后代残障、晚年丧偶。朱旭的妻子宋凤仪曾在书中写道：他爱剧院胜过爱任何地方，这里有他青春时代的脚步，有他中年时期的困惑，有他晚年的辉煌和安乐。因为这份爱，他把生活的苦乐萃取成艺术的养分，化成一个个自然生动的角色。
朱旭去世后，纪念文章铺天盖地，他被称为“表演艺术领域标杆性人物”。在这份寓意成功和伟大的“标杆”之下，我们采访了他的三位亲友，希望从生老病死中重新展开老爷子的生活故事。
1
我跟老爷子第一次合作在1982年，电视刚恢复，我们一起拍了《奖金》，那是他的第一部电视剧，从那会儿开始我俩就是酒友。
1984年，我拍《末代皇帝》，一开始想让陈道明继续演老年溥仪，但化妆之后还是觉得假，我就想到了朱旭。我们这个戏想反映的是溥仪如何从万人之上的清朝皇帝一步步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的普通公民。转变集中在朱旭饰演的后六集，场景也只有看守所，非常难。
他一开始不答应，跟我说，“前面22集溥仪在宫里吃香的喝辣的都陈道明，最后抓到战犯管理所受苦了坐牢了叫我了，我不干。”当然这是玩笑话。我也跟他耍赖，我说，“就你了，你不演谁演。”
朱旭对待角色非常慎重，他做了大量功课，看了很多纪录片。但他有一点，他做这些都是默默的，跟谁也不说，等到都准备好了，他跟我讲“我能演”。
我们剧组就住在当年溥仪住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开拍前，他要求把前面的戏都看一遍，把人物的来龙去脉变成他自己的感受。当时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一个皇帝进了监狱，怎么从大反差中表现他独特的个性？朱旭想了很多细节，紧急集合了不会穿裤子、狱友捉弄他让他倒马桶、糊纸盒粘一身浆糊……这些都是他设计的，一点一滴地呈现溥仪心态的改变，非常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当时的剧组氛围特别好，不论大小演员，一天只有5毛钱伙食补贴，大家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把戏弄好，年轻人在朱旭这些老艺术家的熏陶下，都非常敬业。我们光筹备资料就有四大木箱。我们的场记，为了了解那段历史，每天跟着史学家，后来自己都成清史专家了，别人拍清宫戏都找他做顾问。
《末代皇帝》拍完，我们这帮人舍不得解散，我正好看了个很有意思的小说叫《酒友》，我们就又拍了个五十多分钟的单本剧，只花了四天，播出以后还拿了奖。这个剧，朱旭出了很多主意。他演的那个角色是村里的养鸡专业户，怎么表现他家的生活条件好呢？他就让这家女主人露个小胖手和小胖脚，都是特写，不拍正脸，出来效果特别好。
现在人艺有两位“大爷（二声，北京话）”，蓝大爷和朱大爷，就是蓝天野和朱旭。为什么这么叫？因为他们在创作上有名的严格。不过我从来没见过朱旭发脾气，他跟人聊戏从来不讲道理，讲的都是生活。而且他接戏不挑角色大小，喜欢的都演，演了很多很生动的配角。
最近好多文章写他都说“会演戏的演人，不会演戏的演戏”，真的是这样，朱旭的艺术创作从来不是演概念，他都是通过细节和生活中的感受去体验人物、塑造人物，这是我跟他合作最值钱的收获。因为他，我给自己定了条规定，给演员讲戏绝不讲概念，有时候演员会说这个人很温柔、这个人很多疑、这个人脾气不好，这些都是概念，要講这个人的感觉和感触。
2
拍《酒友》的时候有一件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们拍的最后一场戏是演员牛星丽盖着被子在床上躺着，拍完以后，我就看到朱旭掀起被子钻进去抱住了牛星丽。我还纳闷怎么回事，走过去看到老爷子满脸是泪，他说他想起“文革”的时候，他和牛星丽两个人一起住牛棚的日子，他想抱抱他。
朱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深情，虽然他不会用言语表达，但在细节的地方、关键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感情非常深。
我俩同一天生日，这么多年都是在一起过。老爷子爱说爱笑，每年大家都起哄让他演一段，他就演《哗变》里的七分钟独白。突然有一年，他没演《哗变》，演的是《末代皇帝》里溥仪在东京军事法庭上的一大段独白。当时他一边表演我一边哭，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演这一段，他是想告诉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当年一起拍戏的日子。那会儿离拍摄结束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么长的台词，他肯定需要准备很长时间，所以我说老爷子对人好从来都在行动上。
曾经有一次《茶馆》在欧洲巡演，蓝天野临时有状况上不了台，朱旭临危受命，上午接到通知晚上就要演，他就用这半天时间背词排练，最后演出非常成功，蓝天野说比他自己演得好。还有一次他演《蔡文姬》里的左贤王，也是帮别人救场。但朱旭从来都要求演员表不变，不换自己的名字，所以很少有人知道，直到去年人艺整理朱旭的资料，翻出来他当年试妆的照片才提到这些事儿。
前几年，老爷子身体不好以后，家里请了保姆照顾他。那个保姆不大会做饭，他就吃得很少，就这样都从来没有抱怨指责过。他这辈子没在背后议论过别人，创作上的意见都是当面说，而且是启发着说。他给年轻演员做艺术指导，都是让年轻人不要模仿他，要找到自己的方式。 3
朱旭演戏有个特点，不管多严肃的剧情和人物，在关键地方总有不经意的幽默，他从来不是咯吱你让你笑，而是很生活很自然。老爷子平时也是这样，他这辈子没少经历苦难，但他是真的看透了人生，非常热爱生活。
我们过去有好多好玩的事儿，有段时间我俩在山东拍戏，他随身带了一个“热得快”，每天一收工，我俩就把“热得快”插在大茶缸子里煮海鲜，再喝点小酒。有一回我们买了好多虾，正赶上那天当地的朋友非要请客，盛情难却我们只能去了。晚上睡觉总闻着一股恶臭，才发现泡在水池子里的虾臭了。当时我俩住在招待所里，生怕第二天被管理人员发现了没法交待，就把臭虾端到马桶旁边，往里扔几个，“哗”冲一次水，再扔几个，再冲，折腾一晚上也没睡觉。
老爷子吃东西很讲究，他不爱吃大桌子宴席，就爱吃有特点的、接地气的。过去他爱人不会做饭，都是他下厨，他还特别好客，好多人都吃过他做的春饼。
他一辈子爱喝酒，但演出之前绝不喝，演出完了大家凑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天南海北地聊，他说，“聊这些生活琐事是为了将来用在我的戏里，这叫触类旁通。”老爷子是真的爱戏啊，入了迷了。你别看他玩儿，蝈蝈、下棋、唱戏，他不是单纯的玩儿，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观察人、动物和各种东西，这是他的修养。
4
我跟老爷子最后一次喝酒是今年8月1日。那天宋丹丹托人给他带了两只蝈蝈和一瓶茅台，他就让孩子给我打电话，要给我送来。我知道那都是老爷子的心爱之物，就赶紧赶过去了。
那天我在他卧室，把他孩子都轰出去了，我问他有什么心里话想和我说、有什么嘱咐的，老爷子就瞪着我，十分钟，一句话也没有。我问他丹丹送你酒高兴吗？他马上就比划，让我拿酒杯。那时候他已经不能吃不能喝了，我就说咱俩演段喝酒的戏吧，我俩比划着碰杯，还喝交杯酒，我让孩子们帮我俩照了相，你看老爷子笑得多好。
之后他就发高烧住院了，当时大夫说老爷子已经不行了，我就想赶紧给他做一个画册，能让他看看，最后也没有赶上，留到了追悼会上。
老爷子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病，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不行了。有两个细节，一个是2015年宋大姐（朱旭的爱人）去世以后，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墓碑设计，一直没有入土，今年小闯（朱旭的儿子）告诉他墓碑做好了，“是不是让我妈先入土？”老爷子摇手说“等我”。还有一个事儿，最近这次住院，他一直要回家，应该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不想在医院过世。
但老爷子从来没有表现过伤感，他太坚强了。去世前一天，他孙女拿手机给他听重孙唱歌，他的手还在被窝里打拍子。
老爷子身后事的料理，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追悼会我也在，但最终我没有进灵堂。遗体告别的时候，我一个人跑到旁边的休息室，在那哭了一场，之前多少天我都憋着，尤其在老爷子面前，那天终于受不了了。我说我不跟老爷子告别，他在我心里留下的都是活着的样子。
王蓉蓉
北京京剧院一团团长、演员，17岁由朱旭推荐考入中国戏曲學院大学本科班。
我跟老爷子相识是1977年，我16岁。因为我家里没人干这一行，所以就通过朋友隔了好几层找到他，算是让他鉴定一下我能不能干这个。当时他就觉得我嗓子好，挺喜欢我的。他会拉京胡，还给我拉了一段，让我唱，唱完他就说你考戏校。
他特别爱才，当初我来北京的时候，中国戏校没有招生，我在他们家住着，等着招生。这期间，老爷子推荐我先到戏校旁听，有的老师就私下说他走后门。后来他把我爸爸给他写的信拿出来给别人看，那信上我爸叫他老师，说明我们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他就是觉得我条件好，才推荐我。最后我上了戏校，他特别高兴。
那时候我刚步入社会，他在重要的、大的问题上，对我的影响和引导特别正确。有一次剧院希望我演《杜鹃山》，他不太赞成，觉得我不适合。后来我说我想演《沙家浜》，他就很支持。他演话剧，这方面看得特别准。他跟我讲，自己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能演什么、不能演什么，因为一个演员的条件是有限的，不是什么都能演，每个人都是这样。他说得确实对，到现在我还经常演《沙家浜》。
前些年演员都讲究登报宣传，老爷子会写东西，有一次我跟他聊，意思就是说，你干嘛不给我写一篇文章。当时他说的话，我记得特清楚，他说，搞艺术的应该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艺术提高上，要磨练自己，练真本事，不能靠别人吹捧。从那以后，我脑子里就再没这些概念了，踏踏实实自己练，靠演出让大家心服口服。
他还常说，演员的文化素养跟艺术水平是成正比的，到了一定程度，你没有文化，对人物的理解就是不深刻，就是不准确。他说京剧演员也一样，年轻唱就是比嗓子，但岁数大了，你比什么呀？所以每个年龄段的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越往高处走，你就越要把握演得准确不准确，这话特别精辟。我觉得跟他接触时间越长，越理解这里边的意思。
我一开始叫他们两口子姑姑、姑父，后来一直这么叫没改口，其实他们拿我当闺女，正好他家俩男孩，没有女儿。每次我回去，他就说，今天特级厨师下厨房，他给他自个儿叫特级厨师，然后他就亲自去买一个鱼头，做鱼头豆腐汤，八九十年代那是好菜了。
那会儿他家住在史家胡同20号，人艺的家属院，每次他一拉琴我就跟着唱，到夏天，院子里的人都在听，邻居好多人我都熟。英若诚跟朱旭是棋友，他俩老下棋，朱旭没事儿还爱自己糊风筝，还自己跟自己下围棋。
他的两个儿子听力都有点障碍，得戴助听器，能说话，但说不清。作为家长，他心里很着急，但没有办法，他得面对。这么多年，永远就感觉他对他们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特别有耐心。他跟他们说话很慢，一遍听不明白，就再说一遍。
从父亲的角度，他就是想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今后能生活。但他从来不强迫他们，说你必须要学什么，他完全是根据这俩孩子的爱好，喜欢干什么，我帮你。大儿子手巧，在人艺舞台队做道具，小儿子喜欢拍照片，他就帮着开了摄影工作室。 医生是9月7日下的病危，说就一两天了，我去看他，房间里就我俩的时候我跟他说，您不用挂着他们了，他们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也点头。说是一两天，其实他又熬了整一个星期，到最后把自己耗得特别瘦，到15号凌晨才去世。其实我特别理解他，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还是放心不下。
顾威
人艺导演，曾与朱旭合作話剧《屠夫》。
朱旭表演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然、放松，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
因为他有口吃的毛病，所以在台词方面要比别人下更多的功夫。我们排《屠夫》的时候，我看过他的台词本，极为震惊，所有台词，他都要手抄，而且标明语气、换气、重点。所以有人说他的台词是经过“谱词”的，就是作曲那个“谱”。不仅如此，他作为那个戏里台词最多的人物，还是最早拿下所有台词的演员。可见他在舞台上之所以能如鱼得水、自如地表演，都是因为台下非常密集的用功。
他对台词，特别是外文翻译过来的剧本，会按照他的理解做一些口语化的、符合人物性格的处理。而且他的改动，客观看起来都是自然天成，没有任何斧凿痕迹的。在《屠夫》里，他的很多台词说得非常俏皮，有的在原文中是倒装句，他按照汉语习惯调整以后，效果比原来好多了。话剧跟戏曲不太一样，话剧更强调演员的个性化，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不只是指观众，也指演员，演员演起来各有各的个性，这恰恰就是话剧的魅力。
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时候，曹禺院长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送给毕业生几句话，我记住的就是，“你们毕业之后，要老老实实跑几年龙套，搞戏，没有发财的，要禁得住清贫，忍得住寂寞。”我觉得这个话放到现在仍旧有用，搞话剧的不能拿戏当饭碗，得当事业。
朱旭演出，从来都是提前一个半小时、两小时就到后台了，提前半小时就在候场了，我在剧院很少看他在后台做与戏无关的事，就安安静静的，不一定总在背词，但他要准备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一种习惯的创作的氛围。现在能这样做的年轻演员太少了。
生活中，朱旭是性情中人，他特别爱请客，对什么都有兴趣，这对他的表演有很大的帮助。演员讲究一眼看透人，没有敏锐的眼光演不好人物，因为表演不光是技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人物的理解。剧本上的人物，他一下就能联想到生活里的一些人，他就能有力地去表现；如果剧本写得假，他也能一眼看出来这是作者的臆造。
北京人艺过去常讲现实主义，就是指深厚的生活基础，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有对国家社会的忧患意识。听起来这都是很大的概念，朱旭就是很现实的代表，他演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
1952年，北京人艺建院，22岁的朱旭正式成为其中一名演员，开始了他倾注一生的事业。几十年来，他在舞台上，从扮演《茶馆》里没有台词的过场角色，逐渐发展到次要角色，再到《红白喜事》《哗变》《屠夫》等名戏傍身。80年代，朱旭年过五十，首次接触影视，随后又贡献了知识分子、艺人、王公贵族等身份各异的人物形象。2009年，电影《我们天上见》中的姥爷一角，让他成为无数人心目中难忘的温暖记忆。
朱旭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笑着的。其实，他88年的人生历程中布满坎坷，既经历了时代造成的动荡、挨饿、下放，也克服着命运安排的口吃、后代残障、晚年丧偶。朱旭的妻子宋凤仪曾在书中写道：他爱剧院胜过爱任何地方，这里有他青春时代的脚步，有他中年时期的困惑，有他晚年的辉煌和安乐。因为这份爱，他把生活的苦乐萃取成艺术的养分，化成一个个自然生动的角色。
朱旭去世后，纪念文章铺天盖地，他被称为“表演艺术领域标杆性人物”。在这份寓意成功和伟大的“标杆”之下，我们采访了他的三位亲友，希望从生老病死中重新展开老爷子的生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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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老爷子第一次合作在1982年，电视刚恢复，我们一起拍了《奖金》，那是他的第一部电视剧，从那会儿开始我俩就是酒友。
1984年，我拍《末代皇帝》，一开始想让陈道明继续演老年溥仪，但化妆之后还是觉得假，我就想到了朱旭。我们这个戏想反映的是溥仪如何从万人之上的清朝皇帝一步步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的普通公民。转变集中在朱旭饰演的后六集，场景也只有看守所，非常难。
他一开始不答应，跟我说，“前面22集溥仪在宫里吃香的喝辣的都陈道明，最后抓到战犯管理所受苦了坐牢了叫我了，我不干。”当然这是玩笑话。我也跟他耍赖，我说，“就你了，你不演谁演。”
朱旭对待角色非常慎重，他做了大量功课，看了很多纪录片。但他有一点，他做这些都是默默的，跟谁也不说，等到都准备好了，他跟我讲“我能演”。
我们剧组就住在当年溥仪住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开拍前，他要求把前面的戏都看一遍，把人物的来龙去脉变成他自己的感受。当时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一个皇帝进了监狱，怎么从大反差中表现他独特的个性？朱旭想了很多细节，紧急集合了不会穿裤子、狱友捉弄他让他倒马桶、糊纸盒粘一身浆糊……这些都是他设计的，一点一滴地呈现溥仪心态的改变，非常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当时的剧组氛围特别好，不论大小演员，一天只有5毛钱伙食补贴，大家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把戏弄好，年轻人在朱旭这些老艺术家的熏陶下，都非常敬业。我们光筹备资料就有四大木箱。我们的场记，为了了解那段历史，每天跟着史学家，后来自己都成清史专家了，别人拍清宫戏都找他做顾问。
《末代皇帝》拍完，我们这帮人舍不得解散，我正好看了个很有意思的小说叫《酒友》，我们就又拍了个五十多分钟的单本剧，只花了四天，播出以后还拿了奖。这个剧，朱旭出了很多主意。他演的那个角色是村里的养鸡专业户，怎么表现他家的生活条件好呢？他就让这家女主人露个小胖手和小胖脚，都是特写，不拍正脸，出来效果特别好。
现在人艺有两位“大爷（二声，北京话）”，蓝大爷和朱大爷，就是蓝天野和朱旭。为什么这么叫？因为他们在创作上有名的严格。不过我从来没见过朱旭发脾气，他跟人聊戏从来不讲道理，讲的都是生活。而且他接戏不挑角色大小，喜欢的都演，演了很多很生动的配角。
最近好多文章写他都说“会演戏的演人，不会演戏的演戏”，真的是这样，朱旭的艺术创作从来不是演概念，他都是通过细节和生活中的感受去体验人物、塑造人物，这是我跟他合作最值钱的收获。因为他，我给自己定了条规定，给演员讲戏绝不讲概念，有时候演员会说这个人很温柔、这个人很多疑、这个人脾气不好，这些都是概念，要講这个人的感觉和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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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酒友》的时候有一件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们拍的最后一场戏是演员牛星丽盖着被子在床上躺着，拍完以后，我就看到朱旭掀起被子钻进去抱住了牛星丽。我还纳闷怎么回事，走过去看到老爷子满脸是泪，他说他想起“文革”的时候，他和牛星丽两个人一起住牛棚的日子，他想抱抱他。
朱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深情，虽然他不会用言语表达，但在细节的地方、关键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感情非常深。
我俩同一天生日，这么多年都是在一起过。老爷子爱说爱笑，每年大家都起哄让他演一段，他就演《哗变》里的七分钟独白。突然有一年，他没演《哗变》，演的是《末代皇帝》里溥仪在东京军事法庭上的一大段独白。当时他一边表演我一边哭，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演这一段，他是想告诉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当年一起拍戏的日子。那会儿离拍摄结束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么长的台词，他肯定需要准备很长时间，所以我说老爷子对人好从来都在行动上。
曾经有一次《茶馆》在欧洲巡演，蓝天野临时有状况上不了台，朱旭临危受命，上午接到通知晚上就要演，他就用这半天时间背词排练，最后演出非常成功，蓝天野说比他自己演得好。还有一次他演《蔡文姬》里的左贤王，也是帮别人救场。但朱旭从来都要求演员表不变，不换自己的名字，所以很少有人知道，直到去年人艺整理朱旭的资料，翻出来他当年试妆的照片才提到这些事儿。
前几年，老爷子身体不好以后，家里请了保姆照顾他。那个保姆不大会做饭，他就吃得很少，就这样都从来没有抱怨指责过。他这辈子没在背后议论过别人，创作上的意见都是当面说，而且是启发着说。他给年轻演员做艺术指导，都是让年轻人不要模仿他，要找到自己的方式。 3
朱旭演戏有个特点，不管多严肃的剧情和人物，在关键地方总有不经意的幽默，他从来不是咯吱你让你笑，而是很生活很自然。老爷子平时也是这样，他这辈子没少经历苦难，但他是真的看透了人生，非常热爱生活。
我们过去有好多好玩的事儿，有段时间我俩在山东拍戏，他随身带了一个“热得快”，每天一收工，我俩就把“热得快”插在大茶缸子里煮海鲜，再喝点小酒。有一回我们买了好多虾，正赶上那天当地的朋友非要请客，盛情难却我们只能去了。晚上睡觉总闻着一股恶臭，才发现泡在水池子里的虾臭了。当时我俩住在招待所里，生怕第二天被管理人员发现了没法交待，就把臭虾端到马桶旁边，往里扔几个，“哗”冲一次水，再扔几个，再冲，折腾一晚上也没睡觉。
老爷子吃东西很讲究，他不爱吃大桌子宴席，就爱吃有特点的、接地气的。过去他爱人不会做饭，都是他下厨，他还特别好客，好多人都吃过他做的春饼。
他一辈子爱喝酒，但演出之前绝不喝，演出完了大家凑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天南海北地聊，他说，“聊这些生活琐事是为了将来用在我的戏里，这叫触类旁通。”老爷子是真的爱戏啊，入了迷了。你别看他玩儿，蝈蝈、下棋、唱戏，他不是单纯的玩儿，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观察人、动物和各种东西，这是他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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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老爷子最后一次喝酒是今年8月1日。那天宋丹丹托人给他带了两只蝈蝈和一瓶茅台，他就让孩子给我打电话，要给我送来。我知道那都是老爷子的心爱之物，就赶紧赶过去了。
那天我在他卧室，把他孩子都轰出去了，我问他有什么心里话想和我说、有什么嘱咐的，老爷子就瞪着我，十分钟，一句话也没有。我问他丹丹送你酒高兴吗？他马上就比划，让我拿酒杯。那时候他已经不能吃不能喝了，我就说咱俩演段喝酒的戏吧，我俩比划着碰杯，还喝交杯酒，我让孩子们帮我俩照了相，你看老爷子笑得多好。
之后他就发高烧住院了，当时大夫说老爷子已经不行了，我就想赶紧给他做一个画册，能让他看看，最后也没有赶上，留到了追悼会上。
老爷子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病，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不行了。有两个细节，一个是2015年宋大姐（朱旭的爱人）去世以后，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墓碑设计，一直没有入土，今年小闯（朱旭的儿子）告诉他墓碑做好了，“是不是让我妈先入土？”老爷子摇手说“等我”。还有一个事儿，最近这次住院，他一直要回家，应该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不想在医院过世。
但老爷子从来没有表现过伤感，他太坚强了。去世前一天，他孙女拿手机给他听重孙唱歌，他的手还在被窝里打拍子。
老爷子身后事的料理，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追悼会我也在，但最终我没有进灵堂。遗体告别的时候，我一个人跑到旁边的休息室，在那哭了一场，之前多少天我都憋着，尤其在老爷子面前，那天终于受不了了。我说我不跟老爷子告别，他在我心里留下的都是活着的样子。
王蓉蓉
北京京剧院一团团长、演员，17岁由朱旭推荐考入中国戏曲學院大学本科班。
我跟老爷子相识是1977年，我16岁。因为我家里没人干这一行，所以就通过朋友隔了好几层找到他，算是让他鉴定一下我能不能干这个。当时他就觉得我嗓子好，挺喜欢我的。他会拉京胡，还给我拉了一段，让我唱，唱完他就说你考戏校。
他特别爱才，当初我来北京的时候，中国戏校没有招生，我在他们家住着，等着招生。这期间，老爷子推荐我先到戏校旁听，有的老师就私下说他走后门。后来他把我爸爸给他写的信拿出来给别人看，那信上我爸叫他老师，说明我们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他就是觉得我条件好，才推荐我。最后我上了戏校，他特别高兴。
那时候我刚步入社会，他在重要的、大的问题上，对我的影响和引导特别正确。有一次剧院希望我演《杜鹃山》，他不太赞成，觉得我不适合。后来我说我想演《沙家浜》，他就很支持。他演话剧，这方面看得特别准。他跟我讲，自己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能演什么、不能演什么，因为一个演员的条件是有限的，不是什么都能演，每个人都是这样。他说得确实对，到现在我还经常演《沙家浜》。
前些年演员都讲究登报宣传，老爷子会写东西，有一次我跟他聊，意思就是说，你干嘛不给我写一篇文章。当时他说的话，我记得特清楚，他说，搞艺术的应该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艺术提高上，要磨练自己，练真本事，不能靠别人吹捧。从那以后，我脑子里就再没这些概念了，踏踏实实自己练，靠演出让大家心服口服。
他还常说，演员的文化素养跟艺术水平是成正比的，到了一定程度，你没有文化，对人物的理解就是不深刻，就是不准确。他说京剧演员也一样，年轻唱就是比嗓子，但岁数大了，你比什么呀？所以每个年龄段的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越往高处走，你就越要把握演得准确不准确，这话特别精辟。我觉得跟他接触时间越长，越理解这里边的意思。
我一开始叫他们两口子姑姑、姑父，后来一直这么叫没改口，其实他们拿我当闺女，正好他家俩男孩，没有女儿。每次我回去，他就说，今天特级厨师下厨房，他给他自个儿叫特级厨师，然后他就亲自去买一个鱼头，做鱼头豆腐汤，八九十年代那是好菜了。
那会儿他家住在史家胡同20号，人艺的家属院，每次他一拉琴我就跟着唱，到夏天，院子里的人都在听，邻居好多人我都熟。英若诚跟朱旭是棋友，他俩老下棋，朱旭没事儿还爱自己糊风筝，还自己跟自己下围棋。
他的两个儿子听力都有点障碍，得戴助听器，能说话，但说不清。作为家长，他心里很着急，但没有办法，他得面对。这么多年，永远就感觉他对他们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特别有耐心。他跟他们说话很慢，一遍听不明白，就再说一遍。
从父亲的角度，他就是想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今后能生活。但他从来不强迫他们，说你必须要学什么，他完全是根据这俩孩子的爱好，喜欢干什么，我帮你。大儿子手巧，在人艺舞台队做道具，小儿子喜欢拍照片，他就帮着开了摄影工作室。 医生是9月7日下的病危，说就一两天了，我去看他，房间里就我俩的时候我跟他说，您不用挂着他们了，他们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也点头。说是一两天，其实他又熬了整一个星期，到最后把自己耗得特别瘦，到15号凌晨才去世。其实我特别理解他，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还是放心不下。
顾威
人艺导演，曾与朱旭合作話剧《屠夫》。
朱旭表演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然、放松，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
因为他有口吃的毛病，所以在台词方面要比别人下更多的功夫。我们排《屠夫》的时候，我看过他的台词本，极为震惊，所有台词，他都要手抄，而且标明语气、换气、重点。所以有人说他的台词是经过“谱词”的，就是作曲那个“谱”。不仅如此，他作为那个戏里台词最多的人物，还是最早拿下所有台词的演员。可见他在舞台上之所以能如鱼得水、自如地表演，都是因为台下非常密集的用功。
他对台词，特别是外文翻译过来的剧本，会按照他的理解做一些口语化的、符合人物性格的处理。而且他的改动，客观看起来都是自然天成，没有任何斧凿痕迹的。在《屠夫》里，他的很多台词说得非常俏皮，有的在原文中是倒装句，他按照汉语习惯调整以后，效果比原来好多了。话剧跟戏曲不太一样，话剧更强调演员的个性化，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不只是指观众，也指演员，演员演起来各有各的个性，这恰恰就是话剧的魅力。
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时候，曹禺院长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送给毕业生几句话，我记住的就是，“你们毕业之后，要老老实实跑几年龙套，搞戏，没有发财的，要禁得住清贫，忍得住寂寞。”我觉得这个话放到现在仍旧有用，搞话剧的不能拿戏当饭碗，得当事业。
朱旭演出，从来都是提前一个半小时、两小时就到后台了，提前半小时就在候场了，我在剧院很少看他在后台做与戏无关的事，就安安静静的，不一定总在背词，但他要准备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一种习惯的创作的氛围。现在能这样做的年轻演员太少了。
生活中，朱旭是性情中人，他特别爱请客，对什么都有兴趣，这对他的表演有很大的帮助。演员讲究一眼看透人，没有敏锐的眼光演不好人物，因为表演不光是技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人物的理解。剧本上的人物，他一下就能联想到生活里的一些人，他就能有力地去表现；如果剧本写得假，他也能一眼看出来这是作者的臆造。
北京人艺过去常讲现实主义，就是指深厚的生活基础，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有对国家社会的忧患意识。听起来这都是很大的概念，朱旭就是很现实的代表，他演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