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种政体，其终极追求都是“为民”。现代政治学，虽然更多侧重于对权力分立和制衡的研究，但政治哲学的本原性概念，依然是“为民”，即人民“公共意志”的实现问题。无论是民主、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哪怕是专制政体，其最终的执政方向和施政努力，都要体现“为民”的价值追求。是否“为民”，就成为一把尺子，成为权力合法性的评价标准。
　　《史记·周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周部落当年与戎狄杂处，那些蛮族人看到按照中原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周部落日益发达，就侵掠他们的财物，古公亶父给了他们，他们又想侵占土地，抢夺人民。周部落的人民都很愤怒，准备和獯鬻戎狄开战。古公亶父说：“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他就和比较亲近的属下离开豳开始东迁，“止于岐下”。
　　从《史记》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一个早期部族酋长是怎么看待政权与人民的关系的。他认为，权力只能有利于人民，而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去进行战争，甚至导致“杀人父子”的局面出现。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维护权力，他是不忍为的。正因为心中装着人民，并把权力的本质认清楚的古公亶父，就有了另外的收获：“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不仅原来的周部落的人民扶老携幼追随而去，其他部落的人听说他行善政，也都跟随而去。这是最典型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画面。
　　历史学家唐德刚对此有过分析，认为先秦时期之所以出现民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土地众而人民少”有关，谁不行善政，人民就会用脚投票。所谓“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统治阶级不得不善待人民。他只看到了一个方面，却忽视了人民的公共意志是一切政治的核心这一政治学原则。比如，商鞅变法推行的严惩人民外迁，否则连坐的措施，可谓彻底限制了人们的迁徙权利，但秦王朝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一统天下后，继续它的铁幕政治，把所有的“刀具”汇聚到咸阳，化作十二个金人，依然没能阻止他的政权崩溃。一帮隶圄之人揭竿而起，天下响应。人民的“公共意志”再一次展示了威力，它才是左右政治走向的根本。唐德刚也没有说错，“迁徙的自由”可以让古代帝王看到“人民的选择”这个重要的政治学话题。有周一代，之所以重视人民，确实和这种“自由”有关。
　　有周一代对于人民和政权的认识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至今最接近于现代政治学关于政权和人民关系的认识，也是中国历代政权重视“为民”这一核心政治观念的重要依据。那些自认为是上天的子孙的统治者，把“君权神授”看作他们权力使用的依据，可是，即使是上天，也是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判斷是非的。老天的所见所闻，无不来自于人民。由此看出，无论是现代政治，还是传统政治，人民的公共意志都是其核心议题。
　　与为民相反的就是“害民”。《周本纪》还记载了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的历史。最后的结果是人民叛离，人心散失。当武王领兵前来的时候，人民纷纷逃离纣王的统治，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了。背离了人民的意志，政治权力的存在就丧失了支持，就必然被取代。政权（公权力）体现的是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即使在早期的“皇权专制社会”，接受了“君权神授”思想的帝王，也不可能完全不顾及公共意志即民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
　　当然，执政者如何对待来自于民间的议论，也是“为民”这一核心话题中的内容。政治的执行，不是去听从民意，按照人民的愿望进行政治安排，就会偏离“为民”的方向，出现无法预测的局面。《周本纪》中有大段描述，说的是周厉王“弥谤”的事：“周厉王暴虐侈傲，国人谤王”，面对来自民间的议论，该如何对待，既是一个执政技巧的问题，也是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厉王的做法是：“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杀戮固然会带来短暂的安宁，取得想要的结果，后来也果然是“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而，“国人莫敢言”，还如何让施政走在“为民”的轨道上？对此，早有智者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这个道理厉王不明白，最后是“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人民的议论，很多时候恰恰是改革的着力点。所谓群众观点，就包含着听从人民意志的意思。所谓“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如果听不到人民的心声，这句话就实现不了。“弥谤”，就会限制人民的诉求，阻碍人民意志的实现，也必然影响到“为民”观念的执行。从这一点来看，“弥谤”是和为民相左的。
　　“为民”，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议题，也是一个现代的政治课题。只有从为民出发进行政治设计、改革设计，才会有正确的方向。“为民”看似简单的二字，却深嵌在任何一种政体内部，左右着它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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