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交换的间谍
　　
　　1962年2月的一天,天气阴沉。
　　前东德和西德交界处波茨坦市的铁桥两端缓缓走出两个人,一是个苏联人,一个是美国人。他们用俄语和英语高声喊道:“交换!”美国代表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由肯尼迪总统亲自签署的文件快速宣读,证明这个即将被交换的苏联人无罪。
　　这是冷战时期美苏双方交换重要间谍的一幕。这个被交换的苏联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千面间谍”阿贝尔。
　　
　　二战中的英雄
　　
　　1902年,阿贝尔生在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他从小聪明过人,极富语言及艺术天赋,精通法、德、意、波语。他的德语简直和一个地道的德国人一模一样。后来,他加入了苏联红军,担任军中的无线电技师。
　　阿贝尔的天赋引起了苏联谍报部门的注意,在对他进行了长期的秘密考察后,认为他是个难得的谍报人才,于是要求阿见尔利用自己的天赋来“保卫祖国”。阿贝尔欣然接受。在经过了情报机关的魔鬼训练后,化名为约翰·利贝尔。在1940年迁居德国,结识了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上层,不仅在党卫军中物色和发展了情报来源,他自己也成为党卫军情报机构负责人舒伦堡的副官。1945年返回祖国,获得苏联英雄称号。
　　
　　新时期的新使命
　　
　　二战后,虽然第三帝国已成一片废墟,但是,阿贝尔的使命并未结束。1946年阿贝尔扮作美国公民卡约蒂斯抵达加拿大,身份是画家和艺术摄影师。在加拿大适应两年后,阿贝尔拿着美国公民卡约蒂斯的护照在纽约港登岸。尽管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美国,但他“熟悉”纽约,英语讲得很好,没有什么能使人怀疑他不是美国人。
　　阿贝尔搬进了法尔顿街第252号,身份是画家和艺术摄影师,他在5楼布置了一个工作室。马路对面就是美国司法部大楼,从自己的窗口就可直接观察到出入这幢重要大楼的美国高层人物。
　　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1957年6月21日,那一天,阿贝尔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了。
　　
　　泄密的5美分“硬币”
　　
　　阿贝尔的防范措施非常严密。阿贝尔的间谍用具,很多是用空心的铅笔、螺钉和硬币制成的,被当作放置微缩胶片信件的容器放到藏信点中。即使这些东西在藏信点偶然被人发现,也不会引起注意。
　　一次,阿贝尔用密码写了一封回信,然后制成微缩胶片,放在一枚假的5美分硬币里面。他把这个镍币放到了一个藏信点,但是他的助手海罕兰说,始终没有收到这封信。
　　其实,早在195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掌握这个线索,那枚5美分的硬币。195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个名叫博扎的13岁男孩,在挨家挨户分送报纸。有些人付给他的是5美分硬币。詹姆斯走在马路上,不小心有一枚5美分硬币掉下来滚走了,他追上去,用力一脚踩住。他拿起这枚硬币时,看到这枚硬币裂开了,而且像一只小盒子那样可以关上,在硬币里面装着一小卷微缩胶卷。
　　詹姆斯把这枚硬币给他姐姐看了,而他姐姐的未婚夫是警方的一名特工人员。于是这枚硬币就到了联邦调查局手里,他们把那卷微型胶卷冲出来后,发现上面密写着一系列数字。显然,在布鲁克林某个地方有间谍在活动,由于不经心,他把这枚硬币花了,而这枚硬币本来是用来装微型胶卷的。
　　不过,逮捕阿贝尔的还是由于另一个线索。
　　“不尽人意”的新助手
　　
　　195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苏联情报部门的几名间谍,其中有一个名叫海罕兰。美国警察说服了他同美国警方合作。
　　早在1952年,阿贝尔认为自己需要一个助手。于是莫斯科派给了他一个合适的助手——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尉海罕兰。为了适应这个新的任务,海罕兰接受了3个星期的专门训练。这段时间里,他温习英文,接受底片缩小、胶片软化和密码等课程。同时,他得到了“维克”这个代号,也知道了他在纽约的上司的代号是“马克”。
　　海罕兰接到指令帮助马克吸收特工人员,并同苏联驻纽约的官员保持联系。他每天都会去检查“信号区”,看是否有信件该拿。信号区在公园的栅栏,上面用蓝色粉笔画的记号。横的粉笔号是说有一封信已经放在了藏信点,竖的粉笔号是说信件已经取回。在纽约工作的5年里,海罕兰所利用的纽约市藏信点不下六七个。
　　可是,几次行动后,阿贝尔开始对这个助手的表现非常不满意。阿贝尔叫海罕兰用莫尔斯密码把收音机播送的一些东西记下来,海罕兰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从来没有学过莫尔斯密码。阿贝尔当时严肃地对他说:“在间谍工作中,人人都得知道莫尔斯密码。”并不满地说:“在莫斯科,他们都教了你什么!”接着海罕兰又执行了两项比较简单的任务:一项是前往波士顿,同一位瑞典造船工程师卡尔逊取得联系;另一项是前往新泽西州去吸收一位特工人员。这两项任务中,海罕兰都没有找到人。
　　1955年,阿贝尔让海罕兰在新泽西州开一家照相馆作为掩护。但很快发现他的这个助手对照相一窍不通。这时,阿贝尔违反了间谍工作的第一条规则:特工人员绝不应该知道自己上级的姓名和住址。而他却把海罕兰领到了自己的画室,并给了他一套照相用的器材和一架放在储藏室里的备用短波收音机。
　　在海罕兰到新泽西仅仅一个月后,阿贝尔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他的上级对他的工作很满意,批准他6个月的假期同家人团聚。阿贝尔离开了,海罕兰知道可以自由行动了,他无须每天去检查信号区,无须从上司那听取说教般的间谍课。他不但没有打开照相馆的大门做生意,反而在玻璃上涂了一层蜡,使得人人都知道他没有开张营业,这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阿贝尔度假归来,得知海罕兰没有开照相馆后,责骂助手把工作搞糟了。不久以后,海罕兰接到了莫斯科的一封信,批准海罕兰离职度假,同时提升为中校。这一切都是阿贝尔安排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假期和晋级使海罕兰感到不安,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陷阱,于是寻找各种借口拖延时间,但是阿贝尔坚持要他回去。第二天,海罕兰在途中到巴黎的美国使馆投案自首。
　　
　　被捕
　　
　　阿贝尔知道海罕兰被捕后,感到他自己很有可能被出卖,因此他决定暂不回到布鲁克林的工作室。
　　不过,联邦调查局还是在马路上一家叫“莱塔姆”的小旅馆里找到了他。警察在那些日子里到许多旅馆里去查阅旅客登记簿。在这家旅馆里,有一个令人起疑的名字:马丁·科林斯。他出生证号码是31024,而这个号码是属于一个叫伊米莉亚·弗曼的女人的,她已在6个月前死去,这就是说,科林斯拿的是伪造的证件。这个马丁·科林斯正是阿贝尔。
　　6月21日,阿贝尔正在纽约“莱塔姆”旅馆里睡觉,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涌进他的房间。出示证件后建议阿贝尔跟他们合作,如果他不同意,就得戴上手铐离开这间房间。最终联邦调查局没能说服阿贝尔。
　　决不妥协
　　
　　被捕的头天夜里,阿贝尔同总部进行了一次无线电联系,密码材料就在旅馆房间里。那里还藏着其他一些东西。
　　要在6名特工人员眼皮底下销毁这一切是难于办到的,但是他定下了一个“最低纲领”:要不惜任何代价销毁密码和夜里刚收到的那份无线电报。
　　销毁密码不难,因为密码很小。他把密码捏在手里,说要上厕所,在一名特工人员“警觉的”监视下,把密码放水冲掉了。他还记得有无线电报的字条放在桌子上一堆白纸的下面。讯问结束后,他们叫他收拾东西。刚好他的画板上还有颜料,于是他就设法从那堆纸下面抽出那张字条,并巧妙地拿它来擦颜料。画板擦干净后,就顺势把字条捏成一团扔了。当然,他感到遗憾的是,未能销毁其他证件。不过能销毁密码和无线电报,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他们给阿贝尔戴上手铐,带到汽车旁,让他坐在司机后面。他身边坐着移民局的一名特工人员,前面坐着另一个。这就出现了销毁另一个证据的可能性。在阿贝尔领带的别针中还有一小块相机底片。他假装整理领带,那个特工人员发现了,从他手中拿走别针。但是,那个特工人员没有冷静地先仔细看看,就立即把别针打开了,底片就这样曝光了。
　　在宣判的前夕,法院为阿贝尔确定的辩护人丹诺万给拜尔斯法官写了一封信,指出为了美国的利益应当保留阿贝尔的生命,必要的时候可以拿阿贝尔交换自己人。同时美国的反间谍专家不断地劝说阿贝尔同美国政府合作,但是,得到的答案始终是冰冷的“不”。
　　于是,阿贝尔开始了4年零8个月的铁窗生活。在狱中,阿贝尔情绪冷静,积极锻炼身体,他相信,一有机会,苏联会营救他的。果然,不久机会来了。
　　
　　重见天日
　　
　　1961年,美国报纸上有一条简短的报道,一架U2型气象飞机迷失航向,进入苏联上空,被击落,驾驶员鲍埃尔斯失踪。事实上,鲍埃尔斯已经被克格勃逮捕了,所谓的气象飞机实际上是一架间谍飞机。
　　1962年2月的一天,柏林监狱里,阿贝尔的辩护律师丹诺万来了,告诉阿贝尔,现已商定一小时以后进行间谍交换。
　　就这样,阿贝尔重新回到祖国。为了表彰阿贝尔的卓越功绩,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阿贝尔一枚列宁勋章,并赋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阿贝尔从地下战场的第一线退下来后,没有消极在家里休养,而是积极从事间谍的培训工作,把他自己几十年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传授给后人。
　　1971年,阿贝尔病逝于莫斯科。